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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餘論

歷史研究者都知道要追求真相,因此強調對研究對象應具同 情之了解,亦即胡適所謂還歷史一個本來面目。但歷史真相或本 來面目非如一般人所想像那麼容易獲致,事實上,歷史研究者除 根據擁有的證據去詮釋、論述之外,也無從知道歷史的「如實」

真相或面目是什麼。故胡適只能強調有幾分證據說幾分話,因此 特別注重考證的工夫,為的就是要確定事實,並將尋找事實、尊 重事實、根據事實說話視作科學精神與科學方法的首要關鍵。但 事實作為外在事物,只是一個人作為行動者採取行動時所要應付 或反應的環境,這個歷史環境只有在一個人不自覺地接受歷史認 同過去才能形成其延續性與作用。胡適實驗主義所要鼓吹的,就 是一個有「創造的智慧」與「智能的個性」的行動者,是時時刻 刻自覺自己站在歷史的轉捩點上,每一時刻都是個人歷史的新起 點,有共同的自覺能形成共同的行動的集體個人亦然。實驗主義 就是一個人或一群人「投影」未來欲實現其目的時,面對問題、

採取行動的一套思想方法,而這一套思想方法是建立在其特有的 方法論、真理論與實在論之上。本文要強調的是,胡適實驗主義 在中國思想史上反傳統的革命性與斷裂性。胡適思想與中國傳統 學術的連續性與親和性,都只是一種表象,在胡適實驗主義思想 特質中不具關鍵性。是胡適想要在中國傳統學術思想中尋找實驗 主義可資利用的材料,而不是中國傳統考證學形成胡適的實驗主 義,兩者的思想特質是完全不同的。只有了解胡適思想作為中國 傳統的異端,才能了解胡適自認比歐美的思想家更像「西方」的 自我認同與身處中國的寂寞感。106

105 胡適,〈介紹我自己的思想〉,《胡適文存》,第4集,頁624。

106 胡適1926年9月在法國巴黎寫給韋蓮司(Edith Clifford Williams, 1885-1971)的信中 說:「我必須承認,我已經遠離了東方文明。有時,我發現自己竟比歐美的思想家 更『西方』。」見周質平,《胡適與韋蓮司─深情五十年》(臺北:聯經出版事

這也正是胡適與以中國正統自居的馮友蘭最大的不同之處。

在 1958 年〈《中國古代哲學史》台北版自記〉中,胡適再度提到 與馮友蘭關於老子年代問題的爭論,而謂:「我忽然明白:這個老 子年代的問題原來不是一個考證方法的問題,原來只是一個宗教 信仰的問題!像馮友蘭先生一類的學者,他們誠心相信,中國哲 學史當然要認孔子是開山老祖,當然要認孔子是『萬世師表』。在 這個誠心的宗教信仰裡,孔子之前當然不應該有一個老子。在這 個誠心的信仰裡,當然不能承認有一個跟著老聃學禮助葬的孔 子 」107。 胡 適 最 在 意 的 是 , 馮 友 蘭 的 論 斷 並 沒 有 令 人 心 服 的 證 據,在胡適眼裡馮友蘭沒有尊重事實講究驗證的科學精神,故才 會說出「天下蠢人恐無出芝生右者」的話。胡適在《中國古代哲 學史》論韓非的章節中,稱讚韓非重視證據、實驗與功用,引證

《韓非子》〈顯學〉篇一段話:「孔子、墨子俱道堯舜而取舍不 同,皆自謂真堯舜。堯舜不復生,將誰使定儒墨之誠乎?……不 能定儒墨之真,今乃欲審堯舜之道於三千歲之前,意者其不可必 乎?無參驗而必之者,愚也。弗能必而據之者,誣也。故明據先 王必定堯舜者,非愚則誣也。」108胡適所謂馮友蘭之蠢,正是韓 非所謂「無參驗而必之」之愚也。1934 年〈寫在孔子誕辰紀念之 後〉一文,有謂「夢想從那『荊棘叢生,簷角傾斜』的大成殿裏 抬出孔聖人來『衛我宗邦,保我族類』!這豈不是天下古今最可 怪笑的愚笨嗎?」109胡適所謂「天下蠢人恐無出芝生右者」正是 此意也。胡適有必要去「妒忌」、「氣憤」、「怨恨」一個在自己眼 中是「天下古今最可怪笑的愚笨」之人嗎?

胡適對自己《中國哲學史大綱(卷上)》一書在中國現代學術 史上的地位是很有自信的,1927 年在〈整理國故與打鬼〉一文

業公司,1998),頁56。1927年4月在美國給韋蓮司的信中,胡適透露:「其實我 一向很寂寞,我只是用不斷忙碌的工作來麻醉自己,忘掉寂寞。」見周質平,《胡 適與韋蓮司─深情五十年》,頁55。

107 胡適,〈《中國古代哲學史》臺北版自記〉,《中國古代哲學史》,頁9-10。

108 胡適,《中國古代哲學史》,頁339。

109 胡適,〈寫在孔子誕辰紀念之後〉,《胡適文存》,第4集,頁490。

中,即謂:「我自信,中國治哲學史,我是開山的人,這一件事要 算是中國一件大幸事。這一部書的功用能使中國哲學史變色。以 後無論國內國外研究這一門學問的人都躲不了這一部書的影響。

凡不能用這種方法和態度的,我可以斷言,休想站得住。」110對 自己的歷史地位這麼有自信的人,難道會怕被超越嗎?其實胡適 思想的歷史意義,並不只在哲學史研究這種學術領域,更重要的 是在引進並詮釋西方現代思想,重估中國傳統的一切價值,提供 一種未來中國的全新想像。邵建在《二十世紀的兩個知識份子─

胡適與魯迅》書〈序〉中指出:「文革結束後的 1980 年代,大陸 中國逐步對胡適重開評價,這是一個『去妖魔化』的過程。胡適 作為一個研究對象,逐步從學術領域過渡到文化領域和思想領 域。隨著人們對胡適和胡適思想的深入,已經沉入歷史背影中的 胡適再度走向歷史前台。以致一個我很尊敬的老人在他去世前這 樣語重心長:二十一世紀是胡適的世紀。」111試問,有哪一個中 國人會說二十一世紀是馮友蘭的世紀?胡適需要「妒忌」馮友 蘭?胡適對自己和自己為中國所選擇的方向和道路是很有信心 的,而所謂信心,用胡適的話來說,就是:「敢於肯定一個不可知 的將來的勇氣」。112

110 胡適,〈整理國故與打鬼〉,《胡適文存》,第3集,頁126。

111 邵建,〈序〉,《二十世紀的兩個知識份子─胡適與魯迅》(臺北:秀威資訊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2008),頁 ii。

112 胡適,〈寫在孔子誕辰紀念之後〉,《胡適文存》,第4集,頁490-4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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