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康熙二十五年（1686），清廷有感於臺灣孤懸海外，為免使之成為罪 惡的淵藪及加強其對中央的向心力，漸次推行科舉制度，藉此籠絡天下士子。
然科舉制度實與文教發展互為因果；蓋國家體制所建構的府、廳，縣儒學等 文教體制，不僅為科舉造士，更直接促進地方上文風的興衰與社會之轉型。
但臺地發展的狀況，文風形成的早晚，開科造士的背景，以及士紳階層 的互動，皆受漢移民墾殖社會不同背景的影響，而呈現出區域特色，故本節 擬就新埔地方，儒學文教的設立與科舉制度實施後對此邊陲山村之影響，作 一初步探討。
一、文教的提倡
清代臺灣漢人社會之政教傳統濫觴於明鄭時期。278然歷經鄭氏敗亡，康 熙朝閩粵移民競相渡臺開墾後，藍鼎元隨軍於康熙末年來臺，察見「臺民未
278蓋鄭氏國祚雖短，但拓源深遠。自清後數百年之政教措施，莫不以鄭氏的創建為基 礎而行焉。清康熙三十五年（1969），清人高拱乾序成其修的《臺灣府志》載日：
「其自內地來居於此地者，始而不知禮義，再而方知禮義，三而習知禮義。何言 之？先為紅毛所占，取其地而城之，與我商人交通貿易，凡涉險而來者，倍蓰、
什佰，千萬之利，在所必爭。夫但知爭利，又安知禮義哉？嗣是而鄭氏竊據茲土，
治以重典；法令嚴峻，盜峻屏息。民間良秀子弟，頗知勵志讀書。」可見鄭氏於 艱難亂世中，執法嚴峻，輔以德教，縱使「市肆百貨露積，無取盜者」確為臺灣 樹立守法好學的良善根基。永曆十九年（1665），諮議參軍陳永華以「開闢業已就 緒，屯墾略有成法」，建議鄭經「當速建聖廟，立學校」。永華言：「今臺灣沃野數 千里，遠濱海外，日其俗醇，使國君能舉賢以助理，則十年生長，則十年教養，
則十年成聚，三十年真可與中原相甲乙。何愁侷促稀少哉？今既足食，則當教之。
使逸居無教，何異禽獸？須擇地建立聖廟，設學校，以收人材。庶國有賢士，邦 本自固；而世運日昌矣。」永曆二十年（1666）正月，鄭經納其所請，於承天府
「建立先師聖廟成，旁置明倫堂」，為臺灣最早的學校，即今台南孔廟。且為廣徵 人才，遂行科舉造士，方式為：「各社令設學校延師，令子弟讀書。議兩州三年兩 試，照科、歲例開試儒童。州試有名送府，府試有名送院；院試取中，准充入太 學仍按月月課。三年取中試者，補六官內都事，擢用陞轉。三月，經以陳永華為 學院長，葉亭為國子監助教，教之，養之。自此臺人始知學。」蓋此後臺灣始稍 具儒學教化的初步規模，臺民才正式進入國家建構的文教體制。
知教化，口不道忠信之事，耳不聞孝弟之行。」279痛陳臺地風俗蔽陋，文教衰
目地在使地方生民「富之」而後「教之」，通過儒家教化之功，使臺灣由粗鄙 的不文之野，上升而為修文好禮之鄉。282如竹塹地區的「明志書院」283即「爰 標明志之名，冀成致遠之器。」284為目的。
然新埔地區不僅無官設府縣儒學設立，書院亦始終闕如。故文教條件惡 劣，就學艱難困頓，地方士子僅就私塾、家學而受教。蓋新埔地區在乾隆年 間，已有粵籍漢人入墾，並且在道光、咸豐年間，已將新埔開墾殆盡，而平 埔族的道卡斯族也已大體漢化。故在墾殖稍有成效後，當地士紳隨即延師以 教化子弟。其或建私家塾，或聘名儒設帳課徒，或由一群士子儒生集資建立 文昌祠，藉以推展儒教。《新竹縣采訪冊》中新埔文昌祠碑，載有新埔士紳推 展文教，籌建文昌祠事蹟：
余（陳學光，已亥科舉人）前予乙未鄉試後停車此地，主林有明兄 家，疑洽甚般。次年，即延請教讀，擇茅屋數間為教讀地。居是者三年，
覺藏修游息，胸次口然。乃知讀書之人，貴得其地；菁莪造士，棫樸作 人，有由然也。
丁酉冬，即與門人商酌，契買至地用去價銀四十八兩有奇，以為日 後崇建文祠、教育人材之基。已亥鄉試，倖登賢書。聖神默佑之靈效，
固如是之速哉，…爰於癸卯之春月，席請各眾信前來；時則有若滋婉郭 兄，懋齋劉兄及廖朝淑、林祥徵、蘇景文諸君等踴躍從事，勸題銀員約 八百有奇。夏四月而興工，經之營之，高下長短布置得宜；越十有二月
282潘朝陽：〈書院：儒教在地方的傳播形式〉，《明清臺灣儒學論》，臺北：台灣學生書 局，2001，頁 22。
283陳培桂：《淡水廳志》，卷五，〈書院〉，臺灣文獻叢刊第 172 種，臺北：臺灣銀行經 濟研究室，1963，頁 80。
明志書院原在興直堡，永定縣貢生胡焯猷舊宅，乾隆二十八年（1763），胡焯猷捐置 義學，名日「明志」。并捐充學租，同知胡邦翰詳建書院。三十年同知李俊原議在塹 城南門內別建，四十六年，同知成履泰以南門低窪，別購西門內蔡姓地基建造，即 今所也。
284陳培桂：《淡水廳志》卷五，〈明志書院碑記〉，臺灣文獻叢刊第 172 種，臺北：臺灣 銀行經濟研究室，1963，頁 164。
明志書院碑記：「惟是志在聖賢，義利無淆於慮。志存經濟，王霸必究其原。爰標明 志之名，冀成致遠 之器。」。
而文祠成。285
由上段引言中了解，文昌祠為陳學光等五人及眾士紳捐題建造。道光二 十三年（1843）四月興工，二十四年四月告成，祠殿主祀文昌帝君，左殿祀 倉頡聖人，右殿祀昌黎伯韓夫子，並供奉「大成至聖先師」神位以及魁星。
扮演著「教育人材之基」。然因歷年風雨浸蝕，「棟宇頹廢，晨夕可虞。」286廩 生藍彰、劉錦標倡首捐之重建。可見，新埔的士子儒生在國家各級學校均告 闕乏、頹蔽不振的情形下，唯有依賴由地方紳眾捐輸，以地方之力興修文昌 祠，於此進行人倫、聖賢之教，並冀望孔孟、文昌的護持而登龍門。然文昌 祠自陳學光所謂「教育人才之基」到日本時代成為「國語講習所」以至「新 埔國小」的前身，一直為書房私塾，故新埔文昌祠文不僅是士子儒生崇拜的 場所，也是教養生童，推動儒道的地方，其已非早期靠家塾，或私人設帳形 式而已，而是以士紳所形成的社團力量來加以傳揚。287且藉著詩書文教的化 育，逐漸使新埔地方，由一個無文粗鄙的山野之村，轉化為居仁行義的好禮 之鄉。
再者，藍鼎元襄贊南澳總兵藍廷珍籌辦臺灣善後，曾對臺地文教窳敗提 出「臺灣之患，不在富而在教」，故主張「興學校，重師儒，自郡邑以至鄉村，
多設義學，延有品行者為師，朔望宣講《聖諭十六條》，多方開導，家喻戶曉 以『孝、弟、忠、信、禮、義、廉、恥』八字轉移士習民風，期又今日之急 務也。」288藉以振興文教，其所言義學亦稱義塾，府、縣之街庄多有設立，目 地在於「延請名師，聚集孤寒生童，勵志讀書」，289是專為貧寒子弟，實施啟
285陳朝龍、鄭雲鵬：《新竹縣采訪冊》，卷五，臺灣文獻叢刊第 145 種，臺北：臺灣銀 行經濟研究室，1962，頁 244-245。
286陳朝龍、鄭雲鵬：《新竹縣采訪冊》，卷五，臺灣文獻叢刊第 145 種，臺北：臺灣銀 行經濟研究室，1962，頁 247。
287潘朝陽：〈書院：儒教在地方的傳播形式〉，《明清臺灣儒學論》，臺北：臺灣學生書 局，2001，頁 15。
288藍鼎元：《東征集》，〈覆制軍臺疆經理書〉，卷三，臺灣文獻叢刊第 12 種，臺北：大 通書局， 1958，頁 39。
289臺灣省文獻委員會編：《重修台灣省通志》，頁 110。
康熙五十二年（1713）：「（康熙）五十二年議准：各省府州縣，令多另義學，延請名
蒙教育的場所。義學或由官方設立，或由鄉紳富戶捐倡，其師資係就該地儒 學生員，經考選而任用之。同治六年（1867），淡水同知嚴金清，以興養立教 為號召，勸諭業戶林恒茂等捐穀，創明善堂兩處，作為經理義倉及義塾之機 關；一在竹塹，一在艋舺。其竹塹明善堂於是年先創義塾四處於竹塹四城門 內，同時復設二義塾於城外中港、新埔，九年附增設城外舊社及竹蓮寺二處。
然城內四義塾，因程度較高，為專課經書之義塾，故稱經館；城外四義塾為 課蒙童者，稱之蒙館。290其中新埔義塾雖為蒙館性質，卻對新埔一地文風振興，
士氣提高及風俗端正，有相當成效。
然清季官設的學校教育，府、縣儒學、書院等至日據時期全部廢除，僅 餘民間私設的書房、291蒙館、私塾等民學，其或由家長合力延聘教師，或由士 子在家自行開設，或由殷戶鄉紳獨力延請塾師教讀，率皆為學生自費的啟蒙 學校。目地是陪養生徒基本的識字能力與閱讀；及日後參加科舉考試的準備。
尤其臺灣割日後，前清士子失卻舊社會的依靠護持需獨力謀生時，只能設帳 授徒，以當書房教師為業。292如五分埔秀才詹濟清、詹鴻光等人，均只能側身 私塾教讀。由表 4-4 可見新竹地區的民學發展至日治時期，書房數合計 181 所，學生人數共 3762 人，冠於全臺且書房數愈向北部，愈漸加增，盛況可見 一班。
師，聚集孤寒生童，勵志讀書。」
290黃旺成：《臺灣省新竹縣志》，〈教育志〉，卷七，新竹：新竹縣文獻委員會，1957，
頁 23-25。
291《新竹文獻會通訊》3，新竹：新竹文獻委員會編印，1953，頁 3。
書房即民學，日人創用的名詞，或謂之私塾、學堂、書館等，為自費的啟蒙學校。
然民學早設於明鄭時期，即有沈光文移居目加溜灣（今善化）教士著讀書識漢字。
至道光、嘉慶後，民學更為興盛，為臺灣早期之基礎教育。明治 31 年，頒行《公學 校規則》，勸誘兒童就學，並欲漸次廢止書房，然明治 33 年，因各地方經費不許可，
公學校不能充分設置與書房取締方法弛緩，故書房數與學生數均回復《公學校規則》
施行前的盛況。
292《重修臺灣省通志》，〈教育志〉卷六，臺北：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65，頁 96-104。
表 4-4：日治初期之臺灣書房數
3161 1094 2092 472 3758 3762 2575 1970 2817 725 2179 2048 1237 443 1008 963 175 -- 851 33592
女生
桂林書房 南打鐵坑 劉阿榮 大正 13 年（1924）
東山書房 汶水坑 鄭維海 大正 13 年（1924）
自得山房 五分埔 陳兆霖 愛蘭書室 新埔 潘德宙 啟化書房 鹿鳴坑 楊成泉
自得山房 五分埔 陳兆霖 愛蘭書室 新埔 潘德宙 啟化書房 鹿鳴坑 楊成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