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抗戰時期吳宓對時局的思考
關於戰時中國學界在思想文化的相關討論，主要強調在愛國主義的發展 上，作為與抗戰中國知識份子對話的主軸。研究熱點大多集中在梳理戰時激 進、自由與民族主義三者交錯糾結的複雜關係，尤其針對在政治層面的活動 與影響。相較之下，對文化保守主義者的討論則大多聚焦於個別學者在學術 志業上與愛國主義之間的呼應關係，例如馮友蘭在哲學上、錢穆在史學方面 的貢獻；又或是以雜誌刊物如《戰國策》、《思想與時代》對於中國思想文化 的關注，在追求科學人文主義的理念外，也與政府民族宣傳有部分的相契。
因此，在目前既有研究裡知識份子與抗戰史的互動重點，絕大多數是強調在 特殊動員體制下，知識份子「變」的一面。但更令筆者好奇的卻是延續性的 問題，在抗戰建國的動員口號下，知識份子是否仍有其不向民族大義靠攏的 自由，以及政治主張與學術理念上「不變」的堅持？
以吳宓的學術網絡為例，抗戰時期的吳宓大多被書寫在西南聯大此一
「民主堡壘」之內，成為應證聯大多元自由學風的教授名單之一。但實際上 呢，吳宓所體悟的聯大學風是否真如研究者所陳述的「在合作、和諧和寬容 的精神下堅持了八年」？1除了學術領域內，學人間相處果真如此「琴瑟和鳴」
使人懷疑外，在聯大這面抖擻的愛國主義旗幟底下，知識份子對於自己救國 抗日的歷史使命，難道除了信仰外沒有任何矛盾、質疑與低潮嗎？如果只把 吳宓放在聯大校史的框架之內，覆蓋於民族大旗的底下，似乎降低了吳宓身 為「人」的活力與靈魂，也看不見他的思想動向、學術理念與聯大之間除了 和諧相處外，更接近真實的歧異性。除了聯大，另個與吳宓相契的學術群體，
則是延續自《學衡》的《思想與時代》。2目前關於《思想與時代》的研究，
1 易社強著，饒佳榮譯，《戰爭與革命中的西南聯大》（台北：傳記文學出版社，2010），頁129。
2 張其昀曾坦言《學衡》與《思想與時代》之間一脈相承的歷史淵源：「當時浙大文學院同人創
主要將其視為與始自東南大學為中心的學衡派理念相通、延續「部分」學衡 派以溝通中西文化為基本精神的學術群體。有趣的是，身為《學衡》核心要 角的吳宓，究竟是如何解讀、抑或是否認同《思想與時代》順應時代與政治 需求下所致力於宣揚的「民族文化史觀」？吳宓和《思想與時代》的關係，
除了共性外，特別是與文化保守主義學人之間的歧異性，在現今研究話語蓋 括其為一體的前提下，十分模糊。抗戰帶來的「變」，究竟如何影響吳宓在 聯大、以及與舊有學衡同仁（抗戰時期大多居於浙江大學）之間，進行徘徊？
抗戰時期吳宓與聯大、浙大，這兩個學術群體的歧異性，是本節主要的對話 與關懷。此外，吳宓在抗戰前後的思想上、尤其是面對國家斷續與否的救亡 問題、民族主義、國共兩黨等政治時事的思考上，是否有其延續自一九二O 年代「不變」的政治態度與文化關懷？關於吳宓的研究在抗戰時期，特別是 政治思考方面討論的缺乏也是塊令人好奇的空白。因此筆者意欲透過吳宓，
這位學術立場上傾向保守、在政治立場上無黨無派的學人之眼，觀察出知識 份子此一國難當頭的非常時期，更接近人性的抗戰經驗及其抉擇。
第一節 七七事變之際吳宓對戰爭的反應
從一九二O年代進入到三O、四O年代的中國，以強化民族凝聚力為號召 的愛國主義精神，一直被國民黨視為從北伐延續至抗戰時期，向民眾宣傳最 有利的籌碼。但如何運用此一籌碼，國民黨可以說是掌握各不同貌的彈性詮 釋權。自然，該「向誰」汲取形塑愛國主義所需要的養分也就得「因時制宜」
了。北伐時期，國民黨動員下愛國主義的矛頭指向的頭號敵人，既然是提倡 尊孔尚古的諸軍閥們，所以在當時國民黨的宣傳語彙中，便成功的利用北洋 政府崇儒敬孔的保守性，與其附勢於列強的行為連為一氣，成為中國救亡與
辦《思想與時代》雜誌，以溝通中西文化為職志，與二十年前的《學衡》雜誌宗旨相同。」轉 引自何方昱，《科學時代的人文主義：《思想與時代》月刊（1941-1948）研究》（上海：上 海書店出版社，2008），頁307。感謝劉維開老師在大綱審查時，提醒筆者參考何方昱的研究。
統一大業的最大絆腳石。在醜化軍閥的同時，國民黨更自詡為愛國主義精神 的唯一代理人。因此，北伐時期所倡導的愛國主義，除了帶有一般悉知所謂 的「反帝國主義」色彩之外，宣傳中也包括了以否定中國傳統文化、與繼承 五四精神的使命自詡，作為肯定國民黨自身進步性與自豪感的養分來源。
但在抗戰時期，面對日軍鯨吞蠶食、國家存亡的危急之際，對中國傳統 文化的認同，當然是決不可揚棄的民族種苗，以及裝載愛國情操最佳的培養 皿。如前章所述，對吳宓而言，如果北伐時期國共兩黨讓他最深惡痛絕之處，
即是兩者對於傳統文化盡行詆毀之能事的話，那麼，自一九三O年代以來，
國民黨從中央到地方，各種「復古救國」言行舉措看來，以發展東方文化、
民族精神為首的宣傳，這份為國家為民族貢獻心力的熱情，是否觸動向來在 文化立場上偏好「保守」的吳宓，因而對於高舉中國文化、三民主義大旗的 國民黨心悅誠服，並進一步產生向政治靠攏的迴響呢？從九一八事變以降，
全力支持國府為抗日為救國作準備，似乎已被放大為大多數知識份子安生立 命的信託來源。在中國瀕臨淪亡的壓力前提下，提倡民族色彩的氛圍顯然更 重於昔。在五四時期自詡決不以「熱心人」、或粗淺「愛國者」自命的吳宓，
又該如何消化這股在抗日運動裡不斷加熱升溫的愛國焰火？吳宓心中政治 觀察的座標軸，又是否會因國難當頭而自覺地發生翻轉？
一九三五年由學術文化圈內十教授聯名的發表的《中國本位的文化建設 宣言》（以下簡稱《宣言》），儘管主旨是希望站在發揚「文化」的立場上建 設來中國，但其內容卻仍舊強調，將革命的發展視為拯救中國近代政治泥沼 的浮木，明顯地帶有政治傾向上，對於國民黨官方「革命必勝」訴求的呼應。
3儘管吳宓並未直接地參與關於《宣言》所引發的「本位文化」與「全盤西化」
的論戰，但以文化立場來說，從吳宓在其日記中屢屢提及的對於中國綱常的 貶損、人心道德頹喪的憂心忡忡都不難想像，他對於胡適所聲稱「中國的舊 文化的惰性實在大的可怕，我們正可不必替『中國本位』擔憂」的論調會有
3 樊仲雲主編，《中國本位文化建設討論集》（上海：文化建設月刊，1936），頁10-15。
多氣急敗壞了！4除了文化層面外，在國難當頭的烏雲底下，吳宓對政治的看 法，是否會伴隨民族主義義憤填膺的情緒而隨之起舞呢？從吳宓與何炳棣
（1917-2012）談論對於中國近世歷史政治的見解裡頭可以知道，吳宓首先認 為，近代以來的政治發展總是支持改革或維新的右派（Reformation）敗，而 左派（Revolution）勝，然事實上，右派不僅在學識上較深宏，政治主張亦 較為正確；另方面，儘管吳宓認為日本破壞中國之統一政府與中央集權之舉 固然實屬可惡，但中國人為虎作倀，自壞紀綱規律與忠誠之信念，同樣也須 擔負咎由自取之責。5吳宓此時此刻的心境像極了孟子所云：「夫人必自侮，
然後人侮之；家必自毀，而後人毀之；國必自伐，而後人伐之。」
由此可知，雖然此時號呼救國之聲漫天蓋地席捲而來，但在政治傾向 上，民族主義熱浪中隱含的不理性，並沒有影響吳宓對於國共兩黨所強調的 革命史觀產生絲毫的妥協或迎合。相反的，儘管吳宓一方面十分認同國民黨 為維持中國統一作出的貢獻，但另方面卻也認為，國民黨在受了外患刺激後 才意識到要將「文化復興」點綴於表面、骨子裡卻仍以五四革命精神自居的 行為，是很矛盾的。不過，若將國共兩黨同樣置於吳宓的天枰上進行比較，
對努力維繫中央集權與政治穩固的國民黨，吳宓心中自然是舉起雙手支持，
較之於共產黨所宣傳的「奮鬥救國」，在吳宓政治認知的界定裡，根本就是 在理應共赴國難之際，卻還火上添油、加速破壞中國統一、製造內亂的行為，
是更可惡於日本這個他國的。尤其，當吳宓聽聞西安事變的發生，蔣介石被 羈禁於西安，可能已被殺害的謠傳時，不禁讓他感到十分地惶恐，更憂慮此 事變對於目下飽受內憂外患之苦的中國而言，其所造成的動盪與衝擊，不僅
「去統一益遠」，甚至可以說是「貽害於國家無窮」。6
在中日抗戰爆發前後，國家命懸一線的危機感瀰漫著整個中國，吳宓所
4 陳儀深，《獨立評論的民主思想》（台北：聯經出版社，1989），頁230-231。
5 吳宓著，吳學昭整理注釋，《吳宓日記冊六 1936-1938》（北京：三聯書店，1998），1936年8 月8日，頁33。
6 吳宓著，吳學昭整理注釋，《吳宓日記冊六 1936-1938》，1936年12月13-18日，頁63。
感受到清華校園的不平靜，或許是北平、又或整個中國群情惶惑的縮影。當 學生紛紛以救亡活動為由，要求免考罷課，逼的教授們發表〈國立清華大學 教授辭職宣言〉的簽名裡，吳宓也列名於內。7儘管在讀書與救國問題處理的 輕重緩急上，學生與教授由於身份關係，而站在相互對立的立場，但愛國的
感受到清華校園的不平靜，或許是北平、又或整個中國群情惶惑的縮影。當 學生紛紛以救亡活動為由，要求免考罷課，逼的教授們發表〈國立清華大學 教授辭職宣言〉的簽名裡，吳宓也列名於內。7儘管在讀書與救國問題處理的 輕重緩急上，學生與教授由於身份關係，而站在相互對立的立場，但愛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