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象與真相──唐中宗朝史事探析

全文

(1)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碩士論文指導教授：陳登武博士. 形象與真相──唐中宗朝史事探析. 研究生：楊憶頻. 中. 華. 民. 國. 105. 年. 6. 月.

(2) 謝辭經歷三年教書生活，懷抱感恩的心情，重回母校完成自大一以來的願望。能順利走到今日，首先需感謝筆者任職的學校──桃園縣青溪國中。願成就個人進修的理想，同意給我兩年時間取得碩士學位。其次，要感謝我的母親。她一邊埋怨我「為何這麼愛念書？」一邊卻又包容著我逐夢的想望，不斤斤計較於經濟。以筆者家庭僅勉強稱得上小康而言，母親所為，是何等不易！這本碩士論文的完成，最要感謝的是指導老師陳登武教授與口試委員甘懷真教授、陳俊強教授。三位老師從論文研究計畫的試擬、修訂，到整體論文的審查、評論，每個階段都提供了豐富且寶貴的意見，讓我對文章應如何處理與學界的要求有更清楚的認識，進而以此自勉。尤其，陳登武老師自我大二起即引領我參與國科會大專生研究計畫，至我碩二、碩三，更在百忙當中抽空接下論文指導的工作。這些過程的點點滴滴，學生無不感念在心。師大歷史系的老師們，對學生皆照顧有加。麗月老師在歷史研究法的課堂上，與修課的同學們不吝指正研究計畫的過失，課後亦對個人有諸般鼓勵，令學生銘感五內；朱鴻老師的「中國通史」與「明史」為學生奠定對政治史的興趣與研究基礎，至今我仍不時想起老師的諄諄教誨；惠芬老師猶如我的另一位母親一般，在我撰寫論文遭遇瓶頸時，常會放下手邊繁忙的事務，聽我吐吐苦水，為我加油打氣，並時而從方法論上指引我思考論文的布局與方向。即使在閒談中，都能予以我巨大的啟發，讓學生受益良多，備感窩心。最後，要感謝系辦助教們提供的行政協助；感謝論文讀書會的曉雯學姐、信杰學長與曉宜學姐每一次對拙文的用心回應；感謝幸真學姐屢次撥冗為拙文提供意見；感謝家維、書耘與詩雅，讓我體會到有人一同向前的美好；感謝同屆的同學們，願與我商討論文的書寫，時而予以建議。如果沒有你們，相信這篇論文很多地方不會是現在所呈現的模樣。畢業時節將至，無論我是否會繼續朝學術的道路前進，這段碩士生涯都將是我深感珍惜的經歷！.

(3) 摘要唐中宗李顯(另名李哲)一生遭遇三次政變，兩度即皇帝位，其經歷於歷代帝王中甚為少見。以往史家對他的認識，主要來自兩《唐書》和《資治通鑑》，然此三部官修史書，一方面因睿宗朝與玄宗朝修訂之《中宗實錄》的刻意引導，另一方面基於鑑史或以古諷今的需要，傾向從中尋求可資借鑑的事物，遂使中宗朝史事自然被納入女子干政的脈絡，其本人則成為一位雖擁有帝王之名，掌管一切權力，卻在史書中遭強力弱化，被後世認定昏愚、懦弱，僅為談論武、韋之禍與睿宗父子政變救國時的背景人物，喪失了主體性。拙文以「形象」與「真相」為書寫主軸，分別探討從唐代至清代，中宗朝評價的形成過程與影響因素，即「形象」的建構；以及過去較少人注意到的，中宗執政時期的具體作為，如各種人事安排、政治宣傳措施和對宗室、官員、百姓與非漢民族等不同群體的政策，即「真相」的釐清與重建，望能充分揭示歷史書寫中虛構的「形象」與可能存在的「真相」間擁有的落差。經由重新檢視如同中宗一般，在政爭過程中失敗的一方，其最初的想法、行動與影響，當有助於勾勒出史事的完整面貌，使後人體認到歷史詮釋與個人處遇、權力爭奪間的複雜關係，進而明瞭歷史書寫的時代性及其侷限。. 關鍵詞：唐代、中宗、韋后、唐隆政變、形象建構、歷史書寫.

(4) 目次. 第一章緒論 ................................................................................................ 1. 第二章中宗兩度繼統始末 ....................................................................... 17. 第一節儲君時期李哲的才略 ................................................... 17 第二節高宗遺詔的政治布局 ................................................... 24 第三節太后陰影下的廢帝廬陵王 ........................................... 33 第四節武周政局與李哲返京. .................................................. 42 第五節神龍政變與中宗重掌璣衡 ........................................... 49 第六節小結 ............................................................................... 58. 第三章人事安排與權力的建構 ............................................................... 60. 第一節五王與諸武勢力 ........................................................... 60 第二節皇帝的故舊親信 ........................................................... 75 第三節景龍脩文館學士 ........................................................... 90 第四節小結 ............................................................................... 101. 第四章政治宣傳與政權的鞏固 .............................................................. 103. i.

(5) ．ii．. 第一節天命所歸：禮儀、天象與權威的深化 ...................... 103 第二節孝道之至：儒家德治觀與聖君形象的塑造...............119 第三節示現法王：佛教思想與皇權的神聖化 ...................... 130 第四節盛世君主：巡幸、宴飲與應制詩文的創作 .............. 148 第五節小結 .............................................................................. 161. 第五章施政方針與內外局勢的穩固 ...................................................... 163. 第一節敦睦宗室 ...................................................................... 163 第二節厚待官人 ...................................................................... 186 第三節關心民瘼 ...................................................................... 204 第四節安定邊境 ...................................................................... 215 第五節小結 .............................................................................. 227. 第六章中宗朝歷史評價的形成與檢討..................................................229. 第一節唐、五代：帝后失政敘事的開端 .............................. 229 第二節宋、元：女禍論述的延續與強化 .............................. 250 第三節明、清：前人詮釋的反思與論斷 .............................. 272 第四節小結 .............................................................................. 295. 第七章結論 .............................................................................................. 297. 徵引書目 .................................................................................................... 300.

(6) ．iii．. 表次. 表3-1 神龍政變後功臣升遷表.......................................................................... 60. 表3-2 張柬之、崔玄暐、敬暉、桓彥範、袁恕己五人爵位調整表 ............ 67. 表3-3 神龍元年(705)中宗所屬東宮舊僚升遷表 ......................................... 76. 表3-4 神龍二年(706)前楊再思、魏元忠、韋安石、韋巨源官職調整表 .... 80. 表3-5 景龍脩文館學士出身、地域與任職經歷表 ...................................... 93. 表4-1 從則天朝至中宗朝牽涉政權轉換意涵之縣名更易表 ......................105. 表4-2 中宗朝災害與皇帝處置情況表 ........................................................116. 表4-3 中宗朝寺院興建與改額表 ...............................................................144. 表4-4 中宗朝節令應制詩表.......................................................................151. 表5-1 中宗朝宗室追復、封爵與授官表 ....................................................165. 表5-2 唐前期京官各品級官員職田收入占個人整體收入比例估計表 .......195.

(7) 第一章緒論一、研究動機弘道元年(683)十二月，唐高宗李治去世，將皇位傳給二十八歲的太子李哲。隔年正月，新帝詔告天下，改元「嗣聖」，象徵其統治的開始。中宗甫即位，就面臨來自太后武則天與權臣裴炎的威脅，未及穩固己身的權威，便遭二人聯手奪權，由皇帝廢為廬陵王，先後安置於均州、房州等邊鄙之地，遠離京師近十四年。歷經睿宗繼位與武則天革唐為周，李哲重返都城，復名李顯，受立為大周太子。時張易之兄弟恃寵擅權，其長子重潤與女兒仙蕙因得罪二人，雙雙殞命。李顯忍辱負重，熬至重掌神器的那一日。神龍政變，則天退居上陽宮，李顯重踐帝位，卻因處理五王勢力時，拔擢武氏外戚，引發朝臣與太子重俊的不滿，令宮廷陷於血雨腥風中。中宗朝的政治鬥爭，一直延續至其逝世後半個多月。安國相王李旦與其子隆基為奪取皇位，假藉誅韋之名，迫使年輕的殤帝黯然禪讓，終結了中宗一系的繼統資格。完成於十世紀的《舊唐書》，強調中宗「志昏近習，心無遠圖，不知創業之難，唯取當年之樂」，1是一位貪圖享樂、心無大志的庸君。稍晚成書的《新唐書》則直指其「親遭母后之難，而躬自蹈之，所謂下愚之不移者歟」， 2. 以之為昧於前車之鑑的愚主。至於，用為帝王鑑戒的《資治通鑑》，對中宗. 一朝的敘述，尤充滿拒諫、巡幸與濫權等亡國之兆，再次確認其因支持韋、武勢力，招致齊眉之禍的史觀。3由於兩《唐書》與《資治通鑑》的重複訴說，. 1. (五代)劉昫撰，《舊唐書》(北京：中華書局，1975年)，卷7，〈中宗紀〉，頁151。. 2. (宋)宋祁、歐陽修撰，《新唐書》(北京：中華書局，1975年)，卷4，〈中宗紀〉，頁113。. 3. 陳明銶認為《資治通鑑》基於提供帝王統治之鑑戒的前提，所記載的歷史不時反映著宋代本身. 的問題，如禮樂的爭論、民眾的迷信行為與國家的軍事擴張。司馬光保守的儒者性格與大一統思想，深刻影響《資治通鑑》的取材與論述，致使此書的客觀性令人質疑。參見陳明銶著，張榮芳譯，〈資治通鑑的史學（上、下）〉，《食貨月刊》，第12卷，第4、5、6期，1982年，頁164-178；. 1.

(8) ．2．. 中宗朝儼然成為初唐盛世的「異相」，一個應復興而未復興的「失敗的時代」。近代唐史研究，對中宗這位「失敗者」亦是興趣缺缺，僅有幾位學者慧眼獨具，注意到該朝特殊的政治情勢。在多數的論述中，中宗仍被塑造為缺乏自由意志，任由群臣、后妃、公主左右的「傀儡皇帝」，而那近六年的統治，則成為討論武則天與唐玄宗等「輝煌時代」的過場。然而，中宗真是一個「志昏近習」的「下愚」之人嗎？拋開兩《唐書》與《資治通鑑》中反對女性干政，主張李唐中興的立場，重新梳理中宗朝的史事，當可發現在那錯縱複雜的政局中，君主施政的失敗似無法盡從個人性格的缺陷去加以詮釋。況中宗若確屬愚徒，則今存史書所見，皇帝與臣子間那井然有序的答辯，以及根據詔令，當時政治運作所作的調整，豈非均出自「賢臣」之手？我們不應忽視，在中國傳統專制統治下，無論賢臣或佞臣之言，是否得施行於天下，皆有賴聖裁。今史書將善政視為大臣自身才幹的展現，惡政則歸於皇帝聽信讒言，誤用奸臣建議。其間矛盾，不言而喻。中宗的「愚」，究竟是「歷史事實」，抑或史家基於他不得善終，提出的「後見之明」？答案呼之欲出。唐代自太宗發動玄武門事變以降，政局越發詭譎多變，不僅皇太子多難有善果，太子妃慘死者亦不在話下。太宗為合理化個人的皇位繼承，竄改歷史書寫，將父親唐高祖描述成庸庸碌碌之輩，自居為太原起義的首倡者，這些經前輩學者考證，已一一修正。同理，我們對中宗朝的歷史記述亦應保持謹慎的態度。景龍四年(710)，中宗逝世尚不滿一月，便爆發唐隆政變。隨後，臨淄王李隆基擁立父親安國相王李旦復位。經此事件衝擊，中宗與韋后在唐史上會是何等形象，可以想見。《舊唐書》中代宗以前的帝紀與人物傳記，主要來自當朝實錄，4而《新. 頁207-215。另外，盧奕璇亦曾從《資治通鑑》的寫作手法與用字遣詞，考察司馬光的史學思想。參見盧奕璇，〈司馬光《資治通鑑》之「春秋」書法研究──以中晚唐為例〉，臺南：國立成功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9年。 4. (清)趙翼撰，杜維運考證，《廿二史劄記》(臺北：華世出版社，1977年)，卷16，〈舊唐書前半. 全用實錄國史舊本〉，頁344。.

(9) ．3．. 唐書》則本於《舊唐書》，並參他書以刪修。5《資治通鑑》應亦不脫此範圍。故檢視作為三書原始資料來源的實錄，其大致上修纂的情形，或有助於理解中宗朝史事傳寫可能存在的問題。據史書記載，《中宗實錄》修纂期間，睿宗曾親自閱覽，還因而獎勵負責監修的岑羲。6開元間吳兢與劉知幾重修《則天實錄》，似曾再更動《中宗實錄》，而後始將《則天實錄》、《中宗實錄》與《睿宗實錄》併呈玄宗。7身為政變得位者，為鞏固自身皇權的合法性，睿宗與玄宗針對《中宗實錄》可能從事的調整，近年來逐漸被研究者發覺。8 在唐代，實錄修纂者不可避免地得承受當權者施予的壓力，史官劉知幾與吳兢的傳記中即留下了相關記錄。景龍末，侍中韋巨源、紀處訥、中書令楊再思、兵部尚書宗楚客、中書侍郎蕭至忠並監修國史，劉知幾以監修者多，甚為國史之弊，向至忠表達撰史的困境，其文略曰：古者刊定一史，纂成一家，體統各殊，指歸咸別。夫尚書之教也，以疏通知遠為主；春秋之義也，以懲惡勸善為先。史記則退處士而進姦雄，漢書則抑忠臣而飾主闕。斯並曩賢得失之例，良史是非之準，作者言之詳矣。頃史官注記，多取稟監修，楊令公則云「必須直詞」，宗尚書則云「宜多隱惡」。十羊九牧，其事難行。9 開元九年(721)，吳兢亦受宰臣施壓，要求調整實錄內容。《資治通鑑》記云：. 5. 清代史家趙翼曾指出新唐書修撰之際「文治大興，殘編故事，次第出見。觀新唐書藝文志所載，. 唐代史事，無慮數十百種，皆五代修唐書時，所未嘗見者，據以參考，自得精祥」，然「新書諸傳，較舊書多大同小異，不過刪其蕪詞而補其未備，無有大相逕庭者。」參見(清)趙翼撰，杜維運考證，《廿二史劄記》，卷16，〈新唐書〉，頁338；卷17，〈新書立傳獨詳處〉，頁371。 6. 《舊唐書》，卷70，〈岑羲傳〉，頁2540。. 7. (宋)王溥，《唐會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卷63，〈修國史〉，頁1291-1292。. 8.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的鄭雅如在研究上官婉兒時，推論婉兒文集實由太平公主奏請睿宗. 編定，而非玄宗，因此詳細考證了「玄宗編集說」的文化脈絡。此事於2013年上官昭容墓出土後獲得證實。參見鄭雅如，〈重探上官婉兒的死亡、平反與當代評價〉，《早期中國史研究》，第4 卷第1期，2012年，頁139-140。另外，師大歷史所的陳雅君在撰寫畢業論文時，也指出唐睿宗的歷史形象，來自玄宗刻意的塑造。參見陳雅君，〈唐睿宗歷史形象的虛實探討〉(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2015年)，頁32。 9. 《舊唐書》，卷102，〈劉子玄傳〉，頁3169-3170。.

(10) ．4．. 著作郎吳兢撰則天實錄，言宋璟激張說使證魏元忠事。說脩史見之，知兢所為，謬曰：「劉五殊不相借！」兢起對曰：「此乃兢所為，史草具在，不可使明公枉怨死者。」同僚皆失色。其後說陰祈兢改數字，兢終不許，曰：「若徇公請，則此史不為直筆，何以取信於後！」 10 兩人均有感於堅持直筆纂修官書之艱難，故劉知幾著《史通》以明志， 11吳兢則另撰《唐書》與《唐春秋》，力求善惡必書，12這些事反映了史臣修實錄時不得不與政治力妥協的現實。吳兢面對監修國史者張說的批評與同僚的勸阻，仍不願改動史書，是以成為美談。然施壓者如換成掌握修史權的皇帝，史臣們是否還能維持初衷？又，皇帝若確有改易史實之舉，官修史書有多大的可能性保留記錄？回歸現實，實錄終究為特定目的服務，尤其唐前期，實錄常於君主在世時編纂，非逝去的統治時期的歷史。縱使後一朝修前朝實錄，亦不免隱含對時局的批判。英國學者杜希德(Denis Twitchett)即指出，實錄重複修訂，通常不是由於記錄缺乏準確性，而因其內容的政治傾向與當朝統治者的利益不符。13官修史書的限制，研究者宜正視之。考量到中宗朝前後歷經三次政變，可能導致史事敘述與評價產生些許偏頗，筆者擬重新檢視李顯從受立為太子到成為皇帝親自執政的過程裡，朝廷內部政治集團的形成與演變，以及神龍與景龍年間，中宗君臣的治國理念、行事規畫與具體實踐，冀能勾勒出身處於不同地位的政治人物，其生命選擇、處事態度與最終命運間的關係。在盡量接近歷史真相的前提下，呈現有別於以往的中宗朝歷史書寫。. 10. (宋)司馬光撰，(元)胡三省註，《資治通鑑》(北京：中華書局，1956年)，卷212，「開元九年. 十二月乙酉」條，頁6748。 11. (唐)劉知幾著，(清)浦起龍釋，《史通通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卷10，〈自. 敍〉，頁290-291。 12. (宋)王欽若等撰，周勛初等校訂，《冊府元龜》(南京：鳳凰出版社，2006年)，卷556，〈國史. 部‧採掇二〉，頁6377。 13. (英)杜希德(Denis Twitchett)著，黃寶華譯，《唐代官修史籍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0年)，頁106-108。.

(11) ．5．. 二、研究回顧 1941 年，中日戰爭持續延燒之際，史學名家陳寅恪寫成《唐代政治史述論稿》14一書，在〈政治革命與黨派分野〉篇裡，分析了安史之亂以前，影響唐代政治革命成敗的因素。陳氏點出，安史之亂為國家形勢轉變的關鍵，前期「內重外輕」，後期則「外重內輕」，故武則天挾中央權勢能稱帝，徐敬業高舉匡復之名，自地方舉兵，卻以失敗告終。至於中央政治革命或勝或敗，實取決於負責宮殿守衛的北門禁軍軍情之向背。中宗朝太子重俊政變所以功虧一簣，原因就在於中宗與韋后仍保住劉景仁等部分禁軍的支持。初唐皇位繼承制度的不穩定，致使朝廷黨派活躍，宮廷政變頻仍，張柬之等擁中宗逼宮，既源其貪功心理，亦是當時臣民未確信太子能順利繼位的反映。 15. 1954 年，陳氏復以〈記唐代之李武韋楊婚姻集團〉一文，補《唐代政治史. 述論稿》之未及，主張高宗至玄宗時，李武為其核心，韋楊助其黏合，共同宰制著唐前期的政局，而中宗朝正處集團分裂之際。當時韋后與安樂公主聯合，對抗太平公主與玄宗。最後雖由玄宗獲勝，集團的勢力則持續至肅宗登基。16陳氏對中宗朝的理解，大抵為後世學者所承繼。 1956 年，在香港新亞書院，章群發表了〈論唐開元前的政治集團〉。有別於陳寅恪之說，文中強調開元以前關隴和山東兩地域的人互相推薦或攻訐的情況所在多有，皇帝亦經常參用不同地域的人才，故以地域關係劃分唐初政治集團未必允當。此外，並指出陳氏所引吉頊之言，實不足證明武李兩家. 14. 因戰亂之故，這本書歷時兩年，方由重慶商務印書館印行。1957年，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 所將該書重新排印，成為今日臺灣通行最早的版本。參見宋德熹，〈陳寅恪《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及《唐代政治史述論稿》版本小考〉，《書目季刊》，第24卷第1期，1990年，頁75-80。 15. 陳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論稿》(臺北：里仁書局，1980年)，頁211-212。. 16. 陳寅恪認為肅宗能被立為太子，與母親為武則天外家有關。參見陳寅恪，〈記唐代之李武韋楊. 婚姻集團〉，《歷史研究》，1954年第1期，頁50；後收入氏著，《金明館叢稿初編》(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1年)，頁266。.

(12) ．6．. 因婚姻關係而不可分，僅在肯定太子地位。所謂「水泥混和」，無非是容許諸武存在而已。政治集團結合的根本還是權力的追求。 17章氏的想法值得參考，然婚姻關係作為考察政局的線索，尚不失其正面意義。若非如此，我們將無法詮釋歷代帝后在安排諸王與公主婚姻時的用心，更難以理解楊堅篡周建隋與李唐皇室的崛起。權力既為結黨主因，則舉凡婚姻、地域、師友或舉薦關係等可能牽動權力運作的力量，均應納入考量。1972 年，師大的李樹桐亦在陳寅恪的論述基礎上，撰成〈唐代帝位之繼承〉一文，綜合評估有唐一代皇位繼承原則演變的優劣。行文間強調唐前期帝位繼承，多由競爭取得，皇帝多半能力強，故國家強盛，但缺點是常有內爭。中期繼承改為立長，皇帝性格趨於保守，國家因而衰弱。後期的皇位繼承操於宦官之手，營私舞弊的現象層出不窮，加速了國家的滅亡。文中並認為韋后殺中宗，立溫王重茂為帝，復以太后名義，臨朝稱制，推究其心態，乃欲作武后第二。若非臨淄王隆基發動政變，韋后必將廢少帝而自立。18李氏所言，蓋不脫《資治通鑑》將武、韋參政置於同一脈絡的立場， 19忽略二人所面臨之局勢的差異。1979 年，雷家驥在博論中也針對陳寅恪的黨派分野主張提出質疑，認為史籍上缺乏足夠證據證明，關隴與山東士人在「關中本位政策」影響下，存在嚴重的政治衝突。唐初的權力結構應從門第，而非地域來考察，但他仍肯定陳氏所言，皇位繼承權之爭是政治集團形成的原因之一。對中宗朝的治理，雷氏的觀察是，復辟不過為其表面號召，李、武二元王朝的運作方為實質。由於中宗無意否定武周政權，故任相兼及兵變領袖、東宮舊僚與武、韋集團人物，. 17. 章群，〈論唐開元前的政治集團〉，《新亞學報》，第1卷第2期，1956年，頁281-303。後收. 入中國唐代學會編，《唐代研究論集》(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92年)，第1輯，頁745-771。 18. 李樹桐，〈唐代帝位繼承之研究〉，《中國歷史學會史學集刊》，1972年第4期，頁1-61。後收. 入氏著《唐史研究》(臺北：臺灣中華書局，1979年)，頁1-61。 19. 宋人袁樞在詳讀《資治通鑑》後，將武、韋時期的史事編為一篇，或可視為《資治通鑑》立場. 的反映。(宋)袁樞，《通鑑紀事本末》(北京：中華書局，1964年)，卷30，〈武、韋之禍〉，頁 2715-2818。.

(13) ．7． 20. 其中亦不乏則天朝卸任或現任宰相，顯示復辟政治終難推行。從本書的論. 述推測，作者或以「復辟」為正途，是以對韋、武集團排斥復辟派一事，愀然有感慨之意。然「復辟」真是當時最好的抉擇，抑或是唐室舊臣的一廂情願？此為筆者嘗試思考的課題。面對武則天留下的基業，中宗是就此毀去，還是設法納為己用，更有助於統治？李、武二元王朝所造成的「政潮屢起」，看似一種負面現象，但若從勢力相對薄弱的中宗立場而言，各勢力相互制衡，不致威脅皇權，豈不有利於己？拋開復辟觀點，或能使我們察覺到隱藏在事物背後，深沉的權謀運作與時人的真實意圖。雷氏博論發表的同年，英國學者杜希德的《劍橋中國史‧隋唐篇》亦付梓發行。書中推論武三思有意透過安樂公主進行統治，故慫恿她向皇帝爭取儲位，又以賣官的方式使中宗任命兩千多名員外官與一千多名宦官，企圖左右朝政。杜希德將中宗朝的統治概括為武三思與韋后的圖謀，忽略中宗本身對時局的因應與覺知，不免有流於片面敘述之嫌。21 1982 年，唐史學者黃永年的〈說李武政權〉，內容觀點別開生面，要旨概為：其一，武則天在皇位繼承人選上舉棋不定，使睿宗李旦在被迫退位後，僅得「皇嗣」名號，具儀一比皇太子，等同皇太子候補。其二，李昭德、吉頊和狄仁傑等屢以母子親情與配食太廟進言，是武則天在聖曆元年(698)召還李顯，再度立為皇太子的主因。其三，張柬之等人發動的政變符合李武集團利益，武三思等亦參與其中，目的在消滅二張勢力。柬之等非不願藉政變滅武，而是缺乏實力。其四，《舊唐書》記安樂公主求為皇太女不成，遂與韋后共謀鴆帝。此於情於理多有不合，恐是李隆基政變後，給二人安上的罪名，. 20. 雷家驥，〈唐代中央權力結構及其演進〉(臺北：私立中國文化學院史家研究所博士論文，1979. 年)，頁157-167。後經作者修訂，由東大圖書公司出版。參見雷家驥，《隋唐中央權力結構》(臺北：東大圖書出版公司，1995年)，頁97-103。 21. (英)杜希德(Denis Twitchett)著，張榮芳譯，《劍橋中國史‧隋唐篇》(臺北：南天書局，1987. 年)，頁350-355。另有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的譯本。參見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西方漢學研究課題組譯，《劍橋中國隋唐史》(北京：社會科學出版社，1990年)，頁319-324。.

(14) ．8．. 實則中宗病卒的可能性極高。 22黃氏為近代較早質疑兩《唐書》與《通鑑》所記中宗朝史事者，文中有關武后、韋后與安樂公主的論述，促使筆者反思是否能跳脫既有的認識，亦從另一角度剖析唐中宗。 1987 年，廈門大學的謝元魯觀察到從唐太宗開始，皇帝便以「同中書門下三品」授予非三省官員，擴充決策成員規模，至高宗又以「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的加銜，讓低品級的官員也能預聞重大決策，促成決策核心集團成員的多元化。文中提到中宗神龍以後，將尚書省左、右僕射排除於政事堂會議外，消除了長久以來宰相之間職權輕重失衡的現象，象徵核心集團成員多元化進程裡第一階段的結束。23為什麼中宗會把尚書省左、右僕射排除於宰相正員之外？這與時任尚書左僕射的豆盧欽望不無關係，謝氏未就此事稍作推敲，是較為可惜之處。 1993 年，唐華全的〈略論唐中宗時期的政治風雲〉，強調五王政變的性質為內、外朝之爭，而五王與中宗的矛盾則反映出君權與相權之爭。就唐氏所見，中宗長期處於被動地位，僅在為了壓制五王勢力，籠絡諸武與建立后妃內朝時扮演主動角色，然事後卻造成大權旁落，皇權更為卑弱，無疑引火燒身。24關於中宗利用諸武抗五王，是否造成大權旁落？香港學者黃約瑟已注意到武氏勢力雖然龐大，但反武勢力同時存在。中書舍人岑羲、畢構與黃門侍郎宋璟外調，正凸顯出中書、門下二省官員與三思不和的事實。此外，宰相群中甚少有三思黨人，連與三思略為親近的韋巨源，亦因同族韋安石之故，遭罷知政事，顯示武三思在朝中並非不可一世。25諸武在中宗朝是否如. 22. 黃永年，〈論李武政權〉，《人文雜誌》，1982年第1期，頁99-112。後收入氏著《唐代史事考. 釋》(臺北：聯經出版公司，1998年)，頁93-117。 23. 原稿參見謝元魯，〈唐代中央政權決策研究〉，廈門：廈門大學中國古代史專業博士論文，1987. 年。這篇論文後來由交由文津出版社印行。另參見謝元魯，《唐代中央政權決策研究》，臺北：文津出版社，1992年。 24. 唐華全，〈略論唐中宗時期的政治風雲〉，《河北學刊》，1993年第2期，頁78-83。. 25. 黃約瑟，〈鄭愔政治生涯述論〉，收入榮新江主編，《唐研究》(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5. 年)，第1卷，頁287-288。.

(15) ．9．. 《資治通鑑》所言「權傾人主」，超越皇權的限制，尚需細密考察。稍後，唐氏另撰的〈試論唐中宗時期的諸武勢力〉，論點與前篇大致相同，唯就諸武勢力完結的時間斷限，檢討了陳寅恪與黃永年的說法。他將太平公主界定為李唐的忠實擁護者，而非諸武勢力的代表，並主張景龍四年(710)六月李隆基政變成功，為諸武勢力完結的標誌。26綜合陳寅恪、黃永年與唐華全的看法，可知三人爭議的關鍵在於何謂「諸武勢力」。「諸武勢力」是專指武姓子女？還是包含與武氏關係密切的姻親，甚至朝臣？陳寅恪將出自武三思府的高力士視為武氏勢力的代表，黃永年與唐華全對太平公主所屬派系的不同界定，都牽涉到應如何定義「諸武勢力」。若能將「諸武勢力」的範疇進一步釐清，必有助於解決相關論題。近半世紀中宗朝的研究成果，多散見於各論著的片段，至 1995 年，始略為集結於《唐帝列傳──唐中宗、唐睿宗》一書。該書由黑龍江大學的史曉雲執筆，雖仍以中宗積弱，委政武、韋為論述主軸，卻少見地探討了中宗朝的選相與用人、宗教政策與邊境戰事。惜其內容尚停留在史料整理的層次，詮釋方面略顯薄弱。舉例來說，書中將中宗朝幾位宰相的相關史事一一列舉，而不討論眾臣與中宗的互動或彼此間的衝突、合作關係，故讀者僅能得知中宗所任用的宰相，其個別行事性格為何，而不能明白該群體在國家統治上扮演的角色。在描述中宗的宗教政策時，也有類似情況。從作者徵引的史料來看，不難發現中宗朝正處華嚴宗與禪宗的興盛期，不僅帝、后、妃、主崇佛，官員及其家屬亦不乏深信者，崇佛可說是當時普遍的現象，然書中並未揭示此一時局的特殊性，僅平鋪直敘地羅列史事。「邊境戰事」一章應是全書說明相對完整的部分。該章適切地將神龍與景龍年間，朝廷與突厥、吐蕃的關係，置於唐前期對外關係的脈絡，以充分凸顯歷史意義，令人一目了然。惟作者將七世紀至八世紀初，朝廷與突厥、吐蕃關係的惡化，歸咎於武則天與中宗對民族議題的漠不關心和個人治國能力的不足，未考慮三方勢. 26. 唐華全，〈試論唐中宗時期的諸武勢力〉，《中國史研究》，1996年第3期，頁99-109。.

(16) ．10．. 力的更迭，不免顯得有些主觀與武斷。 1997 年，耿慧玲從神龍宮女墓誌剖析宮人在武則天、中宗與睿宗時期可能存在的政治力量，注意到神龍年間宮人群體似有超越他朝的勢力， 27可作為檢視中宗朝政局的另一視角。1998 年，中國學者李金水與寇養厚先後就中宗的佛道政策提出見解。 28李氏推測中宗因出生時曾受玄奘護持，加上後來貶居房陵，為求心安和博取武則天歡心，潛心佛典，而支持佛教。寇氏則主張中宗本刻意在宗教政策上與武則天針鋒相對，後因韋、武集團把持朝政，只好恢復武則天佛先道後的措施，抑制道教，崇獎佛教。李、寇二人均注意到中宗重佛的一面，然論述仍不脫傳統中宗依附諸武的脈絡，未思及國家統治與宗教信仰的密切關係。 2001 年起，或受陳寅恪從唐代都城建置分析宮廷革命之觀點的啟發，孫英剛開始一系列結合空間與歷史事件的研究。在〈唐代前期宮廷革命研究〉中，他以「一君兩儲三方」的格局解釋唐前期的皇位繼承鬥爭，認為中宗朝武氏勢力所以不衰，在於皇帝必須聯合韋、武集團，對抗神龍政變後迅速壯大的相王與南衙宰相集團，而此政治勢力的分野正反映於長安城坊的居住位置。武、韋主要成員居宮城以西，相王等李氏諸王則居宮城以東。 29孫氏筆下的中宗與睿宗，不再是武氏附庸，擁有個人意志與政治實力。2003 年〈隋唐長安的王府與王宅〉在前文的基礎上，考察唐前期王府、王宅和政治變遷的關係。文中注意到武則天與中宗、睿宗時期，王宅多分布於太極宮與大明宮之間，有監視和限制居住的意涵。中宗以大象踩踏相王五子宅的龍氣，即. 27. 耿慧玲，〈從神龍宮女墓誌看其在政變中之作用〉，收入榮新江主編，《唐研究》(北京：北京. 大學出版社，1997年)，第3卷，頁231-258。 28. 參見李金水，〈論唐中宗、睿宗時期佛道政策的嬗變〉，《廈門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 1998年第3期，頁112-117；寇養厚，〈武則天與唐中宗的三教並存與佛先道後政策〉，《陝西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28卷第3期，1999年，頁19-26。 29. 孫英剛，〈唐前期宮廷革命研究〉，收入榮新江主編，《唐研究》(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1. 年)，第7卷，頁263-287。.

(17) ．11．. 顯露出帝王的猜忌心理。30同年，〈長安與荊州之間：唐中宗與佛教〉透過譯經中心的演變、寺廟巡幸活動與宮廷內道場的設置，生動描繪中宗將佛教信仰轉化為私人政治資本的過程。 31孫氏的三篇專論，闡明了統治者在面臨複雜的政局時，如何善用外在的人事物，穩固個人權柄的諸般作為。其研究取徑，值得後人參考與效法。與孫英剛關心的主題相近，中央民族大學的蒙曼從公主的政治角色切入，觀察武則天至睿宗時期各政治集團的競合關係。其 2002 年的〈公主婚姻與武周以後的政局〉有兩個觀點值得重視：一是太平公主與相王二女均與大族薛氏聯姻，而豆盧欽望侄娶太平公主女，姪女又嫁相王，顯示出相王與太平公主在中宗朝聯合的態勢；二是武則天捨棄皇嗣李旦而選擇李顯，主要考慮到身後諸武的命運。皇嗣李旦與武三思、武承嗣在則天朝頗有水火不容之勢，反觀李顯則非。32蒙氏對則天、中宗兩朝官員人際網絡的細膩觀察，有助於深入了解李、武、韋三方勢力的演變。隔年，孫英剛與蒙曼在《唐研究》同時發表〈隋唐長安的王府與王宅〉與〈唐代長安的公主宅第〉，分別探討諸王與公主居所的政治意涵，交互輝映，適可進行參照。〈唐代長安的公主宅第〉強調中宗朝特別看重公主的政治能量，故公主宅第的分布可反映中宗與相王間勢力範圍的伸縮消長。中宗諸女除長寧公主外，均居於長安城西北部，且位置多屬故縣廨；相王諸女則多居於城東與城南，直到睿宗即位，才特別安排金仙、玉真兩位公主入住城西，取代原有的武、韋勢力。 33綜合孫、蒙二文，可知從空間格局來分析，中宗與相王的對立無庸置疑，然如要釐清雙方的爭鬥，還得從各自的支持者及其政治活動著手。同一時期，中研. 30. 孫英剛，〈隋唐長安的王府與王宅〉，收入榮新江主編，《唐研究》(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 2003年)，第9卷，頁185-214。 31. 孫英剛，〈長安與荊州之間：唐中宗與佛教〉，收入榮新江主編，《唐代宗教信仰與社會》(上. 海：上海辭書出版社，2003年)，頁125-150。 32. 蒙曼，〈公主婚姻與武周政局〉，《中國典籍與文化》，2002年第4期，頁92-98。. 33. 蒙曼，〈唐代長安的公主宅第〉，收入榮新江主編，《唐研究》，第9卷，頁215-234。.

(18) ．12．. 院的陳弱水完成〈初唐政治中的女性意識〉之修訂，34在〈從韋后到太平公主〉一節，描述了中宗朝皇家婦女(包含后妃、公主、女官)積極參政的面貌。陳氏認為中宗為公主開府，一方面反映出女子當政的現實，另一方面則等同承認皇家的女性成員具備政治地位。以「女性意識」的概念連結武則天、韋后、安樂公主、太平公主與上官婉兒等重要人物，深具開創性。不過就筆者試圖討論的中宗朝而言，該文僅點出皇家女性地位的提昇和梳理韋后、安樂公主等人的政治行動，尚未關注到賦予二人權勢的中宗所扮演的角色。若能就個人意識形態與權力爭奪的關係，再作深入探討，或有助於理解中宗朝女子參政現象形成的主因與發展脈絡。 2008 年，趙英華〈唐前期東宮官研究(公元 618-713 年)〉一文，比較了太子李弘、太子李賢與太子李顯的東宮官規模，認為頗有萎縮的趨勢，顯示武則天當政後皇儲地位的低落。中宗朝太子重俊的東宮官不僅人數少，出身亦混雜，既有學者、諍臣，又有聲色犬馬之徒，遂使之未得細心調護。35趙氏所言大抵反映武則天與中宗削弱儲君的現象。神龍末，重俊死於政變。景雲初，睿宗為之平反，諡為節愍太子，此後的史書與研究者多傾向同情重俊處境，將罪過歸於武、韋之專橫或東宮官未盡輔佐之責，然陳寅恪早已指出，重俊與李多祚的失敗在於不能全面掌握北門禁軍，使部分支持中宗與韋后的禁軍反撲。36如以這點而言，中宗壓制儲君不僅不能說是一種錯誤。相反的，若非身為儲君的重俊實力不足，恐怕中宗與韋后均同武三思身首異處。2009 年，廈門大學的陳思在論述重俊政變時，特別關注中宗心靈的轉變。他指出歷經政變的中宗，因內心缺乏安全感，試圖抓緊手中的權力，而與韋、武勢力不可避免地發生激烈衝突，結果韋、武集團為保全己身，被迫出手弒君。 34. 陳弱水，〈初唐政治中的女性意識〉，收入鄧小南主編，《唐宋女性與社會(下)》(上海：上海. 辭書出版社，2003年)，頁659-694。後來作者將此文修改後，收入氏著《唐代的婦女文化與家庭生活》(臺北：允晨文化出版公司，2007年)，頁199-241。 35. 趙英華，〈唐前期東宮官研究(公元618-713年)〉，北京：北京師範大學中國古代史專業博士論. 文，2008年。 36. 陳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論稿》，頁206-207。.

(19) ．13． 37. 該文在中宗心態的轉折方面著墨不少，然臆測的成分居多，有偏離史實的. 危險。2010 年，褚文哲〈唐宋文史作家對唐中宗公共形象的塑造(720?-1110) 〉，藉兩《唐書》、《資治通鑑》與筆記小說等文本，探討唐宋時期李顯形象的建構過程。作者主張人性為帝王研究的重點，史家宜對歷史人物的遭遇寄予同情，字裡行間隱有為中宗平反之意。 38惟文中未從史實層面查考，確認筆記小說作者撰述的意圖，亦未凸顯不同文本中的李顯書寫在唐宋時期的歷史意義，殊為可惜。 2011 年，王靜、沈睿文所撰〈唐章懷太子的兩京宅邸〉，注意到中宗曾將李賢之子守禮由嗣雍王改封邠王，還對太宗以降遭貶謫或殺戮的諸王宅邸重新處置，39顯示中宗對不同政治符號的號召力有深刻的體認，可補孫英剛〈隋唐長安的王府與王宅〉與蒙曼〈唐代長安的公主宅邸〉之論述。2012 年，王偉以東山宴飲為例，探討中宗朝宮廷遊樂的政治意涵。作者認為中宗有意提昇韋嗣立在士大夫群體的地位，以借助其家族聲望，團結反對勢力，維持李武聯合政權的穩定。 40相對於以往學者所熟知，中宗昏聵又耽於逸樂的說法，予人耳目一新之感。同年，性別史學者鄭雅如考察活躍於則天朝與中宗朝的上官婉兒時，發現《唐會要》與《新唐書》將《上官昭容集》編纂的時間誤繫於開元初，而《舊唐書》所據唐《實錄》、《國史》亦刻意淡化婉兒功績與睿宗對婉兒罪名的平反，推測或為掩飾李隆基殺害婉兒之「失德」。41此外，也指出婉兒受封昭容後，待遇比照官員，而非皇帝伴侶，反映中宗朝宮廷女性參政，已朝向以命婦品階比擬外朝官員品階的制度化方向發展。2013 37. 陳思，〈試論唐朝從中宗到睿宗時期的政局演變〉，廈門：廈門大學中國古代史專業碩士論文，. 2009年。 38. 褚文哲，〈唐宋文史作家對唐中宗公共形象的塑造(720?-1110)〉，臺北：私立中國文化大學史. 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10年。 39. 王靜、沈睿文，〈唐章懷太子的兩京宅邸〉，收入榮新江主編，《唐研究》(北京：北京大學出. 版社，2011年)，第17卷，頁271-286。 40. 王偉，〈韋嗣立東山別業宴飲與中宗朝局之關聯性〉，《暨南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34. 卷第2期(總157期)，2012年，頁132-137。 41. 鄭雅如，〈重探上官婉兒的死亡、平反與當代評價〉，頁111-145。.

(20) ．14．. 年 9 月，陝西上官昭容墓的出土，帶動學界重新檢視其政治與學術地位的風潮，仇鹿鳴〈碑傳與史傳：上官婉兒的生平與形象〉即為其一。文中以墓誌銘為本，參照其他史料，探討婉兒在中宗朝的政治立場，推測景龍三年(709) 中宗起復婉兒為婕妤，有平衡韋后勢力之深意。 42仇氏的觀點有助於後人理解景龍末年的政治局勢，惟中宗與韋后關係轉變的過程，似待更多史料佐證。綜觀當前有關中宗朝的研究，內涵雖逐漸擴充，但多數研究仍聚焦於女主政治與政變。作為一個皇帝，中宗的政治布局尚未被充分凸顯，其六年統治期間的政策亦甚少獲得關注。縱使蓄意拔擢官員，也往往被定調為酬庸。然歷代帝王任用親信之事，所在多有，否則何來「側近政治」之說？中宗朝被五代以降的傳統文人、士大夫視為乏善可陳、一無是處的時代，這樣的評價究竟是其統治的真相，還是遭扭曲的假象？經由全面考察中宗朝的史事，或能讓我們對這段過去有更深刻的認識。. 三、研究方法與章節安排本研究將採取分析、歸納、綜合整理的方法，從基本史料的收集與閱讀著手。在史料運用方面，含正史、政書、類書、文人隨筆雜著與出土文獻。正史以《舊唐書》、《新唐書》與《資治通鑑》為主，政書以《大唐六典》、《通典》與《唐會要》為主，而宋初編纂的《冊府元龜》、《太平御覽》與《太平廣記》亦在參考之列。此外，唐宋文人的隨筆雜著，如《隋唐嘉話》、《朝野僉載》和《大唐新語》等，與正史相互參照，或能兼顧不同的歷史觀點。隨著墓葬的挖掘與墓誌銘彙編相繼出版，應有助於修正或補充正史之未及，因此出土文獻會是筆者特別重視的史料。待史料的收集、研讀工作完成後，筆者將展開史料爬疏與析解，以之為基礎，闡發史事意義的所在。文章以〈形象與真相──唐中宗朝史事探析〉為名，討論主軸有二：一. 42. 仇鹿鳴，〈碑傳與史傳：上官婉兒的生平與形象〉，《學術研究》，2014年第5期，頁157-168。.

(21) ．15．. 是追尋傳統論述裡中宗朝史事遭人誤解或扭曲的部分，二是探究以往中宗形象與歷史事實間所存在的差距如何因政治操作與史書的反覆訴說，發展為中唐至明清文人之間習以為常的成說。拙文共分為七章，除第一章的緒論與第七章的結論以外，第二章「中宗兩度繼統始末」談的是李哲如何由儲君繼位皇帝，又由皇帝被廢黜為親王，最後經大臣發動政變而重返帝位，再興唐室的過程。有別於過去，論者多側重於李哲面臨政局的轉變，處於全然被動的地位，筆者嘗試闡發李哲在此期間有哪些積極作為，及這些行為可能產生的政治影響，期能深入釐清中宗兩次繼位前後，內外朝的關係、朝廷官員各自的謀算與李哲個人的識見才略。第三章「人事安排與權力的建構」將探討武則天退位後，甫重掌璣衡的中宗如何運用朝廷內部的矛盾，安排忠於自己的親信故舊，使陸續掌握朝中各項重要職位，鞏固失而復得的帝位，免於二度傾覆。過去，史家總以其任人選相以親不以德，然在這一章中，筆者試圖從皇家利益與穩定政權的角度，重新檢視中宗的用人政策。藉由分析中宗朝位居要職的官員，其人品、性格、行事作風，以及與皇帝的關係，相信應有助於理解這些人何以深受帝王倚賴，並明白他們在朝政上發揮的作用。第四章「政治宣傳與政權的鞏固」欲討論的是中宗自我形象的塑造。眾所周知，中宗是一位歷經廢位風波的皇帝，雖然他最終賴臣子之力奪回政權，卻不能無視帝王權威在這過程中受損的事實。本章將從天命、孝道、宗教信仰與文學創作四個層面，觀察中宗如何運用國家機器的力量，重建君主的威信，強化臣民對皇帝的敬畏與認同。而與權威重建互為表裡的，是皇帝的治國方略，其政策是否能得到官員與百姓的認同，必然影響眾人對他的觀感與評價，因此在第五章「施政方針與內外局勢的穩固」中，筆者打算從宗室、官員、百姓與對外關係等方面著手，考察中宗執政的想法與實踐。今日留存的史書與近代多數研究者對中宗朝的政治運作的評價顯然不高，然筆者仍認為探究當時整體決策的過程，將有助於我們明白事情何以發展成日後的模樣，拉近我們與史實間的距離，避免陷入「以成敗論英雄」的窠臼。畢竟.

(22) ．16．. 失敗從來不是命定，而是人們在有限的資訊中，經過一次又一次的思考與抉擇，一步步積累而成，此間的過程不會沒有意義，自不應遭後人全盤否定。第六章「中宗歷史評價的形成與檢討」係以時序為主軸，討論不同時代中宗歷史形象與評價演變的原因及其發展歷程。中宗歷史形象的塑造，睿宗與玄宗無疑為始作俑者。二人繼位後，陸續將中宗朝實施的政策以詔令一一否定，又將前朝大臣一個一個歸入佞臣名單，使得從唐代實錄記載開始，中宗朝除中興唐室外，餘者皆無可稱。及至重視歷史借鑑功能的宋代，中宗朝大致被定型為武則天女主政治的延續。嗣後，明清史家的評論亦大多延續此一基調，加以反覆論說，使中宗朝幾陷萬劫不復之地，成為群魔亂舞的時代。究竟過去的史家們如何記錄和流傳中宗朝的史事？當中有哪些部分被蓄意強調？哪些遭到眾人遺忘？而具體原因為何？又對中宗朝的歷史評價產生了何種影響？據此，筆者也將參酌歷代史論記載，簡要評估前賢論述是否合於史實，期能闡明史論與史實間的差距，盡可能還原中宗朝本來應有的面目。.

(23) ．17．. 第二章中宗兩度繼統始末唐代歷任帝王中，惟中宗與睿宗曾兩度登上皇帝寶座。以往的研究在討論中宗李顯(另名李哲)時，囿於兩《唐書》與《資治通鑑》的觀點，常將之視為無能，端賴賢臣輔佐的平庸之輩。然並參各種來源的史書後，筆者發現李哲的思想與行為，遠非前人所言，毫無可取之處。事實上，李哲治事有其獨到的思考，惟相對於政務練達的武后與看似低調無為而另有圖謀的弟弟李旦，稍顯弱勢而已。有鑑於此，本章乃綜合時局的演變、中宗臨事的決斷及其地位的浮沉，勾勒出他復位前的處事風格與思維才略，冀能彌補過去正史書寫當中幾顯空白，卻不失其重要性的區塊，深化讀者對這段歷史的認識。. 第一節儲君時期李哲的才略永隆元年(680)八月，太子李賢被高宗廢為庶人，時為左衛大將軍、雍州牧的英王李哲成為新任皇太子。1二十五歲的李哲，鑑於兄長的失敗，因戒慎恐懼，事二聖尤謹。由現存太子侍讀崔融2為之呈奉的表，可略知一二。孝友為歷代帝王教育太子基本的要求，李哲似深明其道，對父皇的關心無微不至，其〈請起居表〉云：伏承聖躬頃稍不安，今已痊復，手舞足蹈，慶躍兼深。臣聞孝於事親，為子之方已極；恭於奉上，為臣之道則先。臣自違侍軒墀，已淹時序。周儲故事，一日三至於寢門；晉室舊儀，一月五朝於左閤。今之望古， 1. (宋)司馬光撰，(元)胡三省註，《資治通鑑》(北京：中華書局，1956年)，卷202，「永隆元年. 八月」條，頁6397。 2. 崔融，上元三年(676)正月科舉及第，累補宮門丞，兼直崇文館學士。中宗在東宮時，崔融擔任. 侍讀。東朝表疏，多成其手。參見(五代)劉昫編，《舊唐書》(北京：中華書局，1975年)，卷94，〈崔融傳〉，頁2996；(宋)王溥編，《唐會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卷76，〈貢舉中〉，頁1641。.

(24) ．18．. 臣獨何人？日者瀝膽陳祈，焦心覲謁。伏惟天皇以關河鎮重，監守務殷，睿旨沖邈，未垂矜亮。今既十月築場，三農事隙，特乞暫息恩召，俯念丹誠，遂以起居。假以時日，得晨拜旒扆，遂臣私情；則暮辭闕庭，在臣無恨。不勝戀慕之至。3 高宗以監守事重，令太子不必按時起居。然多日不見父皇，若左右有所耳語，父子關係恐將生變，且有違臣道與孝道，故李哲特請於農隙恢復探問起居，冀申人子之情。此外，每逢旱災，高宗常避居正殿或減膳食，向上天致意。往往使其原就病弱的身體，雪上加霜。李哲也曾就此事上言：頃以歲儲微耗，年榖未登，睿旨憂勞，宸情戒惕。菲飲食而卑宮室，居常夏禹之期；減廚膳而徹鍾懸，重取黃軒之事。由是神靈肸蠁，景氣氤氳，雪千里而朝飛，雨四溟而夜下。兩河之甸，瑞麥盈疇；三川之境，嘉苗被隰：天意人事，其在茲乎！可以隨道抑揚，可以與時通變。周王之本支百代，每進鱻庖；殷帝之亢旱七年，猶資鶴鼎：昔賢具稱其美，往聖不議其非……臣又聞下之奉上，猶枝附根，君以人作基，人以君為命。天皇恩深子育，念切家安，損己勵精，無違早晏，停滋罷味，已隔歲時，聖躬有勞悴之容，群類動兢惶之責。伏乞俯從人欲，仰順靈心，具珍物以登羞，隨太陽而復膳。4 做兒子的關心父親的身體，仔細思索進言時如何不違聖賢之道。高宗讀後，不能不感動於心。而臣下聽聞，或亦因太子仁孝，慶幸國家沒有所託非人。高宗與武后執政日久，越發崇信祥瑞之說，5李哲審時度勢，亦獻上多篇. 3. (唐)崔融，〈皇太子請起居表〉，收入(宋)李昉等撰，《文苑英華》(北京：中華書局，1966年)，. 卷605，〈太子公主上請〉，頁3137。 4. (唐)崔融，〈皇太子請復膳表〉，收入《文苑英華》，卷605，〈太子公主上請〉，頁3137。. 5. 以年號為例，顯慶六年(660)二月，以益、綿等州皆言龍見，改元龍朔；龍朔三年(663)，因絳州. 麟見于介山，含元殿前麟趾見，詔改來年為麟德元年。上元三年，以陳州言鳳凰見於宛丘，改元儀鳳。參見《舊唐書》，卷4，〈高宗紀上〉，頁81、84；卷5，〈高宗紀下〉，頁102。.

(25) ．19．. 祝賀祥瑞的表，如〈賀甘露表〉 6、〈賀瑞木表〉7、〈賀芝草表〉8、〈賀天后芝草表〉9、〈賀嘉麥表〉10、〈賀石龜負圖表〉11、〈賀白龍見表〉12等，頌帝后之盛德，國祚之綿長。彰百姓之悅服，臣子之同歡。可謂君之所好，必由予之，充分體現忠孝之義。除敬事父母外，李哲對兄弟也愛護有加。開耀元年(681)十一月，詔徙庶人李賢至巴州。13李哲顧念手足深情，上表乞請聖恩：臣聞心有所至，諒在於聞天，事或可矜，必先於叫帝。庶人不道，徙竄巴州。臣以兄弟之情，有懷傷憫。昨者臨發之日，輙遣使看，見其緣身衣服，微多故弊。男女下從，亦稍單薄，有至於是。雖自取之，在於臣心，能無憤愴。天皇衣被天下，子育蒼生，特乞流此聖恩，霈然垂許，其庶人男女下從等，每年所司，春冬兩季，聽給時服，則浸潤之澤，曲霑於螻蟻；生長之仁，不遺於蕭艾。無任私懇之至。謹遣某官奉表陳請以聞。14 帝王之家，兄弟友愛，實屬難得。當年李承乾與李泰因政爭被分別安置在黔州與均州，時仍為晉王的高宗就曾上奏表示：「承乾、泰衣服不過隨身，飲食不能適口，幽憂可愍，乞敕有司，優加供給。」 15數年後，李哲和他的父親做了同樣的事，不知高宗內心有何感想？是同感於兒子的孝悌之心？抑或憂心兒子另有心思？16 6. (唐)崔融，〈為皇太子賀甘露表〉，收入《文苑英華》，卷562，〈賀祥瑞三〉，頁2880。. 7. (唐)崔融，〈皇太子賀瑞木表〉，收入《文苑英華》，卷563，〈賀祥瑞三〉，頁2884。. 8. (唐)崔融，〈皇太子賀芝草表〉，收入《文苑英華》，卷563，〈賀祥瑞三〉，頁2885。. 9. (唐)崔融，〈皇太子賀天后芝草表〉，收入《文苑英華》，卷563，〈賀祥瑞三〉，頁2885。. 10. (唐)崔融，〈皇太子賀嘉麥表〉，收入《文苑英華》，卷563，〈賀祥瑞三〉，頁2886。. 11. (唐)崔融，〈代皇太子賀石龜負圖表〉，收入《文苑英華》，卷564，〈賀祥瑞四〉，頁2890。. 12. (唐)崔融，〈皇太子賀白龍見表〉，收入《文苑英華》，卷565，〈賀祥瑞五〉，頁2897-2898。. 13. 《舊唐書》，卷5，〈高宗紀下〉，頁108。. 14. (唐)崔融，〈皇太子請給庶人衣服表〉，收入《文苑英華》，卷605，〈太子公主上請〉，頁3137。. 15. 《資治通鑑》，卷197，「貞觀十七年五月癸酉」條，頁6198。. 16. 孟憲實認為當年高宗孝友的形象所以深植人心，或許帶有其「表演」成份。參見孟憲實，《唐. 高宗的真相》(臺北：遠流出版公司，2008年)，頁26-29。.

(26) ．20．. 開耀元年(681)，太平公主下嫁薛紹，李哲藉呈奉禮食，表達對親妹新婚的祝賀。17高宗與武后本就寵愛女兒，一度因吐蕃求親，特立太平觀，以她為觀主拒絕之。如今好不容易為愛女尋得佳婿──太宗女城陽公主之子薛紹。欣悅之情，必溢於言表。時太平公主婚禮之盛，史書形容說：「自興安門南至宣陽坊西，燎炬相屬」。18此時，帝后見兒子上表，定是喜上加喜，對其正面觀感或有提升。身為儲君，李哲不僅孝友有聞，亦懂得選擇適當的時機，展現皇位繼承人應有的風範與氣度。永隆二年(681)，李哲行釋奠禮後，隨即表請善簡豪俊充任崇文館學士，19時中書令薛元超趁勢推薦鄭祖玄、沈伯儀、賀覬、鄧玄挺、顏強學、崔融等人入館。20俟人才齊備，李哲又奏請父皇同意纂修典籍：臣聞學者殖也，問以辯之，積必有成，勤則不匱。以周公之上聖，日讀百篇，以孔父之多能，韋編三絕。臣雖不敏，竊所庶幾。然以列代遺章，先王舊典，康成奧業，纔覽卷於八千。士安覃思，願加年於累百。豈不以學而時習，博則難精者乎。今欲搴其蕭稂，撮其樞要，可以出忠入孝，可以益國利人。極賢聖之大猷，盡今昔之能事。商搉百氏，勒成一家。庶有代於箴規，長不違於左右。又近代書鈔，寔繁部帙。至如《華林園徧略》、《脩文殿御覽》、《壽光書苑》、《長洲玉鏡》，及國家以來，新撰《藝文類聚》、《文思博要》等，並包括宏遠，卒難詳悉。亦望錯綜群言，刪成一部。藝官賓館，亦既天皇立之矣。端士正人，亦既天皇致之矣。伏乞俯從微願，特降鴻私，許臣撰緝，遂臣誠請。當宮學士如少，仍望通取京官。21 猶記前太子李賢，「始出閤，容止端雅，深為高宗所嗟賞」，高宗還曾對司空 17. (唐)崔融，〈皇太子上食表〉，收入《文苑英華》，卷613，〈上禮食〉，頁3182。. 18. 《資治通鑑》，卷202，「永隆二年七月」條，頁6402。. 19. (宋)宋祁、歐陽修編，《新唐書》(北京：中華書局，1975年)，卷201，〈文藝上‧楊烱傳〉，. 頁5741。 20. (唐)楊烱，〈中書令汾陰公薛振行狀〉，收入《文苑英華》，卷971，〈行狀一〉，頁5106。. 21. (唐)崔融，〈皇太子請修書表〉，收入《文苑英華》，卷605，〈太子公主上請〉，頁3138。.

(27) ．21．. 李勣說：「此兒已讀得《尚書》、《禮記》、《論語》，誦古詩賦復十餘篇，暫經領覽，遂即不忘。我曾遣讀《論語》，至『賢賢易色』，遂再三覆誦。我問何為如此，乃言性愛此言，方知夙成聰敏，出自天性。」後來，當李賢召集學者太子左庶子張大安、洗馬劉訥言、洛州司戶格希元、學士許叔牙、成玄一、史藏諸、周寶寧等，請為《後漢書》作註解時，高宗欣然同意，且在全書完成後，賞賜眾人「物三萬段」，仍「以其書付祕閣」。22如以此例與李哲之舉相對照，則其意明矣。事實上，藉個人學術表現，爭取皇帝的歡心與群臣的支持，非李賢、李哲兄弟的創見。早在高祖朝，秦王世民為與太子建成爭儲，便以講論經義為由，在王府設文學館招納人才。23太宗朝太子承乾面對魏王泰的挑戰，亦曾延請家學深厚的顏思古注《漢書》，望能挽回自己在父親心中的負面印象。24這些往事在在反映唐前期儲位之爭從朝廷政務人事逐漸蔓延到太子與諸王文化表現的現象。李賢請注《後漢書》與李哲請與學士一同整理古籍是否與儲位有關，如今雖限於史料，無從得知，但二人欲透過圖書的修纂，博取父皇的嘉許與認同，穩固東宮的地位，當無庸置疑。為免遭帝后猜忌有奪權野心，李哲就政務民事方面，少有建言，今惟存二則相關文書：一是〈請放罪囚表〉，另一是〈請家令寺地給貧人表〉。前者體現皇家恩赦的傳統，內文「徒刑之輩，已沐於深慈；杖罪之流，未霑於厚渥。且五刑之內，笞坐為輕，兩造之間，原情可恕。時當慘勁，命甚漂浮。因茲決罰，或從顛躓伏」 25等語，顯示李哲對刑罰輕重有一定的認識。後者則彰顯皇家恤民的傳統。李哲損己利民，呼應天皇施政，自言「臣濫奉宗祧，親承覆載。歲時衣服，咸憑府藏之餘。朝夕膳羞，必佇饔餼之辦。過此以往，臣亦何求。但知問豎寢門，尊師胄序……臣家令寺有地九百餘頃，特請迴授. 22. 《舊唐書》，卷86，〈高宗中宗諸子‧章懷太子賢傳〉，頁2831-2832。. 23. 《舊唐書》，卷2，〈太宗紀上〉，頁28。. 24. 李承乾與李泰為爭儲位而修書之事，李廣健有深刻的觀察與析論。參見李廣健，〈《漢書》顏. 注與貞觀朝儲位之爭〉，《新史學》，第8卷第1期，1997年，頁1-41。 25. (唐)崔融，〈皇太子請放罪囚表〉，收入《文苑英華》，卷605，〈太子公主上請〉，頁3137。.

(28) ．22．. 關中貧下等色。雖地非安邑，寧期千戶之封，而價等露臺，虛費十家之產。伏乞皇恩遠及，聖澤旁流。矜臣愚効，遂臣誠請。」 26充分凸顯其節儉，不求外物，惟專注聖人之教的美德，正切合高宗的期許。27 令人疑惑的是，正史上無一字提及李哲尚為太子時所付出的努力，僅留下兩段不利其形象的敘述。一段在永隆二年(681)。時右衛副率蔣儼致書太子洗馬田遊巖云：「皇太子春秋鼎盛，聖道未周，拾遺補闕，臣子恆務。僕以不才，猶參廷諜，誠以素非德望，位班卒伍，言以人廢，不蒙採掇。足下受調護之寄，是可言之秋，唯唯而無一談，悠悠以卒年歲。向使不餐周粟，僕何敢言，祿及親矣，將何酬塞？」遊巖見書，未有反駁。28從書中蔣儼主張太子血氣方剛，尚需旁人調護，而自己因人微言輕，不得重用來看，其不僅質疑遊巖尸位素餐，未能忠君之事，亦隱有埋怨太子不聽人勸的含意。可惜當時蔣儼勸諫太子的內容為何？其論述是否得當？又何以不被採用？這些今日皆不可考，難以獲知李哲不納諫的真相。另一段在永淳元年(682)。時高宗因關中饑饉，率領臣民就食東都。29臨行前，他特意叮囑薛元超說：「朕之留卿，如去一臂。但吾子未閑庶務，關西之事，悉以委卿。所寄既深，不得默爾。」 30由於留守京師的太子李哲僅有一次監國經驗，政事涉獵不深，身為父親的高宗，不免有些擔憂，遂命幾位資深老臣以為協理。之後，《資治通鑑》曾引元超輔佐太子期間，上書規諫太子當減少弋獵，承蒙高宗嘉許，並召太子赴東都一事，強調「太子留守. 26. (唐)崔融，〈皇太子請家令寺地給貧人表〉，收入《文苑英華》，卷605，〈太子公主上請〉，. 頁3136。 27. 永隆二年(681)，高宗曾詔雍州長史李義玄曰：「朕思還淳返朴，示天下以質素。如聞游手墮業，. 此類極多，時稍不豐，便致饑饉。其異色綾錦，并花間裙衣等，糜費既廣，俱害女工。天后，我之匹敵，常著七破間裙，豈不知更有靡麗服飾，務遵節儉也。其紫服赤衣，閭閻公然服用；兼商賈富人，厚葬越禮。卿可嚴加捉搦，勿使更然。」顯示高宗不喜人奢靡的一面。剛當上皇太子的李哲怎敢不慎？參見《舊唐書》，卷5，〈高宗紀下〉，頁106。 28. 《舊唐書》，卷185，〈良吏上‧蔣儼傳〉，頁4801。. 29. 《舊唐書》，卷5，〈高宗紀下〉，頁109。. 30. 《舊唐書》，卷73，〈薛元超傳〉，頁2590-2591。.

(29) ．23．. 京師，頗事遊畋」。31光就這段敘述而論，李哲似為耽於逸樂，空誤政事之徒。然檢視元超的疏文，實透露出其他訊息。疏中提到： (太子)比者監守務殷，親賢政事，所關視聽，決斷如流，凡在朝野，僉論極美……伏見去年之內，數召學士等討論經籍，疊疊不倦，此令問播於遐邇。在外聞者，誰不欣然？今夏已來，接對講藝之道，有謝曩時……又殿下仁孝之德，聞於四海，自車駕發京，天慈許入苑內，臣竊惟殿下之意，既承恩旨，始復出遊，以為上副聖懷……夫為人子者，不登高，不臨深，恐近於危辱也……儲后之尊何可以不慎焉，倘馬逢佚馭，微致毀傷，豈不上貽二聖之憂，下乖兆人之望？……伏乞燔翳捐褶，以塞眾望。32 由此推斷，李哲先前監國，對政事頗有心得，惟近來高宗同意其入苑遊畋，為表示對聖恩的感激，行為乃有過之，致元超生憂，而李哲甫獲諫言，並無不悅之色，猶立即向元超表達悔意：「昨奉嘉命，廣開正路，翳已燔矣，褶亦去焉。師傅之言，實獲我心」。33透過將置放弓箭的工具與騎服全數銷毀的舉動，明確宣示痛改前非的決心，足見其虛懷若谷的胸襟與危機處理的手腕。考元超墓誌所述：事後，高宗為慰勉元超上書勸諫太子，特以手敕褒諭，賜物百段。34然無論正史或墓誌，都沒有提及李哲因此遭父皇責罵或懲戒，蓋此事未對其政治地位造成多大的衝擊。35. 31. 《資治通鑑》，卷203，「永淳元年七月」條，頁6411。. 32. (宋)王欽若等撰，周勛初等校訂，《冊府元龜》(南京：鳳凰出版社，2006年)，卷714，〈宮臣. 部‧規諷第三〉，頁8226-8227。 33. (宋)王欽若等撰，周勛初等校訂，《冊府元龜》，卷714，〈宮臣部‧規諷第三〉，頁8227。. 34. (唐)崔融，〈大唐故中書令贈光祿大夫秦州都督薛公墓誌銘〉，收入周紹良、趙超主編，《唐. 代墓誌彙編續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頁280。 35. 高宗對東宮僚屬勸諫太子一事，向來都秉持鼓勵的態度。如邢文偉曾以減膳諫太子李弘少謁大. 臣。太子見疏，謝以多疾及入侍少暇。事後，高宗特擢之為右史。由此可知，高宗獎掖宮臣上言，似不以太子是否有失為考量。此次李哲入苑遊獵，高宗可謂始作俑者。若片面責怪之，實不甚合理，故推測可能僅是言語告誡，未有實質懲罰。有關邢文偉諫太子事，可參見《資治通鑑》，卷 202，「咸亨四年十二月」條，頁6370。.

(30) ．24．. 李哲居儲僅三年，前後監國不過三次，加總起來，時間不長。36考量到高宗有意透過監國的安排，訓練太子基礎行政能力，李哲與逝世的兄長李弘相比，37能深入理解帝國運作的時間與機會確是不足。因此，雖然李哲盡可能努力學習和展現儲君應有的治事能力與品德才行，但時間上的限制與身為儲君的心理壓力，讓其處理政務時有些綁手綁腳，不能盡情發揮，這也讓高宗臨終前不免擔心生性仁善的太子能否擔負起國家重器。. 第二節高宗遺詔的政治布局弘道元年(683)十二月，長年受風瘵之苦的唐高宗，因病情惡化，急召侍中裴炎交代後事。38之後，外朝所見其遺詔稱：「皇太子哲，握衷履己，敦敏徇齊，早著天人之範，夙表皇帝之器」，39彷彿此子早年即有過人之處，讓身為父親的他，能安心立為繼承者，但熟悉高宗朝政局演變的士大夫們，當明白這不過是例行性的讚許。大行皇帝起初屬意的繼承人，無疑是嫡長子李. 36. 第一次在永隆二年(681)七月，因高宗服餌而監國；第二次在永淳元年(682)四月，因高宗幸東. 都而監國。此次應屬三次監國中時間最久者；第三次在弘道元年(683)十一月，因高宗病重而監國。參見《舊唐書》，卷5，〈高宗紀下〉，頁108、109、111。賴亮郡認為高宗時的太子監國為帝后爭權的另一場域，已失原本透過監國制度教育太子的精神。參見賴亮郡，〈六朝隋唐的東宮研究〉 (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博士論文，2001年)，頁320-339。筆者竊以為高宗若有心與武后爭權，一則可利用朝中反對武后的勢力，如當年廢王皇后，除長孫無忌等前事，二則其臨終前親付裴炎遺詔，亦可立詔限制武后干政。然高宗自始自終沒有這麼做。不僅生前常使武后共知政事，臨終前又詔如遇軍國大事不決者，武后得共預裁決，對武后的信任顯然有增無減。高宗令皇太子監國，自李弘、李賢至李哲，不時有之，如比較三者監國的情形，高宗對李弘確是刻意栽培。太子監國的教育意義，至少在李弘身上應多能體現。 37. 李弘擔任儲君期間曾六度監國，分別於顯慶四年(659)十月、龍朔二年(662)十月、乾封二年(667). 九月、咸亨二年(671)正月、咸亨三年(672)十月、咸亨四年(673)八月。此外，龍朔三年(663)十月，高宗又有詔曰：「太子每五日於光順門內視諸司奏事，其事之小者，皆委太子決之。」參見《舊唐書》，卷4，〈高宗紀上〉，頁79、83；卷5，〈高宗紀下〉，頁95、98；《資治通鑑》，卷 201，「龍朔三年十月辛巳」條、「乾封二年九月庚申」條，頁6338、6352。 38. 《資治通鑑》，卷203，「弘道元年十二月丁巳」條，頁6416。. 39. (宋)宋敏求編，《唐大詔令集》(北京：商務印書館，1959年)，卷11，〈大帝遺詔〉，頁67-68。.

(31) ．25．. 弘，可惜李弘病弱早喪。40其次為李賢，其學問有成且「處事明審」，卻因捲入謀反疑案，不得不廢棄，安置在遙遠的巴州。 41如今的太子李哲，本與皇位無緣，在諸子中排名第七。 42縱使在高宗與武后所生嫡子間，排行也僅為第三。從高宗遺詔中所見的幾項安排，不難察覺他對李哲多麼不放心。遙想當年，高宗二十二歲即位，太宗為其安排親舅長孫無忌為顧命大臣，又令兒子親命功臣李勣為尚書左僕射， 43顯有牽制長孫集團，避免皇權受到威脅之意。44如今，高宗親命裴炎為顧命大臣，基於當初長孫無忌怙權的前車之鑑，勢必得尋求另一股足以與裴炎抗衡的力量，方能使江山永固。正所謂「虎毒不食子」，高宗內心的第一人選自然是武后，一則武后為李哲親母，在傳統母以子貴觀念的影響下，武后恃子而立，斷不致危害新帝；二則武后長年隨侍理政，處事多稱旨，對國家政務的理解遠勝他人，必能成為尚不諳朝政之新帝的助力。思及此，高宗雖對兒子能否成為一位好皇帝仍有些懷疑，然限於天壽將盡，縱有未及完成之事，亦僅能託付予生者。針對高宗遺詔的布局，群臣內心如何看待呢？顯慶以來，高宗與武后並稱「二聖」，45共理政務，直至弘道元年(683)高宗崩殂。這段期間，惟上元二年(675)，高宗因風眩嚴重，欲使武后攝政時，曾引起中書侍郎同三品郝處俊與中書侍郎李義琰反對， 46其餘時日，或因高宗堅決支持武后，且武后協理. 40. 高宗本因腠理微和，有意遜位於太子李弘，但李弘孝心純確，聞言掩歔不言，遂未成事。上元. 二年(675)，李弘病逝，高宗特申往命，諡為「孝敬皇帝」。參見《唐大詔令集》，卷26，〈皇太子諡孝敬皇帝制〉，頁85。 41. 《舊唐書》，卷86，〈高宗中宗諸子‧章懷太子賢傳〉，頁2831-2832。. 42. 《舊唐書》，卷7，〈中宗紀〉，頁135。. 43. 貞觀二十三年(649)，太宗寢疾，謂高宗曰：「汝於李勣無恩，我今將責出之。我死後，汝當授. 以僕射，即荷汝恩，必致其死力。」遂將李勣調任疊州都督。高宗即位，其月，任命李勣為洛州刺史，尋加開府儀同三司，令同中書門下，參掌機密。同年，李勣又升尚書左僕射。參見《舊唐書》，卷67，〈李勣傳〉，頁2487。 44. 有關高宗如何運用太宗晚年的安排，在即位後將李勣納入自身陣營，共同對抗日漸驕恣的長孫. 無忌，可參見孟憲實，《唐高宗的真相》，頁194-207。 45. 《舊唐書》，卷6，〈則天皇后紀〉，頁115。. 46. 《資治通鑑》，卷202，「上元二年三月」條，頁6375-6376。.

(32) ．26．. 國政，確有高明之處，未見朝臣就「二聖」共治有何猛烈批評。顯示此等政治運作模式，官員們縱非全然心服口服，至少採取了默認的態度。二聖之下，影響朝政最有力者，莫過於宰相群體。高宗崩後，至中宗繼位改元前，當時的宰相有劉仁軌、裴炎、劉景先、郭正一、岑長倩、郭待舉、魏玄同。經由考察七位宰相的出身、性格與政治傾向，或有助於理解弘道元年(683)十二月初四至嗣聖元年(684)二月初六以前政局轉變的關鍵。劉仁軌，貞觀初，擔任陳倉尉。因不畏權勢，杖殺折衝都尉魯寧，蒙太宗讚賞，升為櫟陽丞，後累遷為給事中。高宗顯慶五年(660)，仁軌檢校帶方州刺史，率領新羅士兵援救郎將劉仁願，與仁願共平百濟叛眾，使當地百姓各安其業。高宗對其作戰的英勇與妥善的戰後處置深表讚嘆，故正授其帶方州刺史一職。麟德二年(665)，仁軌親領新羅、百濟、耽羅與倭等各國酋長一同參與封禪大會，再次承恩，被高宗擢拜為大司憲。咸亨五年(674)，任職雞林道大總管，率軍討伐新羅，大勝而歸。隔年，仁軌升上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三品，兼太子賓客，仍監修國史。永隆二年(681)，仁軌深感年老，憂心處理政務，力有未逮，上表乞骸骨，卸下尚書左僕射之職，僅以太子少傅的身分，留有參知政事的權力。高宗對仁軌的信賴，似不一般。永淳元年 (682)，高宗駕幸東都，命太子李哲留守京師，即讓仁軌與裴炎、薛元超協理朝中政務，47顯示出對三人的倚任。弘道元年(683)，高宗駕崩，仁軌已七十多歲。雖居宰相之位，卻未擔任尚書、中書、門下三省職事官。48換言之，惟參與政事堂會議，而不介入實際行政運作，這顯然是皇帝為優禮老臣所做的安排。由此推論，若非朝政發生驚人變局，仁軌應不致有何主動之舉。49 裴炎，明經出身，高宗時歷任兵部侍郎、黃門侍郎與侍中。永隆二年 47. 《舊唐書》，卷84，〈劉仁軌傳〉，頁2789-2796。. 48. 永隆二年(681)三月，仁軌以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三品，兼太子少傅。七月，仁軌固請解左. 僕射。因此高宗駕崩時，仁軌僅為太子少傅，同中書門下三品，未帶三省職事官銜。參見《資治通鑑》，卷202，「開耀元年三月辛卯」條、「開耀元年七月甲午」條，頁6400、6403。 49. 太后廢中宗為廬陵王，改立睿宗李旦。仁軌惟以暮年請致仕，並以呂后之事規戒太后，則其無. 意捲入皇位繼承問題，可知也。參見《資治通鑑》，卷203，「文明元年二月庚申」條，頁6418-64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