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在日治時期民俗研究雜誌《民俗臺灣》於 1941 年出刊前，楊雲萍與主編者 之一金關丈夫，就《民俗臺灣》刊物的性質展開了一場論爭。楊雲萍懷疑撰稿群 們面對民俗慣習時缺乏愛、理解與謙遜的態度，因而相當不滿。金關丈夫隨即回 應並非如此，而是強調臺灣民俗研究的實務與實用性，認為是楊氏的誤讀。楊雲 萍在回應中強調，自己絕非反對民俗改革，但是他和撰稿群最大的不同在於主 張：
「民俗」和「舊習慣」有歷史的傳統，也有地理的必要，而不是不分青紅皂 白的就為之摒除。又比如我想說，看起來甚為「無趣」，且已正在消失當中 的「民俗、舊習慣」也有其一脈的可悲、可憐，對之感到哀愁，動之以憐恤 的心也是可以的。90
兩人之間針對趣意書的論爭到此篇文章告一段落。在金關丈夫的邀稿與解釋之後，
楊雲萍成為《民俗臺灣》至 1945 年停刊前的重要撰稿者之一，於戰後也給予《民 俗臺灣》極高評價，甚至以「『民俗臺灣』月刊的存在，是代表日本人的良心」91 全面肯定這份刊物對臺灣研究的貢獻與愛。
戰時除了包括金關丈夫、中村哲等臺北帝國大學教授曾參與民俗研究的相關 討論之外，本島知識份子包括張文環、楊逵、呂赫若、周金波、陳逢源、92龍瑛
89 本文中所談的民俗研究，乃是廣義的民俗學概念，包括與民眾生活相關的各行業生產習俗、
生活習俗（如歲時節慶、婚喪禮儀）、文化活動（包含民間文學、民間藝術表演）、組織制度、宗 教信仰等等。我認為楊雲萍的民俗著作亦是由廣義的民俗學出發。不過，本文並未從文物收藏的 角度探討楊雲萍的民俗學，特此註明。
90 楊雲萍，同前引，頁142-151。
91 楊雲萍，〈池田敏雄先生追悼辭〉，《臺灣風物》31:2（1981 年 6 月），頁 1。引自吳密察，〈《民 俗臺灣》發刊的時代背景及其性質〉，收錄於石婉舜、柳書琴、許佩賢編，《帝國裡的「地方文化」： 皇民化時期臺灣文化狀況》（臺北：播種者文化，2008），頁 54。
92 陳逢源（1893-1982），1923 年擔任臺灣文化協會理事，1924 年創辦《臺灣民報》週刊，1929 年開始投入臺灣金融業。1945 年任華南銀行常務董事，1948 年起擔任臺北區合會儲蓄公司董事 長，1951、1954 年被選為臺灣省臨時議會議員，其後仍陸續擔任臺灣自行車公司董事長、臺灣 中日文化經濟協會理事…等各公司之董事、監察人。早年曾加入南社、春鶯吟社，著作有《赤嵌 集》、《淡江集》、《光復集》（以上為詩集），《新臺灣經濟論》、《臺灣農業經濟論》、《溪山煙雨樓 詩存》和《南都詩存》等。整理自臺灣大百科全書條目「陳逢源」
http://taiwanpedia.culture.tw/web/content?ID=5688，2013 年 4 月 25 日。
41 雄〈殖民地時期の民俗雑誌〉，《臺灣近現代史研究》4（1982），頁 109-145；國分直一〈『民俗 臺灣』の運動はなんであったか—川村氏の所見をめぐって〉，《しにか》8:2（1997 年 2 月）。
95 如羅詩雲，〈《民俗臺灣》中的在地性—以俚諺、「民俗圖繪」為探討對象〉（《中極學刊》第 6 期（2007 年 12 月），頁 95-121）、陳豔紅《民俗臺灣と日本人》（臺北：致良出版社，2006）、Tsu Yun-Hui（祖運輝）, “For Science, Coprosperity, and Love: The Reimagination of Taiwanese Folklore and Japan’s Greater East Asian War”, in Wartime Japanese Anthropology in Asia and the Pacific (ed.
By Jan van Bremen and Akitoshi Shimizu, 2003), pp.189-207、戴文鋒，〈日治晚期的民俗議題與臺 灣民俗學—以《民俗臺灣》為分析場域〉（嘉義：中正大學歷史研究所博士論文，1999）、王昭文， 國日本と人類學者：1884-1952》（東京：勁草書房，2005）、〈漢化‧日本化‧文明化—殖民地統 治下臺湾における人類学研究—〉（《思想》第 949 期（2003），頁 42-69）、川村湊《「大東亜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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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與其追問民俗研究刊物的歷史定位，更關鍵的問題在於中國、日本、以及臺 灣的知識份子們為何如此重視「民俗」？他們希望透過民俗研究所達到的目標是 什麼？是什麼動機導致他們如此重視民俗？我們已經知道，在這幾個刊物中曾積 極投稿、甚至擔任主編的楊雲萍在日治時期與國民政府時期的民俗研究中，不斷 反覆地強調愛、理解與謙遜的重要，但是這些「愛、理解、與謙遜」究竟是立基 於什麼樣的基本信念？或許由於他本島籍的身份以及認同，在目前幾乎沒有被審 視、分析過。這種說法是否單純化了楊雲萍思想中本身具有的複雜性、甚至是研 究者掉入了民族認同決定論式陷阱的一個徵兆？其民俗觀在這波思潮中佔據什 麼樣的位置、有什麼意義？在他本人的思想體系中又應放在怎樣的位置？為什麼 楊雲萍要如此不厭其煩地研究民俗？他的民俗研究，與同時期的文學作品是否有 什麼內在聯繫？他的長篇小說〈部落日記〉的其中一個重要主題，與當局的民俗 改善政策有關；他的小說於《民俗臺灣》停刊同年付梓（1944 年），其作品與楊 氏在 1941-1944 年間的民俗研究言論比對、甚至是臺灣民俗界的整體走向來看，
都有著強烈的文化改善意識。由此我推測，楊雲萍很有可能同時以文學與民俗落 實他思考、甚至改革臺灣文化的意識，不過這項推測當然必須經過更仔細地審視 他的文學與民俗間的關連性、以及民俗觀之後，才能得到證實。為了進一步釐清 上述幾個問題，筆者希望延續上一章對楊氏文學與文化活動的討論，將他 1940-1960 年間的民俗研究觀放到東亞知識圈中的「臺灣」此一脈絡中進行分析，
並與同代的王詩琅之民間文學活動進行比較。
3-1 民俗研究在臺灣：1930-1940 年代的民俗研究與楊雲萍的民俗觀
「民俗」（folklore）一詞乃是在 1864 年由英國考古學家威廉‧湯瑪斯創造 用以取代“popular antiquities”的新詞彙，在 1878 年英國成立了「英國民俗協會」
（Folklore society）並創辦會刊《民俗學刊》（The Folklore Record）後，民俗學 這門學科算是正式成立。不僅是英國，民俗研究在十九世紀是一股普遍存在於歐 洲的思想風潮。由於資本主義與工業化帶來的人欲橫行、對自然環境的破壞，導 致一股帶著浪漫主義色彩的「戀古」、「復古」，崇尚「最真、最美」而尚未腐化 的「民粹」、以及對於「鄉民生活」的熱情，因而掀起了一波研究整理方言、民 謠、童話的「文化復興運動」。與此同時，這種蒐集民俗、研究民俗、保存民俗 的意識也助長並奠定了之後歐洲各地民族意識的覺醒、以及愛國熱情的高漲，成 為日後歐洲各國民族主義運動的基礎之一。但，此時的民俗已不知不覺地由「民 俗傳統」而轉化為「民族傳統」；過往久被歷史忽視或遺忘的「鄉民」也以「民 眾/民」的角色重新進入歷史的舞臺。這股民俗研究的興盛之風，也透過概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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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播與翻譯而進入二十世紀初的東亞各國。
3-1-1 日本與中國的民俗研究
在日本，民俗學的發展至少可追溯至幕末的中央菁英和地方豪強的對立中，
知識份子對於地方的關注、以及傳統藉聖人地方之學以經世濟民的理想，希望透 過研究民俗，以實現對民族文化的熱望、識別日本民族來源的堅持、並調查「日 本自己的土地」；其中一個明顯的例子便是柳田國男。日本可算是近代亞洲最先 注意到屬於西方學術範疇的「民俗學」的國家，自 1909 年民俗學濫觴柳田國男97 刊行《後狩詞記》之後，日本民俗學研究已發端，至 1929 年成立了民俗學會，
包括創刊機關刊物《民俗學》、以及相關的民俗學研究方法與著作也陸續出版。
不過，在戰前日本的脈絡中，民俗學與人類學研究是密切相關的；98在 1880 年 代後半到 1890 年代，「土俗調查」也是日本人類學會研究的項目。值得注意的是，
日本在 19 世紀末至 20 世紀中期的人類學研究與動機，也和殖民帝國的成立、國 內納入「新國民」的背景相關。至於日本近代之前對「民俗」的看法和討論則在 此暫不討論。
在中國，由胡適、陳獨秀、魯迅、錢玄同等一些受過西式教育的知識份子於 1918 年發起的五四新文化運動中，也包括了 1918-1937 年的「到民間去」運動，
鼓吹知識份子採集民間文學與歌謠、研究民眾的文化與精神，作為中國新文化的 潛在資源。貫徹著五四反傳統的一面，他們也強調應該改正、指導民眾的陋習鄙 俗，但知識份子對於民眾文化的浪漫想像，仍是運動的重點。顧頡剛曾經說過，
「既然民歌，尤其情歌，最能傳達民眾的真情實感，那麼它就可以用來當作拯救 國家命運的武器」，99正面闡述了民間文學研究之於國家、民族的重要性。民間 文學能夠帶領知識份子瞭解民眾習慣背後的理由與情感，並且透過適當的篩選與 改善來提升民眾的行為和社會整體發展的水平、同時能夠建設一種屬於民眾的、
一個全新的歷史敘述，從而使知識份子與民眾相互融合，形成一個新的國家、打
97 柳田國男（1875-1962），東京帝國大學畢業後投入農政工作，1910 年對農政失望之後轉而向 民俗學發展。1920 年辭去公職進入新聞界之後，其關注對象以農民（「常民」）的歷史為中心，
確立了民俗學作為「常民的歷史」這一學問。有《柳田國男全集》共 32 卷傳世。整理自日本人 名大辭典線上版條目「柳田國男」
http://kotobank.jp/word/%E6%9F%B3%E7%94%B0%E5%9B%BD%E7%94%B7，瀏覽於 2013 年 4 月 25 日。
98 一直到 1920 年代，現今的日本文化人類學會（2004 年改稱為日本民族學會）和日本民俗學會，
才逐漸開始分化。大約在 1935 年（昭和 10 年）前後，作為現代人類學分支學科的自然人類學、
民族學（文化人類學）、民俗學才完成比較穩定的分化體制。見坂野徹《帝国日本と人類学者》
（東京：勁草書房，2005），頁 404-410。
99 顧頡剛，〈序《西藏戀歌集》〉，《民間》月刊第 2 卷第 6 期，臺北東方文化學會 1970 年重印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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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國家新的命運。我們或許可以暫時這麼說，中國的「到民間去」運動，是一個 透過民俗學為方法，實則延續了新文學運動的革命與啟蒙信念，以中國、文化與 中華民族的命運為核心關注的思想運動。
造國家新的命運。我們或許可以暫時這麼說，中國的「到民間去」運動，是一個 透過民俗學為方法，實則延續了新文學運動的革命與啟蒙信念，以中國、文化與 中華民族的命運為核心關注的思想運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