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政治宣傳與政權的鞏固
第二節 孝道之至：儒家德治觀與聖君形象的塑造
孝道，源於周人尊祖敬宗的情懷，最初表現在宗廟祭祀上。春秋戰國時 期，宗法制度解體，父權擺脫族權的箝制，成為家庭關係中獨一無二的權力，
而為因應混亂的局勢，穩定社會秩序，善事父母亦日漸取代敬事先祖，被各 諸侯國刻意提倡，助長了孝道含意的擴充。
孔子是使孝道從宗教獨立為現實倫理的關鍵人物，他以父子關係為主 軸，強調「敬」為「孝」的精神本質，以「孝」為修身行仁的根本。相信若 人們力行孝道，犯上作亂者必會減少，國家自然安定。《孝經》問世後，孝 治天下的思想開始廣為流傳，「夫孝始於事親，中於事君，終於立身」57的論 述，讓原屬家庭倫理的孝道與政治事務緊密結合，而君王也基於聖人之德無 以加於孝之說，58為了成為舉國臣民的表率，強化天子以德受命的觀念，無 不自詡為孝子慈父，致力於傳統孝文化的推廣。及至漢代，孝治天下的理念，
隨著朝廷外儒內法的統治策略，復進一步落實為世人關注的選才制度。59 孝道的政治制度化，鼓勵讀書人投身官場，有利於統治者引天下人才為 己用，卻也使其施政不得不符合相關理念，以免橫生非議。中宗尚為儲君時，
便察覺到孝道與政權相輔相成的現象。復位後，不僅持續維繫人們心中已知 其孝子形象，且之後諸般作為，尤過之而無不及。神龍元年(705)正月，中宗
57 (唐)李隆基注，(宋)邢昺疏，鄧洪波整理，《孝經注疏》(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年)，
卷1，〈開宗明義章第一〉，頁5。
58 (唐)李隆基注，(宋)邢昺疏，鄧洪波整理，《孝經注疏》，卷5，〈聖治章第九〉，頁33。
59 上述所言孝道思想的演變，可參見肖群忠，《中國孝文化研究》(臺北：五南圖書出版公司，2002 年)，頁11-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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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臨大寶，太后徙居上陽宮。60為申人子之孝思，或為防備不虞，61中宗掌政 後，每十日往上陽宮朝見太后。此舉在臣下看來有違常道，遂致左臺侍御史 盧懷慎上疏勸諫，強調漢高祖劉邦當年五日一朝太公，乃因自布衣之身取得 天下，有意以尊榮父親，彰顯天命與聖德。如今陛下順應常理，以嫡長子身 分承繼皇位，實無躬行漢高祖之禮的必要。況應天門與提象門之間距離不過 二里左右，車駕隊伍不易齊備。長此以往，恐途中有人誤犯天威，顯非重愼 之道，期能調整成在內朝行禮，一方面可維持關心太后起居的意義，另一方 面亦可避免因頻繁出入造成的人身安全問題。62
太上皇禪位後，與現任皇帝應保持何種關係，對皇帝個人與大臣而言都 是一大難題。從盡孝的觀點來看，皇帝雖貴為人主，卻也是上皇親子，權力 來自上皇的授予，心存敬意並善加奉事，符合天道之經，人情之常；然就統 治權威分析，皇權的絕對性不容挑戰。尤其位高如上皇，一旦干預朝政，必 致令出多門，人心猜疑，國家動盪不安。因此，如何拿捏其中分寸，有賴皇 帝通盤考量。貞觀初，太宗將巡幸九成宮，暫避暑熱，卻獨留年事已高的上 皇於京師。見此情況，監察御史馬周深憂聖道有虧，乃上言表示：
東宮在宮城之中，而大安宮乃在宮城之西，制度比於宸居，尚為卑小，
於四方觀聽，有所不足。宜增修高大，以稱中外之望。又，太上皇春 秋已高，陛下宜朝夕視膳。今九成宮去京師三百餘里，太上皇或時思 念陛下，陛下何以赴之？又，車駕此行，欲以避暑；太上皇尚留暑中，
而陛下獨居涼處，溫凊之禮，竊所未安。今行計已成，不可復止，願 速示返期，以解眾惑。63
誠所謂「父母在，不遠遊，遊必有方」，64馬周藉此次巡幸的機會上諫，請太
60 《舊唐書》，卷7，〈中宗紀〉，頁136。
61 《朝野僉載》認為則天居於上陽宮是被中宗軟禁。參見(唐)張鷟撰，趙守儼點校，《朝野僉載》，
卷1，頁19。
62 《唐會要》，卷24，〈受朝賀〉，頁531-532。
63 《資治通鑑》，卷194，「貞觀六年正月」條，頁6094-6095。
64 (魏)何晏注，(宋)邢昺疏，朱漢民整理，《論語注疏》(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年)，卷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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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多注意上皇的飲食起居。顯示高祖退位後，太宗或忌恨父親初屬意太子建 成，不願傳位於己，就其生活照顧多有疏略。以太宗朝舊事，對比於中宗每 十日一朝太后，雖說二人面臨的政局有別，但考慮到中宗曾遭太后廢位貶 謫，母子間的嫌隙應不亞於高祖與太宗，則其奉事母親尚能盡心盡力，至少 看似不挾私怨，確屬不易。只是，那些一心鞏固李唐天下的大臣，或擔憂武 周勢力捲土重來，危害現今朝政的運作，未於皇帝的心思多作推敲，遂欲藉 此事於古無據，且對皇帝的安全有害為由，阻止皇帝力行朝見。這次的勸諫，
中宗沒有採納。數日後，仍依例前往觀風殿朝見太后。65蓋國命初復，帶有 前大周皇帝身分的太后，在朝中尚有一定的影響力。中宗明示尊崇，暗行防 範，不僅能掌握前朝勢力的動向，有益於政權的穩定，還可博取孝親的美名 以教化士庶，可謂一舉兩得。這種尊重前朝的思考與安排，亦反映在遷都上。
中宗復位後，雖取消神都作為京師的地位，卻遲遲沒有重返長安。直至太后 逝世隔年，完成一切喪葬事宜，才宣布動身回京。
神龍元年(705)十一月，太后薨逝。遺制意欲取消帝號，稱「則天大聖皇 后」。隨後，中宗廢去周廟祭祀，66擬將太后與高宗合葬於乾陵。時給事中嚴 善思以「合葬非古」，上疏表示，按《天元房錄葬法》之說，尊者先葬，卑 者不應為了合葬而開墓。則天大聖皇后雖有遺命，欲開乾陵與天皇大帝合 葬，但若真按此命行事，是以位卑者驚動位尊者，違反經義。何況乾陵的玄 宮，大門早已用岩石封死，又以鑄鐵填補石縫，如要開陵，必大費周章，驚 擾大帝神靈。即使換個方法，別開門道，進入玄宮，也會有破壞神位風水，
造成更大危害的疑慮。且參考古制，漢代帝后多不合葬。魏晉以後，基於人 情考量，才有越來越多的合葬陵。從國祚來看，西漢統治天下四百年，魏晉 之後的王朝則大多壽短，豈非表示漢制可取，魏晉之制當棄？望於乾陵旁更 擇吉地，別起一陵，則既合從葬之儀，又可穩固本業。大聖皇后與大帝如神
〈里仁第四〉，頁57。
65 《舊唐書》，卷7，〈中宗紀〉，頁137。
66 《資治通鑑》，卷208，「神龍三年二月丙戌」條，胡三省註，頁66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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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有知，自能通會。若死者無知，縱使將二人合葬，也沒有意義。
奏疏呈至御前，中宗命百官詳議。幾經討論，最終仍依遺詔合葬。67唐 人將已故的父母合葬視為孝道的表現，而妻隨夫葬，以卑就尊的想法，也不 乏認同者。68從這個角度而言，則天要求死後與高宗合葬，誠屬合情合理。
嚴善思「合葬非古」的主張，雖符合《周禮》的要求，然畢竟時移事異，唐 代經魏晉南北朝重視人情的洗禮，考慮到夫妻情感深厚，不僅基層百姓，連 官員都有採取合葬者，這使得後世子孫遇到父母當中有一方堅持以《周禮》
為準則，反對夫妻同穴時，為免遭旁人質疑不孝，必於墓誌銘詳述事情始末 以自清。69或正因合葬與不合葬各有一套說詞，所以中宗在召集官員議禮後，
猶能選擇依則天遺願安排葬儀，完成孝行的宣示，仍免於遭到官員群起攻訐。
神龍二年(706)正月，則天靈駕即將還京，懷抱孺慕之思的中宗執意跟 隨，送母親最後一程。百官聽聞，人心惶惶，遂請吏部侍郎李嶠代為上表，
申明眾意。表中強調天子的行為應以順天為原則，不應以私情違反眾人期望。
如今天子為聖人，而欲守曾子、閔子騫之節。為達個人之願，而不顧凡聖異 禮，公私殊制的道理，誠使群臣深感不安。尤其永淳以後，關中一帶人口流 散，近年來始稍見安定，然百姓猶未豐衣足食，就遇到大聖皇后逝世，需重 修乾陵以合葬，已耗去大量人力與金錢。若皇帝又堅持跟隨靈駕，勢必要另 外準備官員隨行的費用，這對於因朝命新復，尚需安頓的東都百姓，及剛遭 水旱災摧殘的關中百姓而言，均是沉重的負擔。如今，與其倉促成行，影響 民生，不如等陵寢安置完畢，另擇農業豐收的時節，依歲時節日前往祭祀，
67 (唐)杜佑撰，王文錦點校，《通典》(北京：中華書局，1988年)，卷86，〈凶禮‧葬儀〉，頁 2349-2350。
68 段塔麗，〈從夫妻合葬習俗看唐代喪葬禮俗文化中的性別等級差異〉，《陝西師範大學學報(哲 學社會科學版)》，第34卷第3期，2005年，頁95-101。此外，也有學者針對唐代合葬的情況進行 調查，發現中宗朝前後正處合葬風氣特別興盛的時期，參見姚平，《唐代婦女的生命歷程》(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頁120-122。
69 例如：韋承慶在繼母的墓誌銘中就說明了生母崔氏、繼母王氏都沒有與父親仁約合葬的原因。
參見(唐)韋承慶、李嶠，〈大周故納言博昌縣開國男韋府君夫人琅耶郡太君王氏墓誌銘〉，收入 吳鋼編，《全唐文補遺》(西安：三秦出版社，1995年)，第2輯，頁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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猶不礙於孝道。況且按前朝故事，「獻陵追遠，太宗不至於三元。昭陵上遷，
高宗不至於九峻」。皇帝為臣民著想，酌情妥協，非毫無先例，當可行。70 李嶠既訴諸國計民生與先帝舊例，又提出取代隨駕的方案，兼及人情與 禮制，終於打動中宗，71放棄如此勞師動眾的作法。遙想當年，高宗崩逝，
靈駕尚未起行，中宗就因失德，遭貶黜於均州。這件事他一直耿耿於懷，曾 在宣布增加太平公主封戶時，表達深切的遺憾與感激。72而則天逝世前兩個 月，中宗頒布的詔令也提到：「在外百官，婚娶之家，百兩未行，二親俄殞，
停哀之際，更即成婚，遂輟苴絰之容，敢申牢巹之禮！寧戚之心安寄？罔極 之志闕如。敗俗傷風，莫過於此。自今已後，宜即懲革。」73主張為人子女，
遇父母逝世，宜常保哀戚之心，以報親養之恩，不可急於行大婚，則中宗對 於生前、死後均應盡事父母的堅持，臣民想必有清楚的認識。
太后去世後，按西漢以來的制度，皇帝之喪「以日易月」，宜三日而聽 政，十三日小祥，二十五日大祥，二十七日釋服，74然中宗為申人子哀思，
太后去世後，按西漢以來的制度，皇帝之喪「以日易月」，宜三日而聽 政，十三日小祥，二十五日大祥，二十七日釋服，74然中宗為申人子哀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