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斯蘭研究學者Hakan Yavuz將伊斯蘭社會運動區分為四種類型，這四種類 型或許有助於我們理解今日的茉莉花與埃及革命中宗教與社會運動的關係。這 四種類型分別為：改革主義式的、革命式的、社會性的，以及精神上的社會運 動（Yavuz, 2004:270-88）。Yavuz以行動策略與手段所具有的合法或不合法，
以及其目標是由上而下的國家、菁英為基礎的垂直式運動，或者是由下而上的 以社會與認同為中心的水平式運動，進而描繪出伊斯蘭社會運動的類型學，如 表一。
若以此來檢視伊斯蘭主義、左派社會主義團體與自由派思想三者與社會運 動的關係，我們或許可以發現突尼西亞與埃及革命成功的原因，除了網際網路
與社群媒體在溝通上扮演重要角色之外，伊斯蘭主義與左翼社會主義團體之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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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Brooke and Hamid, 2011）。此外，這些活動能量之所以能夠累積且在運動 中獲得釋放的原因之一便在於親西方、世俗化政權的腐敗與無能。這些政權的 腐敗與無能更進一步地因為其所採取的親西方、世俗化策略而為伊斯蘭主義或 左派社會主義利用，將自身社會的失敗歸結於是與西方資本主義與帝國主義的 宰制與控制有關。
更重要的是，在突尼西亞與北非，對政權不滿的能量透過社會主義式的操 作方式—提供政府無法做到的社會服務、社會救助與失業津貼；透過清真寺與 大學系統灌輸意識形態內容；透過網際網路與社群媒體進行串連與學習等—或 許更能深植於人民心中（Bayat, 1998, 2005a）。左派社會主義團體擅長街頭抗 爭、工人運動、農村運動，強調壓迫的來源都是資本主義積累邏輯或者勞工 與資本家的剝削關係，因此抗爭的對象也是資本主義及其內部運作機制。相對 地，伊斯蘭主義則是嘗試顛覆既有政權，建立伊斯蘭國家，不論使用暴力與 否，其目的並未改變。自由派思想則與左派及伊斯蘭主義不同，前者包括了 親西方且世俗化的政權、伊斯蘭現代主義、伊斯蘭主義中的部分溫和派人士 等，㉗ 其則是傾向於以和平漸進的方式在體制內進行改革，以利益作為結合與 發起社會運動的出發點，主張發展公民社會，是以追求自身議題的發展為主。
因此，諸如多元、差異等論述也為其所用。除了社會運動，也透過菁英遊說的 方式來達成目的。然而，在親西方政權的統治之下，自由派團體往往與政權
㉗ 將這些團體劃歸於自由派思想不是完全沒有問題的，例如伊斯蘭主義團體中的鴿派（溫
和派）雖然不一定認同鷹派的作法，但也不一定表示其便是放棄伊斯蘭理念或建立伊 斯蘭國家的想法。相反地，這些溫和派較偏好以參與政治的方式來改變政治，而不採取 較為激進或暴力的方式來獲得權力。即便是對民主體制的追求也是必須將其置於伊斯蘭 框架下而為之，不一定是一味地追隨西方式民主的內涵。然而，這些溫和派不一定是反 現代化的，只要這個現代化不是與西方化相等同。就此而言，自由派思想雖然包含親西 方、世俗化政權與力量，但反西方卻不反現代化的力量也是被劃歸於此。就本文而言，
自由派團體主要指的是親西方、世俗化政權，以及在資本主義生產邏輯下的既得利益 者，例如資本家、握有政治與經濟權力的人士等。這些人較為保守，傾向於溫和且漸進 式改革，甚至是主張維持現狀等，時常被視為是維護既存政權的同路人。
是相互掛勾的，因此，自由派以現代化為名，一方面將伊斯蘭主義視為威脅來 源，另一方面又必須以伊斯蘭來為其政權提供正當性。這樣的矛盾導致在茉莉 花與埃及革命中，自由派團體的聲音便相對薄弱，那些支持穆巴拉克演講與支 持穩定和平發展的美國等西方世界國家，在尚未進一步取得正當性的論述之 前—例如快速、血腥且有效地鎮壓示威運動—便已為不斷投入抗議行動的人群 們所識破，而突尼西亞革命的成功更為埃及運動的快速動員提供了成功的希 望，導致眾多人們繼續地加入這場對抗貪腐政權的戰役。
宗教團體，尤其是伊斯蘭主義團體—穆斯林兄弟會與Ennahdha—在社會運 動中扮演的可能角色或許不在於其是否作為發起者或領導者而具有重要性。相 反地，伊斯蘭團體從過去的經驗中學到了教訓，也改變了其行動策略與手段。
在「茉莉花革命」與埃及革命中的確不見伊斯蘭主義團體扮演關鍵角色，但這 不表示宗教沒有發揮任何作用，也不一定表示運動本身是全然世俗性的。或許 其訴求是較為世俗且不帶有宗教色彩的，但形塑與支持這些訴求的社會與文化 脈絡卻是與宗教信仰與宗教環境有密切關係。正是因為其作為社會中最大的反 對團體，擁有最大動員能力的組織，以及在過去運動中總是受到打壓導致失敗 的經驗，使穆斯林兄弟會與Ennahdha在運動初期持觀望態度而未立即或無法加 入，但其過去對公民社會的投入卻在動員上製造了對抗政權貪腐有效的利器。
在突尼西亞的運動過程中，伊斯蘭主義陣營由於先前受到Ben Ali的打壓而失去 政治力量，因而無法在運動中扮演重要角色。然而，其與左派的短暫結合或許 有可能改變伊斯蘭主義的內涵，嘗試尋求一條伊斯蘭與民主共存的道路。根據 穆斯林兄弟會成員所說，「（穆斯林兄弟會）領導階層不希望重蹈2008年4月6 日的錯誤」，因此在策略上，「既不呼籲成員出席當天的遊行，也未指示他們 不要這麼做」（The International Crisis Group, 2011b: 23, footnote 207）。其他媒 體報導也指出，儘管穆斯林兄弟會決定不參加1月25日第一天的遊行，但其中 的一些年輕成員的確是有加入當天遊行行列，有些人認為，如果運動不具有伊 斯蘭主義色彩，則成功的可能性或許會比較大（Hass,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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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 蘭 「 政 府 政 策 科 學 委 員 會 」（We t e n s c h a p p e l i j k e R a a d v o o r h e t Regeringsbeleid, WRR）於2006年針對伊斯蘭行動主義的調查報告中指出，過 去歐盟對鄰近穆斯林國家的民主化與人權的支持多是寄望於非宗教運動與政 黨。然而，研究顯示的是，對宗教行動主義的政治與法律議程（計畫）之忽略 並未能提供解答，而且反而是沒有生產力的。該報告指出，這樣的作法可能會 使穆斯林世界的人們認為，世俗主義與西方民主是為了非宗教的利益而服務。
這只會使對伊斯蘭化的要求更為受到歡迎，要不是因為激進者將會獲得更多人 口的支持，要不就是因為政治領導者自身將會利用保守的「伊斯蘭化」做為維 持政治正當性的手段（WRR, 2006:10）。Olivier Roy也指出，近幾年來，諸如 阿爾及利亞的FIS（Islamic Salvation Front，伊斯蘭解放陣線）、土耳其的Refah Partisi（Welfare Party，福利黨）、突尼西亞的Ennadha，以及伊朗的自由派人士 等，這些團體朝向的要不是民主，至少也是議會式的運動：支持選舉、政治結 盟、民主以及捍衛「公民社會」，以面對威權主義世俗國家或者是保守的宗教 領導者（Roy, 2004:2）。因此，對他而言，阻礙民主的或許不是伊斯蘭主義者 自身，而是穆斯林世界中或多或少受到西方所支持的世俗威權主義國家。Roy 的論述自然將穆斯林社會無法順利施行民主的原因指向西方與美國霸權的作 祟，換句話說，假如西方世界與美國霸權願意退出其所謂的「推動伊斯蘭世界 的民主化」這樣的意識形態（事實上，這些西方國家也不是真正要推行民主，
其不過是為了捍衛自身在中東地區的政治與經濟利益而已）的話，那麼伊斯蘭 世界或許才有可能走向屬於自身的民主化道路。這樣的觀點也為WRR所謂「內 生式民主」（endogenous democracy）觀點所支持（WRR, 2006:53）。
從突尼西亞與埃及的歷史與社會發展觀之，宗教團體（伊斯蘭主義團體）
在此次革命中雖然未能扮演直接或領導者的角色，但其根據歷史經驗與教訓重 新調整參與策略，並且在運動初期一方面極力澄清自身與運動之間的可能直接 關係，另一方面則透過其龐大的支持系統號召人民持續投入運動，毋寧也間接 支持了運動的持續性與發展。我們或可從以下幾點來觀察宗教團體對社會運動
的可能貢獻：
1. 宗教團體深耕公民社會，提供社會服務，獲得基層民眾的支持（Bayat, 1998; 2005a:898）。
2. 宗教團體提供對抗既存政權的力量：伊斯蘭主義意識形態提供了反西方 社會與美國霸權的論述、宗教團體受既存政權的壓迫而失去參與政治的 權利、既存政權必須以伊斯蘭為其治理正當性提供來源或者拿壓迫伊斯 蘭主義作為其正當性的基礎。由於不能讓伊斯蘭主義掌權建立伊斯蘭國 家，因此這些既存的親西方、世俗化傾向的政權便有其存在的必要性。
這樣的論述符合西方世界的經濟與政治利益，因此也獲得這些國家的支 持。然而，這樣的作法反而逐漸激發群眾反西方化、反美帝主義，終而 聚集在反抗既有政權的情緒與行動上。
3. 宗教團體提供成員連結的基礎：社會運動的多樣化以及共享部分利益 或理念觀點的策略聯盟 / 整合，提供突尼西亞與埃及社會運動成功的基 礎。此外，伊斯蘭主義團體受到打壓而轉入公民社會的發展，卻偶然地 成為其厚植群眾力量與支持的基礎。團體對內部成員與對外部社會所給
3. 宗教團體提供成員連結的基礎：社會運動的多樣化以及共享部分利益 或理念觀點的策略聯盟 / 整合，提供突尼西亞與埃及社會運動成功的基 礎。此外，伊斯蘭主義團體受到打壓而轉入公民社會的發展，卻偶然地 成為其厚植群眾力量與支持的基礎。團體對內部成員與對外部社會所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