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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無法恢復地位的忠臣之主 無法恢復地位的忠臣之主 無法恢復地位的忠臣之主 無法恢復地位的忠臣之主
第一節 第一節
第一節 無法恢復地位的忠臣之主 無法恢復地位的忠臣之主 無法恢復地位的忠臣之主 無法恢復地位的忠臣之主
本節主要探討隆慶至萬曆年間，相關政治措施與建文朝歷史記憶、書寫活動之間的關 係。在明穆宗朱載垕（1537-1572）統治的隆慶年間，在政治上雖沒有明顯進展，卻是萬曆
以降發展的醞釀期。隆慶、萬曆之際，褒表建文忠臣以勵臣節的想法，似已成為當時朝臣 的共識，他們的倡議，加上年輕新帝對相關史事的興趣，朝廷展開一連串褒表建文殉臣，
為其建祠立祀、赦免親族甚至恤錄後裔的措施。此前官方紀念與褒揚諸臣之舉，多為地方 官員根據明初所立訪求忠臣烈士予以旌表、崇祀的機制，將之納入地方祀典體系中。神宗 於即位詔中命各地表揚建文殉臣，這是明代第一個由中央主動下達的相關命令，表示朝廷 已就肯定建文殉臣之忠並應予以旌表的想法上達成共識，也象徵官方對建文朝歷史問題態 度的進一步開放。往後對「忠臣外親」的寬宥，更是洪熙以來相關赦免措施的最後一項，
使殉臣遺族完全擺脫政治整肅的桎梏。然而在此同時，建文帝的地位卻遲遲無法恢復，朝 臣們不僅在立祀提案上屢遭挫敗，連曾有一線曙光的年號恢復之議也終未實現。
另一方面，萬曆朝才起步沒多久便宣告中止的國史纂修活動，是明代史學發展過程中 的重要事件，也是當時建文朝歷史書寫活動盛行的原因之一。國史纂修之議源於長期以來 知識份子對實錄記載偏頗失實的反省，該計畫雖半途中止，也未能修正官書中的問題，卻 刺激一批私纂史著的出現。未獲官方承認的建文朝，在私史著作中多被視為正統，除了反 映寫作者的歷史認知，亦可能具有代替官書改正歷史書法的補償心理。當時也有不少建文 朝的歷史專著問世，這些文本的編撰動機，除了挖掘、傳續建文朝歷史，或宣揚諸忠事蹟 以勵臣節，也可能是為配合國史纂修和殉臣立祀等中央決策。換言之，萬曆年間的建文朝 歷史書寫活動，與當時朝廷政治態度和相關措施是緊密相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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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德、嘉靖年間建文朝歷史書寫的諸多成果，無論是民間傳說的採輯、忠臣事蹟的記 載還是調和論述的發展，都對隆慶以降人們的歷史認知頗有影響。在立場偏向成祖且對建 文諸臣缺乏好感的世宗崩後，讓建文忠臣獲得國家旌表再度成為可能，當時主掌朝政大權 的重臣，甚至成為相關措施的幕後推手。隆慶六年（1572）七月，繼穆宗之後登基的明神 宗朱翊鈞（1563-1620），在即位詔中發佈了如下命令：
革除間被罪諸臣，忠於所事，甘蹈刑，有死無二，皆我太祖高皇帝所儲飬忠臣義士。
我成祖文皇帝當時亦有「練子寧若在，朕猶當用之」之語。是諸臣罪雖不赦，心實 可原。朕今仰遵我聖祖遺意，褒表忠魂，激勵臣節。詔書到日，各地方有司官查諸 臣生長鄉邑，或特為建祠，或即附本處名賢忠節祠，歲時以禮致祭其墳墓，苗裔儻 有存者，厚加恤錄。1
神宗登基時才十歲，故此詔反映的應非其想法，而是主導詔書寫作之內閣重臣的希望。2詔
1 《明神宗實錄》，卷 3，隆慶六年七月辛亥條，頁 117。
2 永樂朝以後，明代帝王遺詔和即位詔多由內閣閣臣起草，除了反映革舊佈新的企圖心，也多少融入起草者自 身的政治理念。對那些年幼即位或以外藩繼統，經歷尚淺、羽翼未豐的新君而言，閣臣起草的即位詔，不僅 是他們未來的施政指標，也常帶有約束意味。明中葉以降幾次帝位交替，如世宗繼武宗後即位、穆宗繼世宗 後即位、神宗繼穆宗後即位，正是內閣權力最重的時期，遺詔和即位詔的起草，不但能為內閣重臣日後的施 政抱負開路，甚至可能成為政爭的利器。而隆慶六年明神宗的即位詔，反映的正是當時首輔張居正的政治理 念，張氏亦由此展開其於萬曆初年的改革之路。參見張哲郎，〈從明代皇帝之即位詔及遺詔論明代政權之轉 移（下）〉，《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報》，第 15 期（1998.5），頁 1-15。
中視建文忠臣「皆我太祖高皇帝所儲飬忠臣義士」的想法，和對「練子寧若在，朕猶當用 之」等句的引用，都顯示當時以首輔張居正（1521-1582）為中心，主張由朝廷旌表、祠祀 建文忠臣的官員們，其實頗受此前靖難調和論述的影響。
此外，正德、嘉靖年間發展出的建文出亡傳說，似乎對年幼的新君頗具吸引力。萬曆 二年（1574）十月，神宗即利用經筵講讀的機會，向輔臣詢問建文帝的結局：
上從容與輔臣語及建文皇帝事，因問曰：「聞建文當時逃免，果否？」輔臣張居正 對言：「國史不載此事，但先朝故老相傳，言建文當靖難師入城，即削髮披緇，從 間道走出，後雲遊四方，人無知者。至正統間，忽于雲南郵璧上題詩一首，有『流 落江湖數十秋』之句。有一御史覺其有異，召而問之，老僧坐地不跪，曰：『吾欲 歸骨故國。』乃驗知為建文也。御史以聞，遂驛召來京，入宮驗之，良是。是時 年已七八十矣，後莫知其所終。」上因命居正誦其詩之全章，慨然興嘆，又命書 寫進覽。3
由上文可知，當時關於建文帝出亡的野史傳聞已流傳極廣，連自幼身居大內的神宗也曾聽 聞，並甚感興趣。張居正的回覆雖採取「國史不載此事」、「先朝故老相傳言」等較曖昧的 敘述，但其作答傾向似乎表示他是相信此類說法的。另一方面，張氏為神宗講述的故事，
與正德、嘉靖年間流傳的版本相較，有相異或新添的成分，這或許意謂著相關傳說在隆慶 至萬曆初年又有所發展。4
由閣臣起草，對外卻代表皇帝意志的即位詔，以及皇帝本人對建文朝歷史議題未予排 斥的態度，對期盼建文君臣能永久擺脫政治陰影的官員而言，可說是莫大的鼓舞。正德、
嘉靖以降累積的相關論述和神宗的正面態度，似乎也讓萬曆朝臣對建文朝歷史議題的見解 趨於一致，而不像以往那般反應兩極。萬曆十二年（1584）二月，廣東道監察御史屠叔方 請釋革除忠臣外親，並舉殉臣胡閏（?-1402）姻親為例，陳述其悲慘境遇：
臣敢究其顛末外親牽連一節，詳在軍冊，歲歲清勾，累死全戶十而九矣。如江西鄱 陽縣忠臣胡閏，一族赤矣，內親盡矣，由抄解外甥至都察院，分戍盧龍、開平、山 海三衛，今其子孫死絕無嗣。5
屠氏在疏中亦奏請在各府州縣都為其鄉建文忠臣立祠，並確實執行神宗即位詔中恤錄建文 忠臣苗裔之令：
3 《明神宗實錄》，卷 30，萬曆二年十月戊午條，頁 728-729。
4 值得一提的是，成書於嘉靖十年（1531）、作者署名「大岳山人」的《建文皇帝事蹟備遺錄》，曾被認為是張 居正所著。然而既知該書成於嘉靖十年，當時年僅十歲的張居正又怎可能是作者？將《國朝典故》輯本與張 居正所述建文帝出亡故事對照，亦可發現兩者說法有不少差異。如張居正言建文帝於正統年間在雲南透過御 史上報驛召至京，最後「莫知其所蹤」；而《建文皇帝事蹟備遺錄》卻言其於宣德元年（1426）孟春「自江 南來歸京師」，宣宗將之厚養於諸王館中，「未幾，一夕暴卒，眾皆疑其遇毒也，後命以公禮葬于郊外」，這 也是目前所見最早稱建文帝葬於北京的文本。之所以出現如此猜測，或與張居正字叔大、號太岳，與「大岳 山人」之名近似有關，也可能是由張居正主導神宗即位詔的草擬，以及未神宗講述建文帝出亡故事等事件所 產生的聯想。參見《明神宗實錄》，卷 30，萬曆二年十月戊午條，頁 728-729；［明〕大岳山人，《建文皇帝 遺蹟》，收入［明〕鄧士龍編，許大齡、王天有點校，《國朝典故》，頁 336-337。
5 ［明〕屠叔方，《建文朝野彙編》，卷 20，《建文定論》，頁 10b-11a。
臣又伏思生長鄉邑，特為建祠。今省城有祠，各府州縣士民未獲快暏，況鄉村父老
量，似乎和當地遭到整肅的殉臣（包括不屈而死和純粹死於整肅者）的數量呈現某種正向 比例。如浙江地區獲釋人數的突出，可能與遭整肅官員較多有關，而陜西和江西這兩個豁 免軍人數量相近的地區，雖在殉臣總量上有段差距，但兩地遭整肅官員的人數卻很接近。
即使洪熙年間仁宗已下令齊泰、黃子澄等人外親遭調戍邊者，「每家存一丁於戍，所餘放 歸為民」，11但畢竟不是全面釋放，故萬曆年間才會清查出這麼多人，當中「丁盡戶絕」者 更佔了半數以上，不難想像這些無辜遭罪者的悲慘命運。
萬曆十三年對「忠臣外親」的寬宥，補足了洪熙朝以來赦釋靖難政治受難者的未盡之 處，讓他們從此擺脫政治迫害的陰影。有些學者將萬曆年間朝廷對建文忠臣的褒表與寬赦 視為「平反」、「昭雪」，12並不完全正確。當時提出相關倡議者雖肯定諸殉臣之忠，卻也 不曾否認其「有罪」。如同天順初英宗釋放建文帝遺族時稱之「雖在不原，亦得令所」，13 神宗即位詔中也謂這群遭成祖整肅的官員「罪雖不赦，心實可原」，他們只是透過皇帝額 外寬典而免去刑罰，並不代表「罪」的消除。即使時人心中可能清楚殉臣的無辜，14但就 朝廷立場而言，一旦將此種認知宣之於口，等同承認成祖的相關處置，都是殘害忠良的冤 獄，甚至是篡位者的政治報復。故在旌表和寬赦過程中，不得不將殉臣的「忠」與「罪」
分開談論。儘管如此，這兩項措施確實使建文諸臣大致擺脫「靖難」帶來的政治陰影，期 盼建文朝議題全面解禁的士大夫，開始將目標轉向諸殉臣所效忠的對象──建文帝。
分開談論。儘管如此，這兩項措施確實使建文諸臣大致擺脫「靖難」帶來的政治陰影，期 盼建文朝議題全面解禁的士大夫，開始將目標轉向諸殉臣所效忠的對象──建文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