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語學校規模龐大、地位崇高、師資亦在一定水準之上，至於教師的教學、
研究與服務表現及特色為何？其與臺灣整體教育發展又有何關連？乃是釐清該 校在日治前期所扮演的角色和地位，以及臺灣教育發展過程之關鍵，值得進一步 探討。
一、建立殖民地日語教育之基礎
國語學校顧名思義，以日語的教學、研究為主要事業之一。一般而言，在具 有研究性質的教育機構中，教師的研究及社會服務表現因係代表該校之特色，往 往成為後人評價其歷史地位及社會角色的重要依據。國語學校亦不例外。
如所周知，在日本的師範教育體制中，東京高師貴為「教育的總本山」，各 府縣立師範學校無不以東京高師為典範，隨著東京高師畢業生之赴任，該校開發 的教學法亦隨之普及於各地222，惟有日語教育不同。蓋日本領臺時，其國內不僅 尚未有「國語」科223，甚至連所謂的「國語」都尚未建立。儘管朝野對於向臺人 傳習日語有高度的共識，但對於要向臺人傳習什麼樣的日語？以及教學的材料、
方法等，似乎毫無概念。誠如首任校長町田則文所言：
此事業為日本人第一次所遭遇，尚無經驗，雖然最近內地亦有國語學者熱 心研究國語，但大多從事有關古代語或中世時代語的研究，對現時使用的 日語還不太加以注意。目前英語、法語、德語都有文法學與教學法的研究，
以提供外國人適當的學習，日語則尚未具備如此體裁，此乃吾人大為費心 之處。嘗試舉一兩個切近的例子說明，第一人稱單數的代名詞在英語中只 有『I』，在日語中則有『私、僕、拙者、われ』，在俗語中還有『おれ、
おいら、おらー』等，實在是種類無限。如果要一個一個教授畢竟記不勝 記，因此不得不選擇種類之後才教授。還有其他動詞的變化、形容詞的變 化、文章的組織等，世界應該沒有像日語這麼困難的了。224
然而，發展這一困難事業正是國語學校創立前期最重要的職責之一。
222 三好信浩，《日本師範教育史の構造》，頁 49-50。
223 日本至 1900 年 8 月「小學校令改正」案公布，才將向來的「讀書」、「作文」、「習字」三科合 為「國語科」，「國語讀本」的編纂亦從此後展開。高森邦明，《近代國語教育史》（東京：鳩 の森書房，1979），頁 105-107。
224 町田則文，〈臺北師範學校創立滿三十週年紀念〉，《臺北師範學校創立三十週年紀念誌》，頁 23。
（一）研究團隊的形成
國語學校官制頒布後，學務部長伊澤修二率先聘任橋本武、安原富次、畠山 慎吾等前來擔任教諭，教授國語，惟此時本校尚未招生，其工作主要於協助學務 部的編纂事務。就學養觀之，三人在翻譯、漢文及語學上各有其造詣。橋本武出 身慶應義塾，赴臺前已翻譯出版多種西洋教育類書籍，1902 年更漢譯《日本學 制大綱》4 卷，由泰東同文局出版，顯示其漢、英文素養俱佳，對於西方的教育 理論亦有一定程度的瞭解。學者研究指出，在福澤諭吉提倡實學的風氣下，慶應 出身者因擅長英語及商業教育，而有不少奉職於中等教育機構225，橋本即為其中 表現傑出者。安原富次專以漢文見長，1893 年曾出版《漢文講讀法》、《和漢譯 文法》二書，並編譯謝枋得撰《文章軌範讀本》，為著名的漢學家。畠山慎吾畢 業於東京專門學校文學科，對語言學頗有研究，1895 年曾與日本當時最具盛名 的語言學家上田萬年合著《明治語學史料》。此外，當時仍就讀東京帝大文科大 學博言學科的小川尚義，亦為伊澤所延攬226，顯示伊澤以語言學及漢文能力為聘 用日語教師的主要考量，前者是為日人理解臺語及原住民語以便交流；後者則係 日語教學上必要之條件。開校後，此一原則持續為町田則文所承襲。
如前所述，町田上任後，聘請不少著名的漢學者如岡本監輔、中村忠誠等前 來任教，蓋其認為欲「教育使用漢字之人民，［教師自身］不能不學習漢文」227， 此想法正是為遷就當時唯一的日語教學法—「對譯法」而來。當上述教師致力於 指導本校學生的同時，一群以研究國語教育為目標的團隊，也緊鑼密鼓地展開其 事業。
1898 年 9 月 18 日，名為「國語教授研究會」的團體，在第一附屬學校所在 的艋舺祖師廟舉行發會式，與會者正是國語學校本校及附屬學校的教師群。根據 橋本武的說法，此會起源於其個人與另一名國語科教師山根勇藏，因經常必須就 教學的順序、方法等進行討論，而有立會之構想。依「規約」所示，該會以「研 究向本島人教授國語的順序、方法、程度等為目的」228，研究範圍廣及公學校乃 至國語學校有關「國語」教授的相關事務。最初與會者僅 11 人，其中，除橋本、
225 其更以廣島縣立師範學校為例，指出該校第一、二、三、六代校長之久保田讓、吉村寅太郎、
矢部善藏、大河內輝剛等四人皆為慶應出身。三好信浩，《日本師範教育史の構造》，頁 38-39。
226 根據小川的回憶：「明治 29 年春天……上田萬年老師對我說：『你今年七月畢業後要不要到臺 灣看看？老實說，臺灣的學務部長伊澤修二先生為了編纂臺灣語、蕃語字典，需要一位專攻 語言學的年輕人。』我很高興的答應了。」可知伊澤刻意尋覓具語言學專長者前來任職。小 川尚義，〈三十年前の思ひ出〉，《臺北師範學校創立三十週年紀念誌》，頁 45。
227 《町田先生傳》，頁 265。
228 〈國語教授研究會〉，《臺灣總督府國語學校校友會雜誌》第 1 號。
山根兩氏外，本校教師尚有小川尚義、本田嘉種及粟野傳之丞等 3 人參與229，由 於本田及粟野並非國語科教師，顯示創校之初，國語教育問題乃是全校教師一致 的關懷。其餘包括第一附屬學校教諭平井又八、前田孟雄、鈴木金次郎、山口喜 一郎及書記井上武之輔；以及原第三附屬學校教諭芝山豐平等 6 人，皆為第一、
二回講習員畢業生。會議中除討論未來發展等問題外，並舉山口、平井、前田等 三氏為「附屬學校國語教授細目調查委員」，著手國語教育調查事業230。
兩星期後，以町田校長為首，召開第 2 回例會。其後歷次會議皆在町田的主 持下定期舉辦，內容則是就山口等氏調查及匯集各方意見後所研擬的諸問題進行 逐條審議231。隨著議題逐漸深入，參與者亦不斷增加，以本校而言，前述安原富 次、國語科鈴木鼎、教育科鈴木光愛兩教授、理科教師唐澤孝次郎、內村藤太郎 及音樂教師高橋二三四等皆前來共襄盛舉；附屬學校教諭新井博次、桑原謙藏、
大稻埕公學校教諭加藤元右衛門等亦陸續加入。由成員觀之，可知該會仍是以國 語學校為核心的研究團隊，而町田也在第 8 回例會時正式被推戴為會長。
迨 1899 年 4 月底第 11 回會議時，學務課編纂事務囑託大矢透、杉山文悟宣 布入會232，並聆聽山口等人的實驗調查報告，此舉相當於學務當局對於該會的重 視和認同。而由於大矢、杉山兩氏正是第一期國語教科書《臺灣教科用書國民讀 本》的編纂者，故其入會對該會而言不僅深具意義，亦是該會決議得以獲得當局 採納並落實的關鍵。
（二）研究成果的提出及其影響
歷經長達半年餘的討論後，與會者對於如何向臺灣人教授國語一事，終於達 成初步的共識。綜觀其討論內容，可謂鉅細靡遺，舉凡「國語」教授之範圍、程 度等熒熒大者，至五十音的教授順序、表記法等具體而微的問題，皆在討論之列。
若遇有無法解決者，則任命委員進行調查後，再行討論。決議即將作成時，由會 長町田提議、與會者一致通過未來將就審議結果彙整後上呈學務課。不僅如此，
同（1899）年底，再以町田之名將「決議文」刊載於日本《教育時論》雜誌中，
用意在向日本國內報告其研究成果。
229 當時橋本武已由第二附屬學校教諭轉任國語學校教授。
230〈國語教授研究會〉，《臺灣總督府國語學校校友會雜誌》第 1 號，（臺北：該會，1899.2），頁 72-73。
231〈國語教授研究會〉，《臺灣總督府國語學校校友會雜誌》第 1 號，頁 73-78；〈國語教授研究會〉
《臺灣總督府國語學校校友會雜誌》第 2 號，頁 36-42。
232〈國語教授研究會〉，《臺灣總督府國語學校校友會雜誌》第 2 號，頁 36-42。
表 3-3-1 國語教授研究會討論議題及決議內容對照表
表示複數時，添加「ら」「とも」「たち」等。
臺灣的地名、人名、物名等，未定 以臺灣或內地的稱呼方式，因此頗 為混亂，是否要統一？若要，則方 法應如何決定？
一般以日本的漢字音讀之，但領臺以來一般使用 之稱呼（如「キイルン(基隆)」「バチナ(八芝蘭)」
「タカオ(打狗)」）則沿用之。
可否敎授「合成假名」？ 不敎授合成假名，雖然學生自學無妨，但盡可能 不要使用。此外，須敎授重音符號。
1899.4.22 (第 11 回例會) 1899.5.27 (第 12 回例會)
音韻
向來「が」「の」「に」「を」依五十 音之敎授順序，以及如同諸音韻之 教授般，以簡單的單字敎授後，一 併或於學期間大體敎授之，如此是 否得當？
不需將「が」「の」「に」「を」作為目標進行特 別敎授，而應事物自然之順序，於敎授國語之際 敎授之。
資料來源：整理自〈國語教授研究會〉《臺灣總督府國語學校校友會雜誌》第 1 號，頁 72-78；〈國語教授研究會〉
《臺灣總督府國語學校校友會雜誌》第 2 號，頁 36-42。
除了林林總總的教授事項外，該會亦就國語讀本編纂一事，向大矢、杉山提 出 11 項具體的建議如下233：
1、適用於本島公學校的讀本，與內地相較，當然不能不帶有其特色。應盡量 避免採用與生活懸隔的教育內容。
2、語言的採擇不能失之於幼稚。
3、風俗習慣的斟酌應儘量慎重。
4、留意並選擇能夠發達公共心的材料。
4、留意並選擇能夠發達公共心的材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