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臺灣／華人文化信念探討 SFBT 應用於臺灣／華人文化合適性評定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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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 的獨特與自主權益，以引發其改變的動機與力量，亦支持 Kim 與 Franklin（2015）所提 及 SFBT 致力案主獨特且自我決定的目標，將使案主得以珍視自己的需求，進一步朝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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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因 RP 對於 SFBT 應用經驗不足而致或是文化議題，值得未來更深入地探討，然此亦 為學習 SFBT 時應多加注意之處。

（二） 顧及與增加「面子」效益

「面子」意味著群體對個人擁有好的道德名譽之敬重（Yuan, 2013，引自 Chan &

Chung, 2017），是臺灣／華人文化非常看重的事情。對臺灣案主來說，「沒有面子、丟 臉」不只是對個人的羞辱，也意味著家庭或家族連帶會被批評，是很羞愧之事。

RP 提及案主求助諮商輔導時，常因為覺得自己有問題而有丟臉的顏面羞愧感。本研 究結果發現 SFBT 去病理化觀點與臺灣／華人文化中「顧及面子」之信念一致，非常適 合臺灣案主，藉此得以降低其求助時的焦慮，包含（1）以正向角度進行諮商、強調問題 行為的暫時性與可解決性，不標籤化案主；（2）運用一般化技術形塑普同感，能為案主 帶來安心感。而與 Kim（2014）主張 SFBT 以可能性取代病理化觀點，聚焦於改變，使 案主無需因過於焦慮而否認他們的問題，以及許維素（2017a）指出 SFBT 聚焦於如何前 進以及改善，而非關注問題的成因，將能顧全面子、減少羞愧之觀點有些微差異，差異 之處在於，本研究結果中 RP 提及的「一般化」，是指藉著使臺灣案主理解與他人有相 似情形，並不特別奇怪，以承接案主的焦慮情緒，與上述學者聚焦於改變取代問題而帶 來的「一般化」方式有些許不同，然最終目的均是協助案主將力氣放在所欲目標。因「一 般化」技術與臺灣／華人文化中「顧及面子」之信念一致，在本研究中各項諮商技術的 文化合適性評分位居 15 項諮商技術中的首位，最適用於臺灣案主。

另外，RP 發現 SFBT 強調案主的資源能力之優勢觀點，能顧及顏面，甚至增加面子，

亦與「顧及面子」之文化信念一致，適用於臺灣案主，藉由諮輔人員看見臺灣案主的「好」，

使之肯定自身的價值，當案主被讚美後往往帶來力量，更能投入改變。如同 Kim 與 Franklin（2015）所提及，SFBT 讚美帶來潛在影響力，因其引發案主正向情緒，而更能 聚焦於正向行動上，並藉由增加案主對復原力的感受（sense of resiliency）持續投入改變，

相關信念及技術包含（1）致力於建立合作關係，讓案主運用自身優勢能力以解決問題；

（2）運用「讚美」、「振奮性引導」、「例外問句」、「因應問句」以及「諮商前的進 展問句」等技術表達對案主能力、優勢與已存在的正向行動之肯定。對於臺灣／華人文 化中的案主來說，當其優勢、能力或是已經做到的事，被具專家角色的諮輔人員看見，

並以欣賞角度提出時，是非常值得驕傲的時刻，這讓重視面子的臺灣案主覺得顏面有光，

甚至榮耀家人。在研究結果中，RP 評定上述五項諮商技術，均與臺灣／華人文化信念一 致，其文化合適性分數之眾數為 8 分或 9 分，相當適合臺灣案主。

（三） 孝道權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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孝道是理解臺灣案主如何看待自我、他人以及世界的重要成分（曹惟純、葉光輝，

2017；Hsu & Wang, 2011），父母、長輩及社會權威人士被視為位階較高且擁有豐富經 驗，因此要求年輕一代要尊敬與服從（Chan & Chung, 2017; Ikels, 2004; Wang & Song, 2010），本研究中 RP 提及臺灣案主多半服從權威，難有自己的意見與想法。本研究結 果發現 SFBT 尊重案主自主以及視之為專家的信念，與孝道信念具文化互補性，文化適 用性高。

首先，研究中有 RP 指出多數臺灣父母認為照顧孩子為重大責任，尤其在兒童期以 及青春期時，父母的力量遠大於孩子，較多保護色彩，不易看見孩子擁有能力解決問題，

如同 Yeh（1997）所提及父母對於其重大事務，例如選擇科系、生涯、交友甚至伴侶的 選擇介入較多，期望子女能尊敬與服從其要求，本研究結果指出兒少案主在父母的影響 下，容易忽略自己的想法，缺乏獨立思考的能力，較難依自己的想法做決定。因此 Hsu 與 Wang（2011）表示，SFBT 藉以聆聽案主的故事、接納情緒表達與同理其掙扎，而非指 責他們低自我認同或是缺乏自主，容易與之建立關係，支持其完成目標之研究結果與本 研究發現相同。另如許維素與吳宛亭（2018）所提及的 SFBT 不同於以往問題解決模式，

試圖導正兒少案主的失敗、錯誤，而以正向積極與樂觀觀點，聚焦於他們已經做到之處，

對於正在發展自我認同的兒少案主，能提昇其自我效能並練習為自己的抉擇負責，本研 究 RP 認為 SFBT 與臺灣／華人文化中孝道信念具文化互補性，能促使臺灣兒少案主為 自身賦能，使其逐漸發展自主。

再則，服從權威以及依賴專家意見等因素，影響案主對於諮商的期待。本研究中 RP 提及臺灣案主求助諮商，往往期待諮輔人員予以直接、有效與專業的引導，因此當 RP 運用「重新建構」技術提供意見與回應因具文化一致性，易被案主所接受，有助於產生 不同觀點，引發其後續改變，因此文化合適性高，此與 Kim 等人（2001）提及在亞洲或 是臺灣／華人社會中，案主常期待諮輔人員是以權威的方式指導他們之論述相似。因服 從權威的習性，一部分的 RP 認為臺灣案主較難相信諮商關係是合作與平等的，如同 Chen 與 Davenport（2005）提及臺灣／華人文化中的案主普遍視諮商為指導，認為諮商關係 如同醫病關係，是權力不對等的，因此 SFBT 以案主為專家的信念不具文化一致性，文 化合適性低。

但另一部分的 RP 提出不同觀點，其認為 SFBT 視案主為專家之特性與臺灣社會中 順應權威、尊重專家的信念具文化互補性，諮輔人員於諮商初期運用其身為專家的權威 性建立信任關係，再借力使力，對案主授權賦能，逐漸將專家位置移轉至案主身上，使 其能掌握專家權力，因而文化合適性高。此研究結果與 Kim 等人（2001）以及 Wong 與 Piran（1995）指出諮商初期若諮輔人員能對華人案主說明目標，並以直接與結構化的方 式進行諮商，將被視為是有效能的論述相似，未來研究可以再深究上述提及諮輔人員將 專家權力轉移至案主的歷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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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本研究中部分 RP 提及傳統教育中存有是非對錯原則，使得臺灣案主認 為有問題就是錯的，需找出原因才能解決或是避免，不易看到問題的例外情境，更難認 定例外情境已經存在解決方式，且少部分的 RP 亦提到由於臺灣案主過往與權威相處的 經驗，時常被期待「做好意味著需要更好」，當 RP 探問「例外問句」時，即便案主同 意例外經驗存在，仍無法引發案主的希望感，反而帶來壓力，討論諮商後的「實驗任務」

時，也因不符合案主想直接獲得答案的期待，而難以討論，RP 認為此為 SFBT 與臺灣／

華人文化中「尊崇權威」信念不一致之處，不適用於臺灣案主。上述技術評定分數，因 RP 看法分歧，尚不知是因 RP 對於 SFBT 應用經驗不足而致或是文化議題，值得未來更 深入地探討，此為學習 SFBT 時應多加留意之處。

（四） 謙遜

在臺灣／華人社會中，謙遜是被推崇的美德，個體若能展現謙遜行為，意味著家教 良好，並能榮耀父母。本研究結果發現，由於看重謙遜信念，臺灣案主傾向努力完成其 職責任務，而文化中鼓勵「勝不驕，敗不餒」等謙遜態度，關注於不足之處，使得案主 常自我要求甚高，看不見自己的能力，且許多案主在成長的過程經驗到鼓勵與稱讚時常 伴隨「好還要更好」的期許，因此，面對讚美常感不習慣或是不安，諮輔人員需依 Berg 與 Miller（1992）所提醒，依文化特性調整其呈現讚美方式（引自 Thomas,2016），未 來可再深究如何調整，此為學習 SFBT 應用於臺灣案主諮商工作時相當重要的部分。

本研究結果指出 SFBT 欣賞案主已做到之事以及現存的有效策略雖與謙遜信念相異，

但具文化互補性，文化合適性仍高。因社會文化的影響使案主著眼於自身的不足，往往 帶來很大的挫敗感，聚焦於除錯和改正，容易忽略有效且已經存在的解決方式，時間一 久，使其累積無力感而放棄改變，而 SFBT 轉而關注正向、案主優勢以及有希望感之處，

能為其帶來力量，支持 Berg（1994）提及 SFBT 是以賦能為基礎的實務工作（empowerment based practice）的觀點（引自，許維素，2003），藉著促發案主自我賦能，將提升希望 感，不被困境擊垮。

研究結果發現，由於臺灣／華人文化存在「謙受益，滿招損」的自我期許，當案主 感受到 RP 的讚美時，雖有驚訝但仍是欣喜，並為其帶來力量，使之持續努力並支撐下 去，此結果與 Speicher-Bocija（1999）提及諮商歷程中強調案主的優勢與好的治療結果 有正相關之研究結果相似，而在本研究結果亦發現，「讚美」與「振奮性引導」等諮商 技術經 RP 評定兩者的平均分數皆超過 8 分，特別適用於臺灣案主。另外，研究結果亦 指出「例外問句」、「討論晤談前的進展」與「因應問句」等技術均立基於案主已做到 之事與面對挑戰的行動，這些介入能引發案主看見已存在的好，使其安心投入改變，本 研究結果再次驗證 Hsu 與 Kuo（2013）針對臺灣受督者進行 SFBT 督導之研究；發現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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灣受督者較難接受直接的稱許，但當督導轉為了解系統中他人對其看法與受督者對自身 工作的實質評價，反而能使他們為自身賦能。

上述論述與本研究結果雖支持 SFBT 的讚美以及關注已經做到之事，因具文化互補

上述論述與本研究結果雖支持 SFBT 的讚美以及關注已經做到之事，因具文化互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