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歷烏臺詩案沈重的打擊之後，百日牢獄之災成為蘇軾揮之不去的夢魘，
因此，黃州時期的六年中，蘇軾是在恐懼、貧窮、疾病三重壓力之下度過，其心 理意識大多處於驚恐退怯的狀態，只有在家人團聚、親友來信、好友造訪、東坡 收成、雪堂落成、幹兒誕生時，稍感到歡欣寬慰，偶爾也在醉飲之時放下身心的 疲憊，讓自己的思慮與心境作暫時的達觀與灑脫。以下就驚恐退卻、寬慰感恩、
進退矛盾、達觀灑脫四向度分別論述蘇軾黃州時期的心理意識：
一、驚恐退居
面對威脅性情境，個體主要的反應是焦慮，心理學上所指的「焦慮」是：
擔心、掛念、緊張、恐懼等組成不愉快的情緒反應，因此每一個個體都會有在不 同時間中經歷不同程度的焦慮。佛洛伊德將焦慮分為客觀焦慮及精神官能焦慮兩 種，客觀焦慮是指對環境裡察覺到的危險所作的實際反應，因此他把客觀焦慮視 為恐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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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春興從米勒（Miller，1948）對「白老鼠的恐懼」實驗中得到：「恐 懼是一種動機，也是因為它能引起個體逃避恐懼物的行為，恐懼動機多係由外在 刺激所引起。個體一經對某一事物學會恐懼後，當該類事物出現或可能出現時，恐懼動機就會驅使個體逃脫或躲避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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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當個體經過現實的、具體的恐懼、危險事物之後，會產生逃避退卻的情緒反應。
經過詩案折磨的蘇軾，初到黃州變得異常驚恐害怕，且有意孤立封閉自己。
他白天閉門睡覺，到晚上才敢一人出門，「幽人無事不出門，偶逐東風轉良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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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昏昏覺還臥，展轉無由足。強起出門行，孤夢猶可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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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蘇軾初到時的 生活寫照。元豐三年（1080）五月底，一家人團圓，但他心中的餘悸、緊張仍未 消除，隨時提醒自己言行舉止要謹慎小心，不能喝太多的酒，唯恐酒後失言，他 說：「飲中真味老更濃，醉裡狂言醒可怕。閉門謝客對妻子，倒冠落佩從嘲罵。」326
只有關起門面對妻兒時，才可以隨心所欲，放言無忌。蘇軾因詩案而入獄，因此對於語言文字的懼怕未因出獄而稍減，他在與李 端淑的信中說道：「平生親友無一字見及，有書與之亦不答，自幸庶幾免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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烏臺詩案不僅使蘇軾無端入獄，平時和他有文字來往的二十多位朋友也受到牽 累，為了避免朋友再度受到牽連，謫居黃州的蘇軾不敢和他們通信，他們也怕遭 到池魚之殃，因此也與蘇軾保持距離，不敢與他有任何聯絡，即使是與好友通信，
322 艾金深、西爾格德著，楊國樞主編：《心理學》（臺北：桂冠，1991 年修訂三版），頁 686。
323 張春興：《心理學》（臺北：三民，1990 年十一版），頁 143。
324 《蘇軾詩集》，卷二十，〈定惠院寓居月夜偶出〉，頁 1032。
325 《蘇軾詩集》，卷二十，〈二月二十六日，雨中熟睡，至晚，強起出門，還作此詩，意思殊昏 昏也〉，頁 1040。
326 《蘇軾詩集》，卷二十，〈定惠院寓居月夜偶出〉，頁 1032。
327 《蘇軾文集》，卷四九，〈答李端叔書〉，頁 1432。
蘇軾也只作一些應酬寒暄的客套語或談養生之道，且於信中再三叮嚀：「不須示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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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訖，火之。」329
唯恐「其中雖無所云，而好事者巧以醞釀，便生出 無窮事也。」330
除了偶爾作一些不涉及政治的佛教文字外，連朋友請他為亭台寫 記，除非是非常要好的朋友，否則他一律婉拒。他在給滕達道的信中說：「但得 罪以來，未嘗敢作文字。〈經藏記〉皆迦語，想醞釀無由，故敢出之。」331
「自 得罪以來，不敢作詩文字。近有成都僧惟簡者，本一族兄，甚有道行，堅來要作〈經藏碑〉，卻之不可，遂與變格都作迦語，貴無可箋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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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軾這種驚弓之 鳥式的自我防範，恰好是對現實情況的直覺反應。黃州雖遠離京城，然而政敵對他的迫害絲毫沒有放鬆，就在蘇軾謫居黃州 不久，何正臣等人又翻出蘇軾在徐州「不覺察百姓李鐸、郭進等謀反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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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 圖以失職罪名再次打擊蘇軾，而此事在當時蘇軾已有所處置，經過申辯，神宗下 旨取消追查此事，蘇軾感慨道：「無官可削，撫己知危。」334
因此蘇軾不得不隨 時檢點自己的言行，以免落人把柄。元豐五年（1082）蘇軾想要在黃州附近買田，以安置一家大小，經過一番思考之後又作罷，他在與陳季常信中提到：「又恐好 事君子，便加粉飾，云擅去安置所而居於別路，傳聞京師，非細事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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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軾 始終沒有在黃州買地，是畏懼有心人士再度羅織罪名。對於詩文，蘇軾更是自持 頗嚴，不隨便作文字，甚至在黃州時期的墨蹟，亦不敢落款署名，〈黃州寒食詩 帖〉便是一例336
，此時的蘇軾恐懼退怯，憂讒畏譏，防周而慮後，與詩案前開朗 熱情的性情判若兩人，然而這並非是真正蘇軾的個性，而是詩案的後遺症。文字獄創傷太深，致使蘇軾雖是死裡逃生，負罪遠竄，仍無法擺脫詩案的 陰影。元豐四年完成〈論語義〉，不敢隨便託人收藏，只得託元老文潞公代為保 藏。元豐六年五月，沈遼曾求蘇軾為其詩集作序，又求為其所居「雲巢」作記，
蘇軾均推辭，他在回沈遼的信中說：「某自得罪，不復作詩文，公所知也。不惟 筆硯荒廢，實以多難畏人，雖知無所寄意，然好事者不肯見置，開口得罪，不如 且已，不惟自守如此，亦願公已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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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果是由黃庭堅替沈遼作《雲巢編》。事實上，蘇軾在黃州的創作，無論詩、詞、散文等質精量多，可視為其一生寫作 的高峰，然而，對外他一律宣稱「不敢再作文字」，恐懼退怯之心可見。
元豐六年的九月，二十一歲的王朝雲替蘇軾生一兒，蘇軾替此子取名為蘇 遯，小名「幹兒」，幹兒聰明可愛，為蘇軾清冷孤獨的謫居生活帶來不少的歡樂，
328 《蘇軾文集》，卷四九，〈答李端叔書〉，頁 1432。
329 《蘇軾文集》，卷五一，〈答李公擇〉，頁 1500
330 《蘇軾文集》，卷五七，〈答陳朝請〉，頁 1709。
331 《蘇軾文集》，卷五一，〈與滕達道〉，頁 1480。
332 《蘇軾佚文彙編》，卷三，〈與滕達道〉，頁 2473。
333 《蘇軾文集》，卷二三，〈謝徐州失覺察妖賊放罪表〉，頁 655。
334 《蘇軾文集》，卷二三，〈謝徐州失覺察妖賊放罪表〉，頁 655。
335 《蘇軾文集，》卷五三，〈與陳季常〉，頁 1567。
336 據平山觀月撰，閻肅譯：《中國書法史》（臺北：黎明，1982 年初版）：「那是因在元豐二年 遭受筆禍，在那以後作品避免署名的緣故。」（頁 165-166）
337 《蘇軾文集》，卷五八，〈與沈睿達〉，頁 1745。
他在與蔡景繁的書信中也提到蘇遯誕生之事：「雲藍小袖者，近輒生一子，想聞 之，一拊掌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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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藍小袖者」指得就是王朝雲，蘇軾在幹兒滿月時曾作〈洗 兒詩〉：「人皆養子望聰明，我被聰明誤一生。惟願孩兒愚且魯，無災無難到公卿。」339
蘇軾藉由嬰兒初生後的洗三儀式，表達他不希望蘇遯重蹈自己「夢繞雲山心似 鹿，魂驚湯火命如雞」340
的經歷，他希望蘇遯一生能平平安安、無災無難、大富 大貴地度過。這並非蘇軾在失意時玩世疾俗之語，而是現實生活中災難的陰影始 終盤據在心，老來得子時對幼子殷切的期望語。年底，傅欽之派人向蘇軾索取墨 寶，蘇軾替他書寫〈赤壁賦〉一文後，囑咐傅欽之要「深藏不出」，以免再惹禍 上身，可見恐懼之心，未因時間而沖淡。元豐七年蘇軾有量移汝州團練副使之命，作〈岐亭五首〉贈陳季常：「將行 出苦語，不用兒女泣。吾非固多矣，君豈無一缺。各念別時言，閉門謝眾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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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為平移，然而汝州離京城較近，代表蘇軾復起有望，但此時他仍為文字獄所 恐，在贈別陳季常時「閉門謝眾客」一語，不僅提醒友人要小心，更是警惕自己 往後言行要謹慎。二、感恩寬慰
人類是社會性的動物，無法離群索居，幼年時與父母家人住在一起，稍長 與鄰人、同學、遊伴相交往，成年後與他人的關係就更為密切與複雜，個人在這 些交往群體中建立自我的人際關係，而人類的這些群體行為是起於個人主觀的心 理需要，這主觀的心理需要在心理學上稱為「親合動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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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filiation motive）。親合動機包含各種不同的形式與等級，從無助而完全依賴父母的嬰兒，到獨立後 需要友誼或伴侶的成人都包含在內，而個人與他人親合的程度，常因個人所遭遇 的情境而改變，當個人在孤獨、寂寞、遭遇困厄等焦慮情境之下，對親友的依賴 度愈強，其產生的親合動機就愈強。
初到黃州的蘇軾不能居住官舍，只得暫住定惠院，餘悸猶存的他杜門謝客，
在住持繼連的開釋、接待之下，他每隔三、五日便到附近的安國寺焚香默坐，以 尋求精神、心靈上的支持。徐君猷是黃州太守，蘇軾的上司，負責監督蘇軾的行 動，實際上他對蘇軾十分關懷、禮遇。蘇軾將其感激之心化為一篇篇詩句，有「雪 裡餐氈例姓蘇，使君載酒為回車，天寒酒色轉頭無。 薦士已聞飛鶚表，報恩應 不用蛇珠，醉中還許攬桓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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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三闋詞，是描述大寒之日徐君猷攜酒到臨皋亭 探望蘇軾之情；有「臨皋亭中一危坐，三見清明改新火……黃州使君憐久病，分
338 《蘇軾文集》，卷五五，〈與蔡景繁〉，頁 1662。
339 《蘇軾詩集》，卷四七，〈洗兒詩作〉，頁 2535。
340 《蘇軾詩集》，卷十九，〈予以事繫御史臺，獄史稍見侵，自度不能堪，死獄中，不得一別子 由，故作二詩授獄卒梁成，以遣子由，二首〉，頁 998-999。
341 《蘇軾詩集》，卷二三，〈岐亭五首〉第五首，頁 1209。
342 張春興：《心理學》，頁 144-145。
343 《蘇東坡詞》，卷一，〈浣溪沙〉（雪裡餐氈例姓蘇），頁 219。
我五更紅一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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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句中紀錄寒食節徐君猷分新火之情。元豐四年二月，蘇軾 在物質生活日益困匱之時，馬正卿替蘇軾向官府請求一塊營地，徐君猷從中周旋 協助，終於使蘇軾得到廢棄故營地五十畝，躬耕自食，不僅使蘇軾解決物質上的 貧乏問題，更使蘇軾有機緣體會陶淵明耕讀的生活。蘇軾初到黃州這塊陌生的地 方，正需要高度的親合關係時，安國寺的住持繼連給予他精神上的依靠，太守徐我五更紅一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