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代中國史學的南方學術網絡(1911-1949)

現代中國史學的南方學術網絡(1911-1949)

計畫類別： 個別型計畫

計畫編號： NSC93-2411-H-004-024-

執行期間： 93 年 08 月 01 日至 94 年 07 月 31 日

執行單位： 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系

計畫主持人： 彭明輝

報告類型： 精簡報告

處理方式： 本計畫可公開查詢

中 華 民 國 94 年 10 月 7 日

1

摘要 ... 3

ABSTRACT ... 4

一、 引論 ... 5

二、 南北新舊：傳統與創新 ... 13

三、 中西文化論述：以《學衡》與《新青年》為分析對象... 17

四、 《史地學報》與反古史辨運動... 19

(一) 吹響現代中國新史學的號角... 25

1. 今古文之爭的新命題 ... 25

2. 胡適與杜威實驗主義 ... 28

3. 科學主義的影響 ... 30

4. 民俗戲曲與典籍史料化 ... 31

(二) 從“大禹是蜥蜴類”談起... 33

(三) 神話與信史 ... 40

(四) 一樣米煮兩種飯 ... 45

(五) 文獻、疑古與釋古 ... 55

(六) 小結... 61

五、 國史建構：民族主義的理想與現實... 64

六、 史學動向：材料、方法與解釋... 64

七、 文化保守主義者的天鵝之歌：

以《思想與時代》為主體的分析 ... 64

八、 師友網絡，相與問學... 66

九、 結論 ... 66

十、 徵引書目 ... 66

(一) 中日文部分(依作者姓名筆劃排列) ... 66

1. 期刊 ... 66

2. 專書 ... 67

3. 論文 ... 78

(二) 西文部分(依作者姓名英文字母排列) ... 80

(三) 網站... 80

現代中國史學的南方學術網絡

(1911-1945)

摘要

現代中國史學的南方網絡，係指以南京高等師範學校(包括後來的東南大學、中央大學、 浙江大學、南京大學)教授為主體的文史學者們，包括：柳詒徵、吳宓、竺可楨、劉伯明、 徐則陵等人；畢業於南京高等師範學校的學者們，包括：張其昀、繆鳳林、陳訓慈、 向達、鄭鶴聲等人；以及在治學取向上接近南學的文化保守主義者，如：王國維、呂 思勉、張蔭麟、蔡尚思、湯用彤、陳寅恪、錢穆等人。 在現代中國史學的有關研究中，北方學統無疑較受青睞，不論從北京大學國學門發 展下來的北大國學傳統，或從現代學科體制論析現代中國史學的建立；甚或討論現代 中國史學的發展，包括古史辨運動，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代表的史料學派，北 方學統的研究可謂漪歟乎盛哉，而有關南方學統的研究則寥若晨星。 這一方面固然是北方學統在現代中國史學的發展過程中，一直處於領導性的地位， 且相關論題所引導的風潮，較受史學工作者重視。有關南方學術網絡的研究，向來較 受忽略，雖然在有關北方學統的研究中，部分論著亦帶及南方學術網絡，但大抵均屬 陪襯性質，或視之為主流學術的反對者。本文將全面論析現代中國史學南方網絡的諸 種面向，包括：南北新舊的傳統與創新，中西文化論述，民族主義思潮下的國史建構， 史學理論的材料、方法與解釋，文化保守主義者的思想文化論述等面向，冀期建構南 方學術網絡的可能性。

關鍵詞

北方學統、北大、南方學統、南方網絡、南高、學衡派

“The Southern Academic Network” of Modern China’s

Historiography

(1911-1945)

Abstract

We usually refer “the Southern Academic Network” of Modern China’s Historiography mainly to those historians at Nanking Normal College (including modern Tung-nan University, Central University, Che-chiang University, and Nanking University), including those scholars like Liu I-cheng, Wu Mi, Chu K’o-chen, Liu Po-ming, Hsu Tse-ling, and those graduated from the College, such as Chang Ch’i-yun, Miu Feng-lin, Ch’en Hsun-tz’u, Hsiang Ta, Cheng Ho-sheng, and those whose academic approach close those at the College, such as Wang Kuo-wei, Lü Ssu-mien, Chang Yin-lin, Ts’ai Shang-ssu, T’ang Yung-t’ung, Ch’en Yin-k’o, and Ch’ien Mu.

Doubtlessly, researches in Modern China’s Historiography among “the Northern School” attract more attention than those among “the Southern School” over the years. When we mention works on the tradition established by historians at Peking University, especially by those in Institute of Chinese Studies at Peita, or studies of the establishment of Modern China’s Historiography from the angle of modern academic discipline, or discussions of 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 China’s Historiography represented by 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Philology, Academia Sinica, “the Northern School” usually catches many scholars’ eyes. Studies on the Southern School, however, still wait to be done.

We have such a picture is because, on the one hand, the Northern School had long taken the lead in the field. On the other hand, the issues brought up by the school gained more attention. Although works on the Northern School also mention the influence of the Southern School, the latter is usually considered as the ramification of the former, or the “opponents” of the former. The article shall give a full survey on the Southern School, including what is new and old in both groups, their discourse on both Chinese and western cultures, historiography under nationalism, source materials about historical methods, and discourses by the cultural conservatists. In this research I will paint the picture of the network of the Southern School.

Key Word

The Northern School, Peking University, the Southern School, the Southern Network, Nanking Normal College, the Hsueh-heng School

一、 引論

在現代中國史學的發展過程中，北方學統無異較受研究者重視，這裡所

謂的北方學統係指北京大學、北京師範大學、燕京大學、輔仁大學，以及以

北方學統為中心的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由於北方學人在現代中國學

術史上較受研究者青睞，不論從北京大學國學門發展下來的北大國學傳統

1

_，

或從現代學科體制論析現代中國史學的建立

2

_{；甚或討論現代中國史學的發}

展，包括古史辨運動、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的相關研究，我們發現北

方學統的研究可謂漪歟乎盛哉，而有關南方學統的研究則寥若晨星。

這一方面固然是北方學統在現代中國史學的發展過程中，一直處於主導

性地位，且相關論題所引導的風潮，較受史學工作者重視。一般研究現代中

國史學發展的論著，大抵以影響較大的主流為討論重心，如古史辨運動和中

國社會史論戰等主題，即為史學工作者較注意的焦點；個別史家的研究，亦

較獲青睞；此固有見於史學發展之主流性，以及史家在時代動盪中孜孜矻矻

從事研究的可貴精神，在現代中國史學的發展過程中，確然有其深刻之軌跡

可循。

無可置疑的，古史辨運動是現代中國史學發展過程中第一個引起討論的

主題，美國漢學家 Laurence A. Schneider 教授的《顧頡剛與中國新史學》

(Ku

Chieh-kang and China’s New History)

，是第一本研究古史辨運動的專著，此書從走向民

間的觀點，強調古史辨運動與民俗運動之間的關係

3

_{，局部地代表了美國學者}

從事近代中國研究的觀點；王汎森教授《古史辨運動的興起》，論析清季今

1 陳以愛，《中國現代學術研究機構的興起──以北京大學研究所國學門為中心的探討 (1922-1927)》(臺北：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系，1999)。 2 劉龍心，《學術與制度：學科體制與現代中國史學的建立》(臺北：遠流出版公司，2002)。 3 Laurence A. Schneider, Ku Chieh-kang and China’s New History (Californi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1)，中譯本有：梅寅生(譯)，《顧頡剛與中國新史學》(臺北：華世出 版社，1984)。

文家的歷史解釋，與古史辨運動的一脈相承，見解鞭辟入裏

4

_{；彭明輝《疑古}

思想與現代中國史學的發展》，探討古史辨運動在現代中國史學所扮演的腳

色，在方法論的檢討著重清代樸學對古史辨運動的影響，以及白話小說研究

在古史討論時的彼此相互為用

5

_{；陳志明先生《顧頡剛的疑古史學──及其在}

中國現代中國思想史上的意義》，以顧頡剛為中心，探討顧頡剛各階段的疑

古史學

6

_{。這些著作大抵為古史辨運動的形成及其影響，奠定了初階的研究基}

礎。

由傅斯年創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而發展出來的史料學派，是現

代中國史學發展過程中，另一個值得探討的主題，王汎森教授 Fu Ssu-nien: a

life in Chinese history and politics

(〈傅斯年：近代中國的歷史與政治〉)

，對傅斯年思想

的重建，以及創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而形成的史料學派，有精闢的

分析

7

_{；劉龍心教授〈史料學派與現代中國史學之科學化〉，從科學化的角度}

論 析 史 料 學 派 的 形 成 與 發 展

8

_{； Axel Schneider 教 授 “Die Rolle der}

Historiographie und des Intellektuellen zwischen Wissens-chaft, Politik und

philosophie. Verdeutlicht anhand der Historiographie Fu su-niens und Ch’en

Yin-ch’üehs vom Institut für Geschichte und Philologie”

(〈史學與知識分子在科學、政治

與哲學間的角色：以歷史語言研究所的傅斯年與陳寅恪的史學為例〉)

，對史料學派進行了全面

性的探討

9

_。

4 王汎森，《古史辨運動的興起》(臺北：允晨文化出版公司，1987)。 5 彭明輝，《疑古思想與現代中國史學的發展》(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91)，15-204。 6 陳志明，《顧頡剛的疑古史學──及其在中國現代中國思想史上的意義》(臺北：商鼎文 化出版社，1993)。

7 王汎森(Wang Fan-shen), Fu Ssu-nien : a life in Chinese history and politic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0).

8 劉龍心，〈史料學派與中國史學之科學化〉(臺北：國立政治大學歷史研所碩士論文，1993)。 9 Axel Schneider, “Die Rolle der Historiographie und des Intellektuellen zwischen

Wissens-chaft, Politik und philosophie. Verdeutlicht anhand der Historiographie Fu su-niens und Ch’en Yin-ch’üehs vom Institut für Geschichte und Philologie,” (Bochum: Universität Bochum, Ph.D. Dissertation, 1994).

史觀學派的研究向來較為棘手，因為現實政治常易左右研究的方向，大

陸史學工作者礙於意識形態，所論難免偏頗；臺灣史學工作者的研究又係隔

岸觀火；目前較具規模的著作是逯耀東教授《中共史學的發展與演變》和《史

學危機的呼聲》二書，以漢儒“注經”與宋明儒“解經”的觀點，解釋大陸史學

工作者的研究方式，點出馬克思主義史學在解釋中國歷史時的框限

10

_；研究

社會史論戰及其影響的著作，有 Arif Dirlik 教授 Revolution and History, The

Origins of Marxist Historiography in China, 1919-1937

(《革命與歷史，中國馬克思主義 史學的起源，1919-1937》)11

，此書對社會史論戰的過程，以及中國初期馬克思主義

史學的發展狀況有深入分析；潘光哲教授〈郭沫若與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的

起源〉，以郭沫若《中國古代社會研究》為中心，探討馬克思主義史學之起

源與發展態勢

12

_{；此外，以陶希聖為首的《食貨半月刊》和在臺灣復刊的《食}

貨月刊》

，代表了以社會經濟為歷史主體之研究方向，這部分的探討尚有許

多可以開展的空間

13

_。

10 逯耀東，《中共史學的發展與演變》(臺北：時報出版公司，1979)；逯耀東，《史學危機 的呼聲》(臺北：聯經出版公司，1987)。 11

Arif Dirlik, Revolution and History, The Origins of Marxist Historiography in China,

1919-1937 (Berkeley & L. A., Californi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8).

12 潘光哲，〈郭沫若與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的起源〉(臺北：國立政治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 論文，1991)。 13 陶希聖本人的著作，可以幫助吾人瞭解其社會經濟史研究的內容，如：《中國社會之史 的分析》(臺北：食貨出版社，1979)；案：此書1929年初版於上海；《中國社會與中國革 命》(臺北：食貨出版社，1979)；案：此書1931年初版於上海；《潮流與點滴》(臺北： 傳記文學出版社，1979)；關於社會史研究的內容與方法，杜正勝的討論頗鞭辟入裏，參 考：杜正勝，〈中國社會史研究的探索──特從理論、方法與資料、課題論〉，收入： 國立中興大學歷史學系(主編)，《第三屆史學史國際研討會論文集》(臺北：青峰出版社， 1991)，25-76；Arif Dirlik的論文亦對陶希聖的歷史研究有所分析，參考：Arif Dirlik, “Ta’o Hsi-sheng : the Social Limits of Change,” in Charlotte Furth eds., The Limits of Change:

Essays on Conservative Alternative in Republican China (Cambridge Mass.: Harvard

有關現代中國史學人物的研究專著，由於資料集中，而且獲得較易，是

截至目前為止相關研究最為蓬勃者，如：王德毅教授《王國維年譜》

14

_，汪

榮祖教授《史家陳寅恪傳》

15

_{，康虹麗女士〈論梁任公的新史學和柳翼謀的}

國史論〉

16

_{，胡映芬女士〈傅斯年與近代中國史學的發展〉}

17

_{，黎華趙先生〈張}

蔭麟研究〉

18

_{，林麗月教授〈張蔭麟史學理論評析〉}

19

_{，張慧中女士〈蔣廷黻對}

中國近代史之研究及其貢獻〉

20

_{、李顯裕先生〈陳垣史學探析〉}

21

_等。

至於論述整體現代中國史學發展的專著，出現最早的是顧頡剛《當代中

國史學》

22

_{，可惜提倡以科學方法治史的顧頡剛，在這本書中雖列舉自 1845}

年迄 1945 年間中國的各類史學著作，卻未進一步分析著作的特色與價值

23

_；

此外，有類現代中國史學史的著作尚有許冠三教授《新史學九十年》，此書

將現代中國史學人物分為“史學新義”、“考證學派”、“方法學派”、“史觀學

派”、“史建學派”等加以討論，其中“史料學派”係指傅斯年與陳寅恪，胡適、

顧頡剛為“方法學派”，與一般現代中國史學的分類有所不同，而“史觀學派”

不及於陶希聖，“史學新義”未論柳詒徵，諸派中均未論及錢穆，反而在“史建

學派”中討論殷海光與作者本人，略有析異者多而通同者少之失

24

_。

14 王德毅，《王國維年譜》(臺北：中國學術獎助委員會，1967)。 15 汪榮祖，《史家陳寅恪傳》(臺北：聯經出版公司，1984)。 16 此為康虹麗之碩士論文，發表於《幼獅學誌》，10.2(臺北，1972.06)，其後收入：杜維運、 陳錦忠(編)，《中國史學史論文選集》，三(臺北：華世出版公司，1980)，429-504。 17 胡映芬，〈傅斯年與近代中國史學的發展，1900-1950〉(臺北：國立臺灣大學歷史研究所 碩士論文，1975)。 18 黎華趙，〈張蔭麟研究──生平、著述及其史學〉(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 碩士論文，1981)。 19 林麗月，〈張蔭麟史學理論評析〉，《歷史學報(師大)》，6(臺北，1978.05): 475-489。 20 張慧中，〈蔣廷黻對中國近代史之研究及其貢獻〉(臺北：國立政治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 論文，1982)。 21 李顯裕，〈陳垣史學探析〉(中壢：國立中央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1996)。 22 顧頡剛，《當代中國史學》(香港：龍門書店，1964)；案：此書初版於1947年印行。 23 顧頡剛，《當代中國史學》，1。 24 許冠三，《新史學九十年》，上、下(香港：中文大學，1986，1988)。

上述研究現代中國史學之論著，不論學派或個別史家均有一共同之現

象：著眼於主流學派或顯而易見之史學發展，而鮮少及於史學之河的深處或

其分支。如在上述研究中，唯一論及南方學者的僅黎華趙先生〈張蔭麟研

究〉；其餘焦點均集中於北方學派。筆者不願過度誇大現代中國學術的南北

之分，但要說完全沒有南北之分，恐亦係掩飾之詞。事實上不論海峽兩岸，

都因為北方學派當家，而稍稍忽略南方學派在現代中國史學發展過程中的影

響力。筆者在《疑古思想與現代中國史學的發展》中曾指出，古史辨運動的

反對者，主要即為出身南京高等師範學校

(即後來的東南大學、中央大學)

的師生們

25

；

如果以 1920 年代前後的中國學術界來看，胡適為北方學人的精神導師，新

文化運動的燃燈人，應無疑義；柳詒徵則是南高的學術領袖，反五四新文化

運動的統帥；如果說《新青年》是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催生者，那麼，

《學衡》

雜誌顯然是古典主義的最後堡壘

26

_{；如果古史辨運動代表以北大為中心的新}

史學發端，那麼，《史地學報》顯然是主要的反對陣營。這種南北對峙的情

形

27

_{，不僅五四時期如此，甚至一直影響到 1949 年後的海峽兩岸。}

雖然南京大學並非就是當年中央大學的後繼者，但浙江大學為中央大學

的學術延伸，應為一般熟知現代中國學術發展者的常識；而 1952 年中共高

校院系調整後的復旦大學，至少在歷史系部分接收了當年浙江大學的教授

們。所以，從南京高等師範學校

(後來的東南大學、中央大學)

、浙江大學到復旦大學

25 彭明輝，《疑古思想與現代中國史學的發展》，68-92。 26

沈 松 僑 教 授 指 出 ， 學 衡 派 思 想 淵 源 自 白 璧 德 (Irving Babbit) 的 新 人 文 主 義 (New Humanism) ， 而 白 璧 德 的 新 人 文 主 義 則 師 承 安 諾 德 (M. Arnold) 之 新 古 典 主 義 (Neo-Classicalism)；沈松僑，《學衡派與五四時期的反新文化運動》(臺北：國立臺灣大 學出版委員會，1984)，122-133。 27 北大與南高與的對立是否存在，是一個見仁見智的問題，張其昀在〈吾師柳翼謀先生〉 文中說： 民國八年以後，新文化運動風靡一時，而以南京高等師範為中心的學者們，卻能毅然 以繼承中國學統，發揚中國文化為己任。他們的代表性刊物是《學衡》雜誌，該刊的 〈發刊詞〉，出於柳師手筆，可見他所居的地位。世人對北大南高有南北對峙的看法。 見：張其昀，〈吾師柳翼謀先生〉，收入：《張其昀先生文集》，9/4710-4718；所引在4712。

這個學術網絡，有明顯的軌跡可循。至於隨中央政府遷臺的學者，北大系統

接收臺灣大學，南高系統接收省立師範學院

(後來的臺灣師範大學)

，亦為眾所周知

之事。臺大歷史系與師大歷史系無論在研究領域和治學方法上，顯然有相當

程度的差異。至少就中國史研究而言，臺大歷史系強調古代史，師大歷史系

集中於中國近現代史，似為毋庸爭辯之事實。

在相關研究中，王汎森教授是少數較直接正面論析南北之爭的學者，在

〈價值與事實的分離？──民國的新史學及其批評者〉中，王汎森教授指出，

在 1949 年以前，胡適

(1891-1962)

、傅斯年

(1896-1950)

、顧頡剛

(1893-1980)

等人所領

導的研究工作，在學院中占據主流地位，是 1920-1930 年代最有力量的學派，

王汎森教授以“新派”名之。“新派”史學的來源與三種因素有密切關連：(一)

新文化運動所提倡的思想解放；(二)胡適所提倡的實用主義方法論；(三)西方

史學的引進，尤其是德國史學

28

_。

王汎森教授指出，“新派”的批評者散在全國各地，其中南京的中央大學

(即南京高等師範學校、東南大學)

最有組織，他們有時被稱為南派或東南學派，王汎

森教授則以“傳統派”稱之

29

_{。但王汎森教授在文中特別說明，他之所以用“傳}

統派”來概括新派的批評者，只是為了討論的方便，“新派”或“傳統派”的稱

呼，並未做價值優劣的判斷。

五四新文化運動之後，中國學術界隱然分成兩種意見，即王汎森教授所

謂的“新派”與“傳統派”

(一般亦以北大、南高，或北派、南派稱之)

；而兩派之間顯然很

少交集，他們在新文化運動、古史辨運動、新史學運動中，一直處在相對立

的位置。叔諒

(陳訓慈)

在〈中國之史學運動與地學運動〉中，即指出兩派學者

不相侔的現象

30

_{；亦有學者以“北方”、“南方”為分}

31

_{；王汎森教授所謂“新派”}

28 王汎森，〈價值與事實的分離？──民國的新史學及其批評者〉，《中國近代思想與學 術的系譜》(臺北：聯經出版公司，2003)，378。 29 王汎森，〈價值與事實的分離？──民國的新史學及其批評者〉，《中國近代思想與學 術的系譜》，379。 30 叔諒，〈中國之史學運動與地學運動〉，《史地學報》，2.3(1923): 13。 31 桑兵教授在〈近代中國學術的地緣與流派〉中，稱為“南學”、“北學”；請參閱：桑兵，《晚

大抵指北方的整理國故運動，“傳統派”則係以中央大學師生為中心的學者們

32

_{。但事實上有些被視為新派或被新派所欣賞的史家，在文化理想上卻是以}

傳統派自居的，如陳寅恪、湯用彤即是

33

_{。本文的南北學派之分，並不完全}

以地理上的南北為界，而以思想文化與治學取向為別

34

_{；因此，在治學方法}

和文化理念上，與南學較近而遠於北學的學者，如陳寅恪、湯用彤和王國維，

在本文中亦列為討論對象，類似的情形還有錢穆。

余英時教授在〈猶記風吹水上鱗〉中，談到 1930 年錢穆赴北京後，表

面上已經進入中國史學的主流，但他和反主流派的學人卻更投緣，與南方以

中央大學為中心的史學家如繆鳳林、張其昀交往亦甚密切

35

_{。桑兵教授在《晚}

清民國的國學研究》中亦指出，錢穆反對以傅斯年為中心的新史學，認為通

人之學比專家之學更為重要，而與錢穆志同道合者，有張蔭麟、張其昀、陳

夢家等人；桑兵教授並且認為陳寅恪雖然加入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但與傅斯年的志同道合實有一定限度

36

_。

王汎森教授在〈思想史與生活史有交集嗎？〉一文中，亦提及南北之爭，

略謂傅斯年的《東北史綱》出版後，引起大量的批評，其中繆鳳林與鄭鶴聲

的批評非常嚴厲；繆鳳林與鄭鶴聲皆屬中央大學，亦即南高系統，他們對五

清民國的國學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28-64。 32 王汎森，〈價值與事實的分離？──民國的新史學及其批評者〉，《中國近代思想與學 術的系譜》，380。 33 王汎森，〈價值與事實的分離？──民國的新史學及其批評者〉，《中國近代思想與學 術的系譜》，380。 34 本文有關南北之分，並不完全依地理為界，與梁啟超《近代學風之地理的分布》所論固 有所異，有關梁啟超的論點，有興趣者可參閱：梁啟超，《近代學風之地理的分布》， 《飲冰室專集》，9(臺北：中華書局，1972)，3-33；桑兵教授在〈近代中國學術的地緣 與流派〉中，亦稍傾向以地理為界，惟桑兵教授亦論及北學與南學師承上的關係，以及 學術流派間之扞挌，而非逕以地理為別；請參閱：桑兵，《晚清民國的國學研究》，28-64。 35 余英時，《猶記風吹水上鱗》(臺北：三民書局，1991)，12；王汎森教授亦指出錢穆對“新 派”追逐新史料之風有嚴重不滿；王汎森，〈價值與事實的分離？──民國的新史學及其 批評者〉，《中國近代思想與學術的系譜》，456。 36 桑兵，《晚清民國的國學研究》，283。

四新文化運動抱持敵意，對傅斯年所標示的治史方法亦極反感，而刊載繆鳳

林評《東北史綱》的《大公報．文學副刊》主編吳宓，正是反新文化運動的

要將。王汎森教授認為，這一切都不是偶然的，涉及當時思想界兩個陣營的

競爭

37

_。

筆者在《歷史地理學與現代中國史學》中，曾就《史地學報》與歷史地

理學的形成做過討論

38

_{，但該書主要著眼於歷史地理學與現代中國史學的關}

係，並未於南北之爭多所著墨；筆者在《疑古思想與現代中國史學的發展》

中亦指出，古史辨運動的反對者，主要即為南京高等師範學校的師生們，惟

亦僅點到為止

39

_{，未曾就現代中國史學的南方學術網絡，做進一步的分析。}

在現代中國史學的發展過程中，南方學術網絡雖非耀眼巨星，但亦有其

一定的影響，不論當時或對 1949 年以後海峽兩岸的史學，均具有時代性的

意義。雖然學者們對主流學派的北方學統，總是投以較多關愛的眼神，但對

歷史的伏流，學術發展的非主流思潮，似亦不能視若無睹。

本文擬論析的南方學術網絡，包括：從南京高等師範學校到東南大學、

中央大學、南京大學的師生們；從中央大學到浙江大學、復旦大學的師生們；

以及清華大學國學研究院的師生們。

除了學校系所的因素外，本文亦將學術期刊列為分析對象，其中最能代

表南方學術網絡的期刊有三：(一)《學衡》雜誌，(二)《史地學報》

，(三)《思

想與時代》

。本文將分析這三分期刊的內容，以了解南方學術網絡的學者們，

在文學、思想與史學方面的觀點，並將南方學術網絡與北方學術網絡相比較。

37 王汎森，〈思想史與生活史有交集嗎？──讀傅斯年檔案〉，《中國近代思想與學術的 系譜》，501；王汎森教授文中指出繆鳳林的用語尤其刻毒，說：「傅君所著，雖僅寥寥 數十頁，其缺漏紕繆，殆突破任何出版史籍之紀錄也。」 38 彭明輝，《歷史地理學與現代中國史學》，61-138。 39 彭明輝，《疑古思想與現代中國史學的發展》，68-92。

二、 南北新舊：傳統與創新

顧頡剛提出“大禹是蜥蜴類”的時間點，正是 1920 年代中國學術界南北

之爭的關鍵時刻。

1920 年代前後的中國學術界，胡適為北方學人的精神導師，新文化運動

的燃燈人；柳詒徵則是南高的學術領袖，反五四新文化運動的統帥；《新青

年》是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催生者，

《學衡》雜誌為古典主義的堡壘

40

_；古史辨

運動代表以北大為中心的新史學發端，《史地學報》是主要的反對陣營。這

種南北對峙的情形

41

_{，不僅五四時期如此，甚至一直影響到 1949 年以後的海}

峽兩岸。

在相關研究中，王汎森教授是少數比較直接正面論析南北之爭的學者，

在〈價值與事實的分離？──民國的新史學及其批評者〉中，王汎森教授指

出，在 1949 年以前，胡適

(1891-1962)

、傅斯年

(1896-1950)

、顧頡剛

(1893-1980)

等人

所領導的研究工作，在學院中占據主流地位，是 1920-1930 年代最有力量的

學派，王汎森教授以“新派”名之。王汎森教授認為，“新派”史學的來源與 3

種因素有密切關連：(一)新文化運動所提倡的思想解放；(二)胡適所提倡的實

用主義方法論；(三)西方史學的引進，尤其是德國史學

42

_。

40

沈松僑教授的 研究指出，學衡派思 想淵源自白璧德 (Irving Babbit)的新人文主義 (New Humanism) ， 而 白 璧 德 的 新 人 文 主 義 則 師 承 安 諾 德 (M. Arnold) 之 新 古 典 主 義 (Neo-Classicalism)；沈松僑，《學衡派與五四時期的反新文化運動》，122-133。 41 張其昀在〈吾師柳翼謀先生〉文中說：「民國八年以後，新文化運動風靡一時，而以南 京高等師範為中心的學者們，卻能毅然以繼承中國學統，發揚中國文化為己任。他們的 代表性刊物是《學衡》雜誌，該刊的〈發刊詞〉，出於柳師手筆，可見他所居的地位。 世人對北大南高有南北對峙的看法。」張其昀，〈吾師柳翼謀先生〉，《張其昀先生文 集》(臺北：中國文化大學，1988-1991)，9/4710-4718；所引在4712。 42 王汎森，〈價值與事實的分離？──民國的新史學及其批評者〉，《中國近代思想與學 術的系譜》，378。

有“新派”當然就有傳統派或舊派，王汎森教授指出，“新派”的批評者散

在全國各地，其中南京的中央大學

(即南京高等師範學校、東南大學)

最有組織，他們

有時被稱為南派或東南學派，王汎森教授以“傳統派”稱之

43

_。

以今日的後見之明審視現代中國學術界，五四新文化運動之後，學術界

隱然分成兩種意見，即王汎森教授所謂的“新派”與“傳統派”

(一般以北大、南高， 或北派、南派稱之)

；亦有學者以“北方”、“南方”為分

44

；而兩派之間顯然很少交

集，他們在新文化運動、古史辨運動、新史學運動中，一直處在相對立的位

置。叔諒

(陳訓慈)

在〈中國之史學運動與地學運動〉中，即指出兩派學者迥不

相侔的現象

45

_{；王汎森教授所謂“新派”大抵指北方的整理國故運動，“傳統派”}

則以中央大學師生為中心

46

_{。但事實上有些被視為新派或被新派所欣賞的史}

家，在文化理想上卻以傳統派自居，如陳寅恪、湯用彤即是

47

_{。本文的南北}

學派之分，並不完全以地理上的南北為界，而以思想文化與治學取向為別

48

_；

因此，在治學方法和文化理念上，與南學較近而遠於北學的北方學者，如陳

寅恪、湯用彤和王國維即屬此類，類似的情形還有錢穆。

43 王汎森，〈價值與事實的分離？──民國的新史學及其批評者〉，《中國近代思想與學 術的系譜》，379；王汎森教授在文中特別說明，他之所以用“傳統派”來概括新派的批評 者，只是為了討論的方便，“新派”或“傳統派”的稱呼，並未做價值優劣的判斷。 44 桑兵教授在〈近代中國學術的地緣與流派〉中，稱為“南學”、“北學”；請參閱：桑兵，《晚 清民國的國學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28-64。 45 叔諒直接批評南北之爭云：「近來學術界有一不幸之現象，即老學宿儒往往與新進學者 各不相謀。又因地域之暌隔，而各地學者常不能共通聲氣。」叔諒，〈中國之史學運動 與地學運動〉，《史地學報》，2.3(南京，1923.3): 1-14；所引在13-14。 46 王汎森，〈價值與事實的分離？──民國的新史學及其批評者〉，《中國近代思想與學 術的系譜》，380。 47 王汎森，〈價值與事實的分離？──民國的新史學及其批評者〉，《中國近代思想與學 術的系譜》，380。 48 本文有關南北之分，並不完全依地理為界，與梁啟超《近代學風之地理的分布》所論固 有所異，有關梁啟超的論點，有興趣者可參閱：梁啟超，《近代學風之地理的分布》， 《飲冰室專集》，9(臺北：中華書局，1972)，3-33；桑兵教授在〈近代中國學術的地緣 與流派〉中，亦稍傾向以地理為界，惟桑兵教授亦論及北學與南學師承上的關係，以及 學術流派間之扞挌，而非逕以地理為別；請參閱：桑兵，《晚清民國的國學研究》，28-64。

余英時教授在《猶記風吹水上鱗》中，談到 1930 年錢穆赴北京後，表

面上已經進入中國史學的主流，但他和反主流派的學人卻更投緣，與南方以

中央大學為中心的史學家如繆鳳林、張其昀交往亦甚密切

49

_{。桑兵教授在《晚}

清民國的國學研究》中亦指出，錢穆反對以傅斯年為中心的新史學，認為通

人之學比專家之學更為重要，而與錢穆志同道合者，有張蔭麟、張其昀、陳

夢家等人；桑兵教授並且認為陳寅恪雖然加入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但與傅斯年的志同道合實有一定限度

50

_{。杜正勝教授則指出，錢穆受顧頡剛}

之邀為《燕京學報》撰稿，卻寫了反對疑古派論點的〈劉向歆父子年譜〉，

顯見其與北方學人立異的基本治學觀點

51

_。

王汎森教授在〈思想史與生活史有交集嗎？〉一文中，提及傅斯年的《東

北史綱》出版後，引起大量的批評，其中繆鳳林與鄭鶴聲的批評非常嚴厲

52

_；

繆鳳林與鄭鶴聲均出身中央大學

53

_{，亦即南高系統，他們對五四新文化運動}

49 余英時，《猶記風吹水上鱗》(臺北：三民書局，1991)，12；王汎森教授亦指出錢穆對“新 派”追逐新史料之風有嚴重不滿；王汎森，〈價值與事實的分離？──民國的新史學及其 批評者〉，《中國近代思想與學術的系譜》，456。 50 桑兵，《晚清民國的國學研究》，283。 51 杜正勝，〈錢穆與二十世紀中國古代史學〉，《新史學之路》，216-233；特別是231-232。 52 王汎森，〈思想史與生活史有交集嗎？──讀傅斯年檔案〉，《中國近代思想與學術的 系譜》，501；王汎森教授文中指出繆鳳林的用語尤其刻毒，說：「傅君所著，雖僅寥寥 數十頁，其缺漏紕繆，殆突破任何出版史籍之紀錄也。」 53 繆鳳林，字贊虞，1899年生，浙江富陽人。1919年入南京高等師範史地部，師從柳詒徵， 1923年畢業。1928年起在其母校國立中央大學任教，講授中國通史、中國文化史、日本 史。抗戰期間曾任中央大學師範學院史地系主任。1948年出任文學院史學系主任，1949 年後任南京大學歷史系教授；著有《中國通史綱要》、《日本史論叢》、《中國通史要 略》、《中國史論叢》、《中國民族史》、《中國民族文化》等。鄭鶴聲(1901-1989)，浣 東泰南村人，1920年夏進南京高等師範文史地部，當時主持文史部教學的老師分別爲柳 詒徵和竺可楨。畢業論文為《漢隋間之史學》，曾在《學衡》雜誌分期連載，並於中華 書局正式出版。1925年應雲南省政府之聘，赴雲南高等師範任教，並兼課於東陸大學(雲 南大學前身)。1929年受國民政府大學院之聘，在教育部編審處任編審兼教育部水陸圖審 查委員會專門委員，並兼職於中央大學、中央政治學校。1949年中共建國後，鄭鶴聲任 中國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1951年赴山東，先後在華東大學、山東大學任教。並參加教 育部中國近代史教育大綱編定委員會。在中國古代史研究中，出版了《孔子與春秋》等 著作。早年著作有《正史研究》、《司馬遷年譜》、《班固年譜》、《袁樞年譜》等，

抱持敵意，對傅斯年所標示的治史方法亦極反感，而刊載繆鳳林評《東北史

綱》的《大公報．文學副刊》主編吳宓

54

_{，正是反新文化運動的要將。王汎}

森教授認為，這一切都不是偶然的，涉及當時思想界兩個陣營的競爭。

我在《歷史地理學與現代中國史學》中，曾就《史地學報》與歷史地理

學的形成做過討論

55

_{，惟該書主要著眼於歷史地理學與現代中國史學的關}

連，並未於南北之爭多所著墨；此外，我在《疑古思想與現代中國史學的發

展》中亦指出，古史辨運動的反對者，主要即為南京高等師範學校的師生們，

惟亦僅點到為止

56

_{，未曾就現代中國史學的南方學術網絡，做進一步的分析。}

在現代中國史學的發展過程中，南方學術網絡雖非耀眼巨星，但亦有其

一定的影響，不論當時或對 1949 年以後海峽兩岸的史學研究，均具有時代

性的意義。雖然學者們對主流的北方學派，投以較多關愛的眼神，但對歷史

的伏流，學術發展的非主流思潮，似亦不能視若無睹。

本文第四節討論對顧頡剛“大禹是蜥蜴類”之說提出問難的劉掞藜，即出

身南京高等師範學校，而古史辨運動的反對者，亦明顯以南派學者為主體。

1928年起，上海商務印書館將其著作以“鄭氏史學叢書”之名出版；中年以後著作有《中 國史部目錄學》、《鴉片戰爭》、《太平天國》等，並與其兄鄭鶴春合寫《中國文獻學 概要》等。 54 吳宓(1894-1978)，字雨僧，又字雨生，陝西涇陽人。1916年畢業於清華學校，1917年赴美 留學，1921年獲哈佛大學文學碩士學位。留美期間，吳宓對19世紀英國文學，尤其是浪 漫詩人的作品，下過相當功夫，有過不少論著。1926年回國擔任南高、東南大學英語兼 英國文學教授，並與劉伯明、梅光迪、柳詒徵等創辦《學衡》雜誌。1924年8月離開南京， 先後任東北大學、清華大學、西南聯大、武漢大學、四川教育學院、西南師範學院等校 教授。有關吳宓的生平，請參閱：王泉根，〈吳宓先生年表〉，收入：李繼凱、劉瑞春(選 編)，《追憶吳宓》(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1)，480-520；吳宓(著)、吳學昭(整 理)，《吳宓自編年譜：1894-1925》；吳學昭，《吳宓與陳寅恪》。 55 彭明輝，《歷史地理學與現代中國史學》，61-138。 56 彭明輝，《疑古思想與現代中國史學的發展》，68-92。

三、 中西文化論述：以《學衡》與《新青年》為分析對象

1919 年，梅光迪自美返國，赴天津南開大學擔任英文系主任，同時與聶

雲臺等人在上海創辦《民心週報》。在《民心週報》中，梅光迪針對胡適等

人所提倡的白話文及新式標點等運動，發表多篇文章予以批評，並曾引起胡

適的反駁。1920 年梅光迪應南京高等師範學校文理科主任劉伯明之邀，轉往

南京高等師範學校任教。1921 年南京高等師範學校升格為東南大學，梅光迪

出任西洋文學系主任。此時梅光迪致函在美國哈佛大學研究院的吳宓，力邀

吳宓返國，以東南大學為聚集同志知友，發展理想事業之地，將聘吳宓為東

南大學英語兼英國文學教授，並請吳宓擔任即將出刊的《學衡》雜誌總編輯

57

_{。吳宓於 1921 年 6 月啟程返國，8 月抵達上海，9 月往南京東南大學。此}

時，柳詒徵、胡先驌等人亦同在東南大學任教。而他們「莫不痛感新文化運

動一意毀棄傳統，不免矯枉過正，流弊無窮；又鑑於五四時期，知識分子競

言西學，卻不知究其本原，唯新是騖，往往流於“浮薄怪謬”之說，養成“叫囂

浮誇”的習氣，亟思加以匡正，以振溺挽頹，斡旋時運」

58

_{。因此，劉伯明、}

梅光迪、吳宓、柳詒徵、胡先驌等人乃創辦《學衡》雜誌，欲以此為保存中

國傳統文化之堡壘。

1922 年 1 月《學衡》創刊，初期以月刊的形式出版，迄 1926 年 12 月止，

均按時出版，共發行 60 期。《學衡》初期各方俊彥雲集，士氣風發。但這種

榮景並未持續太久，1923 年底，年僅 38 歲的劉伯明因患腦膜炎遽逝，使得

《學衡》頓時失去來自東南大學校方的有力支持。同時，因為梅光迪與吳宓

兩人對於《學衡》欄目內容的安排有不同意見，因此發生激烈爭執。而吳宓

直接署名為《學衡》編輯的動作，「違背了《學衡》同人最初的約定，從而

57 有關信件中的詳細內容，請參閱：吳學昭，《吳宓與陳寅恪》(北京：清華大學，1998)， 24。 58 沈松僑，《學衡派與五四時期的反新文化運動》，73。

引起了力倡學術人格的梅光迪的不滿」

59

_{，亦為造成梅光迪憤而出走的主因。}

他甚至宣稱：「《學衡》內容愈來愈壞，我與此雜誌早無關係矣！」

60

_{1924 年}

梅光迪離開東南大學，重返美國。另一位重要撰稿人胡先驌，亦於 1924 年

離開東南大學，重回美國。有志於保存中國傳統文化命脈的《學衡》創刊諸

子，遂漸分道揚鑣，《學衡》亦面臨存亡之關鍵時刻。此時，吳宓在不得已

的情況下離開東南大學，先就聘於奉天東北大學擔任英語系教授，一學期後

轉往北京，並於 1925 年初，受聘負責主持籌建清華大學國學研究院。

《學衡》舊人離散各地之後，

《學衡》的運作全賴吳宓一人獨力支撐，

即使離開東南大學後，仍由吳宓在北方遙控。1927 年，因北伐戰爭爆發，以

及原先與《學衡》合作的中華書局不願續辦等原因

61

_{，使得《學衡》被迫停}

刊 1 年。其後在吳宓的條件交換和梁啟超斡旋下，

《學衡》於 1928 年 1 月復

刊

62

_{。復刊後的《學衡》改為雙月刊，至 1929 年 12 月皆能準時出版，因此}

前後共計發行 72 期。1930 年《學衡》再度停刊一年，1931 年 1 月再度復刊，

但在 5 月發行第 75 期後，又三度停刊。此後則是不定期出版。1933 年 7 月

出版第 79 期，雖云將改由繆鳳林擔任編輯繼續出版，但自此以後《學衡》

遂不再出刊。根據多位學者的研究指出，造成《學衡》解散的原因不外乎人

事、經費、以及內部傾軋等三項因素，其中尤以內部傾軋更是造成《學衡》

一蹶不振的致命傷

63

_。

59 段懷清，〈梅光迪的人文思想與人文批評〉，《浙江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30.1(杭 州，2000.02): 17。 60 吳宓(著)、吳學昭(整理)，《吳宓自編年譜：1894-1925》(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 書店，1995)，235。 61 有關《學衡》與中華書局之間的合作關係，請參閱：李剛、張厚生，〈《學衡》雜誌初 探〉，《東南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4.3(南京，2002.05): 13-14。 62 有關吳宓此次與中華書局之間的交涉，請參閱：沈衛威，《吳宓傳：泣淚青史與絕望情 慾的癲狂》(新店：立緒文化公司，2000)，88-90。 63 沈松僑，《學衡派與五四時期的反新文化運動》，84-85。

四、 《史地學報》與反古史辨運動

《史地學報》是“史地研究會”的機關刊物，史地研究會則是南京高等師

範學校文史地部及其他科系所聯合組成的學生組織

64

_{，以研究史地為宗旨。}

史地研究會的成員，基本上是以南京高等師範學校文史地部學生為主，再加

上其他科系學生所組成，因此其職員皆為學生，組織則為總幹事制。史地研

究會的前身為“地學研究會”，在地學研究會時代，首任總幹事為龔勵之，第

二屆為諸葛麒，而即在諸葛麒擔任總幹事的第二屆通過簡章，改名為史地研

究會，並請柳詒徵、朱進之與童季通擔任指導員，因此，地學研究會的第二

屆即為史地研究會的第一屆。

史地研究會的第二屆總幹事為陳訓慈，會員 62 人，請柳詒徵、徐則陵

和竺可楨等三人擔任指導員。第二屆史地研究會主要的工作內容有兩項：其

一是地質考察，其二為會刊之籌備。但《史地學報》並未在第二屆手中誕生，

而是到了第三屆才正式出版

65

_。

由於史地研究會前兩屆的職員錄並未公布，其組織結構如何無法瞭解，

第三屆以後因出版《史地學報》，雜誌上陸續刊載史地研究會的會議紀錄，

以及會員錄與職員錄，對於史地研究會的情形或可藉以瞭解一二；史地研究

會第三屆的職員組織如下：

總幹事：胡煥榮

副總幹事：錢堃新

幹事：王學素 陳旦

總編輯：張其昀

編輯：諸葛麒 繆鳳林 邵 森 謝 群

書記：陳訓慈 景昌極 趙祥瑗 王玉璋 唐兆祥 王 庸

64 史地研究會簡稱為“史地會”，該會內部文件或自稱時為“史地會”，對外則稱“史地研究 會”，《史地學報》上的編輯單位即為“史地研究會”。 65 《史地學報》，1.1: 198。

會計：何惟科

66

會員方面基本上以南京高等師範學校文科學生為主，但從會員錄來看，

似乎並非所有文科學生都加入史地研究會，而係以個人興趣為依皈

67

_。至於

職員方面，除了個人職務以及人力的調整外，主要負責人大體沒有什麼太大

變動，地學研究會初成立於 1919 年 10 月，至 1921 年 11 月創刊《史地學報》

，

1926 年 10 月出版第 4 卷第 1 期停刊，總計近五年時間共出版 20 期雜誌。

《史

地學報》文稿之分類，刊登於 1 卷 3 期的〈編輯要則〉有詳盡的說明。

這篇〈編輯要則〉大體表明了《史地學報》的內容與編輯宗旨，其文類

計分 19 類，另加卷首插圖共為 20 類，細目為：1.評論；2.通論；3.史地教學；

4.研究；5.古書新評；6.讀書錄；7.雜綴；8.世界新聞：(A)時事紀述(B)地理

新材料(C)中外大事記；9.氣象報告；10.書報介紹；11.史地界消息；12.調查；

13.史地家傳記；14.譚屑；15.專件；16.選錄

(仿《東方雜誌》最錄之意，酌量轉載關於史 地之文字)

；17.書報目錄：(A)書籍(B)雜誌(C)論文；18.會務

(紀錄，會員錄，職員錄)

；

19.通訊

68

_{。但並非每期雜誌均完全包含上述內容，而是視來稿情形有所調整}

69

_{。至於《史地學報》的編輯旨趣，在這篇〈編輯要則〉中，也說得很明白：}

同人深維史地之學，一由時間之連續，示人類之進化；一由空間之廣

闊，明人類與自然界之關繫。其博大繁賾，實超其他科學。而就其近

66 《史地學報》，1.1: 199。 67 史地研究會第3屆會員名單如下： 方培智 王玉章 王學素 王鍚睿 王 庸 仇良虎 田耀章 何惟科 吳文照 周光倬 胡煥榮 范希曾 姜子潤 徐景銓 徐啟銘 徐震愕 袁鵬程 夏崇璞 唐兆祥 孫士柟 黃英偉 陸鴻圖 張廷休 張其昀 陳訓慈 景昌極 楊 楷 趙鑑光 劉文翮 錢新 盛奎修 高國棟 繆鳳林 羅會灃 諸晉生 諸葛麒 (以上文二) 王煥鑣 束世溦 周 愨 邵 森 芮九如 馬繼援 汪章才 陳兆馨 張邃如 陸維釗 黃應歡 閔毅成 彭振綱 楊受慶 楊承奐 潘葆煌 趙祥瑗 劉啟文 鄭沛霖 龍文彬 謝 群 陳 旦 尤廷堅 (以上文一) 林 超 李漢信 陳 忠 陳家棟 曹銓樓 (以上他科) (《史地學報》，1.1: 199) 68 《史地學報》，1.3: 頁前6之2。 69 《史地學報》，1.3: 頁前6之2。

者言之，則一事一物，莫不有其源流與其背景，果屏斯二者，即不足

曉事物之真，更無由窺學術之全。是以各種學問，靡不有所憑於史地；

而史地之可貴，亦要在出其研幾所得，供各學科之致用。此所以西洋

自然科學發達，而史學地學與之偕進而無已也。吾國自黃帝置史，大

禹敷土，史地之學，肇端特早。祇以科學不進，實學沉涸；故史籍雖

富，史學不昌；地志圖表，尤闕精進。遂使先民之緒，墜而不振，昌

明光大，歸美白人，近年以還，國人盛言西學，談論著述，蔚為巨觀。

顧於真實之學，輒相畏避，史學地學，尤稀過問。新說之灌輸無聞，

舊籍之研求日荒，懷古例人，寧非大恥。同人等問學旨趣，偏此二學，

心痛現狀，爰布茲冊，將以求正有道，希助友聲，以共闡前古之積緒，

而期今後之精進

70

_。

《史地學報》於 1921 年 11 月創刊，迄 1926 年 10 月停刊，計發行 4 卷

20 期，這段期間正是五四運動及其相關之新文化運動發展最蓬勃的時期；而

《史地學報》創刊前的“地學研究會”成立於 1919 年 10 月，正是第一次世界大

戰結束，巴黎和會召開之後，此時因巴黎和會引發的山東歸屬權問題，是當

時中國學術界所熱切關心的。處在五四的學術風氣下，《史地學報》對山東

問題的回應，以及相關的學術文化思考，是一個值得探討的問題。其間所呈

現出的中西學術交流，治學方法與史學理論的異同，都是值得加以分析的。

《史地學報》

，一方面承繼了傳統中國史學的特色，另一方面也嘗試向西學取

經。

《史地學報》是古史辨運動初期最重要的反對陣營，在古史辨運動初啟

時，曾扮演堅強的反對者角色。

在現代中國史學的發展過程中，古史辨運動無疑具有相當程度的爭議

性。擁護者認為是擂醒現代中國新史學的鼓角，反對者認為是破壞傳統文化

的罪魁禍首，而緊咬住“大禹是蜥蜴類”的論題不放。以今日吾人的後見之明

70 《史地學報》，1.3: 頁前6之1。

來看，古史辨運動無疑是現代中國史學發展過程中的重要環結，在五四與後

五四時期所造成的狂風巨浪，影響深遠，迄今未衰。現代中國史學的上古史

研究，基本上就是從古史辨運動鳴槍出發的；從事中國上古史研究者，不論

贊成或反對古史辨運動，均不能不注意此一運動所造成史學觀念的轉變，特

別是對儒學經典的重新定位，有助於研究工作者以現代眼光來看待原本不容

置疑的“六經”，重新審定史料的可信度，這是中國上古史研究的一個重要轉

折。

1923 年 4 月 27 日，顧頡剛寫了一封信給錢玄同，信中引述許慎的《說

文解字》

，說大禹「以蟲而有足蹂地，大約是蜥蜴之類」

71

_{，就是這段話點燃}

了古史辨運動的火藥線。其後古史辨運動的反對者，即緊咬“大禹是蜥蜴類”

的論題不放，不論顧頡剛的觀點如何改變，反對者完全不予理會。收到這封

信的錢玄同，在〈答顧頡剛先生書〉中亦表示他並不贊成顧頡剛“大禹是蜥

蜴類”的論點

72

_{；而顧頡剛亦將“大禹是蜥蜴類”的假設拋棄}

73

_{，但顯然未被反}

71 顧頡剛〈與錢玄同先生論古史書〉云：「……禹從何來？禹與桀何以發生關係？我以為 都是從九鼎上來的。禹，《說文》云『蟲也，從，象形。』《說文》云『獸足蹂地也。』 以蟲而有足蹂地，大約是蜥蜴之類。我以為禹是九鼎上鑄的一種動物，當時鑄鼎象物奇 怪的形狀一定很多，禹是鼎上動物的最有力者，或者有敷土的樣子，所以就算他是開天 闢地的人。」顧頡剛，〈與錢玄同先生論古史書〉，《古史辨》(臺北，明倫出版社，1970， 重印本)，1/63；這封信在1923年4月27日加了一段案語，4月28日加了一段附啟，發表於 1923年5月6日出版的《努力》周報增刊《讀書雜誌》第9期；《古史辨》，1/59-66；顧潮 (編著)，《顧頡剛年譜》(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3)，81-82。 72 錢玄同〈答顧頡剛先生書〉云：「先生據《說文》云“從”而想到訓“獸足蹂地”，以為 大約是蜥蜴之類，竊不謂然。《說文》中從“”的字，甲文金文中均不從“”(如“禽”、“萬”、 “嘼”、“獸”諸字)。那象形九聲而義為“獸足蹂地”之“”字，殆漢人據訛文而杜撰的字。」 此信寫於1923年5月25日，原刊於：《讀書雜誌》，10(北京，1923.6.10)；收入：《古史 辨》，1/67-82，所引在69。 73 顧頡剛在〈答柳翼謀先生〉中，已將《說文解字》有關“禹”的解釋放棄，該文原刊載於： 《北京大學研究所國學門週刊》，14(北京，1926.1.13)，收入：《古史辨》，1/223-231， 所引在227；在《古史辨》第2冊〈自序〉，顧頡剛再度說明：「最使我惆悵的，是有許 多人只記得我的『禹為動物，出於九鼎』的話，……其實這個假設，我早已自己放棄。 就使不放棄，也是我的辨論的枝葉而不是本幹；這一說的成立與否和我的辨論的本幹是 沒有什麼大關係的。」顧頡剛，《古史辨》，2/〈自序〉，3。

對者所接受。

反對者中以出身南京高等師範學校

(即後來的東南大學)

的師生為主體，包括當

時擔任教授的柳詒徵，猶是學生身分的劉掞藜、陸懋德，就讀於清華學校的

張蔭麟，以及胡適的族叔胡堇人等。

雖然《古史辨》第 1 冊出版於 1926 年，但顧頡剛與胡適、錢玄同討論

古史的來往書信早在 1920 底到 1921 年初之間就已經開始

74

_。

古史辨運動是現代中國史學發展過程中，第一個引起討論的主題，相關

論著甚夥

75

_{。美國漢學家施耐德}

(Laurence A. Schneider)

教授《顧頡剛與中國新史學》

(Ku Chieh-kang and China’s new history: nationalism and the quest for alternative traditions)

，是第一本

研究古史辨運動的專著。此書從走向民間的觀點，強調古史辨運動與民俗運

動之間的關係，局部地代表了美國學者從事近代中國研究的觀點；王汎森教

授《古史辨運動的興起》，論析清季今文家的歷史解釋，與古史辨運動的一

脈相承，見解鞭辟入裡；彭明輝《疑古思想與現代中國史學的發展》，探討

古史辨運動在現代中國史學所扮演的腳色，此書著重清代樸學考據對古史辨

運動的影響，以及民俗戲曲在古史討論時的彼此相互為用；陳志明先生《顧

頡剛的疑古史學──及其在中國現代中國思想史上的意義》，從走向民間的

角度，探討顧頡剛各階段的疑古史學，論點與美國漢學家施耐德教授接近。

這些著作大抵為古史辨運動的形成及其影響，奠定了良好的研究基礎。德國

74 《古史辨》第1冊收錄的前14封信，始於1920年11月23日至1921年1月28日之間，均為顧 頡剛與胡適往來討論姚際恆《偽書通考》與崔述《考信錄》的文字；第36篇顧頡剛〈與 錢玄同先生論古史書〉，與第37篇錢玄同〈答顧頡剛先生書〉，才是真正點燃古史辨運 動的火藥線。 75 本文主要焦點集中於古史辨運動的反對者，因此不擬詳細討論古史辨運動的所有內容， 對 古 史 辨 運 動 有 興 趣 的 讀 者 ， 請 自 行 參 閱 下 列 著 作 ： (1)Laurence A. Schneider, Ku

Chieh-kang and China’s new history: nationalism and the quest for alternative tradition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1)；中譯本：梅寅生(譯)，《顧頡剛與中國新 史學》(臺北：華世出版社，1984)；(2)王汎森，《古史辨運動的興起》(臺北：允晨文化 出版公司，1987)；(3)彭明輝，《疑古思想與現代中國史學的發展》；(4)陳志明，《顧頡 剛的疑古史學──及其在中國現代中國思想史上的意義》(臺北：商鼎文化出版社，1993)。

的吳素樂

(Ursula Richter Chang)

女士以《古史辨》為碩士論文，以顧頡剛為博士論

文。吳素樂女士曾於 1981-1982 年間兩度前往北京，對顧頡剛生平資料做過

相當徹底的整理

76

_。

在現代中國史學的發展過程中，從 1923 年的古史辨運動，到 1928 年中

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的成立，北方學派無異較受研究者重視。這裡所謂

的北方學派係指北京大學、北京師範大學、燕京大學、輔仁大學，以及以北

方學派為中心的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由於北方學人在現代中國學術

史上較受研究者青睞，不論從北京大學國學門發展下來的北大國學傳統

77

_，

或從現代學科體制論析現代中國史學的建立

78

_{；甚或討論現代中國史學的發}

展，包括古史辨運動、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的相關研究

79

_{，我們發現}

北方學派的研究可謂漪歟乎盛哉，而有關南方學派的研究則寥若晨星。

這一方面固然是北方學派在現代中國史學的發展過程中，一直處於主導

議題的地位，而且相關論題所引發的風潮，較受史學工作者重視。本文之作，

76 彭明輝，《疑古思想與現代中國史學的發展》，5。 77 有關北京大學國學門的研究，請參閱：陳以愛，《中國現代學術研究機構的興起──以 北京大學研究所國學門為中心的探討(1922-1927)》(臺北：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系，1999)。 78 劉龍心，《學術與制度：學科體制與現代中國史學的建立》。 79 杜正勝、王汎森(主編)，《新學術之路：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七十周年紀念文集》， 上、下(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98)；Wang Fan-shen, Fu Ssu-nien: a life in

Chinese history and politic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1); 王汎森教授新

出版的論文集《中國近代思想與學術的系譜》第三編收錄5篇論文，與附錄2篇論文，主 要即以北方學派為論述主體，請參閱：王汎森，《中國近代思想與學術的系譜》(臺北： 聯經出版事業公司，2003)，305-527；杜正勝教授《新史學之路》一書中，〈二、前賢的 鏡鑑〉所蒐錄的7篇文章，除〈錢穆與二十世紀中國古代史學〉之外，所論均為中央研究 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與北方學派；〈三、實踐與試驗〉所蒐錄的3篇文章，所討論對象均為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杜正勝，《新史學之路》(臺北：三民書局，2004)，91-328； 劉龍心，〈史料學派與現代中國史學之科學化〉(臺北：國立政治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 文，1993)；Axel Schneider, “Die Rolle der Historiographie und des Intellektuellen zwischen Wissens-chaft, Politik und philosophie. Verdeutlicht anhand der Historiographie Fu su-niens und Ch’en Yin-ch’üehs vom Institut für Geschichte und Philologie,” (Bochum: Universität Bochum, Ph.D. Dissertation, 1994).

一方面耙梳古史辨運動形成的因素，另一方面則試圖探索反對者所扮演的腳

色，以及反對陣營在現代中國史學發展過程中所代表的意涵。

(一) 吹響現代中國新史學的號角

《古史辨》第 1 冊出版於 1926 年，據《古史辨》第 1 冊所收錄函札來

看，似乎很容易獲得這樣的結論：顧頡剛討論古史主要是受胡適的影響。而

且，如果只讀《古史辨》第 1 冊〈自序〉而不細心分析 7 冊《古史辨》的內

容，也很容易有這種錯覺，更易誤解的可能是過度擴大杜威實驗主義在中國

的影響力。事實上，古史辨運動是因緣際會下的產物，清季今文家的歷史解

釋，儒學權威性崩解後亟求新索的契機，中西學術的激盪，民間文化的挪移，

在在都影響了古史辨運動發生的可能性

80

_。

1.今古文之爭的新命題

清代學術隨著時代的變遷，逐漸由考據向經世傾斜，在變動的世局下，

知識分子紛紛採取各種方法，冀期清王朝能夠脫離積弱不振的困境，經世思

想就是在這種背景下興起的。清代的公羊學運動有兩派，一派為經生派，由

莊存與、孔廣森、劉逢祿、凌曙、陳立、皮錫瑞一脈相承者，此派學者研究

今文經學，實事求是，抉微闡幽，雖不免於家法成見，但志在恢復西漢經學，

在學術上厥有新猷；另一派為政論派，由龔自珍、魏源所開啟的變法思想，

以學術為政治之用

81

_{，下開廖平、康有為、梁啟超思想之先河，廖平、康有}

80 我曾以複音音樂的觀點解釋晚清和五四史學，古史辨運動顯然亦呈現這種現象，有興趣 的讀者請參閱：彭明輝，《晚清的經世史學》(臺北：麥田出版，2002)，19-26；彭明輝， 〈五四史學的方法與方法論意識〉，收入：彭明輝，《臺灣史學的中國纏結》(臺北：麥 田出版，2002)，1-66。 81 湯志鈞，〈清代常州經今文學派與戊戌變法〉，收入：湯志鈞，《戊戌變法史論叢》(臺 北：谷風出版社，1986)，80-92；特別是85-86。

為尤為今文學政論派的典型代表

82

_。

由常州學派莊存與、劉逢祿一路下來的今文家們，一面致力於學術考

辨，另一面則是學術與現實政治結合，使得晚清的經世思想得以借孔子之

屍，還其變法之魂

83

_{。這種借屍還魂的現象，使晚清今文學派的歷史解釋，}

依違於考辨學術真偽與為現實政治服務之間。基於為現實政治服務的目的，

使得今古文之爭不再是純粹的學術真偽問題，而成為家法與現實政治的意氣

之爭。今文家不斷曲解孔子的意旨，注入自己的變法改革思想，無形中將今

文經原有的學術地位亦加以鏟除

84

_{。這種弔詭的發展，正好替五四時期的儒}

學衰頹、諸說並起，做了很好的舖路工作，古史辨運動正巧站在這樣的轉捩

點上。

疑古派一面自詡為以“科學方法”整理古史，一面自清學汲取養分，大抵

而言，顧頡剛援引今文學者攻擊古文經的部分，用崔述“考信於六藝”之說，

懷疑諸子關於上古史事的可信度，然後再用古文家的說法攻擊今文經。顧頡

剛表明其宗旨是：“依據了各時代的時勢來解釋各時代的傳說中的古史”

85

_，

其思想淵源即直承清學“回復古代的各種家派”而來

86

_{。梁啟超在《清代學術}

概論》中將這種回復古代家派的途徑，解釋為“以復古為解放”

87

_{，余英時教}

82 齊思和，〈魏源與晚清學風〉，收入：周陽山、楊肅獻(編)，張灝(等著)，《近代中國思 想人物論：晚清思想》(臺北：時報出版公司，1980)，193-242；有關今文學部分在235； 齊思和，《中國史探研》(北京：中華書局，1981)，340-357；惟齊思和教授《中國史探 研》將龔自珍、魏源放在政論派，〈魏源與晚清學風〉則將龔自珍、魏源置於經生派。 83 彭明輝，《晚清的經世史學》，113-118。 84 王汎森，《古史辨運動的興起》，193-208。 85 顧頡剛，《古史辨》，1/〈自序〉，65。 86 顧頡剛《古史辨》第1冊〈自序〉云：「清代的學風和以前各時代不同的地方，就是：以 前必要把學問歸結於政治的運用，清代學者則敢於脫離應用的束縛，以前說好規定崇奉 的一尊，而清代學者為要回復古代的各種家派，無意中把一尊的束縛也解除了。」顧頡 剛，《古史辨》，1/〈自序〉，77。 87 梁啟超《清代學術概論》指出：「綜觀二百餘年之學史，其影響及於全思想界者，一言 以蔽之，曰：『以復古為解放』。第一步：復宋之古，對於王學而得解放；第二步：復 漢、唐之古，對於程、朱而得解放；第三步：復西漢之古，對於許、鄭而得解放；第四 步：復先秦之古，對於一切傳注而得解放。夫既已復先秦之古，則非至對於孔孟而得解

授則借用“回向原典”的觀念加以解釋

88

_{。而清學“以復古為解放”的學風，與現}

代史學的“一手史料”觀念頗為接近，所以當清學回復到先秦之古以後，1920

年代的疑古派甚至連“六經”、諸子都加以懷疑了。

古史辨運動不僅以戰國諸子之學攘漢學，甚至拿戰國以前的材料來打破

戰國之學，這個擊碎玉連環的方法，到最後所相信的就只剩下《論語》，甚

至連考訂《詩經》真偽，亦以《論語》是否曾引述為標準

89

_。

事實上顧頡剛擎舉疑古大旗的目的，並不在經學考據或家派分野，而是

古史的真偽，但因“六經”本為古史記錄，因此不得不將儒學經典當成要擊碎

的對手，顧頡剛在《秦漢的方士與儒生．序》中就明白揭出這個論點。用今

文家的說法攻古文經，用古文家之說攻今文經

90

_{，這樣一來，儒學經典就陷}

入「皮之不存，毛將焉附」的境地了。

放焉不止矣。」梁啟超，《清代學術概論》(臺北：里仁書局，1995)，11。 88 余英時教授認為清代學術思想的發展，是一種“回向原典”的歷程；參考：余英時，〈從 宋明儒學的發展論清代思想史──宋明儒學中智識主義的傳統〉、〈清代思想史的一個 新解釋〉，收入：余英時，《歷史與思想》(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76)，87-156； 余英時教授亦以此說論析清代經世之學，參考：余英時，〈清代學術思想史重要觀念通 釋．經世致用〉，收入：余英時，《中國思想傳統的現代詮釋》(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 司，1987)，418-431；案“回向原典”源自西方學者有關《聖經》的討論，因為中古僧侶對 《聖經》所做的層層解釋，使《聖經》失去其原有面貌，因而學者提出回到《聖經》原 始文本，再探索其意涵，其後發展出西洋文學批評的詮釋學(傳釋學)理論；參考：葉維廉， 〈與作品對話：傳釋學初探〉，《聯合文學》，2.10(臺北，1986.8): 184-199。 89 《古史辨》第4冊的討論文字，第1冊用《詩經》討論禹的問題都與此有關；反對陣營的 張蔭麟認為，在這些地方顧頡剛顯然誤用了“默證法”，相關討論請參閱本文“四、南北與 新舊”。 90 顧頡剛《秦漢的方士與儒生．序》云：「『今文家攻擊古文經偽造，這話對；古文家攻 擊今文家不得孔子的真意，這話也對。我們今天該用古文家的話來批評今文家，又該用 今文家的話來批評古文家，把他們的假面目一齊撕破，方好顯露出他們的真象。……』 這番議論從現在看來也不免偏，偏在都要撕破，容易墮入虛無主義。但在那時，當許多 經學家在今、古文問題上長期爭議之後，我覺得這是一個極銳利，極徹底的批評，是一 個擊碎玉連環的解決方法，我的眼前彷彿已經打開了一座門，讓我們進去對這個二千餘 年來學術史上的一件大公案作最後的判斷了。」顧頡剛，《秦漢的方士與儒生》(臺北： 里仁書局，1985)，〈序〉，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