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性」（porosity）空間理論來談集體住宅中公私生活領域的交互滲透，並且嘗試 以更多元的角度來看待衰敗的南機場公寓。
接著第二節將會整理中華商場在 1992 年拆除時的相關新聞；第三節則是整 理最近五年內拍攝南機場公寓的電影《海馬洗頭》、《片刻暖和》、《對面的女孩殺 過來》與《露西》；其次是談到老舊衰敗南機場國宅的電影《青少年哪吒》與《洞》。
最後在第六章結論的部分，則就各章的總結提出檢討與建議，以求作為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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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相關研究的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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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1960 年代以前台北市西區都市紋理
從第一章的問題意識出發，本論文將循著時序來探討中華路的地景演變與 影像再現的過程，時序的鋪陳則將置於本文的四個主要章節，依照清領與日治、
光復時期到 1960 年代、1970 與 1980 年代、1990 年代以後等四個區塊。
本章在時序的安排上，主要是探討在 1960 年代以前中華路景觀與設施的歷 史變遷，主要史料與文本整理以 1945 年二戰終結作為區分點，將其區分成兩大 部分，來分別探討中華路的前身暨歷史脈絡：
第一節處理的是二次大戰終戰前的清領時期到日治時期，中華路景觀的重 大改變與當時的社會脈絡，我們將觀看的是清國政府與日本殖民政府兩種不同的 政權建設下的中華路，分別反映的傳統東方思維與西方都市計畫下的不同都市想 像，同樣是重要象徵的中華路，分別以清領時期的西城牆、日治時期的縱貫線鐵 道、林蔭大道與臺灣博覽會展覽場地等不同的地景面貌，反映統治當局的期望與 想像。
第二節則是討論國共內戰結束後國民政府與外省軍民來台，對於整個臺北 市的影響、以及本文關注的焦點地區：中華路一段與南機場地區所帶來的改變；
兼以討論外省離散世代的眷村住居型態與克難精神。
外省難民在落腳臺灣的遷移與定居的過程裡，有許多的文本紛紛以此為主 題，探討外省眷村這種特殊的臨時性克難建築聚居型態，以及在這種特殊的時空 環境與生活型態下發展的人際關係與聚落文化。因此在第三節影像分析的部分，
則選擇代表外省離散族群或是眷村生活的三部電影作品：《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
《小畢的故事》與《老莫的第二個春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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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璈「素精堪輿之學」，以參與過恆春城的築城經驗，將先前的築城計畫作 了修改，他「更改規模，全城舊定基址均棄不用，故前功頓棄」，劉璈從風水堪 輿的觀點，轉變了台北城的築城方向，也因此使築城費用增加了萬餘圓。
根據德國人辛慈（Alfred Schinz）從堪輿的觀點來評述台北城的風水方向，
他指出：「台北城基本上係以大屯山為背，淡水河為水的風水觀設計的；因為城 廓東北有高山主凶，整座城廓乃向東旋十三度，用以避凶。東西兩牆延伸線相交 於七星山，而府城的中軸，仍不偏不倚對準玉皇大帝、北極星君。」（莊永明，
1991）
因為劉璈的風水考量，中華路一段就成了如今向東偏轉十三度的方向。
圖 2-1-1 台北城西門。
完工後的台北府城，城廓周圍共長一千五百零六丈；城壁高一丈五尺，雉堞 三尺，計高一丈八尺，厚一丈二尺；牆頂闢建為步道，可供二人並騎而行。其東 西南北四面城牆長度分別為：東城牆（相當於今之中山南路）約四百二十丈、西 城牆（相當於今之中華路一段）約四百一十二丈、南城牆（相當於今之愛國西路）
約三百四十二丈、北城牆（相當於今之忠孝西路）約三百四十丈（莊展鵬，1995）。
台北城西城牆的規格，便成為今日中華路一段的路寬與路長。
城牆外築有護城壕塹，並築有五座門樓，各門名稱為：東門「景福」、西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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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寶成」、南門「麗正」、小南門為「重熙」、北門為「承恩」。
圖 2-1-2 台北城西門外河道。
二、日治早期：台北城牆拆毀與三線道的興築
日治時代，自明治 31 年（1898 年）開始，日本政府即開始拆除部分城牆。
明治 38 年（1905 年）公告全市第二次都市計畫，實施面積為 1806 公頃，計畫 容納 15 萬人。在此次計畫中言明將清末三市街時期所築的台北城牆全部拆除，
將原址興建為三線道路。並計畫於明治四十年（1907 年）的市街改正中，將三 市街（大稻埕、艋舺、城內）連成一氣。（高傳棋，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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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圖 2-1-3 拆除前工程會勘。
所謂的三線道路即是林蔭大道。在一條馬路中央植兩排綠樹，使得通行人車 的馬路分成三條通道，即是所謂的三線道。
將古城牆拆毀而闢建成環城林蔭大道的概念來自歐洲，最有名的例子是維也 納與巴黎。
奧匈帝國首都維也納的城牆興築於十三世紀，經過數個世紀的強固與整修，
使維也納於十六到十七世紀與土耳其的交戰中，皆能確保市民的安全。然而到了 十九世紀以後，城牆的軍事守備功能逐漸跟不上現代武器的進展速度；而另一方 面，工業革命造成都市規模的快速擴張，以使得城牆成為阻礙都市發展與流通的 障礙。
1848 年歐洲各國普遍發生革命，期待歐洲諸國政府改革的聲浪高漲，1857 年，奧匈帝國皇帝法蘭茲‧約瑟夫頒佈詔書，宣布拆除維也納城牆、並填平護城 河，並於城牆原址興闢林蔭大道，將此大道命名為「環城大道」（Ringstraße）。
林蔭大道的寬度包含原本的城牆與護城河、壕溝等設施，使得視野得以大大拓寬，
也增加了維也納城內與市郊交通的便利性（Schorske, C.原著，黃煜文譯，2002）。
此外，奧匈帝國還在環城大道四周興建極重要的公共建築，包括國會大廈、
司法部、維也納市政廳、國防部等政府組織，以及國家歌劇院、維也納大學、維 也納美術學院、城堡劇院、博物館、美術館、天文台等等文教建築。城牆的摧毀 與林蔭大道的闢建為這些重要的現代性公共建築提供了寶貴的建地，也使得維也 納作為十九世紀泱泱大國奧匈帝國的首都，有了體面、遼闊而具有國際觀與現代 性的都市地景，塑造了現代都市的基礎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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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維也納以外，另一個林蔭大道與都市計畫的重要範本則是巴黎。
第二帝國皇帝拿破崙三世於 1853 年任命喬治‧歐仁‧奧斯曼男爵（Baron Georges-Eugène Haussmann）為塞納省省長，開始了近十七年的巴黎市改造計畫，
將巴黎由一個中世紀城市改造為十九世紀的國際性大都市（Harvey, D.原著，黃 煜文譯，2007）。
奧斯曼的都市改造其中的重大特色即在於打通小巷、拆除老舊房舍，以建立 起一條又一條的林蔭大道，包括以他為名的奧斯曼大道（Boulevard Haussmann）
以及賽巴斯托普大道（Boulevard de Sébastopol）等等。新成立的林蔭大道寬敞、
舒適，人車分道，讓擁擠的巴黎市交通獲得抒解，街道景觀也大幅改善。沿著林 蔭大道新開設的百貨公司如雨後春筍般林立，吸引了遊人如織，在大街上逛街、
散步，於是，漫遊者（Le flâneur）成為了十九世紀最新出現的時髦族群。
然而，奧斯曼的大計劃背後其實有極為重要的政治與軍事考量，在法國大革 命到 1848 年的二月革命以來，起義的巴黎民眾多是利用巴黎彎曲、狹窄的巷道 堆積廢棄家具作為街壘，以抵抗政府軍的鎮壓。在大改造之後的巴黎市，再也沒 有彎曲狹窄可供街壘設置的巷道。新成立的林蔭大道異常寬闊，市民沒有辦法防 衛；另一方面，奧斯曼打通了巴黎北站與東站的大道，使得由各省而來的士兵可 以快速乘火車到巴黎迅速在大街小巷鎮壓反叛軍，這使得第二帝國將無市民革命 推翻政府的可能。這一點也由 1870 年巴黎公社被政府軍迅速鎮壓消滅而得到印 證（Harvey, D.原著，黃煜文譯，2007）。
在奧斯曼時期，大改造便拆除了巴黎古城牆（內城牆）用來興築內城環城大 道，而於十九世紀中期（1841 至 1844 年）興築的外城牆：梯也爾城牆（L'enceinte de Thiers）也在 1920 年代遭到拆除，並闢建為環城大道。因而在十九世紀後期 到二十世紀初期，因為都市發展的需求，而拆除舊城牆、闢建林蔭大道，兼以興 建現代化公共建築，似乎成為歐美國家大型都市的共同發展趨勢。
於是在這樣的國際化背景中，一心脫亞入歐的日本殖民地政府，就在這樣的 西化城市願景中，將台北城牆拆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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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圖 2-1-4 西門與拆除中的西城牆。
圖 2-1-5 城牆拆除工程。
拆除後的台北城牆基地與原護城河基，成為三線道的路基。全台灣第一條林 蔭大道與環城大道就在日治台灣的首善之都台北城建立起來。環城大道以兩條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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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公尺的綠帶，將三條車行馬路隔開來，兩側則是人行步道；人行道與車道中間 則有衛生下水道等現代化排水設施。大道上也劃設了路燈、電線竿等等現代道路 外觀上的基本元素。從清代開始劃設的台北城，自林蔭大道出現開始，有了具有 歐美現代化城市的景觀，這也給了許多文人墨客想像歐化生活的基礎。日籍文人 曾描寫過在三線道散步的景致：「夜晚，三線道上的水銀燈漂亮異常，路旁的椰 子樹上，懸掛著亞熱帶的大月亮。」（陳柔縉，2005）
林蔭大道的路面，則是採用十九世紀歐洲普遍使用的工法：十九世紀歐洲時 興碎石路，路基做成拱狀，用泥土壓砸密實，上面再鋪兩層厚十公分的石子，最 後覆蓋小卵石，來往馬車會自然把小卵石碾碎，讓道路表面質地更細。日治時期 台灣的馬路鋪設柏油則大約在 1930 年代左右變得普遍。
在早期的城牆拆除作業中，當時為了交通上的需要，便已經於 1900 年左右 將西門門樓（寶成門）拆除，當時尚保留了東門、南門、小南門與北門四座城門 的門樓。殘存的四座門樓，於日治時期有一度再拆毀之計畫。當時經過了一次激
在早期的城牆拆除作業中，當時為了交通上的需要，便已經於 1900 年左右 將西門門樓（寶成門）拆除，當時尚保留了東門、南門、小南門與北門四座城門 的門樓。殘存的四座門樓，於日治時期有一度再拆毀之計畫。當時經過了一次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