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據過去研究的發現，家長對於不同性別的子女，會產生不同的管教行為，
尤其在未脫離重男輕女觀念的臺灣社會中，家長管教方式的差異，有一部分原因 仍是根據於此。另一方面，研究也發現，教育程度及職業階層越高的家長，對於
子女的教育期望會越高，並且隨著期望而來的，是投注於子女身上的教育資源；
再者，根據Kohn（1977；Schooler，1983）及Wright與Wright（1976）等人的研 究結論得出，家長的職業階層與教育程度，不僅對子女的人格發展方向有所影 響，在行為管理上也會有不同的形式產生，而本研究即是試圖透過階層迴歸分 析，來回應上述的論點。以下分為兩部分，首先探討子女性別、家長教育、家長 職業與管教的關係，第二部分便在瞭解管教方式間的預測情形。
一、子女性別、家長教育、家長職業與管教方式的關係
先從性別看起，從4個Model 1迴歸模式結果中可以發現，父母對男性成就較 為重視，父母希望男生能多讀書，以獲致未來的成就，尤其加入其他管教方式的 影響後，性別在生涯期望的影響力持續維持，顯示性別有可能是直接對生涯期望 產生影響。這樣的結果顯示，儘管當前強調男女平等，但社會中重男輕女的現象 仍舊存在，男性還是較受到父母重視的一群。但在另一方面，雖然女生在家中受 到的生涯期望要比男生低，但女生所受到的行為導引要來的比男生高，意即父母 親較願意對女兒講道理、較願意聆聽女兒的意見，也較容易與女兒商量事情，這 顯示父母對女兒較用疼愛的態度，對兒子則相較以一板一眼的態度來管教。
當迴歸模式加入家長教育程度之後，在生涯期望中出現一個現象，依照理論 來說，家長的教育程度越高，對子女的生涯期望也應越高，但在迴歸模式中卻只 有教育程度在專科的家長能顯著預測生涯期望，從大學院校到研究所以上皆不顯 著，合理的解釋在於，專科學歷的家長，其職業大多屬於中階技術工作人員，由 於學歷的限制，使得他們工作無法有大幅獲得升遷或精進的機會，因此當他們在 規劃子女未來的發展時，自然會以讀書為唯一要務，其他的發展對他們來說皆相 對不重要，可是對學歷在大學院校以上的家長來說，她們對子女未來的期望，並 不只是讀書，他們認為子女的未來應該要多方面開展，因此她們會送子女去學音 樂、學繪畫、學舞蹈、希望藉此讓子女的生活視野更加開廣，因此在迴歸模式中，
大學院校以上的學歷未能有效預測生涯期望。但是在課業參與方面，上述的情形 便大為不同，不僅專科程度能夠預測課業參與，大學院校與研究所以上的學歷其 預測力更強，這原因應是在於，對學歷在大學院校以上的家長來說，雖然讀書並 非子女唯一要務，但是讀書成績的優秀卻是子女在成長過程中所必須的，唯有讀 書成績優異，才能在生活中作個面面俱到的人，因此在迴歸模式中產生教育程度 能夠有效預測課業參與的結果。
而教育程度在預測人格期望和行為導引時，則多符合過去的理論，學歷越 高，則越期望子女的人格發展能成為內控、獨立自主的人，並且也較採取說理、
對等商量的管教方式，唯獨在行為導引方面，研究所以上的家長與國中以下的家 長無異，可能是因為對家長學歷在研究所以上的子女來說，在家中不常跟父母產 生意見不合或是互相衝突，抑或是研究所以上的家長對子女的行為導引的確有如
學歷在國中以下的家長一樣，在此本研究無法進一步推論，必須深入瞭解才有機 會得知。
在加入家長職業類別之後，迴歸結果顯示，絕大多數原先有顯著影響的家長 教育程度皆變為不顯著，只剩下研究所以上和大學院校能夠顯著預測課業參與，
而且家長職業類別本身能夠預測管教方式的，只有民代、主管及經理級能夠顯著 預測課業參與和人格期望、事務工作人員能夠預測課業參與而已，顯示家長教育 程度和家長職業類別共享對管教方式的預測力，兩者必須合併為階級後才能有更 意義的預測管教方式。
二、管教方式間的關係及解釋力
當加入管教方式作為預測變項之後，性別對於生涯期望和行為導引的預測力 有降低的現象，但作用仍為顯著，顯示性別的影響力有一部份透過管教方式發揮 作用，但也有一部分是獨立於管教方式之外的，可能是直接影響生涯期望與行為 導引，但也可能是藉由本研究範圍以外之方式來產生。再者，投入管教方式之後，
除了大學院校以上的教育程度能夠顯著預測課業參與之外，幾乎所有的教育與職 業變項都沒辦法有效預測管教方式，即便是將教育程度及職業類別置換成階級也 是一樣，這明白顯示家長的教育程度與職業類別對子女帶來的影響，皆是需要透 過管教方式來產生。
從各個Model 4的迴歸模式來看，除了課業參與和人格期望之間不能互相預 測之外，其餘管教方式皆可有效預測對方，生涯期望和課業參與間能相互正向預 測是合理結果，因為生涯期望與課業參與分屬期許與實際行動，兩者能相互預測 是理所當然，人格期望與行為導引間的關係亦同；而生涯期望和人格期望能相互 正向預測，其合理的理由應在於，當父母期望子女未來擁有高收入、好學歷時，
同時也就在期待他們身居社會高階層的職位，而高階層的職位所需要的人格型 態，便是內控、負責、獨立而能自我思考的樣子，或者說，當父母期許子女未來 能夠形成內控、負責的人格時，亦即是期許他們能在未來進入高成就、高學歷的 地位，因此生涯期望和人格期望之間能夠相互預測；而生涯期望和行為導引間為 負向預測，在第三節有提過，這可能是因為目前國中學生生活中的絕大多數事務 屬於學業方面，父母對子女行為導引的內容亦多有關於此，當父母的生涯期望越 高，對學業的管理與限制自然越多，因此對其行為導引的程度就顯得越低，反之 亦然。而課業參與和行為導引間為正向預測關係，其原因應在於，當父母時常關 心子女課業表現時，自然會多詢問子女近況，聆聽子女在學校或生活中發生的事 件，因此當課業參與越高，行為導引也會越高，反之亦是如此。
就各個迴歸模式的解釋力來看，單獨性別的解釋力只能對生涯期望解釋2.3
％，對於其他管教方式的解釋力則都是在1％以下，加入教育程度之後，對於各
個管教方式的解釋力略有提高，其可解釋課業參與至10.2％，但對其他管教方式 的解釋力仍在5％以下；在加入職業類別之後，其對各管教方式解釋力的提升亦 無產生顯著變化；但當加入管教方式之後，其迴歸模式的解釋力迅速上升，從對 生涯期望的26.5％到對行為導引的42.3％，足以顯示各個管教方式之間具有相當 程度的解釋力。
為何在Model 4加入管教方式作為預測變項後，解釋量會大為增加？合理的 解釋應在於由於生涯期望和人格期望、課業參與和行為導引之間分屬價值觀和實 際行動，父母在進行管教時，皆是從價值觀出發，來產生行動，反向來看，父母 的管教行動亦反映父母的管教價值觀，使得在Model 4的迴歸中，R平方的解釋量 會忽然上升。當然從價值觀到行動的過程中，會由於家庭的資源以及個人的能 力，使得價值觀和行動間產生差異，像是生涯期望和課業參與的受到家庭資源和 父母本身能力的影響較大，因此迴歸解釋量約在26％～28％，但人格期望和行為 導引較不受家庭資源和父母能力的影響，因此迴歸解釋量較高，從約37％～42
％。總而言之，因為價值觀和行動之間分屬因果關係，因此Model 4的迴歸解釋 量會有大幅提昇的狀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