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國共內戰時期吳宓的抉擇
中日大戰甫剛結束，國內政治對立隨即登場，這一場國共兩黨政治角力 的殊死戰對於吳宓而言，是感覺來的太快，還是在抗戰時期就早已感受到的 隱憂？吳宓如何看待眼前這個千頭萬緒、百廢待興的國民政府；對於步步進 逼、欲取而代之的共產黨又會有什麼評語？除了政治、經濟等社會環境的因 素外，文化傾向以及交友網絡是否也曾經影響過，其或去或留的思考抉擇，
是否構成了吳宓與其文化立場相近的學人最後不願意離開大陸的最終原 因？職是之故，筆者希望能將吳宓思考一九四九年去留問題的抉擇，視為其 經歷國共內戰、長時間的猶豫搖擺、不斷變動的思考過程，而不是在「新中 國」內戰必勝的革命建構下，一切可能被刻意掩飾的去留傾向，以及刻意被 修正過後的預設立場。本文嘗試重新檢視歷來以「後見之明」的偏誤將吳宓 留在大陸的結果，倒果為因的視為他早就深信不移、對中國文化不證自明的 心理狀態。如果，吳宓在文化的立場上，真如他女兒吳學昭所說「不會輕易 離開這一優秀文化植根所在的祖國大陸」的話，1那麼，一貫以來吳宓在日記 中對於共產黨的記載，大多將共產黨視為中國文化死敵的批判立場與高度的 戒心，文化與政治之間的矛盾如何反映在吳宓的抉擇上，如此「怕革命」的 吳宓，為何最終會選擇「留下」此一與其歷來政治立場相悖的行為呢？因此，
筆者希望在此章除了分析吳宓個人的抉擇外，並擴及其周遭的文化保守主義 群體們，交友網絡對於彼此間去留的傾向上所發揮的影響性，是否也曾徵詢 討論、相互指示？在國共內戰日漸激化的僵局下，知識份子在面臨其文化與 政治立場的矛盾之間，對於左右去留之外，是否曾經懷抱有走「第三條路」
的期待？
1 吳學昭，《吳宓與陳寅恪》（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1992），頁128。
第一節 內戰前夕吳宓不願北歸的理由
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中國的勝利並沒有帶來相應的國內和平，身為戰 勝國之一的喜悅不僅無法稍稍地撫平國共長期鬥爭下的嫌隙，甚至造成了反 作用，勝利推倒了兩黨之所以能攜手合作、相忍為國的唯一共識。以往研究 多強調抗戰勝利後，內戰繼起的必然性，國共鬥爭的兵火一路從戰場蔓延至 校園，此一抗戰隨即進入內戰、無片刻和平的歷史轉折，似乎成為兩黨勢不 兩立下的必然結果。尤其，在兩黨長期宣傳、攻訐彼此的口實孕育下，不論 是中共宣傳裡攻擊國民黨「假和平、真內戰」的陰謀，還是毛澤東所刻意的 形塑出，共產黨是「被逼著拿刀」的萬不得已「針鋒相對」方針：「蔣介石 總是要強迫人民接受戰爭，他左手拿著刀，右手也拿著刀。我們就按照他的 辦法，也拿起刀來」、「現在蔣介石已經在磨刀了，因此，我們也要磨刀」，
把矛頭指向「蔣介石在挑動內戰」說。2又或是國民黨方面指責中共「一分抗 日、二分應付、七分擴大」，不徹底抗戰甚至破壞抗戰的攻訐，再再都顯示 出，國共兩黨關於內戰論述的歷史建構裡的必然趨勢，抗戰一結束，不僅全 面內戰絕對不可避免，並且只有「扳倒對方」這個唯一正確的選項，中國革 命才能夠贏得最後的勝利、迎接真正的和平。3但令人好奇的是，對於當時代 的知識份子而言，尤其對於吳宓而言，內戰是否真是如此無可避免的「中國 之命運」？社會民心的遍地不滿，是否一定得通過政權的更迭作為換取和平 的代價呢？
2 毛澤東，〈抗戰勝利後的時局和我們的方針〉（1945年8月13日），〈蔣介石在挑動內戰說〉（1945 年8月13日），收錄自毛澤東著，中共中央毛澤東選集出版委員會編，《毛澤東選集》第四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頁1126-1127；頁1137-1139。
3 關於中共對抗戰與內戰方面的歷史論述所進行集體記憶的建構和操弄，可參看翟志成，〈集體 記憶與歷史真實：「平型關大捷」的建構與解構〉，《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期51
（2006年3月），頁131-186。關於國民黨指責中共故意犧牲抗日以換取擴大自身實力的論述，
可參看陳永發，《中國共產革命七十年》（上）（台北：聯經出版社，2001），頁346。
一九四六年開始的國共內戰並不只是單純的內戰，這時，無論共產黨或 國民黨，在考慮今後將何去何從時，都無法不考慮美國和蘇聯兩強的意向，
所以當第二次世界大戰甫勝，兩強爭霸的冷戰格局便已然成形。4一九四五年 春天，盟軍在歐洲戰場節節勝利、攻陷柏林的消息一方面激勵人心，但另方 面蘇聯對於東北領土的覬覦也昭然若揭，亦喜亦憂的複雜時局，讓吳宓與其 好友陳寅恪藉由彼此往來的詩作，表達出兩人對政治現況耿耿於懷的憂慮。
因此，當吳宓讀到陳寅恪《玄菟》詩中「當年覆轍當年恨，一寸殘山一寸金」
來隱喻對中國領土完整的關切與維護之情時，5吳宓同樣地在抄錄此詩存稿的 附注中，寫下了他對於中俄關係的看法：
時宋子文與蘇俄訂約，從羅斯福總統雅爾達密議，以中國東北實際割 讓與蘇俄。日去俄來，往復循環，東北終非我有。6
一九四五年二月十一日，美、英、蘇三國領袖所締結的「雅爾達密約」
（Yalta Agreement），將中國之外蒙古與東三省兩鐵路（中東、南滿）、與兩 港口（大連、旅順）的權益畀與蘇聯，會中雖有談到應取得中國的同意，但 又要羅斯福（Frankin D. Roosevelt）總統盡力符合史達林（Joseph Stalin）的 要求。7而史達林的態度自然同樣也牽繫著對華政策下中國共產黨的發展，但 史達林對中共的態度同時是有兩面的，一面當然認為蘇聯的國家利益優先，
不能因為支持中共而受到損失；另一面則基於共產主義的共同信仰，認為有 支持中共發展的義務，中共的勝利畢竟是世界共產革命勝利的一部份，所以 他也一定會給予中共某種程度的支持。8雖然吳宓以及陳寅恪自然無法了解毛
4 陳永發，《中國共產革命七十年》（上），頁406。
5 吳定宇，《學人魂－陳寅恪傳》（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1997），頁145。
6 吳學昭，《吳宓與陳寅恪》，頁118。
7 林桶法，《戰後中國的變局：以國民黨為中心的探討（1945-1949年）》（台北：台灣商務，
2003），頁63。
8 陳永發，《中國共產革命七十年》（上），頁406-415。
澤東與史達林之間彼此的種種矛盾與猜忌，但，就吳宓以旁觀者的角度觀察 而言，蘇俄與共黨意欲破壞中國政權統一與領土完整性的立場上，兩者無疑 是一致且相互支援的依存關係。因此，當吳宓與蕭公權、陳寅恪在一九四五 年抗戰尚未成之際，對於時局的討論上，便已無法忽視蘇俄與中共對於中國 政權與國土瓜分上勃勃的野心，悲觀設想著異日華北的沉淪：
異日華北必入共產黨掌握，吾儕只宜蛰居長江流域則武大較宜云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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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這份對蘇聯與共產黨的重重隱憂，在抗戰甫勝之際，暫時的抵擋不住 中國熬過戰火後，親眼目睹日本投降的當下，從城市到鄉村，無論國民黨或 共產黨，上上下下舉國民眾情緒熱切的沸騰，以及分別用不同的方式慶祝著 這份用同胞的鮮血與苦難所換來的勝利。千萬中國人民的欣喜若狂，尤其是 經歷八年那份壓抑許久的悲壯滅絕、受盡屈辱的國破家亡之恨，一夕之間，
喜悅之情瞬間爆發。甚至於，就連一貫對抗戰前途悲觀絕望，新近又因眼疾 自傷自憐的陳寅恪，10也一掃其心底長期籠罩的陰霾，揮筆寫下了紀念這普 天同慶、舉國歡騰時刻的七言律詩〈乙酉八月十一日晨起聞日本乞降喜賦〉：
降書夕到醒方知，何幸今生見此時。
聞訊杜陵歡至泣，還家賀監病彌衰。
9 吳宓著，吳學昭整理注釋，《吳宓日記冊九 1943-1945》，1945年3月21日，頁456。此外，據蕭 公權的回憶，在一九四五年八月十日晚飯後聽到日本準備無條件投降的消息，在高興之餘，
又再度想起華北的危局：「我忽然想到，對外戰爭固已結束，內亂威脅仍然存在。蘇聯出兵東 北，戰後當然要撤退。但中共的軍隊難免趁虛強占。關外的疆土，淪為化外，是意中之事。
事後才知道，我當時的推想，實在過於樂觀。不到五年，赤禍竟遍及全國。」引自蕭公權，
《問學諫往錄》（台北：傳記文學出版社，1972），頁140。
10 翟志成認為，陳寅恪在抗戰時期的詩作，對抗戰前途的悲觀心境，在詩作中表露無疑，對於抗 戰大業恐無多大助益。轉引自翟志成，《馮友蘭學思生命前傳》，頁369-370。
國讎已雪南遷恥，家祭難忘北定時。
念往憂來無限感，喜心題句又成悲。11
吳宓在一九四五年八月十日的日記裡，同樣地記錄下聽到日本已無條件 投降時，「全市欣動，到處爆竹及大炮聲，文廟燕大諸生，亦竟撞鐘燃竹並 喧呼唱歌，至夜半始息」的狂歡之景，但他卻沒有多加描述自己的情緒，只 淡淡的留下「宓遂失眠」一語。12過了幾日，吳宓修成了其所作《日本投降 抗戰結束感賦》一詩，才顯露出自己與周遭欣喜情緒格格不入的抑鬱原由：
東西齊奏凱，寰宇戰云終。
戎首原無幸，天心本至公。
及茲宜戒懼，舉世尚貪功。
歸去吾何往？悲歡匪眾同。13
相較於陳寅恪的「喜賦」，吳宓的「感賦」雖然帶有相同對戰勝的喜悅，
卻也直白道出了戰爭的結束並非終點，中國求之不易的勝利之喜也無法全然 消解吳宓對其自身未來前途去留的茫茫然，尤其令人好奇的是，吳宓那份與 當下社會歡欣氛圍格格不入的「戒懼」，究竟所為何來，是源自於和馮友蘭 相同的預感「覺得內戰要爆發了」嗎？14或許，從吳宓聽聞某君談時局內情
卻也直白道出了戰爭的結束並非終點，中國求之不易的勝利之喜也無法全然 消解吳宓對其自身未來前途去留的茫茫然，尤其令人好奇的是，吳宓那份與 當下社會歡欣氛圍格格不入的「戒懼」，究竟所為何來，是源自於和馮友蘭 相同的預感「覺得內戰要爆發了」嗎？14或許，從吳宓聽聞某君談時局內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