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章主要透過吳宓的學思經歷與政治傾向，探討北伐前後文化保守主義 者的心態及其影響。以聯俄容共為號召的北伐，其伴隨而至的文化激進主義 以及革命路線，曾一度對文化保守主義者造成不安與恐懼。對此現象，學界 卻著墨不多。儘管北伐的研究方向開始從軍政格局轉向於對社會文化層面的 關注，但對於在北洋政府下生活的大多數知識份子，尤其站在新文化之外的 文化保守主義者，目前研究對其所知所想所為，卻仍甚為模糊，只有王國維 等少數個案倍受關注。北伐時期文化保守主義者所表現出的反共產、懼黨化 的政治態度，正是大陸學界歷來研究文化保守主義思潮的盲點所在。吳宓
（1894-1978），作為文化保守主義群體的思想人物之一，過去研究均強調其 在新人文主義與《學衡》雜誌上的學術成績，卻對其在政治方面的思想動向，
較少提及。因此，如何以居於革命邊緣的知識份子如吳宓，所記錄的日常生 活經驗與社會現象，分析其個人，以及《學衡》的學者同道在北伐時期，對 北洋政府、國民黨、共產黨的言談態度與評價，來理解文化保守主義者彼此 政治立場的異同，以及對於傳統文化價值認同之間的互動關係。進而重估並 反思國共主流論述下所賦予北伐的必然性，與施行革命之歷史意義。
第一節 北伐以前吳宓的政治思考探析
目前學界在研究與分析吳宓在學術理念上，關於其究竟是何時開始具有 明確的理性批判意識（rational-critical）的時間點，主要皆傾向於以吳宓赴美 留學前後（1918-1921）作為斷限。尤其是其赴美留學期間獲益於美國新人文 主義學者白璧德（Irving Babbitt，1865-1933），以及回國後在《學衡》雜誌
為陣地所發表的學術成績，作為吳宓逐步確立其學術思想定型的依據。1但令 筆者好奇的是，在赴美留學之前、思想尚未成熟定型的吳宓，在面對十九、
二十世紀相交的清末民初，一連串政治與文化上要求現代化的衝擊下，吳宓 的反應為何呢？當革命思潮與伴隨引介的西方學說紛沓而來之時，對於尚未 確立學術志向的吳宓而言，會如何看待這股激進的政治宣傳呢？
新文化運動領袖之一的陳獨秀（1879-1942），回憶起當初接觸西方學說 東來的「覺悟」震撼時說到：「自西洋文明輸入吾國，最初促吾人之覺悟者 為學術，相形見絀，舉國所知矣。」2在清朝政府邁向現代化的一系列運動中，
思想變革與西方學說的傳遞是相伴隨的，無論是以中體西用為準則的洋務派 或變法派，在改革一途上，絕對少不了西方理論的誘導，更別說尤其以推翻 滿清為政治訴求的中國同盟會裡的孫文（1866-1925）一派，透過《民報》，
在革命論述與西方理論的交織下，匯聚出一波波批判時政的宣傳力量。但，
這股西學的巨大磁力，是否真能引領當時所有的莘莘學子，通通向著「決破 羅網」的認同走去呢？一九O八年十五歲，當時就讀陝西省宏道高等學堂的 吳宓，暑假時在家偶然地翻閱親戚自上海帶回來的報章雜誌與小說，同時，
也閱讀了《民報》，在當時《民報》雖為禁書，事實上，卻在內地各省銷行 無阻，吳宓所記錄下其初讀《民報》的心境，似乎不怎麼欣賞：
沉悶而無趣味。撰文者，主要為汪精衛與胡漢民二人。始介紹馬克思 與恩格斯之學說。然如《論土地國有》等文，每篇長至四十、五十、
六十頁，宓讀之不解，且厭惡。章炳麟太炎。之《俱分進化論》，亦同。
既自己不能勉強，只有釋卷不讀矣。3
1 李春雷，〈試析吳宓學術性格的兩歧性－對《學衡》雜誌到《吳宓日記》的解讀〉，收入胡春 惠、薛化元主編，《中國知識份子與近代社會變遷》（台北：國立政治大學歷史系，2005），
頁99-110。
2 任建樹、張統模、吳忠信編，《陳獨秀著作選》（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卷一，頁 179。
3 吳宓著，吳學昭整理，《吳宓自編年譜：1894-1925》（北京：三聯書店，1995），頁81-82。
吳宓認為其「沉悶而無趣味」的主要原因，就在於《民報》其內容過於 冗長、且在行文上頗不易理解閱讀，不僅無法輕易的打動人心，甚至於讓他 感到了一陣「厭惡」，最後還品頭論足的認為，如果真要在政治宣傳上收效 於一般人，則應向白話報看齊才對：
用此報提倡「排滿、革命」，尚不如1904年劉光漢「白話道人」主辦 之《中國白話報》登載《揚州十日記》原文及新撰《玫瑰花》書名，
亦主角之名，現代之革命女豪傑也。小說，反能引動一般人也。
相較之下，當時大吳宓八歲的蔣夢麟（1886-1964）就讀浙江高等學堂，
對於同樣的革命宣傳就留下了完全不同的一段回憶：「浙江高等學堂本身就 到處有宣傳革命的小冊子，……學生們如飢如渴地讀著這些書刊，幾乎沒有 任何力量足以阻止他們。……孫中山以及其他革命志士，則使我們革命情緒 不斷增漲，到了重要關頭，引發革命行動的就是這種情緒。」4將吳宓與蔣夢 麟對革命刊物的記憶與評價兩相比照之下，顯而易見的差異點在於，首先，
地理位置的區隔或許會影響革命刊物流通的普及程度，在浙江高等學堂內
「到處」有革命宣傳品的情況，在吳宓日記所記載的陜西學堂的生活經驗 中，則明顯的缺席了。其次，透過吳宓閱讀《民報》的經驗可以去反思的是，
想看革命刊物的好奇，與支持革命之間，似乎沒有必然的因果關係，對革命 與西方思想宛如真理般信仰的激昂情緒，更絕非如自然生成般的，出現在每 一位閱讀革命宣傳刊物的青年學子身上。以排滿革命為其目的的《民報》，
在吳宓的身上不僅無法坐收宣傳之效，甚至於，更引發其反感，青年吳宓此 一面對革命刊物的反應，或許不是唯一特例。值得深思的是，在近現代西學 東漸的思潮演變裡，儘管是求知若渴的莘莘學子，在面對西方學說的衝擊、
4 蔣夢麟，《西潮》（台北：大孚書局，1992），頁53-55。
傳遞理解的過程中，也不見得皆如五四新文化激進主義者所言，只有拼命地
「覺悟」、拼命地拋棄身上所有的「舊包袱」，以及覺得中國傳統舊學「相形 見絀」的唯一選擇了。
在政治傾向上，吳宓不僅對於革命黨人所宣揚的馬克思、恩格斯之學說 感到索然無味、甚至於產生「厭惡」的態度外，在中華民國初步成立之際，
動盪的政治氣氛之中，革命勢力仍常言「犧牲」一詞，宣傳並強調，人必須 不斷為社會犧牲自己的信念，面對此一現象，吳宓不僅語帶擔憂，並且也頗 不認同的提出指陳：
今世重國家社會，而輕個人。動責以犧牲之義，同人亦好言犧牲。然 冷眼觀之，真能犧牲者鮮也。區區小節，猶多所顧忌。身為學生，而 趨仿社會惡習以行事，將來之局可知。…5
此外，當吳宓在歷史課堂上聽到關於西方宗教改革時代兩大名人，馬丁 路德（Martin Luther，1483-1546）與羅耀拉（Saint Ignatius of Loyola，
1491-1556）的性格與事跡時，對於兩人間「瑜亮關係」，似乎讓他聯想到了 清朝的洪秀全（1814-1864）與曾國藩（1811-1872），以及民初政壇上相抗頡 的革命黨與立憲派：
按之近情，則路氏之徒，革命黨也；羅氏之徒，立憲黨也。雖各有軒 輊，要皆足動人之崇拜。余尤感於羅氏行事，觀其訓練部曲，處事之 精，燭物之遠，我國安得若而人者，以為政乎？6
相比較之下，吳宓似乎更傾向於支持立憲派提倡的政治漸進改革路線。
5 吳宓著，吳學昭整理注釋，《吳宓日記冊一1910-1915》（北京：三聯書店，1998），1915年2 月19日，頁406。
6 吳宓著，吳學昭整理注釋，《吳宓日記冊一1910-1915》，1915年2月24日，頁410。
繼續細查吳宓日記與年譜可以感受到的是，中國辛亥革命前後，如火如荼引 介的西方激進學說打動不了在求學階段的青年吳宓。除了政治傾向外，究竟 吳宓在踏出國門之前，其文化立場是否果真宛如白紙一般地空白呢？余英時 認為，對於中國五四的思想界而言，介於胡適及其追隨者與梅光迪和《學衡》
之間的衝突，或可視為杜威式的實驗主義與白璧德式的人文主義之間，從美 國移轉到中國的對抗。7而余英時此一說法，似乎是直接將白璧德與其重要的 中國門生如吳宓、梅光迪等的文化立場，視為簡單的因襲關係，就好似吳宓 的文化保守主義，是在踏出國門後、尤其是求教於白璧德之後，對其文化理 論「全盤接受」的一個過程。但究竟，在余氏並沒有提及的，尚未赴美留學、
也尚未遇見白璧德之前的吳宓，其學術志向與文化觀的立場為何呢？
首先，吳宓曾將中國的維新改革，與西方文藝復興相比附，認為所謂的 巨變，均多年醞釀而成，非一朝一夕之故，中國士大夫文章言論之間，已漸 多新思潮之表見的時間點，亦非僅止於二三十年以前的清末之際，事實上，
可以溯自清中葉時期，甚至更可謂自明末以後，例如，龔定庵（1792-1841）
集中之文，趙雲崧之詩句，其中便已多新議論，根據此一觀點，吳宓自然是 極不認同所謂在文化上「標新立異」者，一概抹殺、鄙薄中國舊詩文的立場：
嘗與友人談，謂今日詩文，均非新理想、新事物，不能成立；而格律 詞藻，則宜取之舊，…又嘗謂居今世欲以詩文名家，無論如何均必得 有世界知識，及洞曉中國進數十年來之掌故。否則心勞日拙，成就難 期也。同人議論，往往於中國詩文，一筆抹殺，譏斥誹笑，詆為無用。
此其問題甚大。然即趙雲崧詩觀之，無論時勢不同，豈陳腐之言？蓋 亦未嘗深思者歟。8
7 余英時，〈文藝復興乎？啟蒙運動乎？一個史學家對五四運動的反思〉，收錄於余英時等著，
《五四新論：既非文藝復興，亦非啟蒙運動》（台北：聯經出版，1999），頁23。感謝劉季倫
《五四新論：既非文藝復興，亦非啟蒙運動》（台北：聯經出版，1999），頁23。感謝劉季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