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疼痛陷身：殘缺女性身體的汙名與認同
第一節 常態霸權下的殘缺女性身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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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上，在九○年代以降到新世紀降華文女性小說身體書寫潮裏，也出現了 一些罹病、傷殘、機能障礙等殘缺痛楚的女性身體。例如，台灣女作家陳燁在《半 臉女兒》中揭露自己罹患「小臉症」的心路歷程；施叔青《兩個芙烈達‧卡蘿》
書寫在旅行中和墨西哥殘疾女畫家芙烈達‧卡蘿的對話。香港女作家西西《哀悼 乳房》3則從自身罹患乳癌割的經驗出發，反省忽略身體語言的社會文化；黃碧 雲《血卡門》中身體痛楚的女舞者們、《媚行者》中因空難而導致截肢的趙眉；
以及中國大陸女作家鐵凝《玫瑰門》中年老罹病無法行動的司猗紋、畢淑敏《拯 救乳房》罹患乳癌的女性等等，這些「殘缺身體」在九○年代以降的女性身體書 寫中閃動著怵目驚心的光影。值得關注的是，此時女作家筆下的殘缺身體，不再 只是作為反抗父權體制的邊緣身體來發聲，也不只隱喻國族或文化戕害下的殘缺 國體與女體，而注入更多關於女性身體存在處境、女性身體主體感受與女性身體 差異的思考。
是以，本章欲探究殘缺女性身體的「汙名」與「認同」，試圖勾勒九○年代 以降兩岸三地女作家書寫殘缺身體所展現的「批判性思索」與「創造性再現」。
全文論述脈絡如下，第一節，試圖探究女性身體罹病、傷殘、機能障礙乃至身心 疾病等生理的差異，何以隱含社會價值判斷的價值差異，成為社會文化汙名的對 象，又，面對汙名她們有何策略性的回應，如何在「異常」與「正常」間尋找自 我認同的可能；第二節，進一步觀察小說中殘缺、病痛的身體，如何發出自己的 聲音，訴說自己的故事，進而更積極挑戰常態霸權，建構殘缺女性身體認同。身 體殘缺除了為女性帶來了肉體的折磨與打擊之外，是否還能展現出更多元的身體 創造力與生命韌性？九○年代兩岸三地女作家重新詮釋疾病與殘缺身體，反省社 會文化對於正常與異己的刻板印象。
第一節 常態霸權下的殘缺女性身體
造成殘缺身體的原因不盡相同，有天生、遺傳因素形成；也有罹患疾病，
遭逢意外；或因生命邁向老年而導致身體耗損或功能喪失。殘缺與疾病降臨於身
3 關於西西《哀悼乳房》的文類劃分，本論文於第一章研究範圍與材料中已說明。詳見第一章，
頁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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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是難以預料的生命處境。然而，在「常態霸權」4社會中殘缺疾病的女性身體 往往被視為「異常身體」。如此，不禁使人質疑，究竟誰有權力為「正常身體」
與「異常身體」下定義？在常態與異態之間，是否有一道明確劃分的界線？本章 在進入文本討論之前，欲先針對正常與異常的界線進行理論爬梳。
一、「常」與「異常」的劃分
根據傅柯的理論，「常」和「異常」的區別由權力運作產生。在《瘋癲與文 明》中傅柯首先討論了精神病患(瘋癲)在不同的歷史時期是如何被社會所建構或 處理，從而指出正常與病徵的界線是由理性知識話語劃分出，醫生(醫療科技)成 為鑑定精神異常的標準。「正常者」透過隔離精神「異常者」的過程，不僅建立 一套合於理性的行為規準，更建立一套抑制異常、排斥異己的體制化規範。5但 傅柯認為身體不只受到醫學話語控制，更無時無刻受到細密的監視。傅柯在《規 訓與懲罰》中討論了西方刑罰系統的轉變，藉此論證現代權力形式的轉變。古典 時期君主制憲的法律下，透過公開聚眾的儀式對囚犯施予各種殘酷暴力的刑罰，
如燒灼、砍頭、絞刑、肢解等，以展現君主的權威。不同於古典時期的身體酷刑，
十九世紀則採用監獄刑罰，將囚犯的身體放置「規訓系統」中進行監視與改造。
傅柯以全景敞視建築（panopticon）為例說明「權力的微觀物理學」6，他對西方 懲罰系統的研究，讓我們清楚看出現代權力之於身體，是「用溫和的連續可見的 壓迫，取代了機械的暴力和強權。」7現代社會將這種「全景敞視」的監視權力 擴展至醫院、工廠、學校、社會各領域中，從目光、精神、動作，到時間空間，
監視不僅來自他人，更源於自己，遍布在社會每個角落。在這種微觀細膩、自我 內化的監視模式中，不斷劃分出正常與異常的界線。從傅柯的《古典時代瘋狂史》
4 霸權(hegemony)的概念由義大利馬克思主義者葛蘭西(Antonio Gramsci)所提出。主張支配階級 常透過非武力和非政治的手段，在日常生活中藉由家庭、教育、教會、媒體等文化機制，使人們 在意識形態的召喚中，把許多主流文化的信仰、價值和態度視為理所當然。廖炳惠，《關鍵詞 200
──文學批評與研究的通用詞彙編》(台北：麥田，2012)，頁 130。陳惠萍在《常體之外──「殘 障」的身體社會學思考》認為現代殘障概念其實是常態標準執行後的結果，指出：「『常態』通常 具有一種合於規則、普遍或是標準、慣常的含意。而殘障者易受疾病侵擾的『病態』與機能喪失 的『缺態』形象，則被視為某種基因異常或人口學上的邊緣。」常態作為一種主流的意識形態，
在法律、醫療或空間等社會各種實際面向中，有權力關係和常態霸權運作其中。陳惠萍，《常體 之外──「殘障」的身體社會學思考》(台中：東海大學社會學系碩士論文，2003)，頁 3、頁 5-7。
5 傅柯(Michel Foucault) ，《瘋顛與文明》(台北：桂冠，1992)。黃暉，〈瘋癲的沉默與理性的獨 白——解讀福柯的《瘋癲與文明》〉，《法國研究》第一期(2010 年)。
6 見本論文第三章。
7 黃華，《權力、身體與自我——傅柯與女性主義》(北京：北京大學，2005 年)，頁 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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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性意識史》我們可以發現身體是各種話語與權力展演的場域，而「正常」與
「異常」的界線也隨著時間空間的遞變及知識與權力的消長，有所挪動。
比傅柯稍早，美國社會學家高夫曼（Erving Goffman）在 1963 年出版的《汙 名》(Stigma)一書中，已廣泛討論了各種生心理狀態有別於常人者，遭受主流社 會成員排斥、貼上負面標籤的過程。高夫曼首先追溯「汙名」(stigma)這個詞彙，
是由希臘人發明，作為一種身體符號，用來彰顯某類人的道德有瑕疵。他們的身 體被刀刻或烙印，以昭示他們是有汙點的人──是奴隸、罪犯或叛徒。到了基督 教時代，「汙名」(stigma)一詞則象徵了「神的恩典」或「生理異常」的身體符號；
演變到後來，「汙名」便用以指涉身體有瑕疵或殘缺的人。8從這個歷史溯源大致 可看出受汙名身體和道德象徵之間的關聯。
高夫曼將汙名分成三種類型，第一種，是對各類身體畸形或缺陷的憎惡；其 次是對於個人性格上的缺失的污名；最後則是對種族、國族宗教的汙名。而這些 汙名案例的共同性在於：
原本應該在一般社會交往中很容易被接納的個人，只因具備一項突兀的特 質，而使他遇到的人對他產生厭惡，破壞了他的其餘屬性所該得到的對待。
他具有汙名，具有一項不好的差異，讓他不符合人們的預期。而我們，以 及那些並未負面地偏離於人們所關切的特定預期者，我們可以稱之為正常 人(normals)。9
書中討論了許多污名案例，包括：精神病患、同性戀、前科犯、應召女郎、多重 硬化症患者、肢障、視障、聽障、顏面損傷者、結腸造口術者、小兒麻痺等等。
這些群體因為帶有某些差異性特徵，有別於他人，因而遭受貶損，被視為不完整 的人。高夫曼在《汙名》中曾以「道德生涯」(moral career)來說明受汙名者身分 認同的過程：首先在第一階段，受汙名者學習和吸收正常人的觀點，了解社會對 受汙名者的普遍認知為何。第二，明白自己具有某種特定的汙名，而且詳細瞭解 擁有汙名的後果，因而經常對自我產生厭惡與疏離。第三，受汙名者學習在不同 情境中控制關於自身的訊息，尋求偽裝成正常人的各種方法；第四，受汙名者漸
8 高夫曼(Erving Goffman)著，曾凡慈譯，《汙名──管理受損身分的筆記》(台北：群學，2010)，
頁 6。
9 高夫曼(Erving Goffman)著，曾凡慈譯，《汙名──管理受損身分的筆記》，頁 6。底線為筆者自 己加上，用以強調汙名身分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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漸認識自我，不再隱藏自身缺陷，能向人揭露自己的差異，同時也學習控制在人 際互動場合中可能發生的緊張關係。10上述的道德生涯，說明了受汙名者嘗試在 社會認同與自我認同間取得平衡的歷程，同時，印證高夫曼強調的，應「將汙名 視為一種關係(relationships)的語言，而非屬性(attributes) 。」11高夫曼不只點出
「正常人」與「受汙名者」的劃分方式，描述社會汙名化的運作方式，更從微觀 的日常生活互動中，分析受汙名者如何藉由矇混過關(passing)、掩飾(covering)、
表演等策略來回應自身的處境或獲得新的身分認同。
高夫曼《汙名》中的概念對於 1970 年代日漸崛起的身心障礙研究(disability studies)有不少啟發。如，女性主義暨身心障礙研究學者嘉蘭‧湯姆森(Rosemarie Garland-Thomson)在《非凡的身體》(Extraordinary Bodies)中也指出，像傷疤、胎 記這些非常態的身體特徵，在法律、醫學、政治、文化或文學敘事中常常被扭曲 命名或詮釋。當一個人的身體出現不同的標記，這標記便會成為命名的表徵，進 而被異化為「他者」；而「他者」的標記將經由意識型態的運作，將他貶抑成不 被欲求，需要矯治的個體，因而在群體中承受歧視或異樣的眼光。如此一來，常 態社會對於「他者」的隔離與監控有了正當性，各種負面詞彙也紛紛圍繞，並深 化為他的個性或人格特質。12嘉蘭‧湯姆森進一步將身心障礙研究和女性主義繫 連，指出身心障礙者和女性的共通處，在於都是有差異且劣勢的，都被想像成僅 有身體而無自治能力，是依賴、脆弱、沒有能力的存在。不論是女性、身心障礙 者、或身心障礙女性的身體均受到無處不在的凝視與規訓。13然而，嘉蘭‧湯姆 森並未忽略身心障礙研究和女性主義存在的衝突和矛盾。如，女性主義忽略了身 心障礙女性的不同需求，將她們視為沒有性別、沒有性趣、無法勝任母職、是危 險的生殖者甚至不被賦予生育權力。14女生身心障礙者最常碰到的歧視，「並非
高夫曼《汙名》中的概念對於 1970 年代日漸崛起的身心障礙研究(disability studies)有不少啟發。如，女性主義暨身心障礙研究學者嘉蘭‧湯姆森(Rosemarie Garland-Thomson)在《非凡的身體》(Extraordinary Bodies)中也指出，像傷疤、胎 記這些非常態的身體特徵，在法律、醫學、政治、文化或文學敘事中常常被扭曲 命名或詮釋。當一個人的身體出現不同的標記，這標記便會成為命名的表徵，進 而被異化為「他者」；而「他者」的標記將經由意識型態的運作，將他貶抑成不 被欲求，需要矯治的個體，因而在群體中承受歧視或異樣的眼光。如此一來，常 態社會對於「他者」的隔離與監控有了正當性，各種負面詞彙也紛紛圍繞，並深 化為他的個性或人格特質。12嘉蘭‧湯姆森進一步將身心障礙研究和女性主義繫 連，指出身心障礙者和女性的共通處，在於都是有差異且劣勢的，都被想像成僅 有身體而無自治能力，是依賴、脆弱、沒有能力的存在。不論是女性、身心障礙 者、或身心障礙女性的身體均受到無處不在的凝視與規訓。13然而，嘉蘭‧湯姆 森並未忽略身心障礙研究和女性主義存在的衝突和矛盾。如，女性主義忽略了身 心障礙女性的不同需求，將她們視為沒有性別、沒有性趣、無法勝任母職、是危 險的生殖者甚至不被賦予生育權力。14女生身心障礙者最常碰到的歧視，「並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