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文獻回顧
第一節 避稅行為成因及方式
（一）租稅天堂
許杏宜（2015）表示國際金融經濟高度整合後，租稅天堂百花齊放，卯 足全力想讓資本的進入。這些避稅天堂的法律規定有以下共同點：曾為英美 的殖民地或保護地，所以法制上屬英美法系，其適用公司法及銀行保密的原 則，同時具有有效率彈性的公司法規範，而且為了減少查帳負擔，他們大部 分繳交的報表也不用經過會計師查核簽證。
因此，黃美祝、楊佩璇（2011）表示利用境外公司避稅可能會碰到高訴訟 成本及設立相關費用，這些可能會侵蝕到節省的稅負利益，但是相較於這些 風險，台灣的集團企業比較在乎避稅所帶來的利益。
（二）境外公司
臺灣從前未開放企業直接到中國大陸地區投資時，通常要透過其他地方 的境外公司，近年來則因應國際化的趨勢，為了達到特定的營運目的，集團 企業傾向利用境外公司而非直接在目標國家設立公司。許多國家皆已簽訂租 稅條款，因此，國家之間的貿易成本大幅降低，轉投資之動機與誘因也有所 改變，曾淑華（2006） 用問卷的方式以台商透過境外公司轉投資為出發點，
探討企業設立不同性質境外公司不同的動機。結果顯示部分台商選擇設立境 外公司的重要考量是稅務目的，因此，在選擇對外投資區位時，應該對於租 稅天堂比較有所偏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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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避稅的方式
Eric Chi-Medium (2017)提到台灣集團企業母公司可能有很多類型的子公 司，與常見的大型企業比較，中小型集團想要多角化經營時，通常都與集團的 核心業務有關係。企業集團的營運策略利用境外公司的三種用途來執行：
（1） 海外投資、控股、操作衍生性金融商品
利用控股公司或掛名負責人轉投資海外子公司，皆可使隱藏集團真實的財 務狀況，以獲得租稅優惠，除此之外，更是可以單純操作衍生性金融商品，而 沒有實際的商業行為。
（2） 移轉訂價、稅務規劃
在年度報稅時，如果集團中的境內公司的稅前淨利是獲利的，依法必須繳 交所得稅。但是企業透過成立不同的境外公司，基於稅務規劃利用移轉訂價的 方法壓縮境內公司獲利，可達到減少所得稅費用的效果。
（3） 透過境外公司統一出貨
客戶不能直接與供應商聯繫，因為境外公司出貨的窗口及報價一樣能避免 掉單及維持毛利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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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避稅是好事還是壞事?
林其玄（2016）表示納稅義務人為了租稅利益，違背稅法立法目的，濫用 法律形式，產生租稅規避之行為。基於租稅公平，納稅義務人不得以稅捐規劃 權利為由，濫用權利從事稅捐規避。故我國有實質課稅原則，美國法上則有經 濟實質原則等否定納稅義務人稅捐規避在稅法上之效果。但對於納稅者利用立 法漏洞之稅捐規避行為，除否定其稅法上利益外，得否再施以處罰嚇阻之，則 頗有爭議。美國經濟實質原則雖有處罰規定，但質疑聲音頗多。基於處罰明確 性、有責主義，以及修補立法漏洞應是立法者之責任，林其玄（2016）認為單 純的稅捐規避行為應不具有可罰性。
從代理理論來看，股東和管理者之間存在委託代理關係，專業經理人應提 高企業經營績效，增加公司和股東價值。為股東帶來利益不外乎是企業的經營 目的，企業避稅節省公司租稅支出，進而增加公司淨利，使股東享有更多營業 成果，許多企業紛紛積極從事避稅活動來降低稅負(Wilson, 2009)。有些學者則 持不同看法，企業避稅對於股東的邊際收益包括為公司節稅，然而邊際成本包 含了未來潛在的罰金、聲譽成本及政治上的成本等，同時也涉及管理者的榨取 利益的潛在成本，對股東不見得有利(Lanis and Richardson, 2011)。
魏妤珊、邱敬貿、黃淑惠（2015）表示企業避稅使得投資人質疑管理當局 之誠信，進而衝擊公司股價。此現象可從以下兩個研究驗證：Hanlon and Slemrod (2009)分析避稅新聞的股價反應發現當公司涉及避稅的新聞被披露時，
公司股價會因而下跌。還有Kim, Li and Zhang (2011)針對 1995-2008 年美國企 業所作實證研究發現公司避稅與其股價崩跌風險呈正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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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影響巴拿馬文件宣告報酬的因素
James O’Donovan, Hannes Wagner, Stefan Zeume(2017) 的研究報告草稿介紹 了巴拿馬文件的事件經過，並提出一些相關議題的觀點，例如避稅增加公司價
Lisowsky (2010) 研究顯示，避稅行為與國外營業活動有正向關聯。相關的 變數有是否有設立於租稅天堂的子公司、是否使用權益法認列國外收益及是否 參考來自租稅庇護推薦者 （一般指大型會計師事務所） 的建議。
James O’Donovan, Hannes Wagner, Stefan Zeume (2017) 的研究報告草稿提 到公司治理差的公司比較容易透過其他管道來增加公司價值，例如避稅。然 而，黃美祝及陳緯霖（2017）的實證研究則以中國上市公司為樣本，發現避稅 與公司價值呈顯著正相關；其中，公司治理好的企業相較於公司治理差的企 業，在公司價值上有更多正向的避稅效果。
1James O’Donovan, Hannes Wagner, Stefan Zeume（2017）指出莫薩克．馮賽卡律師事務所的檔 案中有21.4 萬家境外公司的資料，其中有高達 90%的公司是屬於英屬維爾京群島、巴拿馬、巴 哈馬及塞席爾，因此只要此篇的樣本公司有設立子公司在以上避稅天堂，就稱此公司有巴拿馬 文件曝險（PPE, panama papers exposure），以虛擬變數的 1 表示，反之則為 0。
2 Lanis & Richardson（2012）談到有效稅率 （Effective Tax Rates，ETRs）為所得稅負擔的高 低，可以衡量公司用海外業務的避稅行為，用其當作租稅規避的代理變數亦被許多學者提倡。
Dyreng et al.（2008）認為如果企業可以長期處於低稅負的狀態，可能就是企業的其中一種避稅 行為所致，亦即當有效稅率愈低，避稅效果愈大（Chen et al.,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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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公司治理的範圍很廣，如果從董事方面來看，林光仁（2011）表示 集團企業可透過設立不同公司法人來指派代表人，擔任同一公司之董事及監察 人，進而破壞公司治理機制，導致董事會無法發揮監督管理功能等公司治理問 題，所以法人董事制度為近年學術與實務界所關注的重要議題，更有廢除之討 論。
Lanis and Richardson (2011) 和 Richardson, Taylor and Lanis (2013) 的論文 也支持此觀點，發現外部董事和企業避稅有顯著負向關係，顯示獨立董事愈 多，公司治理較好，有效稅率也愈高，亦即有效稅率與獨立董事數和公司治理 呈顯著正相關。換句話說，企業在獨立董事比例較高的情況下，可以降低企業 避稅行為。
魏妤珊、邱敬貿、黃淑惠（2015）亦指出相較於獨立董事，較高比率的法 人董事席次會減弱董事會的監督功能，導致內部監控功能與決策效率降低，使 得企業避稅行為可能性提高，意即公司治理越差，越可能避稅。
資訊透明亦是公司治理的一部分，Hadlock, Ryngaert, and Thomas (2000) 指 出明顯的資訊不對稱通常產生於規模大或組織複雜的企業，Thomas (2002) 的 另一篇文章中亦指出，由於集團在各個子公司或相關企業的資訊揭露情況不佳 時，也會造成集團企業反而比非集團有資訊不對稱問題。近期則有薛敏正、林 于璿及邱彥毅（2017）的論文證實資訊透明度提升，避稅程度會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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