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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澤東本人,就是這樣一個「承當這一人格的 人」、「活的上帝」。不過,在Hobbes的英國,「巨靈」的誕生,必須經過每一 個人的授權與協議。但在毛的中國,並不存在這樣一批自覺的國民;如果「全 中國的人民大眾」在毛的時代有過任何自覺的話,那也只是由毛所賦與的。

這一個「巨靈」,只能是毛的人格,在當時中國這特定的時空中,所做的主 觀的投射而已。

毛的思想承接了中國自清以來肯定情欲,反對理、欲二者截然對立的傳 統,又揉合了五四新文化運動中傳入中國的新觀念——主要是達爾文的進化 論中所隱涵的對人性的看法,從而發展出一套「自然人性論」。這個「自然 人性論」,在內容方面,把人的情欲等「自然衝動」視為人性之根本,所以 與孟子以來對人性的看法大異其趣;但在形式上,卻又承受了源自於中國傳 統的「存有的連續性」——「天命」下貫而為人的「天性」,人則應該秉持 著此一「天性」,盡「性」以知「天」,上契於「天」:「人」與「天」是相連 續的。

這樣一種結合的結果之一就是:傳統思想中原本具備的「天理」、「人欲」

的對峙與交戰,完全消失不見了。換言之,在毛身上完全看不到基於道德上 的考慮,而對於自己的欲望加以克制的努力。175

174 Thomas Hobbes著,黎思復、黎廷弼譯:《利維坦》(Leviathan),頁132。

175 據Edgar Snow記下的毛澤東的自述,毛於青年時代,和他的朋友們「熱衷於鍛煉身體」:

「在寒假裏,我們徒步越野爬山,繞城涉水。如果下雨,我們就脫去襯衣,稱之雨浴;烈 日炎炎時,我們也脫去襯衣,稱為日光浴;在春風裏,我們大叫大嚷,稱之為一項新運 動項目『風浴』。寒霜降臨時,我們露宿野外;甚至在一月份到冰泠的江中去游泳。所 進行的這些活動都美其名曰『鍛煉身體』。也許這麼做有助於練就一副強健的體魄。日 後,我在南方的轉徙征程,以及從江西到西北的長征中,極其需要這樣一副體格」。見

而且,由於在毛的思想中,人的「自然衝動」本來源自於「自然」或曰

「天」;既然「天」與「人」是相連續的,順著「自然衝動」而行,就等於是

「天」在人的裏面代理「人」來行動。毛相信:順著「自然衝動」而動,才 是順「天」而行。如果遭遇了任何「外界之抵抗」176

然而,毛的「自然人性論」,卻並沒有發展成自私自利之學;毛反而依 據中國傳思想中「存有的連續性」的應有之義,把它發展成了「精神之利己」、

「精神之個人主義」。

,都應該加以克服,以 期能實現「天」的意志(其實也就是他自己的意志)。在毛身上,一切內在 的衝突,都被轉化為他自己與「外界」的對峙了。

毛作為「精神之個人主義」者,以「我」為中心,以「大我」為目標。

「我」可以——或更恰當地說:必須——吞併萬有、包羅萬有,從「人類」、

「生類」一直到「宇宙」,然後才能成其為「大我」。毛的「我」如同一個阿 米巴(amoeba)一般,不斷吞噬、同化外在的一切,以自我擴大而成「大我」。

毛的革命,其實就是這個「我」擴大為「大我」的過程。

由於是以「我」為主,被包羅進來的則是歸順於「我」的從,由此而形 成的一切關係——包括人際關係、人與自然的關係等等,都不會是一種「對 等」(co-ordination)的關係,而是一種以「我」為主的「隸屬」(sub-ordination)

的關係。

取傳統中國的思想型態,以與毛的思想相對照:在傳統中國思想中,「天」

對於「人」具有優位性;在毛身上則剛好相反,「人」對於「天」才具備優 位性。「天」因此從屬於「人」。在此處,毛變造了中國傳統的思想模式。

Edgar Snow著,李方淮、梁民譯:《紅星照耀中國》(Red Star Over China),頁 109。就 毛而言,這樣的「鍛煉」,其最終的目的,與其說是為了克制自己的欲望,還不如說是 為了降服在自己以外的力量。當然,在毛的自我「鍛煉」裏面,也有自制的成份;但就 如同那句西方的諺語所說的一般:「要勝過別人,必須先勝過自己」;其最終的目的,

仍是毛所謂的「與天奮鬥,其樂無窮;與地奮鬥,其樂無窮;與人奮鬥,其樂無窮」。

但這與道德意義上的自制是大異其趣的。

關於這一方面的思考,我受惠於陳永發老師的提醒。

176 毛澤東:〈《倫理學原理》批注〉,《毛澤東早期文稿》,頁181。

然而,在中國的傳統思想中,君子與小人之間本就不是「對等」式的關 係,而是以君子為主的「隸屬」式的關係;這一點,在毛身上,則依舊留存 了下來。

根據毛的這一套理念,而建立起來的中國的「共產黨社會」,必然是以 毛本人為中心的「大我」的具體化。這個「大我」,首先在中國共產黨與「無 產階級」身上,找到了自己的具體化;再後則在中國人民身上,實現了自己 的具體化。更重要的是:這個「大我」,必須是相對統一的,在其內部,不 允許有分歧存在。由於毛相信「我」具有這種包羅萬有的能力,所以他宣稱

「己即神也」、「我即宇宙」。

這樣一個「大我」,超越了毛一己的個別性與特殊性,而具備了普遍性 與絕對性。在這「大我」之內的一切成員,也都必須克服一己的個別性與特 殊性,以企及那絕對性與普遍性。而這也就是毛所稱許的「歷史之意志」。 總結來看:在毛身上,他起碼對儒家傳統的內容,進行了兩種改造:首 先,在內容方面,傳統的「道德人性論」被竄易成了「自然人性論」,由是 而所有修身的工夫都消失不見了;其次,在形式方面,「存有的連續性」儘 管依舊存在著,但卻被倒轉了過來:由原先「天」相對於「人」的優位,改 易成了「人」相對於「天」的優位,因而成就了毛的「己即神也」、「我即宇 宙」的哲學。

然則,毛的早期思想,到底與中國傳統思想有多少關係呢?

帝制中國的傳統思想,如果原封不動、不加修改,本來也不至於造成「極 權 主 義 」 的 局 面 。 只 有 當 支 持 整 個 帝 制 中 國 的 「 宗 教 與 精 神 權 威 」

(“religio-spiritual authority”)衰亡以後,原本組成傳統中國思想有機體的 那些個別的因子,才會游離開來,各自在各個五四人物身上,尋找各自的機 遇。

就在毛澤東身上,我們看到了中國傳統思想向著後來的「極權主義」意 識型態發展的路徑。儒學傳統中的因素,在帝國時期,並未造成「極權主義」

的 局 面 ; 它 必 須 經 過 毛 澤 東 式 的 變 造 , 才 可 能 向 著 「 極 權 主 義 」

的 方 向 發 展 。177

真正的悲劇,其實在於,我們在毛身上發現的那形成毛的「極權主義」

意識型態的最關鍵因素:對於那掃除一切特殊性、個別性的「大我」的追 求,——它的前身,卻是在中國傳統思想中最動人的因子:面對著人類的苦 難,而力圖救焚拯溺的憂患意識。當此一憂患意識,以全新的姿態重現在毛 的思想中時,卻已面目全非,變成了強要「普通人」去當「聖賢豪傑」;換 言之,強要他們除去自己的個別性與特殊性,以相忘於「大我」之中的精神 動力了。

毛所進行的共產革命,正是為了體現這樣一個「大我」的必經之途。所 有阻礙「我」發展而為「大我」的「外界之抵抗」,都必須掃蕩淨盡。為了 實現「大我」這一個理想,毛必須開始關注現實中與他對敵的一切——那些 反抗、拒絕被他的「大我」所吞噬的一切:毛的一生,就是克服並吞噬這一 切的過程。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建立,則是毛的「大我」之階段性的完成;

是「己即神也」的實現,是「神」的誕生。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毛澤東時代,

在那極權主義的階段所發生的種種事故,也都是以毛澤東這一尊「神」、這 一個「活的上帝」為主軸而發生的。如果不釐清毛澤東的早期思想,也難能 得其確解。

177 劉述先曾經指出:「文革絕對不可能出現於傳統中國,但是同樣不見於蘇聯東歐」;所 以「唯一可能的解釋」是:「這是反傳統與傳統因素的獨特的結合」。見劉述先:〈毛 澤東對中國傳統文化繼承之分析〉,收入劉述先:《當代中國哲學論‧人物篇》(River Edge:八方文化公司,1996),頁95。我完全同意他的看法,我在此處所做的,只是把 此一「反傳統與傳統因素的獨特的結合」的獨特處細加釐清而已。

Young Man Mao Zedong’s Thought and the Birth of Moder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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