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去對於 1950 年代臺灣人國際觀塑造的主題，並無直接的研究成果。針對黨政宣傳人員 個別的國際觀，比較其彼此的異同，或是對宣傳言論所造成的影響，目前亦為之闕如。不過，
與本計畫相關並可援引為參考的研究成果，主要在於黨政宣傳人員的相關記述。
有關黨政宣傳人員的研究，僅有任育德〈中國國民黨宣傳決策核心與媒體的互動〉一文，
是最直接且全面性剖析黨政宣傳機構的學術性成果。該文利用大量的國民黨一手史料，描述 1950 年代宣傳決策核心的機制與變化，並涉及宣傳體系與媒體的互動，是目前呈現戰後臺灣 黨政宣傳體系最為具體清楚的研究，為本計畫提供詳實的背景性知識和運作實例。3
1 蔣介石於改造委員會會議中多次表達對《中央日報》的不滿，認為其「屢次發生錯誤，未能立刻糾正」、「編 輯及主筆比在大陸上還差」，《中央日報》亦曾因刊登文章不妥而被警告。陳訓悆在任《中央日報》社長時社 論常受蔣指責。見楊秀菁，《臺灣戒嚴時期的新聞管制政策》(臺北：稻鄉出版社，2005)，頁151、166。喬寶泰 (主編)，《中國國民黨黨務發展史料——中央改造委員會資料彙編(上)》(臺北：近代中國出版社，2000)，頁61-62、
73；阮毅成，〈我在台灣曾參加的大眾傳播事業〉，《中山學術文化集刊》，25(台北，1980.3)，頁12。
2 根據曹聖芬的回憶，在他擔任《中央日報》社長時，曾被總統蔣介石找去詢問報務，並說「我覺得現在中央日 報的社論，不如你主持中華日報時代的有力了。」見曹聖芬，〈服務中央日報的回憶〉，收入：胡有瑞(主編)，
《六十年來的中央日報》(台北：中央日報，1988)，頁54。
3 任育德，〈中國國民黨宣傳決策核心與媒體的互動〉，頁221-262。
然而，有關本計畫所欲討論的四位宣傳人員，幾乎沒有專門性的學術研究。在曾虛白的
5 陳新萌，〈曾虛白先生年譜〉，《新聞學研究》，33期(台北，1984.4)，頁15-49；董淑賢，〈曾虛白(1895-1994)〉，
《傳記文學》，64:3(1994.3)，頁131-132；姚儀敏，〈人情練達皆文章——訪曾虛白談文藝與新聞事業生涯〉，
《中央月刊》，25:6(台北，1992.6)，頁118-123。
6 中國文化大學三民主義研究所博士班(編)，《慶祝常熟曾虛白先生九秩華誕專刊》(台北：中國文化大學三民主 義研究所博士班，1984)。
7 鄭貞銘，〈曾虛白：全方位的新聞人〉，《百年報人1：報業開路先鋒》(台北：遠流，2001)，頁241-256；周安 儀，〈辦報、教書、談天下事——獻身新聞事業四十餘年的虛白老人談往〉，《中國新聞從業人員群象》(上)(台 北：黎明文化事業，1981)，頁45-62。
8 鄭貞銘(編)，《老兵記往》(台北：華欣文化事業中心，1974)。 星，2008)。前者只稍微提及陶希聖，後者則是以陶希聖為主角的小說式書寫，但都只著重1949年之前。
13 鮑家麟，〈陶希聖與「極密」件——《蘇俄在中國》一書的寫作與修改〉，《傳記文學》，95:4(台北，2009.10)，
頁87-92。
14 如趙友培，〈清才雅識一書生——拜讀〈毅成自撰年譜及自述〉(阮毅成著)書後〉，《東方雜誌》，13:2(台北，
1979.8)， 頁77-78；林紀東，〈阮毅成先生著「法語」讀後記〉，《東方雜誌》，14:10(台北，1981.4)，頁60-61。
15 鄭貞銘，〈阮毅成：書中自有千秋筆〉，《百年報人2：跨世紀的報人》(台北：遠流，2001)，頁93-101；周安 儀，〈退而不休的新聞學人阮毅成〉，《中國新聞從業人員群象》(下)(台北：黎明文化事業，1981)，頁401-413。
國際觀則尚無研究。
頁222-234。
17 第四組職權為掌理宣傳工作之指導、設計、黨義理論之闡揚，以及文化運動之策劃。改造委員會到第八屆中央 委員會第四組的主任為曾虛白、陶希聖、蕭自誠、沈昌煥、馬星野、沈錡、曹聖芬與謝然之，副主任為蔣君章、
李士英、許聞淵、任覺五、沈錡、秦孝儀、楚崧秋與曹聖芬。見李雲漢(主編)，劉維開(編輯)，《中國國民黨職 名錄》，頁264、266、268、282-283、291、300-301。
18 1950年代《中央日報》社長為馬星野、蕭自誠、胡健中、陳訓悆、阮毅成與胡健中(再任)，總主筆有李士英、
陳訓悆。另外擔任過副社長的有蕭自誠、曹聖芬、唐際清，董事長則為董顯光、胡健中與陶希聖。另1950年9月 曾虛白繼蕭同茲為中央通訊社社長，一直在任至1964年為止。見上宮美博(輯)，〈六十年大事記〉，收入：胡有 瑞(主編)，《六十年來的中央日報》，頁250-253；冷若水(主編)，《中央社六十年》(台北：中央社六十週年社 慶籌備委員會，1984)，頁330-334。
職於不同的宣傳機構。19在他的經歷中，最特別的是他曾擔任中廣聯播節目「談天下事」的主 持人，自己撰寫稿件、自己播報，長達二十年藉由廣播講述國際情勢。20聯播節目意味著在原 本就是稀少資源的廣播頻道，以行政指導的力量，強制所有電台播放統一的內容，因而曾虛 白的「談天下事」，是個被黨政宣傳部門認為全民都應知曉的節目，由此可見該節目的位階。
曾虛白利用他身兼數職的豐沛資源，由中央通訊社取得國內外重要新聞，聞知黨政高層的意 向，以此撰寫廣播稿，直接影響到他分析國際情勢的廣度與深度。21這批廣播稿由曾氏集結出 版，名為《談天下事：韓戰年代集》(上、下冊)、《談天下事：越戰年代集》(上、下冊)，以該 稿每週一次的頻率與長期持續的特性，正可觀察曾虛白在整個1950年代對國際局勢的看法與 演變。22他的兩本文章選集《世變建言》與《曾虛白自選集》收有他在其他報刊發表的國際情 勢文章，亦可做為參考。23另外，他自撰的三冊《曾虛白自傳》，裡頭詳述在擔任不同宣傳職 位時的工作內容重點，以及與他人合作協調的內幕故事，有助於理解他對宣傳工作的看法與 內部運作。24
陶希聖、阮毅成與李士英三位黨政宣傳人員，均擔任過最能傳達黨中央意志，同時也深 受高層重視的《中央日報》總主筆，其中兩位為第四組主管(陶、李)。總主筆的任務在於負責 報紙言論(社論)的成敗得失，須修改其他主筆文字，有時由自己撰寫社論，因此三位宣傳人員 在國際觀的塑造上，亦可說負責實際的把關與執行工作。陶希聖(1899-1988) 除了是著名的史 學家外，亦是蔣介石的重要文膽，抗戰後開始在宣傳事務中佔有特殊位置。陶氏畢業於北京 大學法律系，抗戰時期進入軍事委員會委員長侍從室，負責研究與寫作，協助蔣介石起草文 稿；1943年起任《中央日報》總主筆，抗戰勝利後接中宣部副部長，仍兼《中央日報》總主 筆，在此期間，多次替蔣擬定重要文告。251950年代歷任改造委員會設計委員會主任委員、第 四組主任，革命實踐研究院總講座，1952年因傷辭去總講座及《中央日報》總主筆，同年由 蔣提名為中常委，並於1957年至1963年亦擔任宣傳工作指導委員會委員。26以其深受高層信賴 和在宣傳事務方面的嫻熟，由其所起草或審訂的文稿，在國民黨內具有相當高的權威性。其 來台後擔任總主筆時的社論或可用「陶希聖時期」來理解(1949.3-1952.3)，當可彰顯他對此報 言論的影響。27
19 曾虛白，〈小傳〉，《曾虛白自選集》(台北：黎明文化，1981)，頁1-2。
20 據曾虛白自述，從1950年9月至1970年9月，每星期六晚上七點自撰自播「談天下事」時事評論節目。見曾虛白，
《曾虛白自傳》(中)(台北：聯經，1990)，頁493-494。
21
22 曾虛白，《談天下事：韓戰年代集》(上、下冊)(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70)；曾虛白，《談天下事：越戰年 代集》(上、下冊)(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71)。
23 曾虛白，《世變建言》(台北：三民，1969)；曾虛白，《曾虛白自選集》。
24 曾虛白，《曾虛白自傳》(上、中、下集)。
25 包括1949年總統元旦文告、〈為南京撤守告全國軍民書〉以及黨改造之文稿，多由陶希聖所執筆。見陶希聖，
《八十自序》(台北：中國大陸問題研究中心印，1978)，頁9-46。
26 陶希聖，《八十自序》，頁51-52。
27 若從《中央日報》總社的歷史來看，陶希聖時期或應自1943年11月15日其開始任總主筆算起，但陶希聖來台的
社論自然是代表報紙的立場，而非私人意見可以暢所欲言的空間，然而正如本計畫前面 所述，由誰來執行主導，其個人專長領域的不同、尺度的拿捏以及不同時期的可能變化，都 會影響社論最後的樣貌。社論這種不署名、看似「忠誠完整」傳達上意的文類，就實際執筆 與定調者的角度，其實是一種個人對於宣傳命令不斷地領略、揣磨與修正的書寫任務，因此 社論其實充滿了「人」的色彩。同時，若能援引之前的計畫成果，比較不同總主筆的社論方 向，與宣傳命令之間的差距誤失，則可能顯示出不同的宣傳人員對政策執行所造成的影響，
抑或是不同風格。基於此，本計畫以陶希聖來台後任總主筆時有關國際情勢的社論，作為觀 察他如何形塑國際觀的重要史料。
除此之外，陶希聖個人不同時期的著作，也有助於比對1950年代的特殊之處。其《八十 自序》與《潮流與點滴》為自傳式書寫，與陳存恭等人所進行的《陶希聖先生訪問紀錄》皆 著重於1949年之前，提供了大量來台之前參與宣傳工作的細節與心路歷程，以及對國內外局 勢的看法，對於理解他1950年代的國際觀有一定助益。28另外必須一提的是，中央研究院傅斯 年圖書館現藏有《陶希聖檔案》一批，包含日記本、記事本、文稿、書信、會議紀錄及剪報 等資料，其中日記為1947至1955年，涵蓋本計畫所欲研究的前半時期，亦曾有學者以該檔案 中的日記撰寫論文，若能加以利用，想必有關陶希聖對國際大勢的看法將能有更深一層的理 解。29可惜的是目前此份檔案包括日記仍未完全開放，在有所突破之前，本計畫仍將先以目前 所能掌握的資料為研究對象。
阮毅成(1905-1988)是另一位1950年代《中央日報》的總主筆，由於他的全力投入，使其 任職期間的社論深具個人意志。他出身中央政治學校法學教授，來台後歷任行政院設計委員 會委員、《中央日報》社長兼總主筆、國民黨中央政策委員會副秘書長、國家安全會議副秘書 長等職。30在本計畫所欲討論的四個人當中，他是唯一沒有擔任過第四組主任或副主任的人，
不過他在1954-1956年擔任《中央日報》社長，是1950年代在任第三久的社長，也是宣傳會談、
宣傳指導小組、對外宣傳特別小組與宣傳工作指導委員會成員。31阮毅成擔任社長兼總主筆期 間，對於社論特別重視，不僅強化社論委員會，加聘社論委員，並且負責每篇社論的刪節改 動，甚至親自執筆，在兩年多期間發表近800篇社論，應可視為阮毅成思想意志的表現，同樣
確切日期，以及來台前後《中央日報》台北版(1949年3月創刊)如何從搬遷的混亂中趨於穩定，陶希聖何時在台 北版發揮實質作用，至今仍未清楚。在釐清之前，本計畫暫時先以台北版創刊的1949年3月作為蒐集資料的起點。
確切日期，以及來台前後《中央日報》台北版(1949年3月創刊)如何從搬遷的混亂中趨於穩定，陶希聖何時在台 北版發揮實質作用，至今仍未清楚。在釐清之前，本計畫暫時先以台北版創刊的1949年3月作為蒐集資料的起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