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夕堂永日緒論》及《四書訓義》有關《詩經》學 之文學理論
船山認為古代詩樂不分，周代音樂原本具有導引性情的成效，其後雖詩樂分 離，但吾人仍須重視詩所源自於樂之韻律節度，他說：
周禮大司樂以樂德、樂語教國子，成童而習之，迨聖德已成，而學韶者三 月。上以迪士，君子以自成，一惟於此。蓋涵泳淫佚，引性情以入微，而 超事功之煩黷，其用神矣。
世教淪夷，樂崩而降于優俳。乃天機不可式遏，旁出而生學士之心，樂語 孤傳為詩。詩抑不足以盡樂德之形容，又旁出而為經義。經義雖無音律，
而比次成章，才以舒，情以導，亦所謂言之不足而長言之，則固樂語之流 也。二者一以心之元聲為至。舍固有之心，受陳人之束，則其卑陋不靈，
病相若也。韻以之諧，度以之雅，微以之發，遠以之致；有宣昭而無罨靄，
有淡宕而無獷戾，明於樂者，可以論詩，可以論經義矣。33
33 王夫之：《夕堂永日緒論內編．序》，收錄於戴鴻森：《薑齋詩話箋注》，台北，木鐸，
首先說周禮在教育內容之最後階段，是寓有道德含義的音樂（韶樂為善美合一之 最高典範），足以啟迪士人，並使其自至大成之境。而關鍵在於音樂具有導引性情，
及令人超越凡俗的神效。其間「涵泳淫佚，引性情以入微．．．，其用神矣。」
諸語可與第二節所分析之「言意之辨」參看，可見均可貴在能表達「言外之意」。 次段則說明後代禮壞樂崩，樂語乃孤傳為「詩」及旁出之「經義」，二者同樣 著重在表達「心之元聲」，才能韻度幽遠、天然淡宕。否則，若捨離內在的情意感 受，而僅依門派詩格作詩（受陳人之束），實屬卑陋。
船山又評《論語》中孔子所說「＜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曰：
詩，所以正性情者也，於其詞可以辨其貞淫，於其聲音可以審其正變。以 此攷之，唯＜關雎＞其至矣乎！夫人之有樂有哀，情之必發者也。樂而有 所止，哀而有所節，則性在情中者也。以其性之正者發而為情，則為樂為 哀，皆適如其量；任其情而違其性，則樂之極而必淫，哀之至而必傷。夫 因詩以起樂，於樂而用詩，所以興起人之性情，而使歆於為善之樂，其不 可使蕩佚而流於淫與傷也，明矣。其唯＜關雎＞也，琴瑟鐘鼓之樂，寤寐 反側之哀，為君子宮中之治言也，非男女之情也。故用之而為弦歌，其聲 和也，則無曼衍之音；其聲幽也，則無悽慘之響。於以養人心之和，而輔 之於正，美哉！無以加矣！先王以之移風易俗，學者以之調養心氣，舍此 其誰與歸！34
文中首先說明詩之教化作用在於端正人之性情，其次說到吾人於詩可就文詞、聲 音二方面加以考察，則可審知情之貞淫、樂之正變。其中以「性在情中」作為分 判之標準，使哀樂之情得其節度。而詩、樂二者互相配合之下，因詩起樂，於樂 用詩，誠可「興起人之性情」，嚮往善美之境，使情感不致有流蕩受傷之虞。因此
1982。頁 36。
34王船山，《四書訓義．論語．八佾》，長沙，嶽麓書社，1990。 頁 343-4。
贊同孔子視＜關雎＞為詩歌之最佳典範，兼具有社會意義之教化功能，及調養個 人心氣的道德功能。故曰「先王以之移風易俗，學者以之調養心氣」。而此亦即之 前《詩譯》第一則所言「陶冶性情，別有風旨」之意。
（二）《尚書引義》之《詩經》學理論
船山主張詩歌與聲律有密切關係，可藉此發揮詩教功能，陶冶性情。如他藉 評論《尚書．舜典》之「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諸句曰：
詩所以言志也，歌所以永言也，聲所以依永也，律所以和聲也。以詩言志 而志不滯，以歌永言而言不鬱，以聲依永而永不蕩，以律和聲而聲不詖。
君子之貴於樂者，貴以此也。
且夫人之有志，志之必言，盡天下之貞淫而皆有之。聖人從內而治之，則 詳於辨志，從外而治之，則審於授律。內治者，慎獨之事，禮之則也。外 治者，樂發之事，樂之用也，故以律節聲，以聲諧永，以永暢言，以言發 意。律者哀樂之則也，聲者清濁之韻也，永者長短之數也，言則其欲言之 志而已。
律調而後聲得所和，聲和而後永得所依，永依而後言得以永，言永而後志 著於言。故曰：「窮本知變，樂之情也。」非志之所之、言之所發而即得謂 之樂，審矣。萶其不然，至近者人聲，自然者天籟，任其所發而已足見志，
胡為乎索多寡於羊頭之黍，問修短於嶰谷之竹哉？35
首段云詩、樂之間關係密切，係藉由志、言、永、聲、律之彼此相依、環環相扣 而得以聯結，而人之情意乃不致有所惉滯鬱結，聲律亦不致流蕩偏差。次段則說 詩歌所發露之情感有貞、淫二端，必須以禮樂調治之。其中，禮之原則是藉由慎
35 《尚書引義．舜典三》，長沙，嶽麓書社，1988。頁 251。
獨之修養，調理人之情感。而相對於此，樂則是藉由「以律節聲，以聲諧永，以 永暢言，以言發意」之調治過程，讓樂律聲韻成為表達詩歌情感的最佳媒介。三 段則由此推論說詩歌若能配合音樂，則其實質效用則可窮究詩歌作者之內心，進 而了知其情感之變通。
船山於是據此批評朱子忽略詩樂原本合一的特質，他說：
朱子顧曰：「依作詩之語言，將律和之；不似今人之預排腔調，將言求合之，
不足以興起人。」則屈元聲自然之損益，以拘桎於偶發之語言，發即樂而 非以樂樂，其發也奚可哉！
先王之教，以正天下之志者。．．樂因天下之本有，情合其節而後安，故 律為和。舍律而任聲則淫，舍永而任言則野。既已任之，又欲強使合之。
無修短則無抑揚抗墜，無抗墜則無唱和。未有以整截一致之聲，能與律相 協者。故曰：「依詩之語言，將律和之」者，必不得之數也。36
船山批評朱子不明音樂為詩歌之源，反而顛倒次序，以音律遷就偶發之詩歌 語言。其次，肯定人文教化必須以禮為前提，對天下人心情意之貞淫加以導正，
然而君子則或拘執禮制，故須藉樂以鬆動之，使其通達於禮。樂既相應於人心原 有之和諧律度，而聲、永必須符合此律度，才有長短高下之恰當音節。船山又即 前段批評朱子之言，予以分析曰：
朱子之為此言也。蓋徒見三百篇之存者，類多四言平調，未嘗有腔調也，
則以謂房中之歌，笙奏之合，直如今之吟誦，不復有長短疾徐之節。乃不 知長短疾徐者，闔闢之樞機，損益之定數；＜記＞所謂「一動一靜，天地 之間」者也，古今雅鄭，莫之能遠。而鄉樂之歌，以瑟浮之，下管之歌，
以笙和之，自有參差之餘韻。特以言著於詩，永存於樂，《樂經》殘失，言
36 《尚書引義．舜典三》，長沙，嶽麓書社，1988。頁 251-2。
在永亡，後世不及知焉。37
船山推測朱子因看到《詩經》存世的只剩下文字部分，故認為其無腔調可言。
然而朱子卻不知其實詩歌源自音樂，本有其長短疾徐之音節，參差不齊之韻律。
例如以周代的房中之樂、鄉樂、下管等表演形式而言，都是配合《詩經》的篇章 所作的演唱或演奏（鄉樂用瑟或者合樂，下管用笙，房中之樂用管弦伴奏二南詩 篇），故說是「言著於詩，永存於樂」，詩與樂本互相依存，但因為《樂經》失傳，
永亦隨之喪失，眾人才會忽視歌、永、聲、律部分之重要性，及其獨立存在於詩 歌之外的事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