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代黨政宣傳人員的國際觀：以曾虛白、陶希聖、阮毅成與李士英為中心

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專題研究計畫 期末報告

1950 年代黨政宣傳人員的國際觀：以曾虛白、陶希聖、阮

毅成與李士英為中心

計 畫 類 別 ： 個別型

計 畫 編 號 ： NSC 101-2410-H-004-155-

執 行 期 間 ： 101 年 08 月 01 日至 102 年 07 月 31 日

執 行 單 位 ： 國立政治大學台灣史研究所

計 畫 主 持 人 ： 林果顯

計畫參與人員： 碩士班研究生-兼任助理人員：吳欣樺

碩士班研究生-兼任助理人員：陳郁婷

博士班研究生-兼任助理人員：陳芷盈

公 開 資 訊 ： 本計畫可公開查詢

中 華 民 國 102 年 10 月 24 日

中 文 摘 要 ： 本計畫的主要提問是：在 1950 年代頻繁的宣傳命令與黨政媒

體中所呈現的國際樣貌，究竟由哪些人塑造執行？而這些任

職於黨政宣傳機構的人員，他們所抱持的國際觀又是什麼？

在不同時期是否有所變化？彼此之間的異同為何？對宣傳命

令或媒體的呈現是否產生任何影響？簡單而言，「人」的因

素在 1950 年代國際觀的塑造上究竟佔了什麼地位？本計畫選

擇曾虛白、陶希聖、阮毅成與李士英四位宣傳人員的代表性

人員，藉由他們擔任黨營媒體主管以及實際執行國際觀塑造

的經歷，透過他們國際情勢分析的豐富著作，從擅長議題的

不同、言論尺度的拿捏與不同時期的變化等面向，希望能推

演出 1950 年代黨政宣傳人員國際觀的特色與個人風格。並進

一步之前計畫成果的基礎上，與《宣傳週報》中的宣傳命令

比對，觀察不同的宣傳人員與宣傳命令之間是否有差異、在

哪些地方有差異，此差異與個人的學養經歷有何關係等等，

如此或可更進一步掌握黨政宣傳人員的國際觀。

研究發現，本於個人學養經歷，以及與層峰關係及所處

位置，這四人的國際觀仍有部分差距。曾虛白長期擔任中央

通訊社社長，所獲資訊以美國剪報服務最為重要，雖亦旁涉

「匪情」研究單位的報告，但立論較與美國親近。陶希聖來

台後雖未必擔任主管，但地位崇隆，重要外交事件及國際情

勢研判場合皆可見其身影，其國際觀更加以中華民國的立場

為主體，在政府決策過程扮演重要角色。阮毅成與李士英的

角色更接近技術官僚，阮毅成離開《中央日報》後除了在香

港《自由人》半月刊投稿介紹台臺灣政情，少有公開評論國

際局勢文字，李士英則成為《中央日報》內的國際問題專

家，關注焦點以蘇聯為主。這些宣傳人員在位置上忠誠傳達

黨意，並未寫出與黨意違背的文字，意味著國民黨在宣傳方

面的統治，特別是國際觀方面的表述已建上軌道。藉由考察

宣傳人員的個別經歷與學識，在個人較為擅長的議題上，就

可看出立論的切入點及所運用資訊的差異。此研究發現對於

未來更進一步深入掌握其他宣傳人員的國際觀，具有基礎性

的貢獻。

中文關鍵詞： 宣傳人員、國民黨、國際觀

英 文 摘 要 ： What this project wants to ask is: who is the

propaganda staff to build the world view in 1950s

Taiwan? What kind of the world view does the staff

have? Is there any change about the world view? What

are the same or different aspects of their world

view? And is there any change about the

representataion of the world from the world view of

propaganda staff? To put it simply, what is the

influence of the factor of ＇person＇ in building the

world view in 1950s Taiwan? This project selects four

important propaganda staff, who is Syu Bai Ceng, Si

Sheng Tao Yi, Cheng Ruan and Shih Ying Li to be the

research object. They are the chief of KMT＇s media

enterprise and spread the world view by a large

number of writing. By the different topics and

critical judgement of their writing, this project

wants to find the characteristic and the personal

style of the world view of the propaganda staff. This

project will also compare the world view of the

propaganda staff with the propaganda order of

Propaganda Weekly in order to understand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world view and the propaganda

order, to find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propaganda

staff, and to know the influence of the educational

background and professional career.

1950年代黨政宣傳人員的國際觀：以曾虛白、陶希聖、阮毅成與李士英為中心 The World View of KMT’s Propaganda Staff in 1950s:

Focus on Syu Bai Ceng, Si Sheng Tao Yi, Cheng Ruan and Shih Ying Li

目 次

一、 前言 ... 1

二、 研究目的... 1

三、 文獻探討... 2

四、 研究方法... 8

五、 研究成果... 9

六、 參考文獻...10

七、 計畫成果自評 ...11

八、 附件：研究發表文章 ...13

一、 前言

本計畫的主要提問是：在1950年代頻繁的宣傳命令與黨政媒體中所呈現的國際樣貌，究 竟由哪些人塑造執行？而這些任職於黨政宣傳機構的人員，他們所抱持的國際觀又是什麼？ 在不同時期是否有所變化？彼此之間的異同為何？對宣傳命令或媒體的呈現是否產生任何影 響？簡單而言，「人」的因素在1950年代國際觀的塑造上究竟佔了什麼地位？ 本計畫源起於之前所核定的兩個計畫，亦即「一九五○年代黨政宣傳機構所塑造的國際 觀：以《宣傳週報》為中心」(NSC99-2410-H-004-084)，以及「1950 年代大眾媒體所呈現的國 際觀：以《中央日報》與《公論報》為中心(1949-1960)」(NSC100-2410-H-004-136)(執行中)。 前者從當時國民黨第四組的機關刊物《宣傳週報》，獲得數量龐大而鉅細糜遺的國際情勢分 析，藉以觀察齊一宣傳口徑、下達到各級宣傳單位的宣傳命令。後者則以此為基礎，從實際 的媒體呈現，對照政策與執行的差距，並比較官方立場和民間的差別，特別著重在兩者交鋒 應對的狀況。然而，隨著研究的進行，有個最基本的問題逐步浮現：在宣傳命令和國際情勢 評論的背後，到底是由哪些人擔當執行？這些人在特定時期、特定議題與特定位置中，是否 發揮了特定的影響？更重要的是，這些人自己所抱持的國際觀又是什麼？這些人在分析國際 局勢時，必須在自己的知識觀點和宣傳立場之間審酌拿捏，不同的學養經歷與內外情勢，使 得他們所表述的國際觀不太可能全部相同。唯有回歸具體的個人，考察他們對國際局勢的表 述，才能理解這群宣傳人員如何展現個人特色，將原則性的指示命令轉化為一般人接觸得到、 容易理解的各式資訊。本計畫的背景，就是在前兩年計畫的基礎上發想，亦即在鉛字印刷的 宣傳命令和報紙專欄的背後，試圖尋覓動腦執筆的人以及他們的想法，以進一步拼湊 1950 年 代台灣人國際觀如何被形塑的過程。

二、 研究目的

然而，誠如計畫的審查委員指出，本計畫可能隱含些許問題。例如，本計畫雖欲討論一 群職掌領域相同人員的個人想法，但在相關會議記錄(如國民黨第四組的會議記錄)及內部資料 (如《中央日報》內部工作資料)尚未開放或闕如的情況下，恐怕很難拼湊具體的細節，如此一 來，「人」的特定作用似乎很難被凸顯出來。確實，現有資料上的限制，使得目前難以進行政 策的討論決定過程，也無法得知媒體內部的編審流程，但是，欲了解黨政宣傳人員的國際觀， 其實另有其他文本可供突破。筆者認為，藉由這些人公開發表的國際情勢文章，佐以個人所 書寫的日記或回憶錄，反而能更完整而有系統地理解他們的國際觀，並有助於在機構的正式 記錄之外，理解這些人對特定事件的立場表達。當然，並非每位宣傳人員都留下質量俱佳的 資料可供追尋，聚焦於具代表性又可供分析的宣傳人員，成為本計畫所採行的方法。詳細的 史料評估與人物選擇標準容後再述，但此處所欲表達的是，原先所可能認為的史料限制，毋

寧應該認為利用目前所能掌握的史料特性，將有助於釐清個別宣傳人員國際觀的特色與變 化。簡單而言，在既有的史料基礎上，而非期待尚未開放的檔案，追尋1950年代黨政宣傳人 員的國際觀，正是本計畫最重要的目的。 本計畫的重要性源自於這群黨政宣傳人員的國際觀，一直未有系統性的考察。過去對這 問題的忽視，可能來自於假定每個宣傳人員都如同機械般，皆能完整、適切且整齊畫一地傳 達宣傳命令，沒有誤差，也沒有個性。證諸史料，蔣介石對《中央日報》嘖有煩言，甚至因 社論而對該報社長多所斥指，1_{就算是同一人士，不同時期主持宣傳言論的力度也會有所不同。} 2_{從過去兩年所執行的計畫中可以發現，理想與實際、政策和執行之間本非理所當然，1950年} 代是一個黨政方面逐步掌握媒體宣傳的年代，這個過程也非一帆風順，因而在過去的基礎上， 本計畫繼續以1950年代為中心，嘗試在「高層命令」與「底下執行」中尋求背後的「個人特 性」，觀察宣傳人員在執行命令時的個別落差與特色，而非預設在高層的一聲令下全部整齊畫 一，如此或許才能更加掌握國際觀形成的動態過程，以彌補過去學界在此方面較缺乏的討論， 此即本計畫的重要性所在。 最後，如題目所示，本計畫將聚焦於四位宣傳人員，亦即曾虛白、陶希聖、阮毅成與李 士英。會選擇這四位作為觀察的重點，主要是他們在 1950 年代均曾擔任黨政宣傳部門的重要 主管，特別是四位皆在黨營媒體中長期負責並執行言論的傳播，對於國際觀的塑造擁有直接 而重要的影響，可視為 1950 年代黨政宣傳人員的代表性人物。而相較於其他可能的人選，這 幾位的資料則相對豐富。

三、 文獻探討

過去對於 1950 年代臺灣人國際觀塑造的主題，並無直接的研究成果。針對黨政宣傳人員 個別的國際觀，比較其彼此的異同，或是對宣傳言論所造成的影響，目前亦為之闕如。不過， 與本計畫相關並可援引為參考的研究成果，主要在於黨政宣傳人員的相關記述。 有關黨政宣傳人員的研究，僅有任育德〈中國國民黨宣傳決策核心與媒體的互動〉一文， 是最直接且全面性剖析黨政宣傳機構的學術性成果。該文利用大量的國民黨一手史料，描述 1950 年代宣傳決策核心的機制與變化，並涉及宣傳體系與媒體的互動，是目前呈現戰後臺灣 黨政宣傳體系最為具體清楚的研究，為本計畫提供詳實的背景性知識和運作實例。3 1 蔣介石於改造委員會會議中多次表達對《中央日報》的不滿，認為其「屢次發生錯誤，未能立刻糾正」、「編 輯及主筆比在大陸上還差」，《中央日報》亦曾因刊登文章不妥而被警告。陳訓悆在任《中央日報》社長時社 論常受蔣指責。見楊秀菁，《臺灣戒嚴時期的新聞管制政策》(臺北：稻鄉出版社，2005)，頁151、166。喬寶泰 (主編)，《中國國民黨黨務發展史料——中央改造委員會資料彙編(上)》(臺北：近代中國出版社，2000)，頁61-62、 73；阮毅成，〈我在台灣曾參加的大眾傳播事業〉，《中山學術文化集刊》，25(台北，1980.3)，頁12。 2 根據曹聖芬的回憶，在他擔任《中央日報》社長時，曾被總統蔣介石找去詢問報務，並說「我覺得現在中央日 報的社論，不如你主持中華日報時代的有力了。」見曹聖芬，〈服務中央日報的回憶〉，收入：胡有瑞(主編)， 《六十年來的中央日報》(台北：中央日報，1988)，頁54。 3 任育德，〈中國國民黨宣傳決策核心與媒體的互動〉，頁221-262。

然而，有關本計畫所欲討論的四位宣傳人員，幾乎沒有專門性的學術研究。在曾虛白的 部分，馬之驌的《新聞界三老兵：曾虛白、成舍我、馬星野奮鬥歷程》整理了曾虛白在新聞 工作方面的事蹟，提供其自傳以外可供查考的例證。4_{其餘如陳新萌、董淑賢和姚儀敏的文章，} 5_{以及文化大學三民所博士班所編《慶祝常熟曾虛白先生九秩華誕專刊》，}6_{不是年譜、訪談，} 就是其他人對曾虛白的簡單記述，僅能對他有稍多的側面了解。周安儀與鄭貞銘對曾虛白的 描寫，提供部分資訊。7_{鄭貞銘另編有《老兵記往》，一半是選錄曾虛白的數篇文章，一半則是} 徵集慶祝曾虛白八十大壽的紀念性文字，亦屬背景性資訊。8_{郭存孝〈從新發現的曾虛白日記} 看抗戰時期的中澳友好關係〉一文提供了南京第二歷史檔案館所藏的《曾虛白日記》訊息， 有助於理解他在中宣部國際宣傳處任內的事宜，不過由於該日記所錄時間為 1941 年至 1944 年，與本計畫設定的年代並不相同。9 有關陶希聖的論著不少，幾部傳記著作所涉時間多以 1949 年來台之前的事蹟為主，對於 在台灣的所思所為甚少觸及，如李楊、范泓的《重說陶希聖》、10_{陶恒生《「高陶事件」始末：} 中國現代史上傳奇的一章》，11_{或是沈寧《一個家族記憶中的政要名流》等相關著作}12_。鮑家麟 〈陶希聖與「極密」件——《蘇俄在中國》一書的寫作與修改〉則是少數論及陶希聖來台後， 從事宣傳工作的內部細節。13_{阮毅成與李士英的資料更少，有關阮毅成的著作，多是對阮氏出} 版書籍的讀後感，14_{而鄭貞銘與周安儀在有關新聞從業人員的書籍中，雖有專章撰寫阮毅成，} 但僅有簡要的生平與工作介紹。15_{李士英則幾乎沒有人對他有所著墨。} 整體而言，目前黨政宣傳人員的研究成果，在背景知識上具有參考價值，但關於他們的 4 馬之驌，《新聞界三老兵：曾虛白、成舍我、馬星野奮鬥歷程》(台北：經世，1986)。 5 陳新萌，〈曾虛白先生年譜〉，《新聞學研究》，33期(台北，1984.4)，頁15-49；董淑賢，〈曾虛白(1895-1994)〉， 《傳記文學》，64:3(1994.3)，頁131-132；姚儀敏，〈人情練達皆文章——訪曾虛白談文藝與新聞事業生涯〉， 《中央月刊》，25:6(台北，1992.6)，頁118-123。 6 中國文化大學三民主義研究所博士班(編)，《慶祝常熟曾虛白先生九秩華誕專刊》(台北：中國文化大學三民主 義研究所博士班，1984)。 7 鄭貞銘，〈曾虛白：全方位的新聞人〉，《百年報人1：報業開路先鋒》(台北：遠流，2001)，頁241-256；周安 儀，〈辦報、教書、談天下事——獻身新聞事業四十餘年的虛白老人談往〉，《中國新聞從業人員群象》(上)(台 北：黎明文化事業，1981)，頁45-62。 8 鄭貞銘(編)，《老兵記往》(台北：華欣文化事業中心，1974)。 9 郭存孝，〈從新發現的曾虛白日記看抗戰時期的中澳友好關係〉，《傳記文學》，83:2(台北，2003.8)，頁87-104。 10 李楊、范泓，《重說陶希聖》(台北：威秀資訊，2008)。此書另有簡體字版本，李楊、范泓，《參政不知政： 大時代中的陶希聖》(武漢：湖北人民，2009)。 11 陶恒生，《「高陶事件」始末：中國現代史上傳奇的一章》(台北：成文，2001)。 12 沈寧，《一個家族記憶中的政要名流》(北京：中國青年，2008)。該書有部分文章以陶希聖為主題。另外尚有 沈寧，《百世門風：歷史變革中的沈、陶家族》(北京：中國青年，2006)；沈寧，《刀口上的家族》(北京：新 星，2008)。前者只稍微提及陶希聖，後者則是以陶希聖為主角的小說式書寫，但都只著重1949年之前。 13 鮑家麟，〈陶希聖與「極密」件——《蘇俄在中國》一書的寫作與修改〉，《傳記文學》，95:4(台北，2009.10)， 頁87-92。 14 如趙友培，〈清才雅識一書生——拜讀〈毅成自撰年譜及自述〉(阮毅成著)書後〉，《東方雜誌》，13:2(台北， 1979.8)， 頁77-78；林紀東，〈阮毅成先生著「法語」讀後記〉，《東方雜誌》，14:10(台北，1981.4)，頁60-61。 15 鄭貞銘，〈阮毅成：書中自有千秋筆〉，《百年報人2：跨世紀的報人》(台北：遠流，2001)，頁93-101；周安 儀，〈退而不休的新聞學人阮毅成〉，《中國新聞從業人員群象》(下)(台北：黎明文化事業，1981)，頁401-413。

國際觀則尚無研究。 史料特性 如上所述，本計畫將以曾虛白、陶希聖、阮毅成及李士英為考察的中心。不過在陳述這 四人的資料狀況前，有必要扼要介紹1950年代黨政宣傳人員的定義與基本範圍，才能知道是 在什麼脈絡下選擇這四人。 簡單而言，此處所謂的黨政宣傳人員，是指在當時的黨政部門中，負責宣傳決策、執行 與業務單位的主管人士。本計畫構想之初，鎖定幾個職位作為調查的根本，亦即被認為是宣 傳決策核心的宣傳指導小組、宣傳業務小組與宣傳工作指導委員會成員，16_{負責宣傳業務的國} 民黨中央第四組主任與副主任(包括改造委員會與第七、第八屆中央委員會)，17_{以及在傳達黨} 意時最具代表性的黨營報刊《中央日報》的社長與總主筆，和中央通訊社社長等。18_其他可視 為宣傳人員範圍的當然還有，但這些職位，涵蓋宣傳的決策、執行與媒體業務單位的主管或 重要位置，應可稍微勾勒出主要宣傳機構的大概。在這些名單中可以發現，以第四組的人員 為核心，大致相同的一批人或流動於不同的宣傳單位，或同時身兼數職，比較符合本計畫所 設想的黨政宣傳人員。在這當中，有四個人的影響力足以作為本計畫考察的對象。 首先是曾虛白(1895-1994)，長期在國際觀塑造的重要位置上操刀發聲，為本計畫選擇他 的重要原因。曾氏上海聖約翰大學畢業，參與創辦天津《庸報》、上海《大晚報》，1937年擔 任軍事委員會第五部國際宣傳處處長，1938年調任國民黨中宣部國際宣傳處處長，1937年轉 任行政院新聞局副局長。1950年代初期，曾氏身兼數個重要的宣傳職位，不僅是中央改造委 員兼第四組的主任(1950.8-1950.10)，同時是中央通訊社社長(1950-1964)與中國廣播公司副總 經理(1949-1954)，也是宣傳會談的成員(1950)與宣傳工作指導委員會委員(1957-1963)，長年任 16 據任育德的界定，國民黨的宣傳決策核心包括宣傳工作指導委員會(1957年成立)及兩個前身機關宣傳業務小組 (1951年成立)、 宣傳指導小組(1954年成立)，加上對外執行業務的中央(改造)第四組工作指導委員會。宣傳業務 小組成員有王世杰、黃少谷、張道藩、蔣經國、沈昌煥、朱虛白、郭澄、陶希聖；宣傳指導小組由黃少谷擔任 主席，之後即改組為宣傳工作指導委員會，成立初期的主任委員為黃少谷，委員有陳雪屏、張道藩、黃少谷、 陶希聖、蔣經國、張其昀、鄭介民、鄭彥棻、馬星野、上官業佑、陳建中、崔書琴、葉公超、沈錡、蔣堅忍、 周宏濤、鄧傳楷、羅家倫、沈昌煥、胡健中、謝然之、曾虛白、曹聖芬、魏景蒙、蕭自誠、陳紀瀅、李士英、 王民。見李雲漢(主編)，劉維開(編輯)，《中國國民黨職名錄》(台北：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1994)， 頁291；任育德，〈中國國民黨宣傳決策核心與媒體的互動〉，《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報》，32(台北，2009.11)， 頁222-234。 17 第四組職權為掌理宣傳工作之指導、設計、黨義理論之闡揚，以及文化運動之策劃。改造委員會到第八屆中央 委員會第四組的主任為曾虛白、陶希聖、蕭自誠、沈昌煥、馬星野、沈錡、曹聖芬與謝然之，副主任為蔣君章、 李士英、許聞淵、任覺五、沈錡、秦孝儀、楚崧秋與曹聖芬。見李雲漢(主編)，劉維開(編輯)，《中國國民黨職 名錄》，頁264、266、268、282-283、291、300-301。 18 1950年代《中央日報》社長為馬星野、蕭自誠、胡健中、陳訓悆、阮毅成與胡健中(再任)，總主筆有李士英、 陳訓悆。另外擔任過副社長的有蕭自誠、曹聖芬、唐際清，董事長則為董顯光、胡健中與陶希聖。另1950年9月 曾虛白繼蕭同茲為中央通訊社社長，一直在任至1964年為止。見上宮美博(輯)，〈六十年大事記〉，收入：胡有 瑞(主編)，《六十年來的中央日報》，頁250-253；冷若水(主編)，《中央社六十年》(台北：中央社六十週年社 慶籌備委員會，1984)，頁330-334。

職於不同的宣傳機構。19_{在他的經歷中，最特別的是他曾擔任中廣聯播節目「談天下事」的主} 持人，自己撰寫稿件、自己播報，長達二十年藉由廣播講述國際情勢。20_{聯播節目意味著在原} 本就是稀少資源的廣播頻道，以行政指導的力量，強制所有電台播放統一的內容，因而曾虛 白的「談天下事」，是個被黨政宣傳部門認為全民都應知曉的節目，由此可見該節目的位階。 曾虛白利用他身兼數職的豐沛資源，由中央通訊社取得國內外重要新聞，聞知黨政高層的意 向，以此撰寫廣播稿，直接影響到他分析國際情勢的廣度與深度。21_{這批廣播稿由曾氏集結出} 版，名為《談天下事：韓戰年代集》(上、下冊)、《談天下事：越戰年代集》(上、下冊)，以該 稿每週一次的頻率與長期持續的特性，正可觀察曾虛白在整個1950年代對國際局勢的看法與 演變。22_{他的兩本文章選集《世變建言》與《曾虛白自選集》收有他在其他報刊發表的國際情} 勢文章，亦可做為參考。23_{另外，他自撰的三冊《曾虛白自傳》，裡頭詳述在擔任不同宣傳職} 位時的工作內容重點，以及與他人合作協調的內幕故事，有助於理解他對宣傳工作的看法與 內部運作。24 陶希聖、阮毅成與李士英三位黨政宣傳人員，均擔任過最能傳達黨中央意志，同時也深 受高層重視的《中央日報》總主筆，其中兩位為第四組主管(陶、李)。總主筆的任務在於負責 報紙言論(社論)的成敗得失，須修改其他主筆文字，有時由自己撰寫社論，因此三位宣傳人員 在國際觀的塑造上，亦可說負責實際的把關與執行工作。陶希聖(1899-1988) 除了是著名的史 學家外，亦是蔣介石的重要文膽，抗戰後開始在宣傳事務中佔有特殊位置。陶氏畢業於北京 大學法律系，抗戰時期進入軍事委員會委員長侍從室，負責研究與寫作，協助蔣介石起草文 稿；1943年起任《中央日報》總主筆，抗戰勝利後接中宣部副部長，仍兼《中央日報》總主 筆，在此期間，多次替蔣擬定重要文告。25_{1950年代歷任改造委員會設計委員會主任委員、第} 四組主任，革命實踐研究院總講座，1952年因傷辭去總講座及《中央日報》總主筆，同年由 蔣提名為中常委，並於1957年至1963年亦擔任宣傳工作指導委員會委員。26_{以其深受高層信賴} 和在宣傳事務方面的嫻熟，由其所起草或審訂的文稿，在國民黨內具有相當高的權威性。其 來台後擔任總主筆時的社論或可用「陶希聖時期」來理解(1949.3-1952.3)，當可彰顯他對此報 言論的影響。27 19 曾虛白，〈小傳〉，《曾虛白自選集》(台北：黎明文化，1981)，頁1-2。 20 據曾虛白自述，從1950年9月至1970年9月，每星期六晚上七點自撰自播「談天下事」時事評論節目。見曾虛白， 《曾虛白自傳》(中)(台北：聯經，1990)，頁493-494。 21 22 曾虛白，《談天下事：韓戰年代集》(上、下冊)(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70)；曾虛白，《談天下事：越戰年 代集》(上、下冊)(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71)。 23 曾虛白，《世變建言》(台北：三民，1969)；曾虛白，《曾虛白自選集》。 24 曾虛白，《曾虛白自傳》(上、中、下集)。 25 包括1949年總統元旦文告、〈為南京撤守告全國軍民書〉以及黨改造之文稿，多由陶希聖所執筆。見陶希聖， 《八十自序》(台北：中國大陸問題研究中心印，1978)，頁9-46。 26 陶希聖，《八十自序》，頁51-52。 27 若從《中央日報》總社的歷史來看，陶希聖時期或應自1943年11月15日其開始任總主筆算起，但陶希聖來台的

社論自然是代表報紙的立場，而非私人意見可以暢所欲言的空間，然而正如本計畫前面 所述，由誰來執行主導，其個人專長領域的不同、尺度的拿捏以及不同時期的可能變化，都 會影響社論最後的樣貌。社論這種不署名、看似「忠誠完整」傳達上意的文類，就實際執筆 與定調者的角度，其實是一種個人對於宣傳命令不斷地領略、揣磨與修正的書寫任務，因此 社論其實充滿了「人」的色彩。同時，若能援引之前的計畫成果，比較不同總主筆的社論方 向，與宣傳命令之間的差距誤失，則可能顯示出不同的宣傳人員對政策執行所造成的影響， 抑或是不同風格。基於此，本計畫以陶希聖來台後任總主筆時有關國際情勢的社論，作為觀 察他如何形塑國際觀的重要史料。 除此之外，陶希聖個人不同時期的著作，也有助於比對1950年代的特殊之處。其《八十 自序》與《潮流與點滴》為自傳式書寫，與陳存恭等人所進行的《陶希聖先生訪問紀錄》皆 著重於1949年之前，提供了大量來台之前參與宣傳工作的細節與心路歷程，以及對國內外局 勢的看法，對於理解他1950年代的國際觀有一定助益。28_{另外必須一提的是，中央研究院傅斯} 年圖書館現藏有《陶希聖檔案》一批，包含日記本、記事本、文稿、書信、會議紀錄及剪報 等資料，其中日記為1947至1955年，涵蓋本計畫所欲研究的前半時期，亦曾有學者以該檔案 中的日記撰寫論文，若能加以利用，想必有關陶希聖對國際大勢的看法將能有更深一層的理 解。29_{可惜的是目前此份檔案包括日記仍未完全開放，在有所突破之前，本計畫仍將先以目前} 所能掌握的資料為研究對象。 阮毅成(1905-1988)是另一位1950年代《中央日報》的總主筆，由於他的全力投入，使其 任職期間的社論深具個人意志。他出身中央政治學校法學教授，來台後歷任行政院設計委員 會委員、《中央日報》社長兼總主筆、國民黨中央政策委員會副秘書長、國家安全會議副秘書 長等職。30_{在本計畫所欲討論的四個人當中，他是唯一沒有擔任過第四組主任或副主任的人，} 不過他在1954-1956年擔任《中央日報》社長，是1950年代在任第三久的社長，也是宣傳會談、 宣傳指導小組、對外宣傳特別小組與宣傳工作指導委員會成員。31_{阮毅成擔任社長兼總主筆期} 間，對於社論特別重視，不僅強化社論委員會，加聘社論委員，並且負責每篇社論的刪節改 動，甚至親自執筆，在兩年多期間發表近800篇社論，應可視為阮毅成思想意志的表現，同樣 確切日期，以及來台前後《中央日報》台北版(1949年3月創刊)如何從搬遷的混亂中趨於穩定，陶希聖何時在台 北版發揮實質作用，至今仍未清楚。在釐清之前，本計畫暫時先以台北版創刊的1949年3月作為蒐集資料的起點。 陶希聖擔任總主筆的日期，見黨營文化事業專輯編纂委員會(編)，《黨營文化事業專輯之二：中央日報》(台北： 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文化工作會，1972)，頁13-22。 28 陶希聖，《潮流與點滴》(台北：傳記文學，1967)；陳存恭(等訪問)，《陶希聖先生訪問紀錄》(台北：國防部 史政編譯局，1994)。 29 陳華，〈「行憲」與「戡亂」——陶希聖日記(1947-1953)的觀察與討論〉，《國史館學術集刊》，8(台北，2006.6)， 頁165-188。 30 林銘章，鄭仁佳，〈民國人物小傳：阮毅成〉，《傳記文學》，65:1(台北，1994.7)，頁132-136。 31 阮毅成的任期時間僅次於胡健中與馬星野，陳訓悆不滿一年，蕭自誠與胡健中僅四個月。見上宮美博(輯)，〈六 十年大事記〉，收入：胡有瑞(主編)，《六十年來的中央日報》，頁250-253。

地，也可理解為《中央日報》的「阮毅成時期」。32_{阮毅成長於法學，擔任社長之前的政論文} 章多屬法制與地方自治範圍，其主導下的《中央日報》社論如何秉持命令、呈現國際局勢， 為本計畫所欲觀察的焦點。33_{除此之外，阮氏長於筆耕，在南京任教時期就曾寫過不少有關外} 交與國際政治的文章，著作頗豐，1951年《自由人》三日刊在香港創刊，阮毅成長年參與撰 寫「台灣通訊」，不僅報導台灣情形，在發生國際重要新聞時，也闡明台灣對國際情勢的立場， 亦是觀察其國際觀的重要材料。34_{其〈我在台灣曾參加的大眾傳播事業〉一文，詳述任職《中} 央日報》時的各項工作，特別是描寫社論上的工作安排與所遭遇的困難，得以一窺社論形成 的具體細節。35_{其《八十憶述》(上、下冊)歷敘一生經過，其中有參與《中央日報》及其他刊} 物編輯的事蹟，對於理解他個人的學養經驗甚有幫助。此外，近年來於《傳記文學》所刊載 的〈中央工作日記〉，是阮氏擔任國民黨中央政策會副秘書長時期參與黨政工作的日記，撰寫 時期自1960年5月4日起，目前連載至1962年。雖然此段時間已超過本計畫所設定的範圍，但 從其日記中有關國際情勢的判斷，仍有助於理解他的國際觀。36 本計畫最後一個考察的對象是李士英(1912-)，他除了擔任《中央日報》總主筆，並出版 與發表大量關於國際情勢分析的文章，是塑造1950年代台灣人國際觀的重要推手之一。李士 英出身河南省淮陽師範，抗戰時參加軍隊政治工作，1943年應黃少谷之邀擔任軍方的重慶《掃 蕩報》主筆，專寫國內外戰局分析；戰後該報改為《和平日報》，轉任南京版總主筆。37_來台 後 擔 任 中 央 改 造 委 員 會 設 計 委 員 會 副 主 委 (1951.3.9-1951.8.6) ， 之 後 調 第 四 組 副 主 任 (1951.8.7-1952.8.8)，38，亦是宣傳工作指導委員會成員(1957年成立)，於1952至1961年多次擔 任過《中央日報》總主筆。39_{李士英任總主筆的時間不長，不過其多次被任命，或許與他長於} 分析國際情勢有關。相較於其他總主筆，李士英以個人名義發表許多有關國際情勢的作品， 如《史達林怎樣征服世界》綜論1950年代初期的世界局勢，包括美蘇整體戰略、韓戰戰局分 32 阮毅成在《中央日報》社長時期對社論用力之深，可見阮毅成，〈我在台灣曾參加的大眾傳播事業〉，頁19； 阮毅成，〈我在中央日報〉，《八十憶述》(下)(台北：聯經，1984)，頁670-674；王新命，《新聞圈裡四十年》 (下)(台北：海天，1957)，頁519-520。 33 阮毅成，〈我在台灣曾參加的大眾傳播事業〉，頁5-6。 34 阮毅成，《八十憶述》(下)，頁658-660、737。「台灣通訊」中含有台灣觀點的國際分析不少，例如〈由國際大 事談到耕者有其田〉，《自由人》，198(香港，1953.1.24)，第2版；〈「中蘇友好條約」應予廢除〉，《自由 人》，206(香港，1953.2.21)，第2版；〈由台灣看蘇俄的和平攻勢〉，《自由人》，220(香港，1953.4.11)，第2 版。一直到《自由人》最後一年(1959年)，仍繼續刊載「台灣通訊」。 35 阮毅成，〈我在台灣曾參加的大眾傳播事業〉，《中山學術文化集刊》，25(台北，1980.3)，頁5-98。 36 阮毅成，〈中央工作日記(一)〉，《傳記文學》，87:3(台北，2005.9)，頁105-125；阮毅成，〈中央工作日記(七 十)〉，《傳記文學》，99:3(台北，2011.9)，頁137-144。 37 李士英，〈我在重慶掃蕩報〉，《中央月刊》，9:9(1977.7)，頁27-54；李士英，〈制憲國大召開前後的思想戰〉， 《中央月刊》，10:2(1977.12)，頁44-54；〈李士英〉，收入：徐友春(編)，《民國人物大辭典：增訂本》(石家 莊：河北人民，2007)，頁447。 38 李雲漢(主編)，劉維開(編輯)，《中國國民黨職名錄》，頁268-271。 39 李士英分別於1952.8.11-12.1、1956-?與1961.6.4-1962.2.12擔任《中央日報》總主筆一職。見黨營文化事業專輯 編纂委員會(編)，《黨營文化事業專輯之二：中央日報》，頁22-29。阮毅成，〈我在中央日報〉，《八十憶述》 (下)，頁672；，收入：胡有瑞(主編)，《六十年來的中央日報》，頁54。

析，以及中共對外擴張的評論；40_{《兩個世界：大戰前夕的國際形勢》則著重分析第三次世界} 大戰的可能性，將國際間可能觸發或延緩戰爭的因素做全面性的分析；41_{《國際現勢》也是表} 現李士英對世界局勢看法的專著。42_{他同時也在介紹國內外新聞的刊物《中國一周》上發表多} 篇國際情勢的文章，其傳達國際觀於一般人民的努力可謂不遺餘力。43 綜合以上四位的條件，均在黨政宣傳媒體中擔任要職，並有質量俱佳的資料可供分析。 他們分別從廣播和最具代表性的黨營報紙《中央日報》出發，在 1950 年代的不同時期，直接 介入指導與撰寫發聲，負責第一線的宣傳，他們有關國際情勢的文本，包括著作、廣播稿及 所負責時期的社論，對於理解黨政宣傳人員的國際觀深具代表性。然而較可惜的是，對於宣 傳決策或宣傳命令的實際撰寫人，如由第四組所發布「宣傳通報」或「宣傳要點」的執筆者， 在檔案未開放前仍屬未解。而其他重要的宣傳人員如馬星野、黃少谷、沈昌煥等人，也因資 料上的限制，暫時無法深入探討。本計畫不在臚列或細求宣傳人員的周全名單，而是集中於 四位代表性人物，在宣傳命令的執行層面上，觀察個別宣傳人員國際觀的風格、變化與彼此 差異。

四、 研究方法

本計畫將以歷史學的研究法，亦即蒐集與整理一手和二手史料，將其放置於具體歷史時 空脈絡中，加以互證、比較與尋求聯繫。現代歷史學講求證據的多元採擷與真偽考訂，後現 代歷史學則在對求真的辯詰思考與正視歷史的斷裂之外，尋求脈絡的建立、敘事背後的權力 運作與知識系譜。本計畫所使用的研究法，即是以現代歷史學方法為基礎蒐集考訂史料，並 意識到後現代史學論點，對資料進行解讀分析。 首先在資料蒐集上，本計畫所涉及的史料，以宣傳人員的著作和《中央日報》的社論為 主，並旁及政府與國民黨黨部檔案文件、史料彙編與其他宣傳人員的回憶錄，在多元檔案 (multi-archieves)的基礎上，互相考證補充，拼湊建構出 1950 年代黨政宣傳人員的國際觀，探 討台灣人國際觀塑造過程中「人」因素。其次在解讀分析上，將所有資料以時繫事，按發表 時序製作文獻編年資料庫。如此不僅可初步統整所有經考訂過的資料，並可在時序中考察不 同史料間的彼此聯繫。同時，進一步將編年資料庫中的資料按性質分類，將片斷零碎的資訊 加以整合，並放置於具體時空背景下加以思考，以掌握研究對象在當時社會中的定位與影響 力。最後，以之前所通過的計畫為基礎，與《宣傳週報》中的宣傳命令相互比對，結合黨政 部門等其他相關資料，以尋求個別人員與宣傳命令的立場差異，作為建構個人風格的可能線 40 李士英，《史達林怎樣征服世界》(台北：中國新聞，1951)。 41 李士英，《兩個世界：大戰前夕的國際形勢》(台北：中國新聞，1952)。 42 李士英，《國際現勢》(台北：中華文化出版事業委員會，1953)。 43 如李士英，〈史達林的亞洲第四戰場〉，《中國一周》，26(1950.10)，頁4-5；李士英，〈世界論壇--蘇彛士之 東〉，《中國一周》，305(台北，1956.2)，頁27-28。

索。

五、 研究成果

本計畫藉由經費挹助，得以完成史料蒐集與資料庫製作，以此為基礎撰寫學術論文。以 下分史料蒐集與資料庫製作，以及研究發現兩方面介紹研究成果。

(一) 史料蒐集與資料庫製作

在史料蒐集上，首先從 2011 年 8 月起委請助理協助，影印蒐集四位宣傳人員國際情勢方 面的專書著作，以及《中央日報》相關方面的社論。由於該報(臺北版)已有較完整的縮印本和 資料庫，資料取得並非太大問題，但在宣傳人員的著作方面，在蒐集階段必須同步閱讀瀏覽， 因為許多個人曾經的發表管道或文字訊息藏在回憶式的文章中，因此同步閱覽將可進一步擴 大蒐集資料的範圍。 其次，國史館「史料文物查詢」資料庫，與中研院近史所「近代史全文資料庫」及檔案 館「外交部檔案」，有關宣傳人員的公私活動，以及宣傳與國際觀塑造的資料，亦在蒐集範圍 之中。此部分工作由於範圍甚廣，所須時間較長，在進行至第 3 個月起，同時進行編年資料 庫的工作。 2011 年 10 月起針對以上資料製作編年資料庫。依史料出現年份，在時間縱軸上依序排列， 登錄摘要與關鍵字，藉以分門別類，提供分析基礎，並能整合其他性質與來源的史料。由於 摘要和關鍵字與日後的分析統計關係甚至，同時涉及研究者對該史料的認識，因此該階段工 作由計畫主持人負責，對於後續研究分析，有莫大助益。

(二) 研究發現

本計畫從上述的編年資料庫中，掌握了四位宣傳人員的生平經歷，以及在國際觀塑造上 的相關工作與文字。這四人雖然資料多寡不一，四人所關切的焦點同為中華民國的國家定位 問題、美蘇兩大強權的作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失政」，以及自由與共產集團的角力。由於 這四人皆曾執掌黨政宣傳管道的重要位置，因而他們的言論與政府態度亦步亦趨，根本立場 並無不同。 唯本於個人學養經歷，以及與層峰關係及所處位置，這四人的國際觀仍有差距。曾虛白 長期擔任中央通訊社社長，所獲資訊以美國剪報服務最為重要，雖亦旁涉「匪情」研究單位 的報告，但立論較與美國親近。陶希聖來台後雖未必擔任主管，但地位崇隆，重要外交事件 及國際情勢研判場合皆可見其身影，其國際觀更加以中華民國的立場為主體，在政府決策過 程扮演重要角色。阮毅成與李士英的角色更接近技術官僚，忠誠傳達黨意，阮毅成離開《中 央日報》後除了在香港《自由人》半月刊投稿介紹台臺灣政情，少有公開評論國際局勢文字，

李士英則成為《中央日報》內的國際問題專家，關注焦點以蘇聯為主。在特定的關鍵時刻， 不同的背景使得不同的人浮出檯面，得以理解黨政宣傳機構所塑造的國際觀背後，個人所扮 演的角色。 這些宣傳人員在位置上忠誠傳達黨意，並未寫出與黨意違背的文字，與其他時期高層對 於《中央日報》的責難相比，意味著國民黨在宣傳方面的統治，特別是國際觀方面的表述已 漸上軌道。此點發現，對於理解 1950 年代台灣的媒體環境，或有一些新的觸發。 此外，藉由考察宣傳人員的個別經歷與學識，在個人較為擅長的議題上，就可看出立論 的切入點及所運用資訊的差異。此研究發現對於未來更進一步深入掌握其他宣傳人員的國際 觀，具有基礎性的貢獻。在本計畫的支持下，先以資料豐富的曾虛白為中心，已將研究成果 於「20 世紀人物評價與歷史研究研討會」中發表。44_{台北：台灣歷史學會、台灣師範大學台史} 所主辦，2013 年 6 月 8 日。以下將該文收錄於附件，作為研究成果之一部分。

六、 參考文獻

(一) 史料與專書

1. 《自由人》(香港)。 2. 中國文化大學三民主義研究所博士班(編)，《慶祝常熟曾虛白先生九秩華誕專刊》，台北：中國文化大學三民 主義研究所博士班，1984。 3. 王新命，《新聞圈裡四十年》(下)，台北：海天，1957。 4. 冷若水(主編)，《中央社六十年》，台北：中央社六十週年社慶籌備委員會，1984。 5. 李士英，《史達林怎樣征服世界》，台北：中國新聞，1951。 6. 李士英，《兩個世界：大戰前夕的國際形勢》，台北：中國新聞，1952。 7. 李士英，《國際現勢》，台北：中華文化出版事業委員會，1953。 8. 李雲漢(主編)，劉維開(編輯)，《中國國民黨職名錄》，台北：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1994。 9. 李楊、范泓，《重說陶希聖》，台北：威秀資訊，2008。 10. 李楊、范泓，《參政不知政：大時代中的陶希聖》，武漢：湖北人民，2009。 11. 沈寧，《一個家族記憶中的政要名流》，北京：中國青年，2008。 12. 沈寧，《刀口上的家族》，北京：新星，2008。 13. 沈寧，《百世門風：歷史變革中的沈、陶家族》，北京：中國青年，2006。 14. 阮毅成，《八十憶述》(下)，台北：聯經，1984。 15. 周安儀，，《中國新聞從業人員群象》(上)，台北：黎明文化事業，1981。 16. 周安儀，《中國新聞從業人員群象》(下)，台北：黎明文化事業，1981。 17. 胡有瑞(主編)，《六十年來的中央日報》，台北：中央日報，1988。 18. 徐友春(編)，《民國人物大辭典：增訂本》，石家莊：河北人民，2007。 19. 馬之驌，《新聞界三老兵：曾虛白、成舍我、馬星野奮鬥歷程》，台北：經世，1986。 20. 陳存恭(等訪問)，《陶希聖先生訪問紀錄》，台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局，1994。 21. 陶希聖，《八十自序》，台北：中國大陸問題研究中心印，1978。 22. 陶希聖，《潮流與點滴》，台北：傳記文學，1967。 44 林果顯，〈以後知後覺領導不知不覺：來台後曾虛白的宣傳工作與理念〉，「20世紀人物評價與歷史研究研討 會」，台北：台灣歷史學會、台灣師範大學台史所主辦，2013年6月8日。

23. 陶恒生，《「高陶事件」始末：中國現代史上傳奇的一章》，台北：成文，2001。 24. 喬寶泰(主編)，《中國國民黨黨務發展史料——中央改造委員會資料彙編(上)》，臺北：近代中國出版社，2000。 25. 曾虛白，《世變建言》，台北：三民，1969。 26. 曾虛白，《曾虛白自傳》(中)，台北：聯經，1990，。 27. 曾虛白，《曾虛白自選集》，台北：黎明文化，1981，頁1-2。 28. 曾虛白，《談天下事：越戰年代集》(上、下冊)，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71。 29. 曾虛白，《談天下事：韓戰年代集》(上、下冊)，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70。 30. 楊秀菁，《臺灣戒嚴時期的新聞管制政策》，臺北：稻鄉出版社，2005。 31. 鄭貞銘(編)，《老兵記往》，台北：華欣文化事業中心，1974。 32. 鄭貞銘，〈阮毅成：書中自有千秋筆〉，《百年報人2：跨世紀的報人》，台北：遠流，2001。 33. 鄭貞銘，《百年報人1：報業開路先鋒》，台北：遠流，2001，頁241-256。 34. 黨營文化事業專輯編纂委員會(編)，《黨營文化事業專輯之二：中央日報》，台北：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文 化工作會，1972。

(二) 期刊與學位論文

1. 任育德，〈中國國民黨宣傳決策核心與媒體的互動〉，《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報》，32(台北，2009.11)，頁221-262。 2. 李士英，〈世界論壇--蘇彛士之東〉，《中國一周》，305(台北，1956.2)，頁27-28。 3. 李士英，〈史達林的亞洲第四戰場〉，《中國一周》，26(1950.10)，頁4-5。 4. 李士英，〈我在重慶掃蕩報〉，《中央月刊》，9:9(1977.7)，頁27-54。 5. 李士英，〈制憲國大召開前後的思想戰〉，《中央月刊》，10:2(1977.12)，頁44-54。 6. 阮毅成，〈中央工作日記(一)〉，《傳記文學》，87:3(台北，2005.9)，頁105-125。 7. 阮毅成，〈中央工作日記(七十)〉，《傳記文學》，99:3(台北，2011.9)，頁137-144。 8. 阮毅成，〈我在台灣曾參加的大眾傳播事業〉，《中山學術文化集刊》，25(台北，1980.3)，頁5-98。 9. 林紀東，〈阮毅成先生著「法語」讀後記〉，《東方雜誌》，14:10(台北，1981.4)，頁60-61。 10. 林銘章，鄭仁佳，〈民國人物小傳：阮毅成〉，《傳記文學》，65:1(台北，1994.7)，頁132-136。 11. 姚儀敏，〈人情練達皆文章——訪曾虛白談文藝與新聞事業生涯〉，《中央月刊》，25:6(台北，1992.6)，頁 118-123。 12. 郭存孝，〈從新發現的曾虛白日記看抗戰時期的中澳友好關係〉，《傳記文學》，83:2(台北，2003.8)，頁87-104。 13. 陳華，〈「行憲」與「戡亂」——陶希聖日記(1947-1953)的觀察與討論〉，《國史館學術集刊》，8(台北，2006.6)， 頁165-188。 14. 陳新萌，〈曾虛白先生年譜〉，《新聞學研究》，33期(台北，1984.4)，頁15-49。 15. 董淑賢，〈曾虛白(1895-1994)〉，《傳記文學》，64:3(1994.3)，頁131-132。 16. 趙友培，〈清才雅識一書生——拜讀〈毅成自撰年譜及自述〉(阮毅成著)書後〉，《東方雜誌》，13:2(台北， 1979.8)，頁77-78。 17. 鮑家麟，〈陶希聖與「極密」件——《蘇俄在中國》一書的寫作與修改〉，《傳記文學》，95:4(台北，2009.10)， 頁87-92。

七、 計畫成果自評

本研究別於體制面，側重於人的作用，試圖為戰後台灣的宣傳研究，開拓新的研究領域。 簡言之，從個別宣傳人員詳細的個人生命經歷著手，為國際觀形塑的背後因素提供基礎性的 研究，初步成果在研討會發表，並投稿通過學術期刊審查，已達成原先計畫所設定的目標。 在學術價值和主要發現上，本計畫成果應可作出兩方面的貢獻。首先，本計畫在學術意 義上具有延續性。戰後台灣人國際觀的塑造，一直是尚未全面性而完整考察的議題，本計畫

在之前《宣傳週報》對宣傳命令的疏理，及《中央日報》與《公論報》的比較研究基礎上， 放進人的因素，使此議題的討論更為完備。透過觀察曾虛白、陶希聖、阮毅成與李士英等四 人對於國際觀的特殊觀點，尋找個人因素在整體官方國際觀宣傳中的影響。這四人雖然資料 多寡不一，但在共同點上，四人所關切的焦點仍然為中華民國的國家定位問題、美蘇兩大強 權的作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失政」，以及自由與共產集團的角力。由於這四人皆曾執掌黨 政宣傳管道的重要位置，因而他們的言論與政府態度亦步亦趨，根本立場並無不同。 唯本於個人學養經歷，以及與層峰關係及所處位置，這四人的國際觀仍有差距。曾虛白 長期擔任中央通訊社社長，所獲資訊以美國剪報服務最為重要，雖亦旁涉「匪情」研究單位 的報告，但立論較與美國親近。陶希聖來台後雖未必擔任主管，但地位崇隆，重要外交事件 及國際情勢研判場合皆可見其身影，其國際觀更加以中華民國的立場為主體，在政府決策過 程扮演重要角色。阮毅成與李士英的角色更接近技術官僚，忠誠傳達黨意，阮毅成離開《中 央日報》後除了在香港《自由人》半月刊投稿介紹台臺灣政情，少有公開評論國際局勢文字， 李士英則成為《中央日報》內的國際問題專家，關注焦點以蘇聯為主。在特定的關鍵時刻， 不同的背景使得不同的人浮出檯面，得以理解黨政宣傳機構所塑造的國際觀背後，個人所扮 演的角色。 其次，本研究尚有開創性。這些人物其實尚有公私資料有待更進一步的開拓整理，其餘 宣傳人士的國際觀也還有待分析。人的因素在黨的指揮下，雖然被盡力抹平，但若能在關鍵 的特定事件，整合各類檔案，勾勒出更為鮮活的決策與執行過程，皆為未來研究發展的可能 性。 綜合以上兩點，本研究成果可填補既有研究上較未受注意的環節，並開啟新的研究議題， 或可更加豐富 1950 年代台灣史的研究。研究的初步成果已在學術研討會中發表，並已通過《國 史館館刊》審查。此議題適合繼續深入擴大，發表於期刊上，與其他學者進行交流。

八、 附件：研究發表文章

以後知後覺領導不知不覺：來台後曾虛白的宣傳工作與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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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果顯

國立政治大學臺灣史研究所助理教授

摘 要

在國民黨歷經重大挫敗，於臺灣重起爐灶時，究竟如何在台重建宣傳指揮體系、整頓媒 體經營與改進宣傳內容，一直是個尚待投入的議題。過去對於此議題的研究多半集中於管制 異議聲音的消極性面向，對於國民黨如何進行宣傳的積極性作為相對較少著墨，特別是執行 人員的行事面貌更顯模糊。曾虛白於一九五○年代初期身兼數個重要宣傳部門職位，本身又 有豐富的傳記資料與撰述，或可由其宣傳工作及理念，透過政府檔案的補充修正，一窺國民 黨來台後重整宣傳體系的部分具體過程。 本文發現，來臺後國民黨宣傳體系的重建方向圍繞著蔣介石為中心，與蔣的親疏遠近成 為宣傳官僚發展的重要憑藉之一，但曾虛白始終未進入最核心的決策圈，限制了他在該體系 的發展。在宣傳工作上，來臺初期可能從事情報調查工作，在風雨飄搖之際服務於蔣，任職 第四組主任時也致力將黨義與領袖意旨傳達給民間。任職中央社時運用豐沛的媒體網絡，在 「吳國楨案」中積極協助政府進行宣傳戰，任職中廣時參與對大陸心理作戰節目規劃，並以長 達二十年的國際新聞評論節目，塑造臺灣人的國際觀。在理念上，基於三民主義，他堅持記 者身為後知後覺者的社會責任，以及將黨與公的概念劃上等號。整體而言，曾虛白言行合一， 代表了改造時期的精神，但其學說理想，終未實現。  本文首先發表於〉，「20世紀人物評價與歷史研究研討會」，台北：台灣歷史學會、台灣師範大學台史所主辦， 2013年6月8日。修改後投稿《國史館館刊》，於2013年10月23日通過審查，待刊中。

一、 前言

1949 年中華民國政府撤退來台，對於執政的國民黨而言，無疑是其革命事業中幾近毀滅性 的挫敗。隨著韓戰爆發，美國宣布台灣海峽中立化，國民黨獲得喘息機會，得以思考失敗原 因，準備重頭做起。45_{在這當中，宣傳工作被認為是丟失大陸的重要原因之一，國共內戰期間} 輿論幾乎倒向共產黨，政府作為無法被人民理解，重要友邦如美國也同情共產黨，如何在台 灣徹底扭轉此種劣勢，成為相關部門的當務之急。國民黨在台重建宣傳指揮體系，整頓媒體 經營，改進宣傳內容，這些過程成為理解國民黨來台後如何鞏固統治的重要事例。然而，過 去對於此議題的研究，囿於資料開放程度，多半集中於管制異議聲音的消極性面向，對於國 民黨如何進行宣傳的積極性作為相對較少著墨。46_{來台後宣傳部門究竟做了哪些興廢調整？過} 程是否順暢無礙？在哪些關鍵時刻扮演了什麼角色？這些問題皆尚待進一步解決。 在宣傳部門中實際執行任務的人，其面貌更加曖昧難明，相關資料與研究益屬稀少。這群 人預聞機要，協助高層彙整資訊，提供初步判斷，並將經過篩選與調整的訊息向外傳達，以 維護或創造政府形象，若能對關鍵人物掌握一二，對於來台後宣傳工作的實況將能更加釐清。 然而，也許基於許多宣傳工作事涉機密，相關的機構檔案外人難窺堂奧，曾經參與人士的回 憶，若不是僅止於片斷事蹟，就是層級有限，而較有代表性的人物，其自述大部分集中於 1949 年之前，對於來台後的行事內容語多不詳，增添了研究的阻礙。47 曾虛白是少數可以突破上述障礙的重要案例。作為中央改造委員會委員，同時身兼第四組 主任、中國廣播公司副總經理與中央通訊社社長，曾虛白可謂是 1950 年代初期宣傳官僚的代 表性人物。他又創辦在台復校的政治大學新聞系所，擔任中華民國通訊事業協會、國民黨新 聞黨部、中國新聞學會的主持人，對於戰後台灣媒體環境的塑造影響深遠。與其他宣傳人員 不同的是，他對於自己來台後從事的工作留下了大批的文字，對於分析考察有莫大幫助，而 藉由近年來開放的檔案資料，也供研究者確認、修正及補充自傳不足或隱匿之處，有助於重 構曾虛白宣傳工作的面貌。 過去關於曾虛白的研究並不多，主要有邱家宜與楊秀菁的著作。邱家宜從「感知結構」出 發，追尋曾虛白的生平經歷與新聞理念之間的關係，分析其在中華文化霸權中的社會文化實 45 有關美國在韓戰前後對臺政策的不同立場與有展，請見張淑雅，《韓戰救台灣？解讀美國對臺政策》(臺北：衛 城出版，2011)。 46 在法規管制方面，對報禁與言論取締等議題特別關注。如楊秀菁，《臺灣戒嚴時期的新聞管制政策》(臺北：稻 鄉出版社，2005)。 47 如蔣介石的重要幕僚陶希聖，對抗戰期間描述甚多，來台後的經歷卻幾乎不提。見陶希聖，《潮流與點滴》(臺 北：傳記文學，1964)；陶希聖(口述)，陳存恭、蘇啟明、劉妮玲(訪問)，《陶希聖先生訪問紀錄》(臺北：國防 部史政編譯局，1994)。即使陶希聖有留下1949年之後的片斷日記，但此資料閱讀使用未臻公開，目前對此的研 究成果也少涉及宣傳事務。見陳華，〈「行憲」與「戡亂」——陶希聖日記(1947-1953)的觀察與討論〉，《國 史館學術集刊》，8(2006.6)，頁165-188。

踐位置，以及其認同樣態。48_{楊秀菁則是從新聞自由概念在戰後台灣的引入、翻譯、篩選與轉} 化中，定位曾虛白的影響。49_{兩位在各自的關懷面上，提供了理解曾虛白的重要基礎，不過也} 因為著重於和其他新聞界人員的比較，對於曾虛白從事宣傳工作的詳細實況較少著墨，這也 是本文意欲填補的空缺。 因此，本文想問的是：來台後曾虛白從事的宣傳工作具體內容是什麼？在特定事件中他所 扮演的角色究竟為何？又有哪些理念支持他做這些事？本文將以曾虛白的自傳與豐富撰述作 為基礎，配合國史館與中研院近史所收藏的「蔣中正總統檔案」及「外交部檔案」，拼湊建構 曾虛白來台後更完整具體的宣傳工作，以及他所論述的宣傳理念。經由曾虛白的研究，對於 國民黨來台初期宣傳體系的重建過程，或許可以得到更進一步地理解。

二、 生平簡介

曾虛白(1895-1994)江蘇省常熟人，出身漢學世家，後考進上海聖約翰大學，接受新式教 育洗禮。畢業後曾任英語教師、煙酒公賣局、天津交涉公署英文科科長，1926 年參與創辦天 津《庸報》，首次接觸新聞事業。1927 年至上海協助父親創立真美善書店，主編《真美善》文 藝雜誌。1931 年應聘南京金陵女子文理學院中國文學系主任，同年秋籌備創辦上海《大晚報》。 1937 年中日戰爭爆發，曾虛白任軍事委員會第五部國際宣傳處處長，同年 11 月組織調整，改 隸國民黨中央宣傳部，聯絡國際人士，宣傳國民政府抗戰事蹟，1943 年任中央政治學校新聞 學院副院長，培育宣傳人員。1947 年任行政院新聞局副局長，1948 年底辭職，隔年春來臺。 50_{來臺後初期身兼數個重要的宣傳職位，不僅是中央改造委員兼第四組的主任，同時是中央通} 訊社社長與中國廣播公司副總經理，也是宣傳會談成員與宣傳工作指導委員會委員，長年任 職於國民黨的的宣傳機構(見表一)。在黨職以外，對於戰後台灣媒體樣貌的塑造亦扮演關鍵性 角色，1955 年政治大學在台復校，成為新聞系所主管，繼抗戰後培育新生代的記者；1965 年 奉命成立新聞黨部，成為首任主任委員，51_{1966 年推動成立中國新聞學會，亦當選主任委員} (1966-1972)。52_{同年主編的《中國新聞史》出版，成為大專院校相關科系的主要教科書，對新} 聞史的教學提供典範。53_{整體而言，曾虛白對戰後台灣新聞記者的養成、傳播理論的引介與把} 48 邱家宜，〈戰後初期(1945-1960)台灣報人類型比較研究——吳濁流、李萬居、雷震、曾虛白〉(臺北：世新大學 傳研究所博士論文，2011)。 49 楊秀菁，〈新聞自由論述在台灣(1945-1987)〉(臺北：國立政治大學歷史系博士論文，2012)。 50 曾虛白生平主要根據以下資料撰寫：陳新萌，〈曾虛白先生年譜〉，《新聞學研究》，33(台北，1984.4)，頁15-49； 董淑賢，〈民國人物小傳：曾虛白(1895-1994)〉，64:3(台北，1994.3)，頁131-132；〈曾虛白先生生平事蹟〉， 《國史館館刊》，復刊16(1994.6)，頁254-256。 51 楊秀菁，〈新聞自由論述在台灣(1945-1987)〉，頁3；邵銘煌、薛化元(主編)，《總裁批簽》(臺北：國立政治大 學歷史系、中國國民黨黨史館，2005)，頁499-500；〈中國國民黨新聞黨部第一屆委員會委員就職宣誓一瞥〉， 〈領袖照片資料輯集(五十六)〉，《蔣中正總統文物》，國史館藏，典藏號：002-050101-00058-241，入藏登錄 號：002000000058P。 52 陳新萌，〈曾虛白先生年譜〉，頁37、42。 53 邱家宜，〈戰後初期(1945-1960)台灣報人類型比較研究——吳濁流、李萬居、雷震、曾虛白〉，頁144；林麗雲，

關，以及媒體環境的塑造，影響深遠。 表一 來台後曾虛白重要黨職任期表 職位 時間 1 中央改造委員會第四組主任 1950.8.5-1950.10.13 2 中央改造委員 1950.8.5-1952.10.9 3 中央通訊社社長 1950.10.2-1964.12.21 4 中國廣播公司副總經理 1949.11.16-1954.5 5 中央宣傳指導委員會委員、綜合小組成員 1957.4.17-1963.11.23 6 中央評議委員54 1957.10.23-1999.8.27 資料來源： 1、2：《彙編》，頁1、43；劉維開(編)，《中國國民黨職名錄》(臺北：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1994)，頁263-268。 3：〈中央社今日交接 曾虛白就任社長〉，《中央日報》，1950年10月2日，第1版；〈中央社新任兩首長 曾虛白馬星 野接事〉，《中央日報》，1964年12月22日，第3版。 4：黨營文化事業專輯編纂委員會(編)，《黨營文化事業專輯之五 中國廣播公司》(臺北：黨營文化事業專輯編纂委員會， 1972)，頁6。 5：劉維開(編)，《中國國民黨職名錄》，頁268、291；任育德，〈中國國民黨宣傳決策核心與媒體的互動(1951-1961)〉， 《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報》，32(臺北，2009.11)，頁230-234。 6：劉維開(編)，《中國國民黨職名錄》，頁294、308、330、357、374、396、428。

三、 宣傳官僚的角色

欲了解曾虛白在宣傳上作為的可能性與限制，或許應先從宣傳官僚在戰後台灣黨政體系 中的角色加以理解。宣傳部門橫跨黨政軍，決策主管機關遞嬗頻繁，宣傳事項又涉及隱秘， 加上檔案開放的有限，種種因素使得宣傳官僚的日常行事不易掌握，個人在特定事件上的著 力與影響也難以釐清。然而從既有的資料中倒是可以清楚地察覺，不論組織規程如何釐定權 責範圍，整個宣傳體系明顯地以一人為中心，最高領袖蔣介石的意志清楚地浮現於各處片段 的檔案。而身為國民黨的宣傳官僚，黨內地位的高低也影響了執行業務的力量。在以蔣為首 的宣傳體系下，曾虛白與高層的親疏遠近，以及在黨內的發展軌跡，成為理解曾虛白宣傳工 作以及所持理念的重要背景。

(三) 以蔣為首的宣傳體系

1950年代的宣傳體系規模龐大，可概分為決策、執行與業務三個層次。決策層次為蔣介 《台灣傳播研究史：學院內的傳播學知識生產》(臺北：巨流圖書公司，2004)，頁104-110。 54 曾虛白從第八屆中央委員會開始，一直擔任中央評議委員，受限於資料，只知至少擔任至第十四屆。中央評議 委員為改造結束後新設立的組織，職責為建議黨政興革、審議重大紀律案件、中央委員會提請評議事項，以及 供總裁諮詢。雖無實質權力，至少代表對曾虛白效力黨國的肯定。劉維開(編)，《中國國民黨職名錄》，頁273。

石主持的的宣傳會談，以及協助決策、屬於幕僚機構的中央宣傳業務小組(1951年成立)、中央 宣傳指導小組(1954年成立)和中央宣傳指導委員會(1957年成立)。這些組織的成員皆包括黨政 軍宣傳機構負責人，目的在統合與協調各單位的宣傳方向。執行層級則以國民黨中央(改造) 委員會第四組為主，負責執行宣傳決策層級所下達的指示，但以自由地區為主要負責區域， 海外宣傳歸第三組，對大陸心戰則為第六組，理論研究由設計考核委員會理論組擔綱。55_業務 層次則包含各種黨營媒體，例如《中央日報》、《中華日報》、中央通訊社、中國廣播公司等等。 不論是國民黨或政府部門，對內或對外，決策、執行到業務三個層次均有專責機構，不 過，在組織章程所制定的運作規則之外，隨時可見的是領袖的身影。首先，每週二在總統府 召開的「宣傳會談」，確立蔣介石對宣傳事務的了解與決策權力，出席的基本成員包含府院黨 高層(行政院長及三位秘書長、宣傳與外交部門首長(第四組主任及外交部長)、宣傳業務負責 人(中央社、中央日報、新生報社長)，以及其他視當日議題而邀請的人員。56_{由於目前台灣各} 公私檔案收藏處並未開放該會談的記錄，只能從與會人員片斷的記述，略知該會議的規模與 討論議題。從蔣介石的日記與會談成員的回憶錄可以發現，國內外發生大事時的宣傳方針， 多由蔣拍板定案。57_{蔣介石對宣傳事務的關心、介入與批評躍然於史料之上。} 其次，在跨越黨政軍成員的宣傳會談之外，蔣的身邊另有侍從秘書的編制，亦涉及宣傳 事務。蔣的秘書分為機要、英語翻譯以及新聞言論三類，機要負責公文收發、核稿與協調， 英語翻譯專管國外人士的陪見與口譯，新聞言論秘書則包含：聯繫媒體與發布新聞稿；整理 每日報紙；陪見客人，筆記談話內容；蒐集資料以供寫作參考；記錄彙整蔣重要演講與會議 指示。58_{因而蔣身邊的新聞言論秘書不僅須彙整外來的新聞情報，亦有將蔣的消息對外發布的} 重要職能。新聞言論秘書的常規工作之一，是在每天早上七點一刻之前，須將當日報紙以紅 藍鉛筆勾劃標記，依《中央日報》、《聯合報》、《徵信新聞報》、《新生報》、《中華日報》依序 排列，送交侍從副官，置於蔣榻旁的几案上，待八點蔣用早餐時，由武官讀報。下午蔣閱讀 香港出刊的中文報紙，以及中央社所編印的重要參訊，亦經新聞言論秘書檢視呈閱。59_甚且蔣 對於印象深刻的文章作者，若為國內人士則予以召見，國外人士則查其資歷背景。60_由此可知 蔣自身對於報紙輿論的重視，不論黨營系統或民間報紙，均安排每天掌握，這意謂著即使是 宣傳體系較末端的業務成果，每天皆接受領袖的檢視。蔣就曾針對《中央日報》所刊照片不 55 任育德，〈中國國民黨宣傳決策核心與媒體的互動(1951-1961)〉，頁222-228。 56 在曾的自述中，皆以「宣傳會報」稱呼「宣傳會談」，但學者任育德指出應為「宣傳會談」。此外，雖然任育 德根據1959年的國民黨內部工作檢討報告，說明宣傳會談兩週一次，但從曾虛白及楚崧秋兩位親身與會人士的 回 憶 來 看 ， 1950-1958 年 宣 傳 會 談 應 是 每 週 一 次 。 見 任 育 德 ， 〈 中 國 國 民 黨 宣 傳 決 策 核 心 與 媒 體 的 互 動 (1951-1961)〉，頁226；曾虛白，《曾虛白自傳》，中集(臺北：聯經出版社，1990)，頁512-513；楚崧秋，《楚 崧秋先生訪問紀錄—覽盡滄桑八十年—》(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2)，頁68。 57 例如美國雜誌刊登對中華民國不利之文章，或是中日台北和約簽定的宣傳事項，均由蔣指示宣傳原則。見秦孝 儀(總編纂)，《總統蔣公大事長編初稿》，卷十一(臺北：中正文教基金會，2004)，頁106-107。 58 楚崧秋，《楚崧秋先生訪問紀錄—覽盡滄桑八十年—》，頁63。 59 楚崧秋，《楚崧秋先生訪問紀錄—覽盡滄桑八十年—》，頁64-65。 60 楚崧秋，《滄海微言：隨侍 先總統蔣公一得》(臺北：黎明文化事業，1986)，頁161。

滿意，指示懲處負責人。61 新聞言論秘書與高層的親近關係，使蔣得以近距離觀察這些秘書的辦事能力，許多人後 來成為宣傳部門的主管，如蕭自誠、秦孝儀、曹聖芬、楚崧秋等人，兩位第四組主任沈錡與 沈昌煥雖屬英語翻譯系統，亦屬側近，62_{而兩大文膽陳布雷與陶希聖也出身侍從室。雖說宣傳} 方面的負責人不一定要出身秘書，但可知整個黨政軍宣傳體系與蔣個人的密切關係。 由此點來看，曾虛白很難稱得上躋身最核心的圈子，這或許限制了他在宣傳體系中更上 層樓的可能。在曾虛白的生涯中，與蔣接觸最頻繁的機會僅限第四組主任時期，就其自述當 時幾乎每天與蔣碰面，除了例行會議外，還會就國際問題經常討論，而在此之前的大陸時期， 僅僅見過兩面。63_{即使為真，第四組主任任期也只有兩個多月，對照其他侍從出身人員每天接} 觸領袖，親疏遠近相當明顯。欲測知與蔣的關係還可用另一個方式側面觀察，亦即蔣自身的 文字記述與公文檔案中，提到特定人物的次數與內容。然而不論是《總統蔣公大事長編初稿》 中所收錄蔣的日記，或是國史館所藏「蔣中正總統檔案」中的往來電文，幾乎很少提到曾虛 白。或許某些人常被提到是因為被蔣厭惡反對，不代表與蔣親近，但這至少表示在其心頭上 或公務中一個人份量的高低，檔案中曾虛白並非是重要人物。 由以上可知，從宣傳事項的最高決策會議，自身隨侍人員的宣傳系統，到最末端的媒體 呈現，可說均在蔣的掌握之中。對領袖而言，宣傳事務不分黨政軍等法定部門的區別，但求 有效整合，發揮最大的作戰力量。因而宣傳人員的角色，設定為秉承上意，忠實傳達黨政高 層的意志，很少有自主的空間，遑論對政府進行有力的批判與監督。與蔣的親疏遠近，以及 在宣傳體系中歷練的位階層級，可說決定了宣傳官僚的影響力。曾虛白在宣傳體系中的定位， 或許可從這些角度加以觀察。

(四) 黨內位階的沉浮

曾虛白最重要的職位集中於 1950 年秋天，當時不論在黨組織或宣傳部門，其職位達到人 生的最高峰。在國民黨凍結第六屆中央委員職權，由總裁指定十六名委員取而代之推動黨務 革新時，曾虛白成為十六名改造委員之一，躋身權力核心，同時兼任中央改造委員會(以下簡 稱中改會)第四組主任，成為宣傳部門的負責人。此外，在改造之前即擔任的中國廣播公司副 總經理一職並未更動，更於當年 10 月接手中央社社長，成為既是宣傳部門又是黨營媒體的主 管。雖說職位與所擁有的真正權力並不完全相等，人脈關係、特殊才能以及獲得高層重視等 因素也同樣左右一個人的影響力，但檢視之後的發展，不論是職位或與領袖的關係，曾虛白 再也沒有如此靠近核心的機遇。 61 秦孝儀(總編纂)，《總統蔣公大事長編初稿》，卷九(臺北：中正文教基金會，2002)，頁317 62 劉維開(編)，《中國國民黨職名錄》，頁268、282-283、300-301316-317、366。楚崧秋，《楚崧秋先生訪問紀 錄—覽盡滄桑八十年—》，頁62。 63 曾虛白，《曾虛白自傳》，下集(臺北：聯經出版社，1990)，頁870-873。

宣傳被視為丟失大陸的原因之一，也是改造的重點工作，但改造期間黨的宣傳主管人事 卻不能稱上安定。在兩年兩個月的改造期間，統籌黨政軍宣傳事務的國民黨中央改造委員會 第四組，其主管更替頻繁，首任的改造委員兼第四組主任即為曾虛白(1950 年 8 月)，但上任僅 兩個月多即由總裁蔣介石提出曾的辭職案，由原任設計委員會主委的陶希聖接任(1950 年 10 月)。64_{陶也僅擔任 9 個多月，同樣由蔣提出陶的辭職案，並調設計委員會主委蕭自誠接任(1951} 年 7 月)。65_{蕭擔任時間最長，但也僅 13 個月，與原由設計委員會調來的副主任李士英一同被} 轉派去整頓《中央日報》，擔任社長與總主筆，原《中央日報》社長馬星野轉調設計委員會副 主委，第四組主任改由沈昌煥接任，但此時也已接近改造的尾聲(1952 年 8 月)。66_{第七次全國} 代表大會後，新的中央委員會第四組主任仍由沈昌煥擔任，之後第四組主任人事更迭趨緩， 這才告人事穩定。67_{由此可知，改造時期高層對於宣傳事務交由誰負責仍處於摸索變動的狀} 態，而由人事的安排，也可看到高層習慣在宣傳、設計、黨營媒體三個領域之間調動主管， 若考量當時第四組還兼組織工作(小組)，而其他組也兼宣傳工作(第三、六組)，從組織架構而 言，國民黨對於宣傳事務的專業性認知以及主管部門的職權範圍，或許尚未確定下來。 在此過程中，有些人位子雖然變動卻依然與聞重要決策(如陶希聖)，但曾虛白可說最早被 排除在核心之外。曾虛白雖名列十六名改造委員之一，但在黨職上一直未能更上層樓，不僅 是中央改造委員會裡最早辭職的一級主管，且出掌黨營媒體後就再也沒有回流至黨中央擔任 主管。68_{在改造結束後由蔣介石提名、國民黨全國代表所投票的第七屆中央委員選舉中亦無法} 當選，自然更無法進入中央常務委員會。若思考中常委是由 32 名中央委員裡選出 10 名，而 這 10 名中有 6 名是原先的改造委員，可說隨著時間推移，曾虛白離黨的決策核心越來越遠。 69_{其主要舞台轉移至黨營媒體，也就是中央通訊社社長與中國廣播公司副總經理。}70_從上一小 節的衡量標準來看，曾虛白在宣傳體系中的歷練層級曾經短暫達到高峰，但仍無法稱上最高 級的幕僚。 若由黨內派系來分析，曾虛白並沒有明顯的所屬派系。但在黨內政治要人中，他較親近 的是當時的第二號實力人物陳誠，而非已步上接班之路的蔣經國，這對他的發展或許造成一 定程度的影響。曾虛白並不掩藏他與陳誠的良好關係，兩人結識於淞滬戰爭時期，是曾虛白 最欽佩的行政長官。陳誠擔任台灣省主席時推行土地改革，需要宣傳配合，兩人在改造委員 64 中改會第37次會議記錄，中央委員會秘書處(編印)，《中國國民黨中央改造委員會會議決議案彙編》(以下簡稱 《彙編》)(臺北：中央委員會秘書處，1952)，頁43。 65 中改會第175次會議記錄，《彙編》，頁219。 66 中改會第382次會議記錄，《彙編》，頁474。 67 劉維開(編)，《中國國民黨職名錄》，頁282。 68 同時期辭職的只有幹部訓練委員會主委蔣經國。中改會第37次會議記錄，《彙編》，頁43。 69 劉維開(編)，《中國國民黨職名錄》，頁277-278。蔣介石亦注意到曾虛白未當選一事。見秦孝儀(總編纂)，《總 統蔣公大事長編初稿》，卷十一，頁261-262。 70 中央社究竟是黨營、國營或民營，在1950年代初期即產生困惑，曾虛白希望朝向國營發展，但終究只是黨營， 詳細討論可見本文後半部。見曾虛白，《曾虛白自傳》，中集，頁582-5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