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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建文朝歷史重建的首波高峰 建文朝歷史重建的首波高峰 建文朝歷史重建的首波高峰 建文朝歷史重建的首波高峰
第一節 第一節 建文朝歷史重建的首波高峰 建文朝歷史重建的首波高峰 建文朝歷史重建的首波高峰 建文朝歷史重建的首波高峰
正視建文朝歷史地位、為建文帝修實錄的呼聲，在弘治初年開始興起，卻因官方的種 種顧慮而遲遲無法進行，如此現狀促使朝野文人投入對相關史料的搜輯、記錄與寫作，阻 止該段歷史隨著時間逐漸流失、泯滅。另一方面，典故軼聞是當時文人深感興趣的書寫題
2 如何良俊（1506-1573）《四友齋叢說》一書，「史」的部分堪稱為全書論述中心，對何氏而言，「筆記」實為
「歷史書寫」的過程，他甚至提出「史之與經，上古原無所分」的概念，強調歷史書寫的重要性和現實意義。
鄭曉（1499-1566）筆記作品中的歷史意識也很濃厚，其《古言》、《今言》等著作中，即蘊含了「撰寫新史」
的自我期許。參見［明］何良俊，《四友齋叢說》（北京：中華書局，1959），卷 5，〈史一〉，頁 41-43；吳智 和，〈何良俊的史學〉，《明史研究專刊》第 8 期（1985.12），頁 1-98；錢茂偉，〈鄭曉生平著述考略〉，《歷史 文獻研究》北京新 2 輯（1990），頁 309-322。
3 如《守溪筆記》的作者王鏊編有《姑蘇志》，《吳中故語》的作者楊循吉編有《吳邑志》，《戒庵老人漫筆》的 作者李詡（1506-1593）編有《續吳郡志》等。值得注意的是，上述這些人都原籍蘇州，而明代中葉以降蘇 州及其周邊地區的文人，在建文朝歷史記憶形塑的過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容後再敘。
4 此現象過去已有學者留意，如吳德義即指出建文諸臣相關記載由明初經歷正德、嘉靖、萬曆這幾個時期的發 展，不僅在事蹟方面越來越詳細，人數也不斷在增加。如正德末年黃佐《革除遺事》中記載建文朝相關人等 便有九十餘位，至萬曆朝時《建文書法儗》、《建文朝野匯編》等作品，所記相關人物已達兩百餘名。參見吳 德義，〈試論建文史學〉，頁 40。
材，他們所蒐集並透過筆記形諸文字的材料中，也不乏與建文朝歷史相關者。上述兩種途 徑的寫作動機和選材標準雖不相同，卻都為當代及後世提供了許多有關建文朝的訊息，形 塑出人們對該段歷史的記憶。而在正德末到嘉靖年間，嘗試為建文朝寫作專史的文人們，
為了儘可能重構完整歷史，也為了提供該段歷史諸多模糊之處各種可能的答案，他們將檔 案、文獻、地方記憶和軼聞傳說等材料融入著作，使其內容越發豐富、詳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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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政治困境與自發的私人撰述）政治困境與自發的私人撰述政治困境與自發的私人撰述 政治困境與自發的私人撰述
正德、嘉靖年間對建文朝歷史的重構，其實也屬於當時書寫國朝歷史、軼聞的一環。
大約從弘治、正德朝開始，許多文人就熱衷於蒐集典故軼聞，將之載入筆記，也開始參與 對現有檔案文獻的整理與補充；而嘉靖朝更是一個史學意識勃興的時期，知識份子對當代 歷史的關切與反思，促使他們投入國初史與國朝史的撰寫。故建文朝歷史書寫在很大程度 上只是當代史家重建、補充國朝歷史諸多努力的一部分，畢竟由於官史記載失實及流傳不 廣等問題導致野史紛起的情況，在明代幾乎是整個國朝歷史都面臨到的問題，而非僅限於 該時段。5不過建文朝及相關書寫在明代的發展過程中，確實有其特殊之處，因牽涉到靖難 歷史定位的問題，使之成為一個官方不願討論的禁忌議題，而面臨較其他時期更嚴重的政 治困境。但另一方面，明人對實錄應為「萬世信史」的期待，及「國可滅，史不可滅」的 理念，催生出為建文帝修實錄的倡議，而建文殉臣的壯烈死難，亦符合明代官方長期致力 旌表宣揚的「忠」之標準，因此不但獲得許多士大夫的尊敬和認同，更被認為應比照其他 忠臣典範予以表揚，以勵世風。此種矛盾也成為私撰建文朝歷史活動興起的原因之一。
即使成祖在靖難奪位後，否定了建文政權的合法性，並無所不用其極地想將建文帝塑
5 萬曆年間史家王世貞《史乘考誤》一書，對包括靖難史事的歷朝實錄記載有詳細辯證，同為萬曆時人的沈德 符（1578-1642）亦感嘆「本朝史氏失職，以故野史甚夥」。1980 年代中國史學學者倉修良等人，也認為明代 官史對靖難、奪門二變記載失實，是導致野史發達的重要原因。以研究《明實錄》聞名的謝貴安，則舉出不 少帝王與朝臣為獲取政治利益，而在實錄中留下偏誤記載的例子，不過他認為當時野史氾濫，主要是因《明 實錄》修成後即秘藏禁中，導致史壇出現國史真空狀態所致，並表示若野史的出現是為補國史之失實與不足，
其真實性應高於國史，然事實並非如此。此論雖不無道理，但似乎低估了《明實錄》內容在明代的能見度與 影響力，謝氏認為《明實錄》內容是在嘉靖後透過閣臣轉抄才得以外傳，但若如此即無法解釋成化、弘治時 已有人利用《明太宗實錄》中成祖說詞作為支持褒揚建文殉臣論據。明代歷朝實錄雖秘藏宮中，但因特定人 員常有機會接觸，閱讀或將之抄出的可能性也隨之提升。基於保存與調閱上的考量，歷朝實錄往往抄有副本，
每回新纂實錄時，即以前朝副本參校，這就有利於負責繕寫或修史者藉工作之便取得內容。此外，實錄纂修 之目的亦在提供後世施政上的參考，故成為特定官員須經常翻閱查照的重要文獻。此類官員除身負諮詢之 任、協助政事運作的內閣閣臣，以及掌理制誥、經筵、纂書、典藏等務的翰林學士外，還包括以新科進士擇 入翰林院、透過「讀書中秘」和政務訓練成為日後閣臣的庶吉士，且後者不像前二者身負繁重的日常業務，
擁有更多閱讀、抄寫實錄的機會。過去廖瑞銘、吳德義等學者已注意到大規模官書修纂與《明實錄》內容外 流的關係，而對明代中葉史學影響最大的，應是弘治十年（1497）至十五年（1502）的《大明會典》初纂。
弘治朝編纂《大明會典》是因當時各種典章已偏離太祖舊制甚多，故試圖對國朝典制作一釐清和檢討，從而 設法使之回歸舊貌。為修纂會典，包括實錄在內的各種官方資料都會被取出調閱，甚至進行抄錄和整理，這 讓上述文獻更易為相關人員取得，進而擴大其外流的規模與影響力。另外，以想像進行填補固然是人們面臨 歷史空白時的常見反應，但有時野史中的想像元素也可能是對官史失實的抗議，如王崇武檢視明代中晚期關 於建文帝的傳說，即認為其具有與早期官方論述唱反調的傾向。參見［明］沈德符，《萬曆野獲編》（北京：
中華書局，1959），卷 25，〈私史〉，頁 631；孫衛國，〈王世貞《史乘考誤》對《明實錄》之辨證及其影響〉，
頁 81-120；倉修良，《中國史學史簡編》（哈爾濱：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83），頁 390；謝貴安，《明實錄研 究》（武漢：湖北人民出版社，2003），頁 24-42；廖瑞銘《明代野史的發展與特色》，頁 75-78；吳德義，《明 代建文史學研究》，頁 129-136；王崇武，《明靖難史事考證稿》，頁 28-42。
造成一個無道昏君，且在稍後人們的認知中，不僅建文政權的存在隨年號一起被「革除」，
連建文帝也被成祖廢為庶人，6然而終明一代，知識份子都將建文帝臨御的四載視為歷史上 的既存事實，是國史不可抹滅的一部分，無論那段時期是好是壞，都不能任之空白、湮沒。
正德年間祝允明《野記》所收楊士奇和張太皇太后的對話雖屬虛構，但其借楊氏之口所謂
「建庶人雖已滅，曾臨御四年，當命史官修起一朝實錄」、「曆日行於一時，實錄萬世信史，
豈可蒙洪武之年以亂實」等語，7都表達出時人對成祖革除之舉的不贊同，以及期盼朝廷能 為建文帝修實錄，使其所御四年不致湮沒、實錄得以真正昭信天下的願望。然而如此的希 冀，卻因統治者的諸多顧慮而遲遲無法達成。
靖難戰爭改變了明代的帝系傳承，也使成祖在其後繼者們心目中的地位，逐漸能與開 國的太祖相比擬。無論是公開表彰建文殉臣，或是承認建文帝歷史地位、為其纂修實錄的 奏請，對身為成祖一系子孫、託成祖靖難奪位之福而得以統御大明的這些後繼帝王而言，
此類議題不僅會危及成祖的歷史形象，更可能動搖永樂以降君主的統治合法性。也正因如 此，建文朝的歷史地位能否得到官方肯定，比起朝野是否形成共識，皇帝個人態度往往是 更重要的因素。從宣宗開始，歷任君王面對相關議題，不是站在維護成祖的立場上審慎以 待，就是私毫不感興趣，這也導致在英宗釋出建庶人後，官方對靖難歷史問題的態度，很 難再進一步開放。弘治時雖曾有褒揚建文殉臣和立建庶人後嗣為王的呼聲，但在上達朝廷 後便不了了之，主張修纂建文時錄的楊守陳甚至奏疏未成身先死。而本章討論的正德、嘉 靖年間，更是一個皇帝與廷臣距離逐漸拉開的時期，不僅政務運作上缺乏正向溝通，刑獄 和貶謫的風險也如陰影般持續籠罩著欲直言上諫的官員。武宗朱厚照（1491-1521）在位期 間，無心於多數政事，朝廷運作主要靠內閣維持，當時朝中似乎不曾討論過此類議題。至 於以外藩身分入京即位、藉議禮等手段樹立個人權威的世宗朱厚熜（1507-1567），對建文 朝歷史問題的敏感程度，或許更勝此前其他君主。嘉靖十四年（1535），吏科給事中楊僎 奏請為建文殉臣撰寫史書、追贈官諡、建立祠宇並錄用其子孫，卻在朝中引發了爭議：
尚書夏言等言：「所稱革除，實指我太宗文皇帝靖難時，中間所列死事諸臣，固有一 時自盡其心以明臣節於建文君者，若齊泰、黃子澄輩，則是當時誤國有罪之人，太
尚書夏言等言：「所稱革除，實指我太宗文皇帝靖難時，中間所列死事諸臣，固有一 時自盡其心以明臣節於建文君者，若齊泰、黃子澄輩，則是當時誤國有罪之人，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