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緒論
第二節、 文獻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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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文獻檢討
《三國演義》的相關論著成果甚豐。無論是有關小說作者以及版本的考究，甚至是 藝術內容、思想內涵、人物形象等方面，都累積了一定的數量與質量。以下就《三國演 義》相關研究，分為論文集、專書、學位論文與單篇論文四大類，先簡要說明其篇章，後 再以本論文關切之命題分述：
一、《三國演義》相關論文集
論文集方面，《三國演義研究集》4和《名家解讀三國演義》5等集結了各大家對於
《三國演義》的研究成果。此外，楊義的《中國古典小說史論》6中也以專章的方式探討 了三國的幾個問題。他從三國故事的典範化談到其悲劇性，再從其「戰爭與人才」的母題 談到小說中的探聽行為與數字組合結構等問題。夏志清的《中國古典小說史論》7亦在書 中專章討論了《三國演義》。他從諸葛亮、關羽、劉備等主要人物談到赤壁之戰，進而辨 析了胡適認定《三國演義》的寫定者非一「有天才的文學家」之說。爾後，夏志清再從官 渡之戰中的袁紹形象，進而涉及小說中的神秘莫測的命運安排。類似這樣的論集還包括了 李晨冬的《李晨冬古典小說研究論集》8以及張錦池的《中國四大古典小說論稿》9等。
二、《三國演義》專書
專書方面，沈伯俊的《三國演義新探》10集結了沈伯俊多年來的豐碩成果，其中包括 了版本的考證、小說思想藝術的辨析、人物形象的論述等；劉永良的《三國演義藝術新 論》11從人物描寫、語言藝術、詩詞歌賦談到小說中的飲酒描寫與喜劇特色；洪淑苓的
《關公民間造型之研究——以關公傳說為重心的考察》12以及李福清的《關公傳說與《三 國演義》》13側重於關羽這個人物形象以及相關傳說之研究；另外還有鄭鐵生的《三國演 義敘事藝術》14、郭瑞林的《三國演義的文化解讀》15、傅隆基的《解讀三國演義》16等著 作。
4《社會科學研究叢刊》編輯部，四川省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編：《《三國演義》研究集》（成都：四川 省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83 年）。
5陳其欣選編：《名家解讀《三國演義》》（濟南：山東人民出版社，1998 年）。
6楊義：《中國古典小説史論》(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 年)，頁 266-291。
7〔美〕夏志清；胡益民等譯：《中國古典小說史論》（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 年），頁 37-76。
8李辰冬：《李辰冬古典小說研究論集》（北京：中華書局，2006 年）。
9張錦池：《中國四大古典小說論稿》（北京：華藝出版社，1993 年），頁 1-80。
10沈伯俊：《三國演義新探》（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5 年）。
11劉永良：《三國演義藝術新論》（臺北：商鼎文化，1999 年）。
12洪淑苓：《關公民間造型之研究——以關公傳說為重心的考察》（臺北：臺大出版委員會,1995）。
13〔俄〕李福清（B.Riftin）：《關公傳說與三國演義》（臺北：雲龍出版社，1999 年）。
14鄭鐵生：《三國演義敘事藝術》（北京：新華出版社，200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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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來一些學者以敘事學以及後現代批評角度切入，亦為學界打開了另一個研讀
《三國演義》的視角。許麗芳的《章回小說的歷史書寫與想像——以《三國演義》與《水 滸傳》的敘事為例》17則探討了《三國演義》中的敘議傳統、天命與人事、士庶價值等問 題。周建渝的《多重視野中的《三國志通俗演義》》18從解構批評、「文本互涉」、「多 重對話」等角度重新詮釋三國故事。他從諸葛亮之死、魏延的反骨以及曹操之為奸雄等小 說情節的解讀中，指出小說文字意義的不穩定性。他引用了《左傳》、《史記》、《戰國 策》等作品與《三國志通俗演義》相互對照。此外，周建渝還以孫策與于吉、曹操與左慈 之間的衝突指出小說中不同意識之間的對話以及小說中開放式的敘事結構。浦安迪的《明 代小說四大奇書》19則將《三國演義》以及其他三本奇書放在文人小說的論述中，以「反 諷」的角度切入，深入分析劉關張、諸葛亮、曹操等人的人物形象以及小說創作意旨之內 在聯繫。李志宏的《「演義」——明代四大奇書敘事研究》20則將四大奇書放在「演義 體」的論述之中，指出《三國志通俗演義》中的歷史意識及其勸善懲惡的道德辯證與歷史 評價。
三、《三國演義》學位論文
學位論文方面，台灣亦累積了一定的豐碩成果。以蔣聖安的〈《三國演義》的敘事 認知與文本建構〉21為例，文中旁徵博引，從史著到小說文本，從中國古典文獻到西方譯 著，用功之致可見一斑。文中指出，《三國演義》在遵照史書記載上主要事件發展之敘事 前提下，承襲參照著其他相關歷史敘事文本的形式與內容，如《三國志平話》與三國雜劇 戲曲等，使各種不同傳統文本均成為建構《三國演義》一書的敘事成分，而這種敘事取材 過程與其實就等同於史家收集史料與記載歷史，都是在既有的文本與史料基礎上進行歷史 人事物的連結與形塑。《三國演義》之創作意圖在於重新詮釋三國歷史，將其書的性質與 定位等同於歷史著作。換言之，《三國演義》作者是以史家心態來進行敘事文本的建構。
就敘事價值觀而言，《三國演義》主要是從道德評判的觀點，對於歷史人物的功過進行議 論評價，只要是具有道德勇氣與正義之歷史人物，一律給予褒揚讚美，而對於那些為求霸 業因而殘害人民的無情梟雄，則是予以譴責撻伐。
15郭瑞林：《三國演義的文化解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 年）。
16傅隆基：《解讀三國演義》（臺北：雲龍出版，1999 年）。
17許麗芳：《章回小說的歷史書寫與想像：以三國演義與水滸傳的敘事為例》（臺北：秀威資訊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2007 年）。
18周建渝：《多重視野中的《三國志通俗演義》》（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9 年）。
19〔美〕浦安迪（Andrew H.Plaks）著；沈亨壽譯：《明代四大奇書》（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2006 年）。
20李志宏：《「演義」---明代四大奇書敘事研究》（臺北：大安出版社，2011 年）。
21蔣聖安：〈《三國演義》的敘事認知與文本建構〉（臺北：國立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系碩士論文，2003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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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香璉的〈《三國志演義》中「五虎將」結構之探討〉22以五虎將的來源為開端，對 比了《三國志》、《三國志平話》、嘉靖本、毛評本等作品中的五虎將形象，資料整理的 工夫相當足夠，此外論述方面條理清晰，實為考察五虎將形象不可或缺的資料。文中指 出，由《三國志平話》、嘉靖本《三國志通俗演義》與毛評本《三國演義》的對比可以發 現，關羽和張飛二人的形象恰好相反，前者是由輕至重，後者則由濃轉淡。陳香璉指出，
「桃園結義」是建立在「上報國家，下安黎庶」的基礎上的，而「桃園結義」結構是作為
「五虎將」並列結構的典範而存在的。另外，文中指出毛評本《三國演義》大大地提升了 趙雲的人格形象；毛評本《三國演義》中的黃忠則是建立在「義」的基礎上；毛評本《三 國演義》則是將原來「道德有虧」的馬超改為集「國仇」與「家恨」為一體的忠義形象。
此外，陳香璉亦指出魏延在武力上實可位列五虎將，毛評本爲了作出區隔，而將魏延的人 格醜化。簡言之，毛評本對五虎將結構的塑造有四個特色，即「道德品格的美化」、「對 蜀漢集團貢獻的聚焦」、「超群勇武的推揚」、「五虎將關係的相互映照」。
廖文麗的〈古典小說虛實論研究—以《三國演義》為例〉23以虛實論的角度為中心 點，梳理了歷代對於虛實的爭辯，進而論及《三國演義》中的虛實，論述清晰，理據充 分，其用功頗值得肯定。文中指出，《三國演義》對題材虛實的運用，是在史實的制約下 展開合情合理的藝術虛構，無論是對史料的挪移、借用、改造、捏合、演化，最終還是將 史料與虛構渾融為一，形成一個完整的藝術形象。然而，文中也指出，《三國演義》對虛 實理論的實踐亦受到其擁劉反曹的思想所局限，而無法公允地對待每個歷史人物的優點，
對蜀國陣營的劉備與諸葛亮往往增飾太多，造成虛假的形象。
丁秋霞的〈1980 年以後大陸地區《三國演義》悲劇觀研究之考察〉24梳理了大陸地區 關於《三國演義》悲劇觀的研究，其整理資料之龐大不在話下，尤可見其用功。此外，文 中主要從縱向與橫向探討《三國演義》悲劇觀。縱向方面，文中從《詩經》、《楚辭》、
《史記》到元雜劇，梳理了《三國演義》之前的中國文古代學作品中的悲劇精神。橫向方 面，文中也將有關《三國演義》的悲劇觀論述分成命運悲劇、性格悲劇、歷史悲劇、道德 悲劇、愛情悲劇等，再將《三國演義》置放於西方悲劇美學中考察。
賴志鈞的〈《三國演義》史傳敘述模式的研究〉25通過大量文史資料的處理，探討了 歷史敘事對《三國演義》的影響以及《三國演義》獨特的結構形式，文章旁徵博引、論述
22陳香璉：〈《三國志演義》中「五虎將」結構之探討〉（花蓮：國立東華大學中國語文學系碩士論文，
2012 年）。
23廖文麗：《古典小說虛實論研究──以《三國演義》為例》（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文研究所碩士 論文，1995 年）。
24丁秋霞：〈1980 年以後大陸地區《三國演義》悲劇觀研究之考察〉（臺北：國立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系國 文教學碩士論文，2006 年）。
25賴志鈞：〈《三國演義》史傳敘述模式的研究〉（臺北：國立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系碩士論文，2006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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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晰，頗有值得參考之處。文中以《三國志》、《資治通鑑》及《通鑑紀事本末》為主要 研究對象， 探討編年體、紀傳體、紀事本末體的文體結構特徵，並探討其對《三國演 義》組織情節方面起的促進作用。文中指出，歴史敘事的精確性、客觀性通常與文學形象 的生動性呈現反比關係。司馬遷為了敘事的形象生動性，有意或無意地採用場景敘事模 式，但他在歷史事件的敘述上並未違反史實，因此《史記》可歸類於極富文學色彩的歷史 著作；而羅貫中為取悅讀者則不僅僅是大量採用場景敘事模式， 並在情節組織和人物設
清晰，頗有值得參考之處。文中以《三國志》、《資治通鑑》及《通鑑紀事本末》為主要 研究對象， 探討編年體、紀傳體、紀事本末體的文體結構特徵，並探討其對《三國演 義》組織情節方面起的促進作用。文中指出，歴史敘事的精確性、客觀性通常與文學形象 的生動性呈現反比關係。司馬遷為了敘事的形象生動性，有意或無意地採用場景敘事模 式，但他在歷史事件的敘述上並未違反史實，因此《史記》可歸類於極富文學色彩的歷史 著作；而羅貫中為取悅讀者則不僅僅是大量採用場景敘事模式， 並在情節組織和人物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