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相庵断残录
关于王谑庵
沈启无先生有一篇记王谑庵的文字，大是精妙。若与周作人先生的《文 饭小品》一文参读，对于王谑庵那个人及其文，多少可以有相当的认识了。
前几天读江阴余武祥的《粟香随笔》，有两则关于王谑庵的云：
《击筑余音》明末王筑夫撰，其开首绝句云：“谱得新词叹古今，悲歌 击筑动余音，莫嫌变征声凄咽，要识孤臣一片心。”结尾亦有句云：“世事浮 云变古今，当筵慷慨奏商音，宫槐叶落秋风起，凝碧池头赋此心。”作歌后 遂不食而死。
王筑夫，名思任，字季重，山阴人。万历乙未进士，出为兴平、当涂、
青浦三县。
监国守越，起为正詹礼部右侍郎。事已不可为，自号“采薇子”，架一 庐曰“孤竹庵”，不食七日而死。性疏放，好谑浪，尝制《弈律》，避兵犹负 一棋局以往。诗才情烂漫，入鬼入魔，有句云：
“地懒无文草，天愚多暗云。”其险怪多类此。
这两条记录得奇怪。《击筑余音》一向传为归玄恭或熊开元所著，两诗 亦具在，从来没有“王筑夫撰”之说。又王思任另外有一个“王筑夫”的名 字，亦不见其他书志，不知金氏何所依据也。意或熊开元曾号檗庵，金氏遂 误为谑庵乎？
王谑庵让马士英书，义正辞严，当士气沦亡的时候，有此一棒喝，真 足为我越中文人张目。周作人先生据张岱所著传引转录，似亦未为全豹。清 王元勋程化騄辑《明贤尺牍》则载其全文，兹抄于此：
阁下文采风流，才情义侠，职素钦慕，当国破众疑之际，爱立今上，
以定时局，以为古之郭汾阳，今之于少保也。然而一立之后，阁下气骄腹满，
政本自由，兵权独握；从不讲战守之事，而只知贪黩之谋；酒色逢君，门墙 固党；以致人心解体，士气不扬；叛兵至则束手无策，强敌来而先期以走；
致令乘舆播迁，社稷邱墟，阁下谋国至此，即喙长三尺，亦何以自解也？以 职上计，莫若明水一盂，自刎以谢天下，则忠愤节义之士，尚尔相亮无佗，
若但求全首领，亦当立解枢权，授之才能清正大臣，以召英雄豪杰，呼号惕 厉，犹当幸望中兴。如或消摇湖上，潦倒烟雾，仍效贾似道之故辙，千古笑 齿，已经冷绝。再不然，如伯嚭渡江，吾越乃报仇雪耻之国，非藏垢纳污之 区也，职当先赴胥涛，乞素车白马，以拒阁下。上干洪怒，死不赎辜，阁下 以国法处之，则当束身以候缇骑；以私法处之，则当引领以待锄霓。
李莼客题王季重山水画迹诗云：“画江一檄足锄奸，孤竹庵空鹤不还，
一样首阳干净土，蕺山终胜采薇山。”读此一札，真觉得谑庵之谑，直是忧 国之士之以谑自隐于世者，然而终于不能不绝食而死，则谑庵仍有其不谑之 处，亦是昭然若揭了。但是这乃是一个有气节的文人的本分，而不是什么独 特的行为，张岱著王思任传，不及其死事，周作人先生谓“张宗子或尤取其 谑虐钱癖二事，以为比死更可贵，故不入之立德而列于立言，未可知也。”
我以为这意见是不错的。
王谑庵有二女，皆能诗词，长静淑，字玉隐，号隐禅子，嫁孝廉陈树
襄，早寡，著《清凉集》，《青藤书屋集》；次女端淑，字玉映，嫁永平司李 丁睿子，著《玉映堂集》。
《国朝闺秀香咳集》录静淑诗两首，端淑诗一首，又《众香词》录静 淑词三阕，端淑词八阕，均极隽雅。钱谦益有赠王大家映然子十截句，其一 云：“季重才名噪若耶，缥囊有女嗣芳华，汉家欲采《东征赋》，彤管先应号 大家。”可见两姊妹的文才，亦颇足以继谑庵也。
一九三五年 秋水轩诗词
毗陵庄莲佩《盘珠词》，昔曾在国学扶轮社出版之《香艳丛书》中得之，
词一卷，即名《盘珠词》，共八十八阕，无诗。后读金武祥《粟香随笔》，因 知如皋冒氏有诗词汇刻本，并由金氏补入佚诗及断句，并附以金武祥祖捧阎
《守一斋笔记》之关于庄莲佩者一条。但去年我在上海来青阁书庄买得冒氏 刊本《秋水轩集》，缪荃孙旧藏本，计古今体诗五十七首，诗余八十八阕。
无金氏补辑之佚词及断句，亦无《守一斋笔记》，且并序跋亦无之。很失望，
后得光绪初盛宣怀刻本，即所谓思补楼聚珍本，诗词并刊，与冒氏刊本校，
字句略有出入，但诗亦只五十七首，词亦只八十八阕。惟有一盛宣怀跋文，
云：
庄莲佩名盘珠，阳湖庄有钧女，同邑孝廉吴轼妻，颖慧好读书，幼从 兄芬佩学诗，出笔凄丽，词尤幽怨，入漱玉之室，毗陵女史能乐府者，莫之 先也。嘉庆间，病绝复苏，谓家人曰：“顷见神女数辈，迎侍天后，无苦也。
卒年二十有五，吴德旋《初月楼稿》、李兆洛《旧言集》
俱有传。阳湖盛宣怀识。
最近又购得光绪乙未可月楼刊本《秋水轩词》一卷、补遗一卷。有跋 语云：
吾郡庄莲佩女史《秋水轩词》哀感独绝，脍炙人口，惜抄录流传，不 免讹脱，道光中费氏刊本仅止二十八阕，光绪初，思补楼聚珍本诗词并刻，
而词得八十八阕，亦未能悉为校正。兹以诸家所藏钞本参校盛氏本，改其讹 涣，补其缺逸，付诸手民，以广其传焉。光绪乙未闰端午，无闷居士跋。
无闷居士不知何许人，但可知必亦是毗陵人。我们从这一节跋语中，
可知《秋水轩词》的最早刻本当为道光中的费氏刻本。可月楼刊《秋水轩词》
卷首仍转刻费氏原序，署名费瑄，其辞曰：《秋水轩词》，吾师吴承之夫子德 配庄孺人著也……犹忆癸未岁，瑄负笈从夫子游，手录孺人小词一帙授瑄，
越今几二十年矣。”可知吴轼字承之，费瑄乃其门人。费氏所刻只其师手录 之词二十八阕也。
可月楼刊本《秋水轩词》一卷，亦八十八阕，附补遗一卷，凡词十一 阕。庄莲佩词似乎当以此本为最完备了。
关于庄氏的生平，《初月楼稿》及《旧言集》中的传，我都未曾见到，
但《守一斋笔记》却在《粟香室丛书》中找到了。兹一并抄录于此：
吾常才媛颇有，而以庄莲佩为最。佩名盘珠，庄友钧上舍之女，余姊 丈蒋南庄刺史之外孙女也。幼娟好颖慧，父母钟爱之。女红外，好读书。友 钧故善说诗，莲佩听之不倦，每谓父曰：“愿闻正风，不愿闻变风。”友钧授 以汉唐诸家诗，讽咏终日，遂耽吟咏。稍长益工，将及笄，已裒然成集。古 今体凡数百首，古体如《苦雨吟》，《牧牛词》，《养蚕词》，逼真古乐府。今 体清新婉妙，佳句颇多。五言如“霜欺残夜月，虫碎一庭秋。”“浮云一片来，
庭树忽无影。”“水寒鱼窟静，叶落燕巢空。”
“庭院忽疑月，溪桥欲断人。”“山容怜雨后，秋色爱霜前。”
七言如“雨意暗滋三经草，鸟声啼破一溪烟。”“展卷却如人久别，惜 花又值梦初过。”“凉生池馆因秋近，润遍琴书为雨多。”“霜华欲下秋虫觉，
节序将来病骨知。”
“叶声满院秋扶病，花影半栏人课诗。”“嫩柳似波春欲动，薄烟如雾月 初生。”此类皆可传诵。立庵，其外叔祖也，曾有《早春十咏》，莲佩属和《咏 月》，结句云：“一样闲亭清影里，梅花含笑柳含颦”。《咏草》一联云：“一 线柔香初见影，几茸嫩绿远成痕。”结句云：“无数楼台遮不住，暗拖烟雨出 城根。”《咏鸟》一联云：“唤雨梅梢闺梦断，弄晴雪后晓寒清。”尤脍炙人口。
嫁中表吴生，字承之，翁远宦，姑早丧，仍依母家。育子女，兼操家政，吟 诗稍辄，时填小词，亦新隽可爱。体弱多病，年二十五，值清明，填《柳梢 青》云：“风声鸟声，者番病起，不似前春。苔绿门间，蜂喧窗静，剩个愁 人。隔帘几日浓阴，才放出些儿嫩晴，薄命桃花，多情杨柳，依旧清明。”
其父见之，惊谓不祥。对曰：“伤幼弟耳。”盖有弟甚慧，方数龄，昨岁殇也。
是秋，莲佩竟患瘵疾夭亡。属纩时，念父母不置，惟合掌诵佛而已。有才无 命，惜哉！
《柳梢青》一词，大概是这位女词人之死的忏词了。但盛氏本冒氏本 可月楼本所载此词，“苔绿门间，蜂喧窗静。”两句均作“针又慵拈，睡还难 着。”似较胜也。
关于庄莲佩的死，崇明施淑仪女史《冰魂阁野乘》中亦有一节记载：
莲佩字盘珠，阳湖庄友钧女，举人吴轼之妻，幼颖慧，好读书。既长，
习女红精巧，然暇辄手一编不辍，尝从其兄受汉魏六朝人诗，读而好之。因 效为之，辄工。其幽怨凄丽之作，大抵似昌谷云。年二十五，以瘵卒，垂绝 复醒，谓其家人曰：“余顷见神女数辈，抗手相迎，云须往侍天后，无所苦 也。”其姊适蒋氏者，亦工吟咏，善吹箫，所居春晖楼，有佣能视鬼神，指 其姊妹曰：“是皆瑶宫仙子，我见绿衣丫髻行空中耳。”未几，盘珠卒，未几，
其姊亦卒。临终索妹所画箑为殉。先是日者推其姊年当得七十二，至是才二 十七耳。
其说虽无稽，但盛氏施氏均作此说，似乎这位女词人之死，也颇有点 李长吉的味儿了。至于她的诗，诸家均谓其似长吉，似亦并非虚誉，兹录集 中《春晓》、《春晚》二曲，以见一脔：
琤琮铁马东风冷，乱落樱桃糁幽径，梦里黄莺听未真，绿雾如烟隔花 影。美人日午恋红衾，绿云香滑堕瑶簪，海棠夜雨愁春老，唤婢钩帘看浅深。
（《春晓曲》）
垂柳堤，春风短；游线十丈牵难转。落花委地愁红
浅，燕尾分香留一翦。细雨拖寒期散满城，冷烟腻树莺无声。细草得 意娇暮春，横阶当路历乱生。（《春晚曲》）
一九三五年
《邻二》的佚文
茅盾先生的散文集中，有题名为《邻一》、《邻二》的两篇，是他早期 的作品了。
一九二九年秋，我和戴望舒、刘呐鸥创办《新文艺》月刊，那时茅盾 先生方从“牯岭到东京”，潜心于文学的创作，因此也给《新文艺》月刊写
了三篇散文，即现在集中所收的《樱花》、《邻一》、《邻二》是也。
《邻二》那篇散文发交印刷所排印时，被印刷工人遗失了最后一页原 稿，于是有三四行文字无从排版，作者又远在东京，一时也来不及补送原稿，
只得由我胡乱地加上了几个字，让它结束了。现在《茅盾散文集》中《邻二》
那一篇的末一句是：“美妙的眼睛惘然望着辽远的池里的绿水。”这“池里的 绿水”五个字乃是我加上去的。说是“辽远的池里的绿水”，实在加添得不 高明，只是因为急着杂志的出版，也就顾不得了。
那篇散文印出来后，茅盾先生曾经就他的底稿上补抄了遗佚的字句寄 来，但因为《新文艺》已经停刊，就没有机会把他的来信登载出来，让读者 改正。不久之后，连那封信也找不到了。
在茅盾先生那方面，似乎他的底稿也早已遗失了，所以收在他自编的 散文集中的《邻二》，还只是当初《新文艺》月刊上登载出来的那样子，并 没有把我胡乱加上去结束了的文字改正过来。
前几天整理旧书，出于意外地，却在一本《万人丛书》的《亨利・爱 思蒙传》中找出了茅盾先生的那封信，《邻二》的最后一节原文宛然仍在，
真是一种可贵的文献了，故为刊录于此，使读过那篇散文的，或买了《茅盾 散文集》的读者，能把它改正过来，还它的本来面目。那原文是这样的：
… … 美妙的眼睛望着辽远的不知所在的地方，小脚踏车的寂寞的孩子 又沙沙地跑过又回来了。
这寂寞的孩子！这寂寞的少妇！然而他们又无法互安慰这难堪的春的 寂寞。
在春静的明窗下看到了这诗一样的小小的人生的剪片，我们的心不禁 沉重起来了。
一九三五年 橙雾
从前读弥尔恩（Ａ．Ａ．Ｍｉｌｎｅ．）的那篇著名的散文“名贵的水果”（Ｇｏｌｄｅｎ Ｆｒｕｉｔ），觉得他虽然首先赞赏橙子，要不是隔靴搔痒，定是顾而言他的态度。
他的赞赏这水果的理由，是因为它干净，手握的部分并不就是嘴吃的部分，
因为它味道好，这正与看了人家的诗稿而称赞他的字写得好一样，未免被这
“名贵的水果”齿冷了。
橙子这个东西，我以为，是具有色香味三德的。我们看了它那明快而 温和的颜色，不必想起迷娘（Ｍｉｇｎｏｎ）的歌：Ｃｏｎｎａｉｓ ｔｕ ｌｅ ｐａｙｓ ｄ’ｏｒａｎｇｅ… … 也就会得想象得到那阳光明朗的加利福尼亚州的果树园中，累累然的闪耀着 黄金之光的被太阳所吻过的（Ｓｕｎｋｉｓｔ．）嘉果。关于它的味，甘甜中间带一 点刺激的酸，是它的胜于一切其他果物的美味，亦即是日本的橙子广告家所 谥之为“初恋之味”者也。
但是，我不想在这里延誉橙子的颜色与美味，因为这还不是它的独有 的德行，虽然我也喜欢它们。我所要说的，乃是关于它的香气。
水果中间，具有美妙的香气者，并不只有橙子一种。香蕉也好，酥瓜 也好，我可以随意举出例子来。但橙子的香气却有异于此。香焦酥瓜之类的 香气，只是附属于它们的美味的一种德性。而不是能与其色味抗衡的一种独 立的德性。橙子的香气则不然。我常常想，即使不玩赏它的色泽，即使不咀 嚼它的美味，只是在擘开其表皮而闻闻那一阵刺鼻的芳香，也就可以算是已 尝试过了这“名贵的水果”了。
橙子的香气并不是一股虚空的气息，而是一阵喷溅的濛雾。是的，我 们古来的诗人早就用这个“雾”字来形容它了。除了这个“雾”字之外，我 们还能选择什么更恰当的字眼来称呼它呢？
也不须得“纤指擘新橙”，就是用我这十个擂槌似的手，或童子军的万 用洋刀，那一阵濛雾喷溅在你的须眉唇吻之间，一定是有着比最好的香水更 实感的韵味的。
“宜春令，消夜图；锦橙开噀人香雾。梅花月边同笑语，不寻思灞桥诗 句。”
这是张小山的曲子，我们倘与那伏在李师师床下的周邦彦的小词参详 起来，就可以觉得中国诗人对于橙子的欣赏毕竟比西洋诗人高明了。李日华
《紫桃轩杂缀》中有一节云：“摘梅取其恬韵溢鼻，擘橙喜其香雾噀手，荐 樱赏其朱彩耀目，若沾沾以齿颊从事，无论必作脏腑之楚，兼与儿曹何异？”
岂不是对于欣赏水果深得三昧之言吗？
八股文
在蟫隐庐书庄看到了廖柴舟的《二十七松堂集》，才知此书早已有了铅 印本，遂以银六元买了回来。此书一向只知道有廖柴舟自刻本及日本文久二 年刻本，两者俱不易得，今无意中忽获此本，觉得非常高兴。此本表纸题有
“廖景黎家藏”字样，想是柴舟后人的家印本了。卷首有《重刊二十七松堂 全集序》一篇，张日麟撰，说是“取邑中千钧一发之钞本，暨日本绝无仅有 之刊本，互相磨勘，录成全帙，再付检（？）板”的，则虽然是铅印本，似 乎也不可小觑了它，其价值之为“千钧一发”，一定是“绝无仅有”的了。
序文虽然不高明，可是原作者的文章之妙，却实在当得起“绝无仅有”
之评。至于究竟如何妙法，我不想在这里多说。我所要特别提出来谈谈，同 时也是我认为是廖柴舟的卓见者，都是他对于八股文的一些议论。
廖柴舟作《明太祖论》，是明亡以后第一个对于八股文提出反对的论调。
他说“治天下可愚不可智”：
故吾以为明太祖以制义取士，与秦焚书之术无异，特明巧而秦拙耳，
其欲愚天下之心则一也。故秦始皇以狙诈得天下，欲传之万世，以为乱天下 者皆智谋之士，而欲愚之而不得其术，以为可以发其智谋者无如书，于是焚 之以绝其源。其术未尝不善也，而不知所以用其术，不数年，天下已亡。天 下皆咎其术之不善，不知非术之故也，且彼乌知诗书之愚天下更甚也哉。诗 书者，为聪明才辩之所自出，而亦为耗其聪明才辩之具，况吾有爵禄以持其 后，后有所图而前有所耗，人日腐其心以趋吾法，不知为法所愚；天下之人，
无不尽愚于法之中，而吾可高拱而无为矣，尚安事焚之而杀之也哉？明太祖 是也。
自汉唐宋历代以来，皆以文取士，而有善有不善，得其法者，惟明为 然。明制取士惟习四子书，兼通一经，试以八股，号为制义，中式者录之。
士以为爵禄所在，日夜谒精敝神以攻其业，自四书一经外，咸束高阁，虽图 史满前，皆不暇目，以为妨吾之所为，于是天下之书，不焚而自焚矣。非焚 也，人不复读，与焚无异也。焚书者，欲天下之愚，而人卒不愚，又得恶名；
此不焚而人自不暇读，他日爵禄已得，虽稍有涉猎之者，皆志得意满，无复 他及；不然，其不遇者亦已颓然就老矣，尚欲何为哉？
故书不可焚，亦下必焚，彼汉高楚项所读何书，而行兵举事，俱可为 万世法，诗书岂教人智者哉？亦人之智可为诗书耳。使人无所耗其聪明，虽
无一字可读，而人心之诗书，原自不泯；且人之情，图史满前，则目饱而心 足，而无书可读，则日事其智巧，故其为计更深而心中之诗书更简捷而易用 也，秦之事可鉴也。故曰：明巧而秦拙也……
这一段议论，真是既新颖而又精到。在我们今日读之，尤其可以得到 现成的印证。
现在世界上恰有两个国家，正在分头摹仿秦始皇与明太祖。一个是采 取焚书政策的，虽然其民愚了没有不可知，但“恶名”却已传布了全世界；
另外一个是用一种变相的制义来取士的，写文章的人只要能中了程式，就不 惜用种种美名来荣宠他，或甚至用爵禄来羁縻他；虽然将来的成功如何不可 知，但那些不在制义之列的文章，却实实在在早已被唾弃了。“秦拙而明巧”
这个评断，我们是可以承认了。
不过说到这里，我觉得廖柴舟也有一点未能见到的地方。明太祖虽然 以制义牢笼了文士，但亡明者却是不识字的农民；廖柴舟明白了汉高楚项未 尝读书，亦足以亡秦，而忘记了明太祖在对付不识字人这一方面，也还是失 败的。所以，我以为，焚书也好，制义取士也好，只要是文士，总是容易对 付的，无论用的是软功或硬功，威胁或利诱，总有法子使他们造不起反。生 问题的倒还在于那些虽不识字而“心中之诗书更简捷而易用”的人们。这些 人是无从“愚”起的。因为他们本来也不曾“智”过。秦始皇即使不焚书，
他们也不会读书，明太祖即使提倡普及教育，他们也不见得有工夫来上钩。
他们所需要的只是生活。能使他们生活的，皇帝也；不能使他们生活的，干 脆就揭竿而起了。此事与八股文实在并无多大关系。
一九三五年
读《檀园集》
自来读中国诗者，辄好读唐宋，即研究诗学者，也总是首先注意于唐 宋，其实明朝一代，短短二百七十余年中，诗风之丕变，较之唐宋，实更为 繁复。我常常觉得明朝诗人的纷争，其留给我们的最好的成绩，乃是他们的 诗论。除了整部的诗话或其他论诗的书不算，试看自唐以来文人的别集中，
论诗之处，有多于明人者乎？我们倘若能从明人的文集中，逐一摘出其论诗 的文字，加以整理，一定能够对于，不但明代的诗，甚至自古乐府以迄于唐 宋的诗，得到许多研究材料的。
明代最后一个诗派是由被称为“嘉定四先生”的唐时升，程嘉燧，娄 坚，及李流芳所建立的。这四个人生当公安竟陵炽盛之时，虽然又都与三袁 钟谭相熟识，但是他们对于诗的主张却另有独立的意见。娄坚曾说：“近世 之论，非拘求于面目之相肖，即苟为新异，抉摘字句为悟解，如是焉已。凡 为诗若文，贵在能识真耳，苟真也，则无古无今，有正有奇，道一而已矣。” 他所谓“拘拘求面目之相肖”，显然是指的王李之摹古，而“苟为新异，抉 摘字句为悟解”，这句话就不客气地道出了公安竟陵诸人评选之风的弱点了。
在下一句中，他又提出了一个“真”字，我们倘若要寻找一个字来代表嘉定 四先生的全部的诗论，也许这个“真”字是最适当的了。
我未尝见唐时升的《三易稿》，但曾见他的《与曾长石书》，其中有这
样一节：“作诗之道，非难非易。易，故三百篇多出于野夫游女，难，故成 一家言者，代不数人。……臂锦组织，一经一纬，一玄一素；虽由女工之手，
而必成于杼轴；疏密轻重，各有其度，不可违也。能取古人之言而吟讽之，
嗟叹之，久之知其言之所以然，又知其言之不得不然，由是而得之杳冥之中，
出之恍惚之际；不规规于古人，而自与之合，如是知不为作者笑矣。”即此 一节，已可想见他对于古人诗的全部态度。他虽然要“取古人之言而吟讽之，
嗟叹之”，但并不是要如王李辈的剽窃古人的风格与形式，而是要“知其言 之所以然，又知其言之不得不然”，这就是要参悟一种自然的，同时又是必 然的表现法。所以，“不规规于古人，而自与之合”，这所“合”者，也并不 是“面目之相肖”，而是自己的诗与古人所作的诗有一个共同点，这共同点 自然就是“真”。
我曾见七卷本的初刻《松园浪淘集》，全是诗，没有文，所以程嘉燧的 诗论无从参证，但是最近却买到了那非常推崇他的李流芳的《檀园集》，使 我得以引录几节李流芳的诗论来作唐娄两家的意见的参证。
李流芳的诗的见解，最足以与唐时升的话相表里而为娄坚所提出的
“真”字作注脚者，乃是《蔬斋诗序》里的一节：“杜子美云：‘语不惊人死 不休’，而白乐天诗成，欲使老婢读之皆能通其意，两人用心不同，其于以 求工，一也。然余尝有疑焉，以为诗之为道，本于性情，不得已而咏歌嗟叹 以出之，非以求喻于人也。激而亢之而使人惊，抑而平之而使人通，岂复有 性情乎？曰：非然也，夫人之性情与人人之性情，非有二也，人人之所欲达 而达之则必通，人人之所欲达而不能达者而达之，则必惊；亦非有二也。
然则求工于诗者，固求达其性情而已矣。诗之传也，久而且多，凡为 诗者，不求之性情，而求诸纸上之诗，掇拾饾饤而为之，而诗之亡也久矣。”
对于一般人所认为绝对不同的两种诗的艺术观，给予了一个共同的理 论的根据，这实在是很足以提供给我们现代的文艺批评家作参考的。我们倘 若以杜子美的“语不惊人死不休”主义作为现代的注重文学的艺术价值的这 派文艺观的典型，而以白乐天的“欲使老婢读之皆能通其意”作为现代的主 张大众语文学这派文艺观的典型，而以李流芳的方法解释之，那么我们同样 也可以从这一向被误认为是相互的仇敌的两者之间，获得一个本质上的共同 点。文艺作品，不仅是诗，但尤其是诗，所表现的对象，无论怎样的繁复错 综，总之是作者的一种感触（ｓｅｎｓｉｂｉｌｉｔｙ）亦即是李流芳之所谓“性情”
者也。无论这个作者要怎样地注意于艺术价值之崇高，要怎样的辞藻华丽，
风格新颖，甚而至于要求着语必惊人，他的目的还是在于要表现他的感触，
正如那些竭力使自己的作品大众化，而希望“老婢皆能通其意”的作家一样。
以忠实地表现其感触，即所谓“求达其性情”，为一切作家对于一切文艺作 品之最终目的，则前者固然是“求工”，后者亦何尝不是“求工”呢？表现 人人所欲表现的感触，自然而然地会写出老婢皆能通的文章来，表现人人所 欲表现而不能表现的感触，则也自然而然会创造出惊人的句法来——这并不 是句法本身能惊人，人因为自己不能如此表现而惊耳。也并不是作者必须要 作惊人之句，乃在此时此地，非此惊人之句不可耳。故李流芳断然曰：“两 人用心不同，其于以求工，一也。”
李氏既然以杜子美白乐天两人的好像是绝不相同的作诗法，解释作同 样是“求工”的结果。而他对于“求工”的见解，除了上文说明了是“求达 其性情”以外，我们还可以从《沈巨仲诗草序》中看到一句较具体的话：“诗
非能为工之为工也，能为工而不必工之为工也。”此语大是精微！但与“求 达其性情”一语参详起来，似乎一则偏重精于内容方面，一则偏重于形式方 面了。然而这两者是分拆不开的。夫性情既达，则内客工矣，内容工则形式 自然亦工。若读诗者有形式未工之感，必然是没有了解到作者的性情。
何以不能了解作者性情？曰：非性情不真，即作者仍未能达之也。真 能“达其性情”的诗人，他对于诗的形式上一定是“能为工”者；可是逆言 之，在形式上“能为工”者，却未必一定是“能达其性情”者。所以李流芳 以为“能为工”并不算得工，必须要“能为工而不必工”的诗才是真的“工”
诗了。
既然“能为工”何以又“不必工”呢？“不必工”岂不就是不必“求 达其性情”呢？初读此语，似有矛盾，尤其是在与“求工于诗者，固求达其 性情而已矣”这一句对看的时候。实则“不必工”非不工也，自然而为工也。
诗人满肚皮的性情，正如平常人一样，总要表达出来的。于是把“人人所欲 达者”用老婢都能通晓的形式表达出来；把“人人所欲达而不能达者”用惊 人之句表达出来。这些“老婢都能通晓的”或“惊人的”作品，何尝是作者 刻意结撰出来的？作者咏歌嗟叹之顷，任其性情之自择一种方便的形式而表 现之，不表现则已，既表现则作者虽未尝措意于工，而自然会工也。所以：
“能为工而不必工之为工也”这句话，从诗的内容方面解释起来，就是说：
有表现的能力而并不刻意去想表现，听其性情之自然的流露，这才是“工”
的诗；从形式方面解释起来，便是：不必苦心推敲，而随口吟咏出足以表现 其性情的音节章句来，这就是“工”的诗。
但是，我们在这里，也许会得更发生一个问题了。李流芳既然说“求 工于诗者”，只是“求达其性情而已矣”，而同时又明明说诗人的性情与平常 人的性情完全是一样的；那么，又何以惟诗人能成其为诗人，而平常人不能 为诗人呢？况且下文又说得明白，以惊人之句所表达者，固然是平常人所“欲 达而不能达者”；而另外一种以“老婢都能通晓其意”的篇章表达出来的，
却分明是“人人之所欲达”者，这岂不是说任何人都至少可以做“大众语文 学家”吗？这个疑问乃是一个疏忽之结果。我们倘把“人人所欲达而达之”
与“人人所欲达而不能达者而达之”这两个半句仔细玩味一下，就可以发现 一个文艺批评家的机智了。今试问：“人人所欲达而不能达”，则达乎？曰：
未尝达也。盖其故在“不能”；又问：“人人所欲达”者，达乎？曰：亦未尝 达也，仍止于“欲”而已矣。此平常人之所以终非诗人或作者也。我们从《沈 雨若诗草序》中看到李流芳对于这个问题的解释。
“夫诗人之情，忧悲喜乐，无异于俗，而去俗甚远，何也？俗人之与情，
固未有能及之者也。雨若居然羸形，兼有傲骨，孤怀独往，耿耿向人，常若 不尽，吾知雨若之于情深矣。夫诗者，无可奈何之物也。长言之不足，从而 咏歌嗟叹之，知其所之而不可既也，故调御而出之，而音节生焉，若导之使 言，而实制之使不得尽言也。非不欲尽，不能尽也。故曰无可奈何也。然则 人之于诗而必求其尽者，亦非知作者也。”
这个“情”字即上文所谓“性情”，亦即我们所谓“感触”也，诗人的 性情既与平常的一般无二，而平常人又万万不成为诗人，这个神秘，据李流 芳的揭示，乃是因为诗人能“及”于情，而平常人则不“及”于情。这个“及”
字，我们倘若使它相当于现在之所谓“交感”（ｓｙｍｐａｔｈｉｚｅ）或“反射”
（ｒｅｆｌｅｃｔ），就可以使它的意义更清楚一些。
总之，平常人虽有感触，但是他与这种感触并不想，也决不会，有密 切的关系。消失了就消失了，并不觉得惆怅；表达出来就表达出来，也并没 有什么畅快；即使是有意识地想表达出来，也往往还不是一种热忱。至于诗 人，则他的感触会得在他胸中起作用的。
李流芳形容他的朋友沈雨若：“居然羸形，兼有傲骨，孤怀独往，耿耿 向人，常若不尽。”这虽然似乎是很抽象的说法，但我们已经可以想象得到 一个能够对于自己的感触起反射作用或交感作用的人——也即是所谓深于情 者——的容仪了。
底下的半节文字，又推广到诗人的表现方法上去了。诗人既然与平常 人不同，对于性情有一种特殊的感受力，但是他也决不能将他所感受到的完 全吐露出来，而事实上他也吐露不全。如果他居然照实地将他所感受到的情 绪完全吐露出来了，最好的也只能是一篇好的散文，而决不能成为诗。若要 做诗，便不得不将这些吐露不尽的情绪“调御而出之”。诗的音节，正如李 流芳所说的，就是由于这种情绪的调御而得到的。所以诗的音节是与情绪的 节奏相和谐的。
我们试将李流芳的意见归纳起来，那就是：诗之目的，在表现性情，
要做诗，就应当培养自己的性情，使自己对于所感受的情绪有交感作用或反 射作用。然后从胸臆中顺着这情绪的节奏而施之以文字与声音的调御，以达 到言若尽而意未穷的“蕴藉”的境界。
因此，作诗决不能掇拾饾饤，而从纸上去摹仿的。至于诗的体裁，是 老婢都解其意的大众体，或通篇都是惊人之句，这都是诗人在求表现其性情 的时候的自然的选择。
这样的提要，我们不是处处都可以看出他是与娄坚的“真”字相吻合 的吗？娄坚所谓“识真”者，岂不即是李流芳所谓“求之性情”吗？识真“则 无古无今，有正有奇，道一而已矣。”这岂不就是李流芳所说的“求工于作 者，固求达其性情而已矣”的绝妙说明吗？所谓“有正有奇”，亦与“通”
及“惊”之说相为呼应，宛然如出诸一人之口者。所以，我臆断起来，大抵 嘉定四先生这一个诗派，其所以异于王李者，在排斥摹古；其所以别于钟谭 者，在反对求字句之新异；而大旨则以“自然地表现真性情”为归，即娄坚 之所谓“贵在识真”也。
绣园尺牍
《绣园尺牍》一卷，清汪乔年绣林著，余家旧藏本，与秋水轩、小仓 山房诸尺牍书杂庋敝箧中，不知几年月矣。今夏偶晒书，检得之，偶读一二 章，迥然异乎《秋水轩》也，且因是写刻本，殊复精好，遂为付书佣整治之，
面目一新，宛然寒斋一珍品矣。
全书凡尺牍五十八篇，大都评骘书画人物之作。而书画人物又大都公 安竟陵之流，悬知此人亦是一“小品迷”，如今之沈启无，林语堂，阿英，
刘大杰诸公也。意者此一卷尺牍，久韬迹敝箧中，而适于今年显，其中岂亦 有机缘乎？
汪氏于袁中郎甚倾倒，其还《袁中郎集》残本与友人书曰：“袁中郎为 有明一代关系风会之人，明诗自王李后家规户摹，中郎出而变其风格，是以 集中谓三百古汉魏唐宋各自有诗，今亦不必标古云云。钱牧翁谓其特机锋侧 出，失之矫枉过正，以其流于鄙俚公行。缪天自亦谓公安之罪以启竟陵者，
有自来矣，但才人才笔，各自成家，要诗非其所长，至集中记赋杂著等作，
真从性分中流出一团活泼泼地学问，且复雅正，奇而不诡，质而不俗，迥非 僻涩怪诞者可比。积雨愁死，赖此公相与消遣，殊不觉其翻屋搅瓦耳。
奈少头无尾，仅得半面识，然片语订交，连日相对，颇不为浅矣。仍 为什袭，敬还邺架。”汪氏不以中郎为“鄙俚”，而反以“雅正”归之，“奇 而不诡，质而不俗”，可谓一语中的。读中郎文字而能见到此奇诡之分，质 俗之判者，虽至今亦能有几人？此固持文学正统论者之所难能几及耳。惟汪 氏似颇不惬于中郎之诗，谓“非其所长”，余独以为公安竟陵诸人诗，自以 中郎为最。虽间有诽谐语，浅涩语，则所谓才大者往往率兴为之，如白太傅，
苏玉局，黄鲁直集中，似此者亦甚多也。试举中郎七律如《感事》诗云：“湘 山晴色远微微，尽日江头独醉归，不见两关传露布，尚闻一殿未垂衣；边筹 自古无中下，朝论于今有是非，日暮平沙秋草乱，一双白鸟避人飞。”又《送 君御宪佥治兵甘州》四首，其一云：“秋尽天山道几盘，萧萧韎韐塞霜寒，
材官似雪分行出，胡女如花障路看；白鼻驹前回舞袖，青油幕底拜呼韩，知 君能得从军乐，不畏沙场行路难。”其二云：“历尽边霜与塞云，旧题名处墨 氤氲，要将麟凤夸殊俗，也使侏儒识古文；净世才人求属国，晋家词客带将 军，腐儒半尺毛锥子，大纛高牙得似君。”岂不大有东坡风调？七言古如《美 人睡起词》，《兰舟引》，《春江引》，《春晓曲》诸篇又俨然艳丽欲追温李，至 绝句如《桃花流水引》，《竹枝词》，《大堤女》，《柳枝词》诸作又甚有乐府清 商曲辞意境，故余以为汪氏言诗非中郎所长，直未免抑之太甚矣。
尺牍中有关于《帝京景物略》者，见与魏括庵书云：“《帝京景物略》
不惟少二册，即全也，所载惟僧寺略也，谅哉！笔致甚佳，仿郦善长而佐以 樊宗师，意在生新古奥，槎桠荦确，以独步耳。然欲览《帝京》之全，《日 下旧闻》为盛也。此意在文章，彼在博纪，又各不相牟耳。是以竹懒翁间亦 取此引证矣。”此意余亦从同之。
又关于陈仁锡者有还友人陈仁锡《评后汉书》一札云：“七子中陈仁锡 本平常，书经其评者甚伙，而悉不佳，各不虚附，岂能终不水落石出耶？而 凌以栋《汉书评林》则远胜后书，足下精于玩味，自能分别上中上三冷耳。” 余未尝读陈仁锡《评后汉书》，不知汪氏所言当否。但陈氏所选《古文奇赏》，
《明文奇赏》俱甚精当，而其所自作记述小文亦都楚楚有致，似未足以“名 不虚附”贬之。且陈仁锡名亦不在七子中，意汪氏必有误矣。
关于李日华者亦有复雪萝翁一函云：“连日竹懒各种，得粗览一过，畅 快之至，当读其半，雄辩风生，襟怀洒脱，以谓与坡仙一鼻孔出气也。既览
《又缀》王起隆氏序，即以苏拟之，古人岂欺我哉？向闻松友有此卷，为高 牧取去，内皆论画云云，而渠实夫深领略也。某前镌题画碎句，因见《李君 章选屑》而少异之，自以为创，后王雪鸿翁为补小引，始知有《画媵》之名。
今得窥竹懒的蕴，窃喜与前人暗合也。”由此函中，亦可见《李君实杂著》
一书，向来流传甚罕，多有人闻其名而未见全书者。近日上海书贾有其一部，
标价均在百元以上，亦以此耳。
评论书物之外，有数短札亦极有隽趣，如柬方瑶圃云：“有明徐文长于
县令则拒门，于马策之辈则不然，盖古今无论富贵贫贱偏僻古怪，皆有知己 者，如文长于马策之辈亦复拒门，则何以成其为文长耶？足下待某以马策之 辈则可，若高视某以县令则不可。”又与李雨禾札云：“菊芽小孙，前日一刻 间悉摘其牌，皆不可识矣。天下事正须混混沌沌，分别无乃痴人，小儿大有 见识也，一笑。”又与李方伯云：“黄叶青山，寒烟衰草，绝好一幅送别图，
独不宜触行人目耳。两月来接洽，蓦然分手，却望并州是故乡，越念之情，
觉唐人情至语不虚也。”又与王溪雪云：“昨日返寓，即弄顽块，移晷乃已。
张灯后又贪吟游春四绝呈教，小引竟未及作，容补何如？锦石选小而有色泽 者，搜剔洗涤，注水盘中，星罗棋布，陆离光怪，悦目恰神，直忘饥渴，何 啻逍遥乎小凌河上，俯瞰沙明水净时也。有便幸过小窗间，品第甲乙耳。未 敢自拟太牢赏鉴，君是南宫，又何让焉？”皆无迂腐气，为可喜耳。汪乔年，
余未知为如何人，《人名大辞典》云是安徽寿州人，字修龄，号绣林，习帖 括未售，遂入资为郎，旋罢归，隐居田园，工画山水人物，兼擅草书。其著 作除尺牍一卷外，尚有《碧玉壶天题画诗》，《绣园诗话》，《梨花楼诗》诸种，
惟不知其生当清代何时，吾友杜衡云，似是清季人，则去今尚不远也。此人 风致颇在中郎竹懒间，他日倘得读其诗文，当亦有味。
灵心小史
《灵心小史》是一本不会引起教外人憎厌的一个修女的自传。惟其它 有这样的长处，所以它已成为公教文学中的杰作。平时我们对于宗教书，无 论它是阐释教义的或是一个宗教家的传记，总觉得说教的气味太重。尽管作 者要怎样把宗教灌注入人的生活，但我们这些不会有宗教信仰者，或者说是 自由思想者，总觉得他们并没有把宗教来解释生活，而只是把生活去纳入宗 教的范畴。为了信奉宗教而使生活不自然，无论是意识的或无意识的，这是 我们不大愿意接近宗教的缘故，也是我们不愿意看宗教书的缘故。
《灵心小史》是法国里修圣女院修女小德肋撒的自传。修女生于一八 七三年一月二日，卒于一八九七年九月三十日。短短的二十四年间的生活，
可谓非常之纯洁而崇高。
但我们似乎不能说她过了二十四年的宗教生活，因为在她自己，她的 生活本身就是宗教。
她没有受宗教在思想和行为上的任何约束，如一般下乘的教友多少会 感觉到的，而她的思想和行为，从幼小时起，就已经不仅表现了宗教的最高 理想，而且或许可以说是超乎她的宗教了。
这本自传的法文本题为《一个灵魂的小史》，英文本题为《里修圣女德 肋撒，耶稣的一朵小白花》。而《灵心小史》则是中文译本的题名。这个译 本，据说是出于马相伯之手的。原书系三种原稿合并而成。一、即今本第一 章至第九章，原题为“一朵白花的春季”，此乃圣女在一八九五年写成奉献 于其院长安尼者。二、即今本之第十章至第十二章，此乃奉献于一八九六年 复任院长之玛丽亚・龚撒格者。三、即今本第十三章，此乃圣女在一八九七 年书奉其长姊玛丽者。但圣女的原稿均系迅速写成，毫无改窜，故既不注明
页数，亦不分章节。这是一个非常聪睿的灵魂之自白，像雪山中的流泉，滔 滔不绝地下注，读者若为编订者所分之章节所囿，便失却原书一部分好处。
此书法文本出版于一八九九年，即圣女逝世后二年。英译本则出版于 一九○一年，为齐惠基教授（ＰｒｏｆＤｚｉｅｗｉｃｋｉ）所译。一九一一年由洛希岱 尔孤儿印刷所印行节本一小册，题名为《像小孩子一般》。至一九一二年圣 诞节，始印出第一次英文全本，题名《里修修女德肋撒小传》。第一次印大 板九千册，定价六先令，在九个月内即行售罄。
至一九一六年，孤儿印刷所又发行新译廉价版一种，题名《一朵小白 花》。因为里修卡美灵修院于彼时方将原稿定本印出来，与以前印行者大不 相同，故不得不重行英译也。
现 在 我 们 可 以 得 到 的 英 文 全 译 定 本 则 为 一 九 二 五 年 的 嘉 诺 撒 版
（ＣａｎｏｎｉｓａｔｉｏｎＥｄｉＡｔｉｏｎ）。
灵心小史的译文——我想它是从法文原文译出的——也可以在各种译 笔中自成一体。
我不以为这样的译笔是好的，但对于这个小女孩儿的天真的自传，我 想这是非常能传神的，虽则它对于原文间有增改甚至误解之处。在前五章，
小德肋撒追忆她儿时的生活，记述她所享受的天伦骨肉之爱，小心灵对于月 露星辰的感觉，以及一个天真娇憨的小女儿的玄想，全部用一支童稚的笔调 琐碎地写下来，你愈觉得它断断续续，便愈应当知道这是一种极好的散文。
“散步归来，仍作课。课毕，到园中。带走带跑，总不离爸爸左右。我 的顽耍，不爱洋囡，爱拾树皮树果泡茶顽。待茶色浓艳，倾入玲珑小巧杯中，
杯亦真堪爱赏，忙去献爸爸。爸亦抛却工夫，含笑作饮状。我亦爱栽花，爱 造小祭台，恰好围墙正中，有一小洞可建造，布置停当，奔告爸爸，在我以 为绝妙大工程，爸爸为引我笑，哄我顽，亦大出其神的赞叹良久。如此之类，
不知凡几。就我一身所受，已书不胜书。像好爸爸这样疼爱小王后，走遍天 下无第二人。”（第二章）
“爸爸爱称我小王后，我则爱称他仁爱大王。大王有时领去钓鱼，这一 天的快乐，自不庸提。我亦爱拿小渔竿，一人独钓。尤其爱远坐芳草堤边，
花茵之上，顿觉意远思深，初不知默想为何物。但我神我灵，已沉潜于祈祷 之中，一时万籁无声，一时又似有似无，风声水声，与城中军乐之声，依稀 仿佛，如怨如慕，来叩心门。回顾红尘，不啻窜流之所，那得不心心念念，
梦想高天。”（第二章）
“回忆从前，爱养笼鸟。一只芙蓉鸟，音鸣极好。一只红头雀，方出窠，
即捕入囚笼，喂之虽周至，然未尝一闻母声。而朝夕所闻者，只芙蓉之音韵，
一旦亦欲效之，岂非大难而极难。我爱观其侧耳而听，转喉而效之不倦，初 则芙蓉之声，清脆悠扬，红头固不能相应。而孰意久而久之，意与芙蓉嘤鸣 同调耶。好母母，你知道从小教我歌颂者谁欤？能悦我心之声韵何物乎？我 虽脆弱无能，希望一旦在天，将在世所一听再听，不一听的爱情歌谱，仿其 音韵，永远继唱于无穷世也。”（第五章）
这三段文章，每段都有宗教，但他们使你不感到这是宗教，非但你不 感到这是宗教，甚至你不能不承认非绝顶颖慧的女孩子不能写出这样美丽的 散文来。此外，几乎在每一章中，尤其是第六章纪游罗马时，流连光景，随 时发露她的诗意的默想。是的，我称之为默想，因为我故意要避免用一个宗 教名词——信德（Ｆａｉｔｈ）。把宗教的信德熔化为诗意的默想，这是，正如我
刚才说过的，此书之所以能不使我们憎厌处。
译文随时都在摹拟一个小女孩儿的口吻，简短浅近的辞句，竭力保存 一种骄憨的神情，倘若这本书真是马相伯所译的话，我倒很佩服此叟童心未 泯，只可惜颇有误译，而且往往背了原意，例如第六章有一节云：
“路经瑞士，见有极高山，雪岭没云端。又见大瀑布，深谷中凤尾草极 高大，金雀花等，一丛又一丛，天然之美，美不胜收。使我心喜，使我心慕。
仰思造物，竟愿将此绝妙化工，扔在窜流之地，徒供一日之鲜艳而已。” 这最后一句却未免是“胡说”了。小德肋撒姑娘的原意是感谢天工，
竟肯将此种美丽景物，安置在荒郊，使流窜者亦得享受一日之鲜艳，可见造 物之普爱也。
伊凡・伐佐夫及其《轭下》
关于作者：伊凡・伐佐夫
从十四世纪到十九世纪前半期，属于古斯拉夫民族的保加利亚人民一 直被奴役在土耳其苏丹的暴政之下。他们的祖国，雄伟的巴尔干山横贯着的 美丽而丰饶的土地，是奥托曼帝国的一部分。在十九世纪初期，西欧人民还 不很知道有所谓保加利亚人。他们把保加利亚人认为希腊人，因为他们在教 堂里用的是希腊文，也有一些人以为他们是土耳其人，因为他们的官话是土 耳其话。真正的保加利亚民族语言仅仅活在人民的口头上，而且还限制于同 胞们的私人谈话中，所以写下来的就很少。在外国人的观念中，因而就没有 保加利亚文，更没有保加利亚的民族文学了。
在十九世纪中叶，保加利亚人民，也正如罗马尼亚人民，希腊人民和 塞尔维亚人民一样，发扬了高度的民族自觉，起来与土耳其统治者斗争。一 方面，他们脱离了希腊正教教会，创设了自己的斯拉夫式东正教教会。他们 建立了自己的民族语文，并且运用他们的民族语文，在宗教上摆脱了希腊文 化，在政治上摆脱了土耳其文化。许多优秀的作家用这新生的祖国语文写出 了不少反抗土耳其暴政、争取民族独立的爱国主义的作品，保加利亚文学就 从这时候起突然大大光辉起来，而为全世界所注意了。
伊凡・伐佐夫（ＩｖａｎＶａｚｏｆｆ）是保加利亚民族文学的最伟大的建设者。
一八五○年七月九日，他诞生于索波特，这是在巴尔干山南麓的一个大市镇。
他从小就在本村的学校里读书。当时在保加利亚境内还没有保加利亚语文的 文学书报，所以这位天赋的诗人就不得不从俄文和法文中去饱享他的精神食 粮。但是，一批爱国志士在罗马尼亚创办的《定期评论》却每期都秘密运进 来流通着，伐佐夫就成为最早的诗的投稿者。
伐佐夫的父亲是一个商人，他不喜欢他儿子的那种诗人态度，而希望 他在店里学做商人。看看无法改变他儿子的文学嗜好，他就把伐佐夫送到旅 居罗马尼亚的一个伯父那里，希望这个“不通世故”的文学青年会在那里学 会一些“生意经”。所以，从一八七○年到一八七四年，伐佐夫住在罗马尼 亚。但是，他在罗马尼亚所学到的并不是“生意经”，而是革命的热情，因 为他在那儿认识了许多热爱祖国的革命流亡者，其中最著名的有革命诗人及
起义运动领袖克列思妥・鲍岱夫（ＣｈｒｉｓｔｏＢｏｔｏｅｖ）和刘朋・卡拉维洛夫
（ＬｉｕｂｅｎＫａｒａｖｅｌｏｖ），受了这些革命志士的影响，伐佐夫的诗作开始显出了 新的革命的内容，而广泛地博得了国人的赞赏。
一八七四年秋天，伐佐夫回到索波特。像他这一等人，在当时是除了 经商或当教师之外，没有第三种行业可做的。踌躇着，经商呢，还是当教师？
最后他决定了选取前者，因而就在他父亲的店里做事了。在商业方面，他并 没有什么成就，但在革命工作上，他的成就却不小。因为索波特镇上，自从 土耳其统治者在一八七三年虐杀民族解放斗争的最前进的领袖华西里・莱夫 斯基（ＶａｓｉｌｉＬｅｖｓｋｉ）之后，人民心里充满了对土耳其统治者的仇恨，革命 的情绪非但没有被暴力所镇慑，反而越发激昂了。伐佐夫加入了索波特底一 个秘密的革命委员会，从事于准备武装起义的实际工作，一方面还写了许多 战斗性的诗歌，号召人民起来反抗压迫者，那首著名的《战时》，后来成为 一八七六年四月起义运动的进行曲，就是妇孺皆知的《巴那乔里希岱起义 歌》。
一八七六年这一次的起义不幸失败了。在土耳其统治者的极度残酷的
“镇压”之下，伐佐夫不得不越过巴尔干山流亡到罗马尼亚去。他在布哈累 斯住了三年，印出了三本爱国的抒情诗集：《旗与笛》，《保加利亚的悲哀》
和《解放》。前面两个诗集里的题材，大都是表现着人民对土耳其压迫者的 仇恨，而最后那本诗集是歌咏保加利亚人民对俄罗斯的感激的，因为保加利 亚终于得了俄罗斯的帮助，在一八七七年推倒了土耳其的羁轭，完成了民族 独立的斗争。
一八七八年，伐佐夫回到祖国。他的故乡索波特已经成为一片废墟，
他的父亲也已被土耳其志愿兵杀死了。这个残酷的印象后来就被描写在《轭 下》的最后几章里。一八七九年，他被选举为省议会的委员，住在当时的首 府菲利波波利。
在那里，他印出了最早的散文著作，有短篇小说《不久以前》、《米脱 洛番》、《亚喜尔哈只》及《亡命者》；此外还有两本诗集：一本是《田野与 森林》，一本是旅行意大利的收获，《意大利诗集》，出版于一八八四年。
一八八五年，塞尔维亚侵略保加利亚的时候，伐佐夫到史列夫尼察、
查列孛罗和比罗特等战地去巡视了一趟，非常感动于保加利亚兵士英勇卫国 的精神，就写下了许多诗，集名为《史列夫尼察》，以抗议塞尔维亚国王米 兰的侵略罪恶。但是，当一八八六年，巴登堡亲王亚历山大逊位以后，史丹 波洛夫的资产阶级独裁政权在保加利亚建立起来，被目为“亲俄派”的伐佐 夫就被迫离开他的祖国，流亡到俄罗斯的敖得萨，在那里，他把一八七六年 的起义经验写成了一部最好的革命史诗，这就是他的著名小说：《轭下》
（ＰｏｄＩｇｏｔｏ 一八八七）。
一八八九年，伐佐夫回到保加利亚，住在索菲亚，在那里继承了一个 伯父的一些遗产。《轭下》就在保加利亚人民教育部所主办的 《杂志》
（Ｓｂｏｒｎｉｋ）上陆续发表。这个刊物还在一八九二年发表了伐佐夫的又一部 著作《里洛大沙漠》，一八九三年又发表了他的《在洛陀普深山中》。一八九 一年至一八九二年，他主持了《晨星月刊》（Ｄｅｎｎｉｔｓａ）的编务。一八九四 年，史丹波洛夫独裁政权瓦解后，伐佐夫就当选为人民会议代表。
一八九五年，任教育部长。一八九六年，发表第二部长篇小说《新的 大地》，一九○二年发表了第三部长篇小说《卡札拉尔的女皇》。这期间，他
还发表了许多短篇小说及诗歌。一九一二年，巴尔干战争爆发，斯拉夫联军 击溃了土耳其帝国之后，他又出版了一个诗集《胜利的雷声》。一九一九年，
帝国主义者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他看了反动的统治集团造成保加利亚人 民的厄运，在怒愤的情绪下出版了诗集《它不会灭亡的》。
一九二○年，保加利亚人民盛大地庆祝了他的七十寿辰及从事创作五 十年纪念。一九二一年九月二十三日，他正在写一个剧本《宝座》，以心脏 爆裂症突然逝世，九月二十八日，人民非常哀悼地在索菲亚给他举行了葬礼。
在伊凡・伐佐夫这位热爱祖国、反抗土耳其暴虐统治的民主作家一生 的作品中，鲜活地反映了保加利亚的最关重要的半世纪的历史。他是这一时 期的保加利亚人民的代言人，他的思想和工作都是和他的祖国的及其苦难的 人民联系在一起的，所以他至今还受到保加利亚人民的崇敬，而成为保加利 亚民族文学的典范作家。
关于《轭下》
在再度流亡外国的期间，伊凡・伐佐夫的情绪是很苦闷的。一八七七 年的全民革命的胜利的果实，不多几时就被资产阶级的独裁者篡夺了去，付 出了许多代价的保加利亚人民又陷于一种新的奴役生活中，这是多么可悲的 国运啊！伊凡・伐佐夫再三地回忆着当时那些参加革命的英勇人物，而尤其 使他不能忘怀的，是一八七六年那次失败的起义。
住在敖得萨，在百无聊赖的心境中，伐佐夫就天天写小说，以减轻他 精神上的痛苦。
他自己说：“回想到祖国可爱的生活，为了存念这被委弃了的祖国的一 切，写小说成为我唯一的工作了。在流亡生活的辛酸滋味中，写小说成为我 唯一的安慰了。”
《轭下》就是这些工作中最伟大最不朽的成就。
这是一部近代史的传奇小说，充满了诗意的浪漫气氛，却又是多么现 实！十九世纪后半期，中东欧诸国的民族解放斗争，产生了许多文学杰作，
使那些向来不为世人所注意的小国文学，成为欧洲文学的一个重点，而以这 部《轭下》为典型的代表作。我们不能读保加利亚原文，因而无从欣赏它的 文字之美，虽然据文学史家告诉我们，这部小说对保加利亚民族语文有很大 的贡献。从故事方面看，我们很容易看出这部小说渗透着浓厚的自传性。故 事所集中的地点，倍拉・采尔克伐，就是作者的故乡索波特，奥格涅诺夫这 位可敬可爱的民族英雄，也多少有几笔是伐佐夫的自画像。他自己也说过：
“我的目的是在于描写保加利亚人民的奴役生活，和革命的鼓舞人心。夜间 想起的东西，很快的就把它们写下来。我以热情和兴奋，专心于这部小说，
而以创造的想象力工作着。这里有许多遭遇，都是我亲身经历的回忆与观察。
其中大部分人物，都是索波特的真实人物，不过用别的名字来叙述罢了。除 了个人回忆所及之外，这部小说的材料来源，有些都是革命时参加工作者及 目击者的故事，有些是查赫利亚・史朵扬诺伐所著《保加利亚革命别录》和 史达耶那・查依莫伐所著《往事集》中所载的事实。”
在土耳其统治下的保加利亚，有一种被称为“楚尔巴义”（Ｃｈｏｒｂａｊｉ）
的资产阶级。
“楚尔巴义”原是一个土耳其字，直译起来，义为“羹人”，即为苏丹掌 御膳的人。后来这个字成为一个官职名，职司军费度支，其阶级大约相当于 上尉。再后来，这个名称就被用以称呼信奉基督教的保加利亚农村中的大户，
因为那时还没有客栈这种设备，村中来了不速之客，就由这种大户负责招待。
因此，久而久之，凡有钱的地主，商人或工厂主，均被称为“楚尔巴义”，
而这个字乃成为保加利亚人的一个阶级称谓了。楚尔巴义阶级，因为是一种 资产阶级，当然都是保守的。所以，在保加利亚民族解放斗争中，进步人士 都认为这个阶级的保加利亚人最有问题。他们不热心于革命，有些甚至为了 保全自己的财产，而不惜出卖革命工作者。但伐佐夫在这部小说中却替这个 阶级作了辩护，至少他认为这个阶级的保加利亚人并不全是叛背祖国的反革 命分子：马柯就是一个典型的进步人物，姚尔丹虽然是个反动的楚尔巴义，
但他的女儿和儿子都走了另一个极端。
这是由于伐佐夫对楚尔巴义阶级的原谅与推爱，但这种辩护也仅仅限 于对异族异教的土耳其统治者斗争的时期，因为在史丹波洛夫独裁政权统治 之下，就没有什么楚尔巴义与劳苦的人民大众站在一条战线上了。
关于这个译本
对于我，《轭下》是一部久已闻名了的作品。早在二十年前，从倍蔻
（Ｅ．Ａ．Ｂａｋｅｒ）的《英文本最佳小说指南》中知道有一个英译本，收在爱 德门・戈斯（ＥｄｍｏｎｄＧｏｓｓｅ）给海尼曼书局编的《国际文学丛书》中。出版 年月是一八九三年十二月。查此书的保加利亚原文单行本，第一部出版于一 八八九年，第二部及第三部出版于一八九○年，可知英译本是原书出版后第 三年就有了，但是这个英译本却多年未能得到。一九三五年，在郑振铎先生 所编《世界文库》中，见到沈雁冰先生的译此书的预告，可是一直到《世界 文库》停刊，还未见沈先生的译文。一九四六年，我忽然在上海一个旧书摊 上发现了这个英译本的一九二一年十一月修订新版本，里封面上有沈雁冰先 生的签名与印章，这必然是沈先生曾经计划据以翻译的那个本子，不幸在流 徙中散失出来的。
我把这个本子买回家，一气读完了，就很想把它翻译出来。但是那时 候，一则自己没有空闲，二则出版界正在低气压中，无法实现我的理想。直 到去年，我想在暑假里做些工作，就向文化工作社提出了这个计划。由于他 们的赞成和资助，我才能从五月中旬起动笔翻译这部名著。
在翻译的过程中，我发现有许多关于土耳其或保加利亚的历史，风俗，
服饰及专有名词，不易了解或不知该如何达意。英译本虽有少许注解，还嫌 不够。适巧国际书店运到了一九五○年莫斯科出版的俄译本《伐佐夫选集》， 全书两卷，第一卷是中篇小说及短篇小说，第二卷就是《轭下》。这个俄译 本《轭下》卷末附有较多的注解，我就请凌渭民先生翻译出来，参考了英译 本的注解分别加在我的译文里。
但是，还嫌不够，还有许多地方会引起我们的疑问。由于吕叔湘先生 的介绍，我把几条疑问写给在清华大学留学的保加利亚学生祁密珈女士
（ＭｉｌｋａＫｉｔａｖａＩｖａｎｏｖａ），承她逐一解释清楚了。七月十六日，祁密珈女士 和她的同学贾密流先生（ＭｌｉｌｉｏＮｅｄｊａｌｋｏｖＫａｔｓａｒｏｖ）到上海来玩，他们从 百忙中分出一个晚上的时间，使我有了晤谈的机会。在这一次的会晤中，通 过钟梫同志的翻译，我很感激他们帮助我多改正了几条注解，多解决了些疑 问。但是，我们还搁起了一些问题，因为，据他们说，这一代的保加利亚青 年，已经不很熟悉当时土耳其羁轭下的社会情况了。
十月四日，他们从北京给我一封信，通知我：他们已给我介绍了保加 利亚文化访问团的两位团长：诗人季米特尔・伯列扬诺夫（ＤｉｍｉｔｒＰｏｌｙａｎｏｖ）
和小说家乔治・卡拉斯拉沃夫（ＧｅｏｒｇｉＫａｒａｓｌａｖｏｖ）。他们听说已有人在翻 译这部人民文学的杰作，非常高兴，希望到上海来的时候，有机会看到我。
果然，十月十六日，我接到锦江饭店的电话，说有保加利亚文化访问团团长 邀我去谈谈。我就把许多问题整理了一下，即晚就在锦江饭店会见了乔治・卡 拉斯拉沃夫先生。承周而复先生给我请了一位工作同志来当翻译（很抱歉，
我已经忘记了她的姓名），因而我们可以毫不感到隔阂地解决了许多未决的 疑问，并且还连带地交换了一些别的观感。卡拉斯拉沃夫先生对于《轭下》
这部书很熟，有几节还能背诵出来，我相信他的解释是最可靠的。他对于我 翻译这部小说，表示了热忱的谢意，他说这是促进中保两国文化友好的一件 切实的工作。我觉得非常当不起他的赞扬，因为我只能从英文转译他们的名 著，这已经是一嚼再嚼的哺食工作了。他说这没有多大关系，五十年前有过 一个很好的英文译本，是作者伐佐夫所满意的。我告诉他：我现在所用的一 定就是这个英译本，因为，据我所知，恐怕这是唯一的英译本了。他说，那 就好了，他相信这个译本跟原本不会有太大的出入。
十一月中旬，我的译本全部脱稿了。但注释与润文，直到此刻校对排 样的时候，还在增删或改易。也许初版本印出之后，由于读者的指正，我还 得加以修饰。现在所有的许多注释，除了上文所提起过的各方面的帮助之外，
有一部分是我自己找材料添加的，因为已经分别不清楚，所以也不再逐一说 明出处。我希望读者对本书正文的每一句，都不会发生疑问，所以尽可能地 加了注释。万一读者认为还有不可解的地方，希望提出指教。
我曾经把英译本、俄译本及保加利亚文原本比对过，发现英译本的分 章与俄文本保文本不同，而俄文本却与保文本全同。第一部，保文本有三十 五章，而英译本仅二十七章；第二部，保文本有三十七章，而英译本仅二十 章；第三部，保文本仅十六章，而英译本却有十七章。这是因为英译本把原 本较短的几章并合了起来，内容方面似乎并未有所删节，因为俄译本的注释 大部分都可以配合在英译本上，但俄译本注释所指出的章次常常与英译本不 同，这就可以证明这个事实了。
我在这里把这部小说的翻译经过情形详细地写下来，为的是要向上文 提起过的那些人致谢，他们直接或间接地给了我热心的帮助，而我所做出来 的恐怕还是一个有很多缺点的工作，这是我又感激又惭愧的。最后，我还要 把这个拙劣的译本呈献给沈雁冰先生，因为我利用了他的书，不自量力地替 他做了他曾经想做的工作。
一九五二年二月十日
秦时明月汉时关
“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 山。”这是唐代诗人王昌龄的著名绝句，当时已经为旗亭所传唱，以后的唐 诗选本里差不多都选了它，现在初级中学一年级的文学课本里也把它选了进 去，可知它真是一首历来为广大人民喜爱的作品。
欣赏古典诗歌，也正如欣赏一切文学作品一样，我们通常总是从它直 接传达给我们的因素来作初步估价的。诗是音乐性很强的文学作品，我们吟
诵一首诗，首先注意的当然是它的音乐效果，也就是它的音调，正如听人家 唱歌，有时还没有知道那歌辞的内容，就已经觉得那个歌很好听了。王昌龄 这首诗的音调非常高亢，因而能充分表现塞上健儿的悲壮激烈的感情。从诗 的技巧上来说，这首诗之所以能使读者高唱入云，主要的恐怕在于作者将第 二句写成了拗句，使第三句更显得低沉，因此也就使第四句的音调更加高昂 起来了。
可是，光是音调高亢，还不能使它成为一首好诗。因此我们就要注意 它直接传达给我们的第二个因素，那就是它的主题思想。王昌龄这言诗的主 题思想一读就可以了解，并不隐晦，而且这主题思想也并没有什么独特的意 义，一般说来，也还是唐代诗人常作的边塞诗的内容。我这样一说，你一定 要问，那么这首诗到底好在哪里呢。我说，好在主题思想的表现手法。一首 七绝，总共二十八个字，本来容不下很复杂的思想内容。可是尽管你只有一 点点平常得很的思想，如果能施以高度的艺术处理，就能使它成为一首突出 的好诗。
我们如果从这一角度去研究，就可以了解为什么历来关于这首诗的评 论都集中在第一二句。从文字看，第一句和第二句都很明白易懂，但第一句 和第二句的关系，却是众论纷纷，成为未有定论的争点。
明代诗人李于鳞选唐诗，认为这首诗是唐代七言绝句中压卷之作。这 样一推崇，引起了明清以来许多诗评家的议论。王世贞首先作了一个解译：
“李于鳞言唐人绝句当以秦时明月汉时关压卷，余始不信，以少伯集中有极 工妙者。既而思之，若落意解，当别为去取，若以有意无意，可解不可解间 求之，不免此诗第一耳。”（艺苑巵言）王世贞的意思以为这首诗好在有意无 意，可解不可解之间，所以它不落意解，就是说不能从字句上去解释，所以 好。这种欣赏方法，不用说我们今天大不赞同，就是在当时也引起了不少异 议。这二十八个字，到底是什么地方可解不可解呢？当然只有第一句。为什 么明月是秦时的？为什么关是汉时的？这明月和关与万里长征的人有什么关 系？王世贞讲不出一个道理来。讲不出道理的作品就是好作品，王世贞这种 唯心主义的美学观念当然要受到现实主义批评家的攻击了。可是他还有一个 同道，选唐诗归的钟伯敬。钟伯敬说：“龙标七言绝，妙在全不说出，读未 毕而言外目前，可思可见矣，然终亦说不出。”这一节话虽然论到王昌龄所 有的七言绝，但他既批在这一首诗前面，当然有以此为例的意义。他以为作 者没有说出主题思想，所以读者也到底说不出一个道理来，因而这首诗就
“妙”了。这不是和王世贞一样的观念吗？不过我们却不了解，既然这首诗 没有读完就可以见到它的“目前”的意义，还可以想到它“言外”的意义，
有这样深刻的了解力，那么为什么还会说不出来呢？钟谭派论文艺的肤浅和 玄虚，于此可见。
杨慎在他的升庵诗话中说：“此诗可入神品。秦时明月四字，横空盘硬 语，人所难解。李中溪侍御尝问余，余曰，杨子云赋：搀枪为奭，明月为堠，
此诗借用其字，而用意深矣。盖言秦时虽远征，而未设关，但在明月之地，
犹有行役不逾时之意。汉则设关而戍守之，征人无有还期矣，所赖飞将御边 而已。”杨升庵才学淹博，但他解释文艺作品，常犯穿凿之病。大概当时人 对这首诗的第一句，大家都讲不出，所以他在“人所难解”的时候，来自矜 其独得之秘。我们且不管他这一节话里的其他问题，单看他对这一句诗的解 释。他以为这一句诗应该解作“在那秦代还是一片明月，而到了汉代已设置
边关的地方”。这样讲，其实只是按照语法次序解释，未必是人所难解。人 家就正因为不能把“明月”讲作“明月之地”，所以才感到费解耳。因此，
杨升庵这一讲法，似乎向来没有被人接受。
直到明末，唐仲言著唐诗解，才对这首诗有较好的解释。他说：“匈奴 之征，起自秦汉，至今劳师于外者，以将之非人也。假令李广而在，胡人当 不敢南牧矣。以月属秦，以关属汉者，交互其文，而非可解不可解之谓也。” 这是对王世贞的批判。唐仲言以为秦时明月汉时关，只是修辞上的互文现象，
并不难解，总的意思不过是说秦汉时代直到唐代的边关明月而已，这一说法，
因为是从修辞学的观点来解释，就非常切实，因而为一般释诗者所采用。现 在初中文学课本上对这句诗的注解，也正是根据这一说数的。
作者运用巧妙的修辞办法，并联系到历史，把这第一句起得非常雄健，
非常突兀，因而使第二句中所描写的征人，赋有了历史的意义。这不仅是一 个时代的征人的悲哀，也正是秦汉以来一切站在国防线上的征人的悲哀。人 民希望有一个李广那样的名将出来防阻胡马南侵，但是统治阶级的昏庸腐 化，却不能满足人民的要求，以致远戍的人民好久不得回家。
这首诗之所以成为好诗，这第一、二句的高度艺术性是很有关系的。
但是，以上的解释，还只是从这首诗的语言文字直接传达给我们的意义来了 解的。这是我们对这首诗的初步了解，也就是钟伯敬所谓“可见”的“目前”
之意。如果我们要求进一步去思索它的“言外”之意，那就得参考著“诗比 兴笺”的陈沆的话了。陈沆为了笺释王昌龄的另外一首诗“古意”的结句：
“一人计不用，万里空萧条”，他就联系到秦时明月这一首。他说：“此所谓 一人计不用，即彼诗之龙城飞将也。其指王忠嗣乎。忠嗣身佩四节，控制万 里，为国长城，数上言禄山有异志，使明皇用其言，则渔阳之祸不作。故诗 叹边臣之用舍，关天下之安危也。旗亭画壁，传诵千古，但知赏其音调，亦 有能言其旨趣者乎。”
诗的言外之意，大概都是释诗者以意逆志之所得。我们当然不能说作 者确有此意，但也可以说作者未必没有此意。何况中国诗向来有“兴寄”的 传统。我以为经陈沆这样一讲，这首诗至少就有了更强的讽谕作用，也就有 了更强的现实性了。
王勃：杜少府之任蜀州
城阙辅三秦，风烟望五津。
与君离别意，同是宦游人。
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
无为在歧路，儿女共沾巾。
现在再讲一首五言律诗，一则因为它也是初唐名作，二则借此补充讲 一点五言律诗的艺术技巧。
作者王勃，字子安，是文中子王通的孙子，东皋子王绩的侄孙。他从 小就能作诗赋，应进士举及第，还不到二十岁。但他恃才傲物，常常因文章 得罪人。旅居剑南（四川），多年没有事做。好不容易补上了虢州参军，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