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1949）
社會學者費孝通的構想，是這股潛流最完整的開展。在 1930 年代與初生的功 能論相遇後，費很快地察覺它的意義，並將之用到新的課題：歷史變遷。在此，
生活各方面被視為一套整體的文化，人們習焉不察，但這套體系卻指導著社會組 織的秩序。這賦予傳統兩個新的定位：傳統並非萬惡而是一套過去能夠完好運作 的體系，同時，當外在條件變遷，只有從認識這套體系來設計新的制度，才能有 效地推動轉變。這使他不同於前面幾位學者。他們察覺到作為整體的現實中國，
卻在分析的最後，仍然以一個外部的架構作為解答，導致格格不入，而走到自身 架構的邊緣。費問的不是「社會應該如何」，而是「社會如何運作」。過去，這套 體系如何能夠長久運轉？現在，什麼因素中斷了它的運作？舊有體制還留下了什 麼，如今不再起作用，卻可以作為社會改造的基礎？
透過在農村的實地田野工作，費建構出一套新的方案。當經濟學者看到中國 的「中古」與「不經濟」，費看到在一片雜亂無序後面，農村生活有自身的規則。
農民不合於經濟理性的作為，其實都合於他們生存的社會中的文化規則，這些習 慣又讓他們得以配合當地的物質條件。問題不在於把非經濟理性的行為變為合於 經濟理性的，而是把前一種社會的秩序，轉變為另一種社會的秩序。費的計畫，
一方面利用舊有的制度，一方面則將之改造以適用社會的變化。（例如，以江南農 村與市鎮間代辦買賣貨物的航船，作為新式農村金融的基礎機構；以昔日的士紳 為中心，引入新的紡織技術，組織合作社，復興遭到破壞的農村工業；將雲南農 村的換工制度，配合縱谷地形收成時間的先後，有意識地安排擴大以因應缺工。）
這樣，費孝通使得過去被認為不理性的種種因素，可以納入一套新的經濟知識與 制度中。他的計畫既注意到種種不屬於經濟理性的因素，又是一個徹底而全面的 理性規劃。
藉此，費似乎回答了在前四章裡出現的困惑，透過將功能論放到歷史變遷之 中，我們終於得以認識、理解、並且回應這個混亂、正在成形而不斷擴展的中國 經濟。但是，當我們透過第四章裡毛澤東與孫冶方的嘗試和失敗回頭看，問題仍 未結束。這一個徹底而全面，包含了整體經濟生活的知識與制度，將由誰的眼睛 來認識？即使試圖以經濟生活的文化機制為根據，徹底而全面的知識治理，如何 不是專制的？而即使有了足夠的機構、資金與技術人才進行，這個知識治理，又
是否真的能夠看到所有的事物？
這些費孝通也曾想過的疑問，將我們帶到他答案的、也是時代課題的核心之 處。不只是將經濟知識放到跨出經濟範疇的整個政治-社會-經濟變遷中，他也將經 濟知識的生產者放到了這個變遷中。在作為後進國家的中國，由上而下的規劃是 必要的，沒有時間等待社會自然形成新的秩序，但是由上而下的方案也必然會遭 遇到社會的複雜而失敗。察覺到政府介入之必要，又感到政府介入的危險，內心 的糾葛，使他發現社會科學研究者並不處在一個客觀的安全位置。知識並不是對 現實完整的再現，並非發現既存在某處的事物，而是一個過程，一個所有被捲入 這個有待理解的新的世界的人們參與的過程。
在此，他區分出規範性知識的時代和新的時代。前者的知識已然確定，後者 則是知識有待共同經驗、分析、討論的時代。「真知識」必須在實踐中形成，由研 究者與被研究者共同創造。這個共同討論形成的、不具備絕對性、有待修正的知 識，才能夠作為社會規劃的基礎。在其中，五四一代學者在學術獨立下，面對價 值與事實分離的內在緊張，轉向了兩者的相輔相成。社會科學工作者的任務是，
打破各種隔閡，與被研究者一起從人們的實際生活中，生產出那尚未被認識的知 識。透過美國之行，費孝通看到西方面臨的政治、經濟、知識重組問題，並展開 他對帝國和民國時期知識社會學的考察。最終，費孝通走向了一個結合經濟治理 與知識生產的政治工程。
在 1947-48 年，費孝通提出了「鄉土重建」的方案。透過對帝國體制的結構功 能分析，他試圖重建三個流通管道：一、經濟上，經由農村手工業生產，維持城 鄉之間資金流動平衡。二、政治上，在帝國行政末端與地方社會之間，官員-士紳 模糊而彈性的雙軌政治平衡。三、知識上，由科舉制度維持的鄉土人才培養與文 化傳播。由於世界體系的經濟衝擊、國家建構向基層行政擴展、現代教育目標與 農村現實的脫節，這些流動遭遇中斷，中國也面臨癱瘓。重建方案指向一個政治-經濟-社會-教育空間。農村工業合作社，既是讓農村走向工業化的規劃，也是挪用 和維持傳統社會倫理的設計，並且作為政治力量的培養地，使地方有所依靠與中 央進行溝通。而這裡也將是引入與生產知識的學校。透過知識份子的協助，民眾 將成為知識生產的合作者乃至於主體。從這裡開始，各地超出了規劃方案的複雜 情況，將被認識、提出、進入公共討論，成為那個尚未完成的整體知識的一部分。
如同費孝通對自己的描述「摸象的瞎子」，瞎子的集合，將讓它變得更豐富與貼近
現實。
知識份子、被生產出來的近代知識、知識所試圖認識與解釋的世界，在這三 者幾乎失去聯繫的時刻，所有的方案都顯得窒礙難行，但也因此，使得費孝通看 到了時代最深的矛盾。五四以來的知識傳統，在此潛流下，展現出另一種可能。
在 1940 年代的尾聲，在三者的脫節中，除了思想的激進化，也孕育著真正思考知 識與世界關係的契機。儘管後者很快地被前者蓋過，但是那些在國家與經濟建構 產生的巨大知識中未能被納入的事物，卻未曾消失，始終在暗處徘徊，對之提出 質疑，等待著回答。在那些聲音裡，我們彷彿仍然是那個時代的一部分。
第一部 看得見與看不見的經濟，1906-1949
第一章 一封要求停止兌現的電報：後傳統時代中國的政治與 經濟關係（1906-1935）
本章將討論以下的歷史現象：從清末到民國，中國政府與民間經濟活動的連 結越來越密切。來自西方的主權國家-世界貿易體系的衝擊，加重了帝國內部行政 體制缺陷的惡化，在兩者的交會處，浮現出一種新的治理型態。此後，量入為出 的財政，轉向量出為入的財政，無為的政治，轉向有為的政治，傳統分層而間接 的統治，將轉向一個全面而直接的治理。從政府到民間，這個過程釋放出巨大的 能量，也造成巨大的混亂，捲入了所有的人們。這使得中國國內的經濟活動作為 一個整體，開始被思考。為了掌握這個充滿能量與混亂的對象，一套新的關於經 濟的整體知識與相伴的權力關係在摸索中逐漸開展。在裡面，由上而下的全面榨 取，與按照經濟領域自身的邏輯來治理，並存著兩種相反而相依的傾向。這套知 識形成了一個空間，吸引各個位置與立場的人們投入其中，尋求著事實的捕捉與 解釋，尋求著自身的利益，也尋求著公共性的藍圖。
長期以來，這個前所未有的歷史變化，尚未得到足夠的研究。原因一方面來 自於，對當時的人們而言，政府的財政工作與民間的經濟活動，多屬於具體業務，
變化漸進而片段，即使是親身經歷者也少有從局外反思整體變化的視野。不像思 想文化領域，從傳統到後傳統時代，思想價值體系的崩潰與衝突猛烈而直接，留 下了許多切身的感受與論辨的火花。另一方面，在日後的研究者，與此相關的各 個主題，包括政治制度與政治思想史、財政史、金融與經濟史、經濟思想與經濟 學史、雖然已經對這段時期的變遷有了深入的認識，但是多半限制在自身學科之 內，少有和其他領域的整體連結。然而，當我們重新回到帝國的黃昏，思考中央 政府如何連結自己與整個國家，便會發現這些近代學科分類與領域建構正是在帝 國的轉型中形成的，並非自然的存在。而在那時，這些正在建構中的領域仍然交 纏在一起，回應著時代提出的課題。
而這便是本章打算進行的工作：回到各個領域開始被建構的時刻，考察它們 之所以出現的歷史條件，考察它們成為社會事實的過程，沿著身在其中人們的目 光，看到他們如何抓住這些浮木，在那片混亂中尋找一種認識事物的方式，尋找
一種新的秩序的可能。
那麼，我們該從哪裡開始？面對近代中國的歷史，我們很難在傳統與後傳統 時代中間畫出清楚的界線。在帝國的末年，許多新的事物已經開始被引進，各種 新奇的名詞與制度被嫁接到傳統體制的邊緣與空隙。在今天，歷史學者已經不像 上個世紀的國族歷史或革命敘事者，執著於清楚劃分出新時代的開始，反而更加 關注那些開始的前前後後，關注正在發芽或是未曾破土的種子。但是，我們還是 可以發現，某些事件打破了那個充滿嫁接與矛盾的狀態，人們在事件帶來的震撼 中發覺，這種一團矛盾的狀態是行不通的，開始用一個新的眼光，評估整個體制 的運作，從此打開了一片思想與行動的真空，尋找一個尚未存在的答案。
在這個角度下，1916年的一封電報或許是個適合的起點。在洪憲帝制運動的
在這個角度下，1916年的一封電報或許是個適合的起點。在洪憲帝制運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