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何廉等人在 1949 年的政治史斷限出走海外，經濟治理的歷史卻沒有在此中 斷，他們所面對的中國經濟——那個交錯著政治-經濟-倫理的不安與混亂的領 域——仍然在等待著回答，等待著一套新的知識與制度。在中共的勝利下，他們 將經濟知識公共化的努力於焉中止，但是將全國經濟視為一個巨大計算系統的嘗 試，卻以更深更廣的程度展開。民國以來經濟治理的過程，在此達到了高潮。政 府規劃與民間經濟運作的落差，並不像當年的馬克思主義經濟學者所想，將被革 命解答。當失去公共討論的經濟知識空間，被政府全面而直接控制，政府將發現 自己不得不面對各種在經濟要素之外的人的問題，思考「國家」與「經濟」究竟 是什麼。
長期以來，人們習慣想像毛時代的中國，是一個強大的政府對民間生活的全 面控制。這一章試圖指出黨國控制的另一面：中共政府強大的行政管理其實極為 脆弱，它可以下達命令給每一個人，但並不能控制這些命令合起來會有什麼效果。
從國家統計局在 1950 年代中期在工作業務上遭遇的困惑開始，這一章將討論中國 計畫經濟體制的內在矛盾，並且考察時代課題下的三種答案。
隨著統治的穩固，在蘇聯的協助下，中共加快了邁向計劃經濟的腳步。但是 各部門之間沒有多久便發生矛盾。計畫部門抱怨統計資料總是不及時不詳盡，造 成計畫不斷修改，產業部門則抱怨填寫各種統計報表耽誤了生產，而計畫指標又 不斷變更。理想上，統計部門要全面、準確、即時呈現中國經濟的所有資訊，但 是在技術上做不到，在權責上也只是業務技術單位，無法控制無數計畫與產業部 門對報表的頒布。當中國政府第一次能夠掌握全國經濟的情況，卻同時感到對此 失去控制，計劃體制不斷失去各產業間的平衡。
毛澤東在 1956 年發表〈論十大關係〉，試圖突破蘇聯體制的僵局，尋找中國 社會主義建設的規律。中共八大提出反對官僚主義過度集中、要求分級管理。但 是集權時，統計部門之外的報表不斷自行增生，放權時，各層級各部門自行其是 更加混亂。上下各方資訊缺乏有效聯繫，只是在「一抓就死，一放就亂」的矛盾 中循環。隔年開始的大躍進慘劇，既有意識形態的因素，也體現出這個體制的矛
盾。正是在調動積極性、向下放權的過程中，統計部門上下聯繫受到破壞，成為 各層級黨委的附屬，使得基層資訊更加隔絕。
最先提出疑問的是最高領導人毛澤東。過去多認為毛為實現烏托邦幻想與維 護個人權力，倒行逆施導致了慘劇。透過對大躍進前後毛澤東思想的考察，我們 看到更為複雜的歷史圖像。在大躍進中，儘管為民眾積極性而高興，面對越來越 高的生產數字，他也開始警覺官僚體制下中央與基層的脫節。無論是廬山會議上 的反擊，失敗後的自我檢討，與農業六十條的擬定，都呈現出毛對這份洞察的自 許，認為他的對手並不了解中國體制的真正問題。在 1961 年的自我檢討後，他並 沒有放棄這點，而透過與各地官員的通信，反覆提起 1930 年代在江西蘇區的調查 工作，提出要大興調查之風。經由上層發動的調查與基層的群眾運動，來防止幹 部的腐化與資訊的隔絕。在文革前幾年，他甚至提出「官僚主義者階級」的概念，
說自己「與群眾在一起，等待」。
中國歷史上最強大的中央集權行政機構，仍然無法真正認識它要治理的對 象。毛清楚地察覺到這個矛盾，他的答案卻不完整。在以物為中心的蘇聯式計劃 經濟體制下，毛試圖恢復經濟活動中人與人的關係。但是，即使真的暢所欲言，
群眾大會看到的只是各地的狀況，群眾之間又有著不同的利益。儘管他的洞察能 夠發動群眾，但在黨國下，沒有公共性機制，這些至多是對個別官僚的不滿，而 無從指出整體制度的方向。最終，群眾仍然沉默，代表群眾說話的只是毛自己，
徘徊在烏托邦理想與群眾困惑之間的聲音。
而當毛展開與官僚主義的戰鬥，被打為修正主義的前統計局副局長孫冶方，
則在獄中思考另一種答案。孫的形象向來是強調價值規律的經濟學者，反對政治 掛帥，站在毛的對立面。但是，考察孫的經濟理論，他和毛其實面對著同樣的問 題：如何在計畫體制中定位「人」的作用。孫指出社會主義經濟並非一目了然的 自然經濟，不是將鋼鐵煤電按比例計算，發布行政命令就可運轉。蘇聯體制中，
生產指標只追求實物比例關係，忽略了人的因素，無法掌握經濟內部的客觀矛盾。
孫指出，在社會化大生產中，人與人的生產關係無法直接被看到，而要從人 與物（物化勞動、過去勞動）的關係來認識。透過「平均資金利潤率」與「平均 必要勞動量」，他試圖讓各企業的生產指標能夠相比較，從而依照計算結果形成合 同，自行運轉，不再由中央硬性分派。勞動、欲望、時間到既存網絡、社會資本，
孫試圖納入各種因素，減去外部的差異，計算出產品真正合理價格，使得每個單 位上生產所得利潤相等，沒有投機的機會，只能夠藉由努力增產節約得到利潤，
從而調動人的積極性（例如，過去為了餵飽城市職工，壓低了糧食徵購價格。當 被低估的糧食價格提高，農民便願意增產，而政府在糧食販售上多得的利潤則可 用以補貼城市職工）。
但是，儘管在理論上找出了社會主義經濟的內在合理性，避免行政控管的獨 斷，孫的答案實際上卻無法實行。1930 年代農村調查的戰友，長期主持物價委員 會的薛暮橋，指出價格是計畫體制各部門利益的角力，即使複雜的計算能得到合 理的價格，中央卻沒有能力逼迫就範。與此同時，在文革後期，面對經濟僵化，
體制外已經悄然長出自發的道路。工廠繞過計畫分派，透過協作價格獲取原料；
國營商店不管的微利管道，小商販開始流通；基層農民背著政府，推動了包產到 戶。比起理論，薛暮橋更重視這些調動了積極性的發展。在 1980 年代，作為社會 主義商品制度的理論旗手，薛提出了問題的第三種答案。他試圖為這些自發變化 在體制上爭得一個位置，在體制內外價格雙軌制的混亂中，樹立市場作為資源配 置工具的地位。此後，政府不再指揮每一個零件的運作，而是讓各個細胞自己動 起來，所要做的只是透過宏觀調控，確保整體國民經濟的平衡。
在共和國前三十年裡構築起來的經濟組織單位，於焉被投進建構起來的市 場。在「政府」與「市場」之間畫出清楚的界線，政府終於達成了一個世紀以來 對民間經濟治理的期望。但是，第三種答案並不只是熟悉的改革開放敘事。在帝 國體制轉向經濟治理的過程中，過去種種由中間人與地方網絡調整的經濟關係，
因為政府對民間經濟徹底控制的意圖，在計畫經濟的矛盾中，最清楚地被辨認出 來，也在對計劃經濟的解答中，交付給市場。然而，這些並不隨著計劃經濟體制 的消逝而過去。正如「市場」並非完全自然的，而是計劃經濟後期，在政府與民 間自發活動的交會中，經由制度安排而確立。市場並不會在被政府確立後永遠自 行運轉，而將隨著經濟的發展與社會的變遷，不斷出現新的知識與制度要求。「抓 緊政治，放開經濟」，在這個限制著經濟知識公共生產的治理模式中，政治與經濟 的關聯仍然在中國的各個角落浮現出來。三種答案回聲的擺盪，與其說揭示了中 國經濟的終於誕生，更像是說著，中國經濟仍然是一個未完成的工作。
第三部 重訪帝國：跨出經濟範疇的經濟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