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然，要以 SARS 作為對兩岸關係影響上的評估，必須重新思考 事件本身的特質，以及預測結果的規模。只是，安全研究並未提供足 夠的方法論，以評估這項前所未有事件的發展性。60特別是，在 SARS 風暴引燃時期，其實也正上演著一場關於人的戰爭。
透過全球化的發酵、中共隱瞞 SARS 的疫情，以及對於全球化的 反撲與對中共蔑視人權的一些現象，正促成臺灣新意識形態的崛起，
如副總統呂秀蓮所提出的「新圍堵主義」即是。呂秀蓮認為，在 SARS 流行之時，全球有 133 個國家擔心遭到 SARS 的傳染，紛紛對來自中 國大陸的旅客採取防堵的措施；而大陸內部許多地區也因憂心 SARS 疫 情的擴散，自動採取「劃地自保」的策略，這正凸顯大陸內部可能出
高志文，〈後煞時代的社會重建〉，《中國時報》，2003 年 6 月 18 日，版 15。
Bobert Nisbet 著，徐啟智譯，《西方社會思想史》（臺北：桂冠圖書公 司，1991 年），頁 4。
Graham Allison and Andrei Kokoshin, “The New Containment: An Alliance against Nuclear Terrorism,” The National Interest, Issue 69, Fall 2002, pp.35-43.
現所謂「巴爾幹化」的現象。這種對中國大陸從外部到內部所產生的 層層圍堵的情況，不但形成「新圍堵主義」的概念，也讓中共在 SARS 的戰爭中，首次嘗到被孤立的苦果。61
同一時間，另一種新的圍堵主義則是由中共對臺灣所發動。當臺 灣表達希望參與世界衛生組織時，反而被中共以主權的理由，阻止臺 灣加入全球的防疫體系，拒絕臺灣的人民有更好的健康環境與免於疾 病的自由。也就是說，在後 SARS 時代，這種「新圍堵主義」的觀念，
可能會以兩個層次開展：一個是對人的隔離；臺灣針對大陸人民與兩 岸交流提出了限制；另一方面則是對國家的隔離；中共限制臺灣進一 步以追求人類安全為目的參與全球防疫體系。雙方形成以對人的圍堵 和對國家的圍堵進行「軟較量」的鬥爭，這剛好給「新圍堵主義」留 下一個新的註腳。
事實上，若從傳統圍堵戰略的意義來看，過去國際間所採取的
「圍堵戰略」，大多是強權為了維護自身的利益，而採取政治、經濟 的「軟較量」手段，避免與敵對的國家直接產生衝突，造成無可彌補 的損害。例如冷戰時期美國對共產集團的圍堵政策；後冷戰初期美國 對中共的「新圍堵」；甚至中共對臺灣外交空間的圍堵，都是屬於這 一類的「圍堵戰略」。
然而，SARS 病毒挾著全球化的步伐對外擴散，各個國家或地區因 擔心遭到感染，而採取類似本土化的圍堵政策，這種因病毒所引發的
「新圍堵主義」，跟強權所採取的圍堵戰略，內涵上是有所不同的。
強權所要圍堵的對象是國家，而後 SARS 時代所圍堵的對象是人。國 家若被圍堵，人民還可以往來，政經文化活動不會終止。但人民若被 圍堵，所有的一切將形同停滯。
面對這種可能的發展，研究全球化理論的佛萊曼(T. L. Friedman) 曾提出一個「來自遠方革命」的參考架構。62佛萊曼認為極權國家與全
王崑義，〈新圍堵主義〉，《自由時報》，2003 年 6 月 3 日，版 4。
球體系連結起來，像是讓中國大陸與全球機構、市場進行接合，引進 國際標準以及有法規為基礎的制度，可以帶動極權國家的政治改革。
所以，「圍堵戰略」在全球化的時代並不見得是最好的防禦戰略。
相反的，如果中共透過社群的力量凝結為對於人類安全的新視 野，反而可以建立兩岸對於人類安全的共識與定義，並建構一種「理 想的言說情境」，基於彼此之間相同的認知，共同捍衛人所應具有的 普世價值，從而建立非正式、非對抗、商議與共識的環境，以及多邊 思考和雙邊互動等原則的交往關係。可惜的是中共並沒有採取這樣的 政策，努力去拉近兩岸之間的距離。
而臺灣方面，也以「新圍堵主義」的意識形態進行反制。執政者 希望世界上各個國家都能了解到，中共所謂經濟發展的條件，其實是 建立在壓榨農工，並以較低的價格將產品外銷到其他地域，而其背後 所統治的國家權力機關，依然是一種封閉、家長式的決策方式，蔑視 人的尊嚴與價值。而當 SARS 從廣東省蔓延到中國大陸其他省分與世 界上其他地區時，臺灣似乎也樂見各國對中共發布的旅遊警訊與質疑 中共的處理方式。而這種對於中共的「新圍堵主義」，臺灣所操作的 手段，是希望所圍堵的目標是中共封閉與家長式的統治方式，圍堵的 工具是透過大眾傳播媒體，警示中國大陸旅遊與貿易的可能風險，並 圍堵來自中國大陸的人民。
另外，臺灣對 SARS 也採取「安全化」策略，讓 SARS 的問題擴 大成國家生存的議題。於是，臺灣把 SARS 當作是「恐怖分子」看待，
或是中共版的「恐怖主義」。所不同的是，SARS 是看不見的恐怖分 子，並把中國大陸當作是看不見的恐怖分子的大本營。
而臺灣這種「安全化」的操作手法，一是企求將 SARS「正名」為
「中國肺炎」；其次是封閉對於中國大陸的小三通，衛生署長也曾公
Thomas L. Friedman著，蔡繼光等譯，《了解全球化：凌志汽車與橄欖 樹》（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2000 年），頁 183。
開呼籲罹病臺商不要返國；第三，是強化本身的防疫體系與防護措 施。當時臺灣就有人喊出要求在大陸的臺商，應該重新評估大陸投資 的風險。其根本的意義就是築城，對中共築起想像的長城，這比前總 統李登輝所提的「戒急用忍」政策更緊縮一步。
也就是，兩岸對 SARS 的操作，首先想到的還是國家與主權的問 題，並未從人民本身的安全與否進行思考，使得 SARS 的發生，並沒 有讓兩岸政府視為是一種重構關係的機會，反而變成另一種新的限 制。所以可以這麼說，兩岸的政府其實並沒有在處理 SARS 疫情中，
學習到開放式交往的智慧，結果 SARS 過後，好像一切並沒發生過一 樣，兩岸關係依然停滯不前。
事實上，日人田中芳樹曾透過小說的描述來說明他對於國家與人 的看法。他認為「國家並不是由細胞分裂而形成個人，國家是結合一 群具有主觀意識的個人所構成的，在此前提下，何者為主？何者為 從？在民主社會中是不辯的自明之理啊。」63也就是說，兩岸若能重新 思考「民貴君輕」的中國古代政治哲學，共同以人類安全作為兩岸交 流之底蘊，其實就不會產生「新圍堵主義」的現象。
畢竟，在全球化的時代需要有全球化的思考，如果能夠以人類安 全作為新安全的架構，放棄以往對於安全的關注只是由國家出發，研 究對於國家這想像實體的真實威脅或虛擬威脅的虛幻性。而藉由 SARS 的出現，讓大家對國家的關注轉向到對於人本身的關注，不再把人當 作是政治籌碼或輕忽人民生命的價值，64那麼兩岸關係的橋樑，應該可 以架設起來。
田中芳樹，《銀河英雄傳說 5》（臺北：尖端出版有限公司，1994 年），頁 164。
林文程，〈中國從來不重視生命的價值〉，《自由時報》，2003 年 5 月 22 日，版 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