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九年，清华、北大都迁到昆明，合并为西南联合大学，江清也 来了。当时我和吕叔湘都在云南大学。于是我们在翠湖旁边的承华圃街合租 了几间民房作为宿舍。在这一段岁月中，我经常听到江清在屋子里吹笛拍曲。
今天看了汉明的文稿，她父亲的曲迷风度又浮现在我眼前，想不到他 有一个女儿，也喜欢研究古典戏曲，能继承她父亲的爱好和工作，这真可以 说是“中郎有女”，能传家学，岂非也是一件值得赞扬的事？
给人家的著作写序文，尽管有各种不同的写法，话题总离不了这本著 作或其作者。
现在我在这两方面都已谈到，似乎可以说完成了任务。那么，就算它 是一篇序文，不知自愧地让它放在卷首吧。
一九八七年十月三十日
《戴望舒诗全编》引言
戴望舒生前印过四本诗集。第一本是《我的记忆》，一九二九年四月由 上海水沫书店出版。水沫书店是刘呐鸥、戴望舒和我合作经营的一个小出版 社。当时我们都是文学青年，年少气盛，想介绍一点外国文学，也想自己创 作一点文学作品，每天总得动动笔头。可是积稿甚多，总是很不容易找到肯 为我们印行的出版商。一赌气，我们就自己办起一个出版机构。刘呐鸥出钱，
我和望舒出力，我们劳资合作，首先印了我们自己和朋友的创作，定名为《水 沫丛书》。二年之间，印出的诗集有望舒的《我的记忆》和姚蓬子的《银铃》， 小说集有刘呐鸥的《都市风景线》，我的《上元灯》和徐霞村的《古国的人 们》。
望舒的诗，虽然已在《小说月报》等文学刊物上发表，开始引起文艺 界的注意，但是他的诗集还送不进上海几家新文学书店的大门。第一是因为 诗集的销路打不开，第二是因为作者的名声还不够。我们自办书店，印出自 己的作品，可以说是硬挤上文坛。望舒的《我的记忆》，也是硬挤上诗坛，
书虽印出，还能说是有了客观的需要。
《我的记忆》出版之后，在爱好诗歌的青年读者群中，开始感觉到中 国新诗出现了一种新的发展。望舒的诗，过去分散发表在不同的刊物上，读 者未必能全都见到，现在结集在一本诗集中，它们的风格呈露了。在当时流
行的新月派诗之外，青年诗人忽然发现了一种新风格的诗。从此，《我的记 忆》获得新诗读者的认可，标志着中国新诗发展史的一个里程碑。
水沫书店因淞沪抗日战争发生而歇业，《我的记忆》和其他的书都绝版 了。一九三二年，我在现代书局编《现代》文学月刊，为望舒发表了新的诗 作和《诗论零札》，在青年诗人中引起了很大的兴趣，各地都有人向书店中 访求《我的记忆》，可是已无书供应了。于是我请望舒再编一本诗集，列入 我编的《现代创作丛刊》，由现代书局出版。
我的原意是重印《我的记忆》，再加入几篇新作诗就行了。岂知望舒交 给我的题名《望舒草》的第二本诗集，却是一个大幅度的改编本。他把《我 的记忆》中的《旧锦囊》和《雨巷》两辑共十八首，全部删汰，仅保留了《我 的记忆》一辑中的八首诗，加入了集外新诗，共四十一首，于一九三三年八 月印出，杜衡为撰序文。
《望舒草》的编集，表现了望舒对新诗创作倾向的最后选择和定型。
在《我的记忆》时期，望舒作诗还很重视文字的音韵美，但后来他自我否定 了。他的《诗论零札》第一条就是“诗不能借重音乐，它应该去了音乐的成 分。”为了符合他的理论，他编《望舒草》的时候，才完全删汰了以音韵美 见长的旧作，甚至连那首脍炙人口的《雨巷》也不愿保留下来。这样，《望 舒草》就成为一本很纯粹、很统一的诗集。无论在语言辞藻、情绪形式、表 现方法等各方面，这一集中的诗，都是和谐一致的，符合于他当时的理论的。
这本诗集，代表了戴望舒前期诗的风格。
现代书局于一九三五年歇业，《望舒草》也绝版了。上海杂志公司老板 张静庐，曾经是现代书局的经理，知道望舒的诗能有销路，他就请望舒再编 一本诗集应市。这时候，望舒从法国回来不久，住在上海，未有工作，没有 固定收入，可是已结婚成家，又碰上父亲故世，有老母要养，因而生活相当 窘迫。幸而承胡适之为他介绍给中英文化教育基金会，请望舒从西班牙文译
《堂・吉诃德》①，迷。每月交译稿三万字，基金会每月付他预支稿费二百 元。依赖这一笔收入，望舒的生活才得安定下来。可是每天一千字的译文加 详注，要占了大半天时间，此外，他还在很高兴地办《新诗》月刊，计划印 行《新诗丛书》，自己就反而没有诗了。 ①望舒译作《吉诃德爷》。 此书因抗日战争爆发而没有译完。
编第三本诗集，不得不把《我的记忆》中被删汰的十八首又全部收进 去，加上《望舒草》和五六首新作，一共六十三首，题名《望舒诗稿》，于 一九三七年一月由上海杂志公司出版。这本诗集出版的时候，我不在上海。
当年八月，全面抗日战争爆发，我到昆明去了，直到八年以后，胜利复员回 上海，才得到一本。这本《诗稿》的“目次”页上，第一篇是《自序》，但 书中并无序文。我查了四五个印本，都无序文。可知是急于出版，来不及等 作者的序文，而目录上却没有删掉。
《望舒诗稿》不是一本理想的结集。在作者，它是为微薄的生活补贴 而编的；在出版商，它是为“生意眼”而印的。因此，要求内容多些，印刷 快些。全书的排字、校对，都很草率，误字、夺字不少。也有一些文字似乎 是作者自己改的，我觉得有几处改得反而不及原作。
一九三八年至一九四七年，望舒旅居香港，他的诗都发表在香港报刊 上，我很少见到。一九四八年，他回上海，把战时所作诗二十五首，编为《灾 难的岁月》，由上海星群出版社印行。这是他的第四本诗集。望舒在香港，
在一个文化人的岗位上，做了不少反帝、反法西斯、反侵略的文化工作。他 翻译了西班牙诗人的抗战谣曲，法国诗人的抵抗运动诗歌。他自己的创作，
虽然艺术手法还是他的本色，但在题材内容方面，却不再歌咏个人的悲欢离 合，而唱出了民族的觉醒，群众的感情，尤其是当他被敌人逮捕，投入牢狱 之后，他的诗所表现的已是整个中华民族的爱国主义和民族气节了。
望舒作诗三十年，只写了九十余首，论数量是很少的。但是这九十余 首所反映的创作历程，正可说明“五四”运动以后第二代诗人是怎样孜孜矻 矻地探索着前进的道路。
在望舒的五本诗集中，我以为《望舒草》标志着作者艺术性的完成，《灾 难的岁月》标志着作者思想性的提高。望舒的诗的特征，是思想性的提高，
非但没有妨碍他的艺术手法，反而使他的艺术手法更美好、更深刻地助成了 思想性的提高。即使在《灾难的岁月》里，我们还可以看到，像《我用残损 的手掌》、《等待》这些诗，很有些阿拉贡、爱吕雅的影响。法国诗人说：这 是为革命服务的超现实主义。我以为，望舒后期的诗，可以说是左翼的后期 象征主义。
望舒于一九五○年二月二十八日在北京病故。一九五七年四月，人民 文学出版社请艾青选编了一本《戴望舒诗选》。这个集子是从《望舒诗稿》
中选录了二十三首，从《灾难的岁月》中选录了二十首，合共四十三首，有 艾青的序文。在当时的文艺气候中，这个集子是选得很妥当的，可以看到望 舒诗艺的整个历程。这是望舒的第五本诗集，他自己不及见到的。
一九五七年以后，由于政治波涛的几度腾涌，文艺路线愈“左”愈窄，
望舒的诗被冷落、被埋没了几乎二十年。但是，有一位台湾诗人痖弦，却在 七十年代编出了一本《戴望舒集》，以应海外读者的需要。可知在这一段时 期，望舒的诗不行于大陆，却为海峡彼岸的青年诗人所重视。这是望舒的第 六本诗集。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都出现了新的气 象，文艺界也生动活跃起来。有许多新的青年诗人涌出，大胆地突破旧教条 的枷锁，写出了现代型的新诗歌。于是就有人想起了戴望舒，要找他的诗集 来参考和借鉴，也有不少学者，在搜集他的有关资料，作现代文学史的研究 工作。
青年诗人周良沛费了不少精力，搜集望舒的全部诗作，共得九十二首，
编为《戴望舒诗集》，保留了艾青为《诗选》写的序文，又请卞之琳写了新 序，卷尾有周良沛的《题记》，详细叙述编辑这本诗集的经过情况和校读观 感，由四川人民出版社于一九八一年一月印行。这是望舒的第七本诗集，可 以说是最完全的诗集。可惜的是，此书排字、校对太草率，有许多误字、夺 字，甚至有遗漏一整段的。
一九八三年，香港三联书店希望有一本戴望舒的选集，列入他们的《现 代中国作家选集》丛书，委托我和应国靖从事编纂。当时我病住医院，精力 不济，无法多动手。因此，除了写一篇《引言》，并提供一些资料之外，所 有的工作都是应国靖做的。这是戴望舒的第八本诗集，书名就称《戴望舒》。 虽然列入选集丛书，实已收入了全部诗作。
此书已于一九八七年十一月在香港出版，不久将由北京人民文学出版 社印行一个国内版。
望舒初期的诗，有很浓厚的中国古诗影响。及至他沉浸于法国诗，才
渐渐地倾向欧洲现代诗，竭力摆脱中国诗的传统。他一边翻译介绍外国诗，
一边从中吸收自己所需要的养料。湖南人民出版社从一九八一年开始编印了
一边从中吸收自己所需要的养料。湖南人民出版社从一九八一年开始编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