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後德國對極權主義的反思

1933-1945 年是希特勒和納粹黨統治德國的第三帝國時期，在獲取國家政 權之後，希特勒立即廢除威瑪共和政府的議會民主制，確立了以意識形態和領 袖權威為核心的獨裁統治。他還大規模的擴張軍隊，肆無忌憚地對外侵略，最 終挑起第二次世界大戰，不僅給周圍國家人民造成巨大的損失，也給德國人民 帶來嚴重的苦難。

對於這歷史上的黑暗篇章，德國社會各界的反應非常複雜，處理戰後記憶 政治的方式大致有兩種。經歷過納粹政權的保守派趨向藉由經濟復甦、確認受

1 Wulf Kansteiner, "Finding Meaning in Memory: A Methodological Critique of Collective Memory Studies,” 183

害者及加害者、給予受害者補償等措施，將過去拋在腦後，最好不要再提及那 段往事。戰後出生的世代則為避免「歷史事件」再度發生，拼命挖掘有關納粹 的文獻、學術理論、罪證等，透過媒體在日常生活中灌輸人民這些概念，並否 認德國歷史是所謂「特殊途徑」（Sonderweg）²，與過去切割，以自由法治國家 自居。後者成為學術界專注的焦點，它們不像日本或土耳其對過去避而不談或 規避其責任問題，它們反將責任擴及全體，至少在菁英階層是認為德國人民都 該為此負責，從電視、電影、博物館、紀念碑、教科書都在教導得國人要記取 教訓。³從戰後發展來看，德國對於極權主義的反思可以經過幾個階段。

一、戰後的受害者思維

二戰結束後對德國人民而言苦難才正要開始。為了徹底粉碎納粹主義與軍 國主義的勢力，消除德國再度發動戰爭的危險，美、英、法、蘇四大戰勝國首 先採取分區佔領德國的政策，並且由各佔領區最高長官組成的盟國管制委員會 掌握德國中央政權，對德國實行全面控制和監督，只承認德國在經濟上是一個 統一的整體。⁴對德國人民而言，心中複雜的情緒難以形容。

1945 年 8 月 2 日，美、英、蘇聯合簽署《波茨坦協定》，重申了雅爾達會 議「民主化」（democratization）、「解除工業」（deindustrialization）、「解除武裝」

（demilitarisation）、「去納粹化」（denazification）的對德主張，並以更為明確的 詞句闡明了對德國的諸多判決。⁵1945 年 11 月 20 日，歐洲國際軍事法庭在德 國紐倫堡開庭，對納粹德國首要戰犯進行公審。紐倫堡大審（Nuremberg Trials）

2 「特殊途徑」理論首次見於 19 世紀德意志帝國的保守派，他們認為德國政體異於英國和法 國的西方民主，但又不同於沙俄的東方專制，是混合著民术主與專制的第三種方案。二戰後 學者亟欲 解釋為何德國威瑪共和會失敗、納粹得以掌權。非德國學者，如泰勒（A. J. P. Taylor, 1906-1990）賦予此「特殊途徑」理論新意義，認為德國國家特性自始便與西歐不同，而這 些德國獨特的政治社會發展也是造就納粹興起的遠因。德國學者及少數非德國學者，如邁乃 克（Friedrich Meinecke, 1862-1954）便力圖證明納粹只是個歷史的偶然、德國的災難。

3 陳思瑾，〈聯邦德國電影對二次大戰的歷史詮釋（1945-2005）〉（台北：輔仁大學歷史研究所 碩士論文，2012，頁 18。

4 Koppel S˙Pinson 著，范德一等譯，《德國近現代史—她的歷史與文化》（北京：商務印書館，

1987 年版），頁 712-717。

5 陳思瑾，〈聯邦德國電影對二次大戰的歷史詮釋（1945-2005）〉（台北：輔仁大學歷史研究所 碩士論文，2012），頁 24。

6拉開了盟國戰後對德國實行「去納粹化」的序幕。 其他德國，德國人民集體有罪」⁹的「集體罪責」（collective guilt）最為不滿，

9 Karl Dietrich Erdmann 著，高年生等譯，《德意志史：1914-1950》（北京：商務印書館，1986 年），頁 177。

它們不認為納粹的罪名要由全體德國人接受。希特勒和納粹黨的獨裁統治和侵 略戰爭也為德國人民帶來深重的災難：戰爭使德國東部大片領土喪失，居住在 此的德國人變成難民，只能長途跋涉進入德國本土；德國本土也遭到慘重破壞，

要在滿目瘡痍的城市裡維持生活愈行困難，水、電、瓦斯的供應完全杜絕，糧 食供給本就不足，加上難民湧入，使得每人配給量更少。曾經經歷過戰後時期 的德國人，對飢餓的印象特別深刻。¹⁰戰爭末期所受的痛苦足以使他們與加害 者劃清界線，把責任推到少數幾位決策者身上，而把其他人劃為被濫用的、具 有強烈義務感和效忠精神的輕信者，直接或間接地被迫進行合作且對納粹政體 的真正本質認識不輕；一些職能部門的官員也試圖透過強調其業務工作的中立 性來推卻或縮小罪責，或者利用協從理論來逃避或減輕懲罰，還有那些戰後流 亡、回歸的難民或者從戰俘營釋放的士兵，只關心自己遭遇的不幸，自認為是 受害者和被凌辱者。¹¹換言之，直到 50 年代中期，德國民眾普遍接受一種「受 騙論」的歷史觀，即第三帝國的罪行應該完全由希特勒及其主要戰犯集團負責，

而全體德國人則是被誘騙的，他們自己最終在戰爭中和因戰爭的後果成為受害 者。¹²因此，聯邦德國政府與民眾，特別是經歷戰爭的一代都希望儘快結束對 納粹戰犯的審判，這樣一來就可以結束對納粹歷史和集體罪責的討論，反映出 當時普遍存在的淡化或逃避的心態。

隨著冷戰的加劇，西方佔領國也失去了徹底進行「去納粹化」的興趣，他 們更關心的是迅速扶持西德成為西方陣營的實力成員。因此，西方盟國改變了 戰後初期的對德政策，韓戰爆發期間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甚至鼓勵西德總理艾德 諾（Konrad Adenauer,1876～1967）重建軍隊。¹³艾德諾本人屬於保守派，自己

10 Ellizabeth Heineman, ”The Hour of the Woman: Memories of Germany’s “Crisis Years” and West German National Identity,”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101, no.2（1996）: 374.

11 Peter Reichel, Vergangenheitsbew ltigung in Deutschland. Die Auseinandersetzung mitder NS-Diktatur von 1945 bis heute, München: C. H. Beck，2001，S. 67—68.

12 Norbert Frei: Verg angenheitspolitik in denf nf ziger J ahren. In: Wilfried Loth, Bernd-A. Rusinek ( Hg. ) : Verw amd lungspolitik .NS-Eliten in der westdeutschen Nachkr iegsge sellschaft,

Frankfurt/Main, New York, Campus Verlag 1998, S. 92.

13 景德祥，〈德國：反思歷史，一波三折〉，《世界知識》，2005 年第 21 期，頁 38。

也受過納粹政權的迫害，但他最關心的是如何重建德國，而向西方國家靠攏是 使西德獲得主權獨立的唯一方式，稱為「西向政策」（Westpolitik）。¹⁴1949 年建 立聯邦德國之後，除了與西方交戰國特別是法國和解，也支持與以色列建立友 好關係，對猶太人作出無終止賠償，並努力參與歐洲共同事務發展貿易，藉此 表達與歐洲各國友好共存的意願。但是，納粹歷史的究責問題則隨著歐洲冷戰 局勢與艾德諾的歷史政策（Vergangenheitspolitik）而選擇忽視與退縮。1955 年 德國加入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後，德國成為當年戰勝國的盟友，國內政治壓力明 顯減弱，消極對待納粹歷史不僅成為主流，甚至艾德諾時期為了安定與重建極 需人才，開始有大批的原納粹高級文武官員因此得以重返政府機關，沒有一個 納粹時期的法官受到起訴或丟掉職位，艾德諾的國務秘書格羅布克（Hans Josef Maria Globke）就是當年納粹迫害猶太人的《紐倫堡法》(Nürnberger Gesetze) 的起草者。這種「格羅布克現象」代表著許多納粹份子得以幸運地逃脫了應有 的懲罰。¹⁵

戰後德國電影也從「零時」（Stunde Null）起步，開始了艱難的跋涉。電 影工作者首先面臨的究是如何對待剛剛結束的黑暗歷史？如何對待納粹統治及 其產生的影響？如何表現現代社會與過去歷史的關係等，而這些種種問題都牽 涉到當時的政治與社會背景。冷戰時期，艾德諾政府奉行親西方政策，國內政 治局面保守，不利於電影工作者們大膽創作；其次，50 年代是德國重建經濟和 社會的重要時期，為了快速重建擺脫戰爭陰影，聯邦德國政府鼓吹創造一個平 等、和諧的中產階級社會的口號，在某種程度上掩蓋了社會矛盾。聯邦德國電 影在這樣的社會背景中復甦，又因電影拍攝仰仗政府的獎勵與資助，許多導演 不願亦不敢公開表明自己的立場，或是有意迴避這一段歷史，致使在銀幕上出 現的幾乎都是美好、和諧的景象；另一些導演則採取各種各樣間接的方式，如

14 孫立新、黃怡容，〈德國政界對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歷史反思〉，《史學史研究》，2010 年第 2 期，頁 83。

15 景德祥，〈德國：反思歷史，一波三折〉，《世界知識》，2005 年第 21 期，頁 39。

背景、回憶、夢境、畫外音等迂迴的方式觸及主題。¹⁶ 進入「後工業社會」（post-industrial society）¹⁹，社會轉型勢在必行。西德社會 進入後工業社會之後，人們對於改革的渴望也越來越強烈，一些民間機構與媒 體主張人民應積極參與政治，並組織團體形成監督政府的力量。²⁰

1960 年代的國際局勢發展也不平靜，戰火不斷，多是區域性戰爭。1961 年美國甘迺迪總統（John F. Kennedy, 1917-1963）宣佈參加越戰，開啟美國史上 耗時最長的戰爭，掀起國內朝野抨擊之外；越戰也使美國國際聲望下滑，使其 治要求和社會權利需求提高，產生「民粹主義」（populism）思想，社會決策（social decision）

變得重要而複雜。

20 丹尼爾˙貝爾(Daniel Bell)著，高銛等譯，《後工業社會的來臨》(The Coming of post-industrial society)(台北：桂冠，1989)，頁 156-158。

本主義對第三世界的侵略，是新帝國主義的最佳證明。²¹由於通訊設備及交通 工具的進步，各國學運團體容易串連，加上西德與美國的同盟關係，使得越戰 也演變成國內政治焦點，國內學運、和平運動同時發難，在 1968 年達到高峰。

西德的學生運動與其他地區既有相似點，也有特殊性。他們未經歷過戰 爭，無法體會父母親的生活經驗，「匱乏」（scarcity）的日子對他們來說簡直是 天方夜譚，他們所處的正是霍布斯邦（Eric J. Hobsbawn）稱的「黃金時代」：

從小浸淫在富裕的生活中，要求更好的是他們唯一的想法。²²西德學生族群與 其他國家不同的是他們背負的國家歷史的沉重負荷，雖然他們年紀太小來不及 參加希特勒青年團，對國家社會主義認同不深，卻也承受戰爭後期的創傷：面 對不健全的家庭，加上傳統重視紀律與秩序的家庭倫理，苦悶心理無法抒發而

從小浸淫在富裕的生活中，要求更好的是他們唯一的想法。²²西德學生族群與 其他國家不同的是他們背負的國家歷史的沉重負荷，雖然他們年紀太小來不及 參加希特勒青年團，對國家社會主義認同不深，卻也承受戰爭後期的創傷：面 對不健全的家庭，加上傳統重視紀律與秩序的家庭倫理，苦悶心理無法抒發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