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下來的討論並非是要探究穆斯林社會中左派社會主義之發展或者是其根 源的問題。這個議題過於龐大且龐雜，也無法在研究論文的篇幅中予以完整處 理。由於本文關注的焦點是伊斯蘭主義、左翼社會團體與自由派思想三者之間 在埃及與突尼西亞革命中的互動及其內涵，因此對於個別國家的社會主義與自 由資本主義傾向之發展暫不予個別對待。然而，這不是說，對此議題的處理會 不夠細緻。阿拉伯社會主義的發展大致而言有其共通性，在「中東例外主義」
的一般性論述下，儘管本文作者不同意此一觀點，但仍可觀察到的是一種在地 理位置、語言與文化上相似性發展的主張。這種相似性或可表現在從早期左翼 社會主義到阿拉伯民族主義的轉變過程中（Owen, 2010:216）。這兩者都是世 俗傾向的，儘管後者有可能是具有宗教色彩，但仍與強調以伊斯蘭信仰為依歸 的伊斯蘭傳統主義或伊斯蘭復興運動不同。⑲ 在此前提上，本文將從上一節對 突尼西亞與埃及伊斯蘭主義團體在現代社會中的運作中，嘗試探究宗教與社會 運動在這兩個國家中的複雜關係。這個複雜關係涉及了幾股力量，除了伊斯蘭 主義之外，尚包括左翼社會主義、伊斯蘭現代主義、伊斯蘭傳統主義、親西方 的世俗化政權、資本家既得利益者，以及周遭國家的現況等。這些力量或可歸 為三大類：伊斯蘭主義（埃及與突尼西亞境內最有力量的反對團體：穆斯林兄 弟會與Ennahdha）、左翼社會主義（反資本主義、反美帝主義、長期關注不平 等、貧窮與失業率等社會問題）、⑳ 自由派團體（親西方、世俗化政權、資本
⑲ Goldschmidt對中東地區的歷史，包括阿拉伯民族主義的起源與發展，均有深入的分析，
或可參考之（Goldschmidt, 2002）。
⑳ 例如突尼西亞的「突尼西亞工人共產主義政黨」（Communist Party of Tunisian Workers）、
「突尼西亞共產主義政黨」（Tunisian Communist Party）、「進步民主黨」（Progressive Democratic Party）以及「突尼西亞職業總工會」（UGTT）等。埃及的幾個主要左翼社會 主義團體則有「Kifaya」（The Egyptian Movement for Change）、「國家進步工會主義黨」
（National Progressive Unionist Party）、「四六運動」網路社群、社會主義研究中心（The Center for Socialist Studies），以及阿拉伯民族主義運動等。
家、經濟與社會既得利益者等）。㉑
假如埃及與突尼西亞革命與伊斯蘭主義無關，它也不是受到宗教信念的影 響，而純然是世俗性的，那麼是何種力量與理念驅使人民走上街頭，並且能夠 持續地進行示威與抗議運動，直到政權垮台？有研究者及媒體便將革命所需 要的動員能量指向左翼社會主義團體。一般而言，中東地區左翼社會主義思 想根源及其與伊斯蘭主義的關係可追溯至蘇維埃的布爾什維克革命。㉒ 然而，
在史達林主義崩解之後，伊斯蘭原教旨主義取代了它的「反帝國主義」角色
（Fuller, 2003）。伊斯蘭原教旨主義與稍後的伊斯蘭主義都是在對抗西方世俗 主義的潮流中出現。這股世俗主義潮流一方面與馬克思主義有關，另一方面則 與西方資本主義的發展有關。馬克思主義社會主義思想是具有世俗化傾向的，
宗教信仰被視作為一種迷幻藥，而唯物論便是建立在破除諸如宗教信仰的虛假 性之上。其對西方資本主義的分析即指出後者所具有的拜物傾向，其他一切均 逐漸受此種傾向宰制（Marx, 1887）。就此而言，以馬克思主義為傳統的左派 社會主義應該是以信仰為主要依歸的伊斯蘭原教旨主義以及伊斯蘭復興運動的 主要敵人，但在過去數十年間，伊斯蘭主義與左派的關係卻不是那麼壁壘分 明，兩者在人道主義的旗幟之下，不僅關係變得曖昧，也產生策略上與戰略上 合作的可能性。在突尼西亞與埃及的革命中，伊斯蘭主義與左派在某些主張上 甚至也站在同一邊，儘管有各自政治上的算計，但兩者之間的合作似乎仍時常 進行著。
㉑ 國際危機團體（International Crisis Group）對突尼西亞茉莉花革命的研究報告中指出，突 尼西亞職業總工會（UGTT）在運動中扮演關鍵角色，而伊斯蘭主義團體Ennahdha則因為 長久以來受到壓制未能參與行動（The International Crisis Group, 2011a）。作為左翼團體之 一，UGTT在突尼西亞革命中的角色就如同前述「四六運動」、「We Are All Khaled Said」
等社群網站一般，一方面號召群眾集結，另一方面也作為支持運動的力量（右翼團體參 考Goldschmidt, 2002:346）。
㉒ 根據Halliday，該時期的蘇維埃政權在亞洲推動「反帝國主義」運動，對抗英國、法 國、荷蘭等殖民帝國，並且將激進的穆斯林視為戰略上的盟友，這些伊斯蘭原教旨主義 者受美國的支持與金援，以對抗阿富汗境內的共產主義（Halliday, 2011）。另外可參考 Goldschmidt（2002:309-10, 331）。
臺灣民主季刊
阿拉伯地區的社會主義傳統賦予左派與伊斯蘭的曖昧關係有歷史與社會發 展上的偶然性與特殊性。根據Enhaili，1970、1980年代，中東與北非政權都是 以伊斯蘭作為對抗共產主義的手段。這裡的伊斯蘭指的是傳統—保守的伊斯 蘭，而非伊斯蘭主義。在埃及與突尼西亞的情況也是如此。在這個時期，伊斯 蘭主義已經存在且獲得大量的支持者，但對執政者而言，伊斯蘭主義是對政權 的威脅。就此來說，伊斯蘭主義與傳統—保守伊斯蘭是不同，甚至是對立的。
這對立存在於對「伊斯蘭」的不同詮釋之中，而不是對伊斯蘭的根本反對。此 外，以傳統—保守伊斯蘭作為對抗共產主義的手段，使執政者能夠維持自身所 屬政黨在政治，甚至是經濟上的獨佔位置，並且確保統治地位不受到其他政治 勢力的威脅。㉓ 然而，當傳統—保守伊斯蘭失去政治上的吸引力之後，伊斯蘭 主義者便成為削弱、壓制左派力量的工具。這個由執政當局與伊斯蘭主義合力 對抗左派的結盟，在執政者獲得執政權力之後，也對伊斯蘭主義者展開壓制。
伊斯蘭主義者於1979年伊朗革命所取得的勝利，使得執政當局開始畏懼伊斯蘭 主義者顛覆政權，建立伊斯蘭國家，從而視其為威脅。㉔ 就伊朗革命而言，為 了推翻巴勒維政權，自由主義者與馬克思主義者甚至加入伊斯蘭主義陣營，而 這個合作關係也在建立伊斯蘭國家之後則煙消雲散（Owen, 2010:203）。
此外，在突尼西亞與埃及的革命中，激發群眾抗議情緒與走上街頭之動力 的最大原因之一是對政權貪汙腐敗的失望與不滿，以及對社會正義的追求。
從過去數十年的發展中，或許不該忽視伊斯蘭主義團體在社會中的作為。在
㉓ 例如在突尼西亞，Bourguiba於1969年終結了失敗的社會主義經濟政策實驗之後，便轉向 了更為自由的經濟模式。由於經濟模式的轉變，Bourguiba疏離了左派社會主義思想，同 時在對抗當時勢力逐漸龐大的伊斯蘭主義者時，他也將自己描述為是伊斯蘭主義者的人 質，用以正當化對伊斯蘭主義的壓制（Enhaili, 2010）。
㉔ 例如1987年，Ben Ali在推翻Bourguiba並取得政權之後，該國家的幾個主要力量，包括伊 斯蘭主義者，也都加入其陣營，簽署「國家公約」（National Pact），以確保能夠完全地消 除Bourguiba勢力（Enhaili, 2010:393）。然而，Ben Ali對伊斯蘭主義者同樣有戒心。1988 年，他為擴大政權的基礎，將左翼、自由派與阿拉伯民族主義政黨整合進來，但唯獨伊 斯蘭主義政黨仍未無法取得合法地位。
Bourguiba與Ben Ali執政期間，伊斯蘭主義都是用來對抗左派社會主義的工具
（Enhaili, 2010:395）。然而，也正因為執政者對伊斯蘭主義的戒心與打壓，迫 使其進入公民社會之中，草根式地培養與串連反動力量。因此，在突尼西亞，
埃及亦然，這些受到打壓的伊斯蘭主義團體反而是與社會各階層的人是更為接 近的，從而成為社會中最主要也是最強大的反對既存政權之陣營。Fuller即指 出在冷戰時期，阿拉伯社會中的共產主義與社會主義在蘇聯解體之後即出現一 個真空狀態，政治上原本作為反對力量的「左派」似乎消失了。然而，在政治 上，不能沒有所謂的「左派」。因此，伊斯蘭主義的特殊歷史與社會位置反倒 是賦予其看似「左派」的這個角色（Fuller, 2003:196）。儘管如此，這兩者終 究是不同的。㉕ 不過，在伊斯蘭主義的理念中，對於一個更為正直 / 正義的政 治與社會秩序之追求，以及對貪腐的強烈反對，或許提供了伊斯蘭主義者對改 革與社會正義採取更為激進政策的可能性。
由於承繼馬克思主義、社會主義思想，這些左派社會團體認為當前問題
（工作貧窮、血汗工廠、勞動彈性化、女性貧窮化、全球生態危機等）的根源 是資本主義的積累邏輯，因此要改變這些現象，唯有根本轉變資本主義的政經 體制，而西方世界與美國則是資本主義的最重要代表，因此這些左翼團體對既 存政權的敵視也得以順理成章地與反西方與美國霸權之思想在行動上予以結 合。就此而言，左翼社會主義團體與伊斯蘭主義在社會運動上常是相伴隨著出 現。不過差別在於，社會運動的色彩是左翼還是伊斯蘭主義的而已。就歷史經 驗而言，以伊斯蘭主義為旗幟的社會運動是失敗的，只有1979年伊朗革命是堪 稱伊斯蘭主義的最大勝利。此外，伊斯蘭主義在突尼西亞與埃及等親西方政權 的統治之下不斷地受到打壓，因而無法有效參與政治領域的運作。然而，也因 為如此，伊斯蘭主義（穆斯林兄弟會等）轉入社會領域，提供社會服務，獲得
㉕ 例如在巴基斯坦與埃及，伊斯蘭主義者曾經強烈地反對土地改革，但這對左派社會主義
㉕ 例如在巴基斯坦與埃及，伊斯蘭主義者曾經強烈地反對土地改革，但這對左派社會主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