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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往的絕對程度 10 年間交往的平均成長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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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六項交往指標中的絕對程度與平均成長率
交往的絕對程度 10 年間交往的平均成長率（％）
1913 年 1960 年代 成長倍數 1890/93-
1912/3 戰間期 第二次世界
大戰之後 貿易流動
（十億美元） 19.3 204.1 10.6 63.5 -55.1 74.7
資本流動
（十億美元） 1.1 3.2 2.9 83.8 -168.2 83.3
通訊總數
（百萬通） 1516.0 5556.0 3.7 143.0 -1.5 85.6
郵件 1374.0 5238.0 3.8 143.5 -0.6 89.2
電報 120.0 89.0 0.7 98.2 -45.2 18.7
電話 22 229.0 10.4 62.9 91.9
留學生（千人） 25.0 375.0 15.0 28.9 101.9
人口（十億人） 1.6 3.6 2.3 7.0 9.5 20.9
國家數 44.0 124.0 2.8 6.3 4.3 43.6
資料來源：轉引自：Peter J. Katzenstein, “International Interdependence: Some Long-Term Trends and Recent Change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29, No. 4 (Autumn, 1975), p. 1029. 若干資料係以 某時期的平均數呈現。詳細內容與資料來源，參見：Ibid., pp. 1021-1034.
另一方面，學者阿特（Robert J. Art）也提供了若干數據佐證了全球相互依 賴的現象。147 在 1830 年至 2000 年期間，世界出口在世界生產毛額（gross world product, GWP）中所佔的比例，從 5％攀升至近 25％。世界生產毛額中出口比例 的上升，顯示了國家之間的貿易增長和不斷增加的相互依賴程度。在儲蓄銀行中 的外國資產金額方面，從 1960 年的 32 億美元，增加到 1994 年的 7.8 兆多美元，
成長了 2400 餘倍。外國資產在世界生產毛額中所佔的比例方面，則從 1960 年的 0.3％，成長到 1994 年的 30％。由於資本流動也是衡量相互依賴的良好標準，投 資者與銀行會把資金投向其認為能贏得高回報率的地區，並匯出所獲得的利潤。
高額的資本流動可以顯示出對於資產安全的信心，也能衡量國家間的整合程度。
在對外投資方面，全球直接對外投資（direct foreign investment）的金額，從 1970 年的 121 億多美元，增加到 1999 年的 9 千多億美元，成長了近 75 倍。組合投資
（portfolio investment）的金額，從 1975 年的 91 億多美元，增加到 1999 年的 1.6 兆多美元。從美、加、英、法、德、義、日等經貿實力雄厚的七國集團貿易量來 看，七國集團之間的出口佔世界出口的比例，從 1955 年的 17.4％略增為 2000 年 的 22.0％，期間則逐年略有增減。在七國集團全部出口佔全球出口的比例方面，
從 1937 年的 41.1％略增為 2000 年的 45.7％，期間最高峰則曾於 1965 年增加到 56.8％。
質疑全球相互依賴趨勢的華爾滋也曾以統計數據顯示，當代（該書出版年）
147 Robert J. Art, A Grand Strategy for America, op. cit., pp. 20-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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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相互依賴程度還略遜於 19 世紀晚期。148 還有學者質疑國家之間相互依賴或相 互影響的情形只發生在工業化國家之間，其他新生的弱小國家仍然位於邊陲，單 向地受到核心國家的剝削，反而處於依附（dependency）的狀態。但霍斯蒂（Kal J. Holsti）則表示，這些學者忽略了若干案例，發展中國家可以運用討價上的優 勢，並發展出技術與科層能力來管理資源以免受到剝削，也可以透過孤立、出口 導向的工業化、形成生產者的聯合壟斷，克服了新殖民主義下的經濟劣勢。149 阿 特也坦承，貿易與直接對外投資集中在北方的富裕國家之間。這些國家佔了世界 直接投資總流出量的 97％，總流入量的 75％。今天的相互依賴很大程度上依舊 是一個富國俱樂部。150 然而，隨著蘇聯共產集團於 1990 年代初期的瓦解，民主 化的浪潮又再次引發各國民眾對於民主政府與市場經濟的追求。151 由於民主國 家本身的特性傾向於相互合作，彼此的貿易往來也較為頻繁。因此，美國所主導 的聯盟體系更能在和平時期持續運作，並發展出複合的政治、軍事、經濟網絡關 係。根據資料顯示，美國 2011 年前 10 大貿易夥伴依序為：加拿大、中華人民共 和國、墨西哥、日本、德國、英國、南韓、法國、中華民國、巴西。152 其中，
加拿大與墨西哥佔有地利之便，且與美國共同簽署了「北美自由貿易協定」（North American Free Trade Agreement, NAFTA），巴西則為南美洲大國，同樣也有地緣 經濟上的優勢。但加拿大、德國、英國、法國即屬北約盟國，日本與南韓則為美 國在亞太地區的重要盟邦。就本文探討的對象而言，北約在冷戰結束後的 1999 年第一次東擴之前，成員國除 1952 年加入的希臘與土耳其外，全屬先進歐美國 家之林。因此，北約成員國正好符合上述學者的標準，彼此之間確實出現了相互 依賴現象。
然而，人員、商品、服務、資本等流通只是相互依賴的部分面向，敵對的國 家或聯盟集團之間也會出現彼此影響的相互依賴現象。由於相互依賴並不意味著 合作的出現，反而會使牽涉其中的參與者都受到影響並付出代價。基歐漢與奈伊 就曾表示，相互依賴也會產生代價或限制。軍事相互依賴可以是具有破壞性或代 價高昂的，這主要發生在相互懼怕的敵對雙方之間；也可以具有幫助性，如在親 密盟國之間。153 相互依賴現象的出現只能表示參與各方有密切的聯繫，並使得 彼此在意見紛歧時，會慎重考慮解決爭議的成本效應，可能因代價高昂而採和平 的方式，或預期獲益高於成本而不惜犧牲一切以追求個別利益。
148 Kenneth N. Waltz,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op. cit., pp. 212-222.
149 Kal J. Holsti, “A New International Politics? Diplomacy in Complex Interdependence,”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32, No. 2 (Spring, 1978), pp. 513-515. 對相互依賴評論的觀點可以參見該文 517 頁註釋 5 至 12 的書目。
150 Robert J. Art, A Grand Strategy for America, op. cit., pp. 25-26.
151 Samuel P. Huntington, The Third Wave: Democratization in the late Twentieth Century (Norman:
University of Oklahoma Press, 1991).
152 http://www.trade.gov/mas/ian/build/groups/public/@tg_ian/documents/webcontent/tg_ian_003364.
pdf Top U.S. Trade Partners
153 Robert O. Keohane and Joseph S. Nye, Power and Interdependence, 3rd edition, op. cit., pp.
235-2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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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互依賴除了從數量方面來衡量國家之間的交往程度以外，還可以考慮國家 之間的交往品質。若將國家之間的互動區分為善意或敵意，154 由此便可進一步 得出如下表 3-2 所示的四種類型。當國家互動頻繁且又維持善意時，便出現一般 意義上的相互依賴關係，彼此之間極為容易出現和平與合作的關係；當國家互動 零散且維持善意時，彼此之間僅會維持和平的局面，但不易有合作的機會；當國 家互動頻繁且又充滿敵意時，彼此之間便會出現軍備競賽或對峙的局面，這也屬 於基歐漢與奈伊所說的相互依賴關係。當參與方願意付出代價而切斷聯繫時，即 有可能發生戰爭；當國家互動零散且又充滿敵意時，會造成衰退蕭條的局面，可 能會往其他類型演變。諸如 1930 年代時，各國採取了「以鄰為壑」的關稅壁壘，
彼此之間的貿易量大減，最終成為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導火線之一。但若彼此之間 甚少有機會互動或完全沒有交往，但又具有敵意時，便不太可能相互影響，如此 即成為了「消極和平」（negative peace）的局面。
表 3-2：國家互動情況與程度之關連
國家互動程度/數量
頻繁（相互依賴） 零散（彼此孤立）
國家互動情況/品質
善意 積極和平、合作 消極和平
敵意 軍備競賽、對峙
→戰爭
衰退蕭條
→戰爭或消極和平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對聯盟理論的應用而言，國家之間徒有相互依賴的關係並不足以促使其形成 聯盟，但或許可以解釋國家經過深思熟慮，在主要目的達成之後還能為了其他共 同利益的聯繫而願意繼續保持在聯盟體系內的安全合作關係。然而，退出聯盟也 並不表示切斷了對外的經貿與軍事交流的互賴關係，法國為了追求更大的軍事國 防政策獨立性，在 1966 年宣布退出北約的軍事整體結構（NATO’s integrated military structure），但仍持續參與北約內部的其他政治活動。155 我國與美國之間 於 1954 年簽署了「中美共同防禦條約」，雖然在 1979 年因美國改與中華人民共 和國建交而於隔年失效，當時中共提出的建交條件即為：斷交、廢約、撤軍。但 美國國會同時亦通過了「臺灣關係法」（Taiwan Relations Act, TRA），並以持續對 我國軍售而聯繫了雙邊互賴關係。因此，吾人僅能將相互依賴理論視為與聯盟理 論及北約在後冷戰時期的存續有正相關性，但並不足以作為充分條件。
154 此處可參見哥本哈根學派對「國際關係」的見解：Barry Buzan, Ole Wæver, and Jaap de Wild, Security: A New Framework for Analysis (Boulder, Colo.: Lynne Rienner Publishers, 1997), pp.
13-14.
155 參見：http://www.nato.int/cps/en/natolive/topics_52044.htm Member count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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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解釋的適用性：新自由主義與後冷戰時期的北約
本文認為，北約自從成立以來，便提供了成員國安全保障與資訊溝通的制度 管道，在相互依賴的背景下，促進了成員國之間的合作關係。冷戰結束以後，又 將民主體制作為會員國的標準之一，鼓勵其他中、東歐國家申請加入，以進一步 擴展民主國家聯盟的範圍，發揮維護歐洲和平與安全的成效而得以持續存在。
曾有學者將國際建制界定為原則、規範、規則和決策程序，並進一步指出，
原則是關於事實、原因和公正的信念，規範是以權利和義務定義的行為標準，規 則是對行為的特定指示或禁止，決策程序是作出和應用集體選擇的普遍實踐。156 基歐漢也認為，建制包含了不同層次的指令，從原則、規範到相當特殊的規則和 決策程序。透過探討不同時期的原則與規範演變，我們可以運用國際建制的概念 來探討世界政治經濟中的延續及變遷。157 這些概念在區別上的模糊觀點，也引 起其他學者的批評與質疑。158 但仍有學者認為，組織和建制在理論分析中可以 分開，但在實踐中卻是同一事物的不同表現而已。159
（一）後冷戰時期的北約與制度調整
任何國際建制的形成，都有其存在目的，由國家組成的軍事聯盟也不例外。
就北約而言，其在北大西洋公約的前言即指出建立聯盟的宗旨：「締約國決定要 保衛人民的自由、共同財產和文明，這些價值是建立在民主、個人自由和法治原 則之上的。為了保持和平與安全，決定將大家對於集體安全的努力聯合在一起。」
在軍事聯盟的性質方面，公約第 3 條表示：「為了有效達成條約的目標，盟國將 個別或集體透過延續和有效的自助與互助之方式，維持與發展其個別與集體抵抗 武裝攻擊的能力。」第 5 條則明白指出聯盟運作的觸發條款（trigger clause）160 ：
「締約國同意，對一個或多個成員國在歐洲或美洲的攻擊，應該被視為針對全
「締約國同意，對一個或多個成員國在歐洲或美洲的攻擊，應該被視為針對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