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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日治時代台灣文壇的掙扎與反彈
第一節 單一文化的灌輸與自我意識的覺醒
一、帝國主義、資本主義的單一價值觀
日本原先是抵抗歐美世界資本主義的亞洲國家，其後卻由明治維新轉型成 功，成為亞洲世界第一個帝國主義者。帝國主義往往與資本主義有著類似的形成 模式，二者都是以強大的力量鯨吞或者蠶食弱小族群。以資本主義而言，其主要 經濟模式包括了自由的資本和雇傭流動、市場競爭、以及價格機制的運行。在馬 克思的社會主義裡，經濟是決定社會型態與社會階層的基礎，強大的資本主義一 旦掌握經濟命脈，小額資本必然面臨被消滅的命運，它所帶來的不僅是經濟上的 衝擊，隨之而來的階級劃分將促使勞資雙方不斷進行對話或發生衝突。觀察所謂 帝國主義的本質，主要是以國家的軍事力量奪取其他國家的領土、奴役其人民，
進而建立起經濟及政治霸權，並從中獲取暴利。被侵略的國家或民族屬於被剝削 的一方，除了經濟被掠奪，思想被箝制，個人主義被消滅，乃至於種族之滅亡，
歷史詮釋之扭曲，無一可倖免──規模之廣且深，遠非資本主義所能及。此外，
比起資本主義，帝國主義更令人恐懼的是它可能衍生出殖民主義、軍國主義，或 獨裁主義、極端民族主義。例如一九三○年代後期，中野正剛於日本奔走鼓吹法 西斯主義，被稱為「日本的希特勒」，他主張「軍國」、「極權」或「新秩序」，這 樣的思想在一戰及二戰期間，影響菁英份子甚深，甚至在一九三七年的選舉中獲 得了百分之二的選票。以極端主義而言，百分之二是不容忽視的數字，也正是在 同年的七月七日，爆發了蘆溝橋事變，軍國主義被推向一個新的高峰。
以台灣而言，殖民地社會的勞資關係又加入了民族變因，此一變因持續增強 彼此間的緊張關係。日本政府除了掌握台灣社會的經濟命脈，即連人民的職業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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享有優先篩選的權力──為了保障日本人在台的地位，日本政府在教育政策上強 調義務教育及職業教育，高等教育方面只對台灣人開放培育教師的師範學校和扶 植醫師的醫事學校。殖民初期日本政府並不鼓勵台灣人就讀人文學科，因此台灣 人無法獲得社會科學的啟蒙，日後更不可能擔任各機構的高層決策人員。然而，
日本人很清楚這樣的控制方式只能在一時，若要長遠保有決策位置，須從文化力 量著手。文化思想的力量作用於社會，可蔚然形成一股風氣；若推展進行在政治 上，勢必成為政治力量的工具。這種全面性的控制，最巨大而深遠的影響的就是 文化灌輸，文化改造使民眾產生觀念上的混亂，企圖將台灣人徹底換血，脫胎成 為為天皇奉獻的犧牲品。陳芳明所謂「遲到的現代性」32指出，具有歷史意識的 知識分子，在面對殖民社會的現代化，能夠保持自己固有的文化主體與歷史經 驗；反之，若無法分辨現代化背後所暗藏的殖民本質，就容易誤以為現代化即等 於日本化，如此一來，弱小經濟體乃至弱小民族被單一價值觀的巨流吞噬，豐富 多元的各民族性必然消失，並失去解釋歷史的發言權。
原始的資本主義並非由政府管理，相反的它反對政府的干預，而以市場自由 競爭為考量。無論擁護者和批評者們，都同意資本主義指的是私營及私人所有 權，自由而相互競爭的企業、追求利潤、財富不平等分配、市場（包括勞工市場）
的存在。然而，放置於日治時代的台灣此一時空環境下的資本主義，不僅沒有反 對政府介入，反而憑藉帝國主義的擴張而迅速壯大。台灣民眾沒有自由競爭的市 場機制，面對的是三井、三菱、住友、與安田等大型綜合財閥，加之偏袒日資的 財政措施，形成財閥獨大的經濟型態。自十六世紀航海時代開始，資本主義便與 帝國主義締結，在創造市場追求利潤的需求下，依靠科技與軍事力量達成目的。
隨著經濟體系而來的價值觀入侵，民眾若毫無認知上的抵抗能力，殖民地舊有的 文化根基將輕易地被連根拔除，因此知識分子的努力於此時就顯得格外重要。
日本政府在台灣所實施的掠奪手段，除不平等的法令之外，實則也一步步在 消滅台灣民族性。例如：推行日台共學制，共學的實際意義是以種族為經，以教
32 陳芳明：《殖民地摩登─現代性與台灣史觀》，麥田，2011 年 9 月，頁 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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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制度為緯，預先劃分職業與社會地位，構築不平等的社會模型，不僅加深了日 人台人的種族仇恨與階級裂痕，更龐大的企圖是以就業機會令台人屈服在制度之 下。官方教科書的民族意識更為氾濫，例如歷史教科書，內容是純正的「日本史」， 全然漠視台灣社會的獨特發展；音樂教科書是日本童謠，據日本音樂教育史學者 岡部芳廣《植民地台湾における公学校唱歌教育》(公立學校的歌唱在台灣的殖 民教育)所言，音樂與語文教育同樣具備「同化」與「啟蒙」的雙重內涵。只不 過，「啟蒙」一詞使用在殖民社會中相當諷刺，當政治力量強勢主導統一文字、
語言之時，單一的歷史思維就愈加被彰顯出來。換言之，台灣人的文字只能是日 文，歷史觀只能是日本史觀，擁有的思維只能是帝國主義下的思維。一旦台灣的 主體被邊緣化，在一代又一代的交替更迭中，台灣意識很可能在最後被乾淨的抹 去了。這斷然不是「啟蒙」的意義，而是「刨根」，意在徹底刨除台灣意識之根。
戰爭時期的皇民化運動，漫天蓋地鋪捲而來，觸及所有層面。皇民文學促使人民 效忠天皇並讚揚戰爭具有偉大意義，進而要人民為戰爭奉獻金錢及犧牲生命；又 如改良宗教，教導民眾在重要節日要到神社參拜，並禁止廟會喜慶，使布袋戲團、
野臺戲失去在廟會的演出機會，被迫改業，舊有的信仰與民俗活動在這波潮流中 從此噤聲；如果說，改變生活習俗只屬於外在層面的變化，那麼改姓名運動就是 觸及漢人意識的核心。漢人重視家庭、家族、籍貫與祖宗家法，強調落葉歸根的 原鄉意識。姓氏是家族的標記，也是祖先的象徵，改姓名等於抹滅自己的來歷，
暗喻著重新出生。近年來台灣原住民認同部落的具體表現之一，就是恢復自己原 來的部落姓名，回歸所屬之地與原有血統。當進一步改變文字語言，從教育制度 涉及文化渲染，再經由文化渲染造成輿論氛圍，由輿論氛圍深入到集體意識，在 這一層又一層的鋪排下，推廣的力量便將以等比級數向外擴張，最終的目的就是 要徹底從精神意識脫胎換骨。
新的國家總督制度、新科技帶來新建設、開發經濟、創造工業化及都市化……
這些政策經過不斷強化與放大，不僅是要取得台灣人民的認同，也是向世界宣示 帝國主義的成功，而這一點正是台灣知識份子所擔憂的。台灣資本家林獻堂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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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典型的資本主義家不同的是，他們出資讓留學生到日本進修，所投資的期望是 回報台灣社會，而非個人利潤。這一點說明了台灣社會的知識分子已進步到追求 心靈意志的階段。
二、覺醒的力量─台灣文化協會的創立與轉型
追溯台灣的新文學的歷史，可從一九二○年代新文學運動的出現為起始，台 灣的留日學生受到一次世界大戰後民族自決的風潮及日本國內的大正民主思想 的影響，在東京發起「新民會」，認為殖民統治下所謂「內台一體」、「內地延長 主義」等口號，仍無法消除殖民政府的種族歧視和經濟剝削政策，因此欲以組織 進行社會改造運動。一九二一年蔣渭水在台北舉行了「台灣文化協會」成立大會，
並於隔年在東京發行《台灣民報》，號稱為「台灣人唯一的言論機構」，不僅鼓勵 學生運動、社會改革運動、婦女解放、議會設置請願，也提倡新文學及白話文運 動，發行量破萬份，足與當時最大的官方報紙《台灣日日新報》相抗衡。日本帝 國主義所主導的資本主義化，帶來現代化的政策與技術，留學生則帶回世界潮流 與革新思想，台灣社會在各個層面開始接受世界的資訊，台灣現代文學便在這樣 的現實環境中發展出它獨特的面貌。
自一九二○年起，世界各地的民主思潮洶湧澎湃，在中國有孫文發起的辛亥 革命，推翻長達千年的世襲制度、日本國內興起自由民主思想（大正民主思潮）、
朝鮮三一事件大喊「大韓獨立萬歲」反抗日本殖民統治、蘇俄十月革命，無產階 級推翻臨時政府取得政權、歐洲新民族國家的出現、印度不合作運動等等，這些 帶給台灣知識份子很大啟發、鼓舞，在世界局面劇烈動盪不安，瀰漫著一股民族 自決的風潮的情況下，台灣的知識分子(尤其以留日學生為主)開始思考台灣的未 來，尋求不同於往日的武裝抗日行動。在報紙、雜誌逐漸擴張為交流平台後，知 識分子得到發表政論的機會，既可避免流血漂櫓而廣為社會大眾接受，又可吸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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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志之士成為討論時事的基本社群，遂積極展開長達二十餘年「非武裝抗日運 動」，爭取另一塊意識型態的版圖。
首先由林獻堂、蔡惠如、蔡式穀、林呈祿、王敏川、黃呈聰、莊垂勝、吳三 連、鄭松筠等人先在日本組織「聲應會」，取「同聲相應」之義，企圖結合中國
首先由林獻堂、蔡惠如、蔡式穀、林呈祿、王敏川、黃呈聰、莊垂勝、吳三 連、鄭松筠等人先在日本組織「聲應會」，取「同聲相應」之義，企圖結合中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