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緒二十年（1894 年），日本發動甲午戰爭，中國戰敗，雙方於光緒二十一年（1895 年）簽訂馬關條約，清廷被迫將臺灣、澎湖割讓予日本。同年五月日本由東北部澳 底登陸，展開接收工作，在進入臺北府後，舉行「臺灣始政典禮」，並成立臺灣總督 府作為全臺最高統治機構，臺灣總督集行政、立法、司法、軍事之大權，為臺灣最 高領導者，長達五十一年的殖民統治就此展開。
明治二十八年（1895 年）頒訂「地方官臨時官制」將全島分為臺北縣、臺灣縣、
臺南縣（併臺東直隸州）和澎湖島廳，安平仍稱效忠里，屬臺南縣管轄。但因日治 初期臺灣人民武裝抗日活動頻繁、社會紛擾不安，在接管上產生困難，需要軍方於 地方治理上配合。因此發佈〈民政支部及出張所規程制定件〉與〈民政支部及出張 所規程〉，將臺南縣改為臺南民政支部，下轄五個出張所，安平為其中之一。翌年，
在總督府評估全臺民情趨於穩定，乃恢復三縣一廳，出張所也全部調整為「支廳」。 後於明治三十四年（1901 年）將全臺劃為二十廳，廳下再設支廳，作為廳之輔助機 關，分掌轄內業務。此時效忠里改稱效忠里安平街，屬臺南廳安平支廳，不直接隸 屬臺南廳管轄，其轄區包括一鯤鯓到七鯤鯓，支廳廳署設於王城西社。大正九年（1920 年）公布「臺灣總督府地方官官制」，將全島設為五州二廳。州之下置市和郡、郡之 下設街與庄；廳下置支廳、街、庄、區，此為地方行政制度上的一大變革，也是臺 灣史上最複雜的一次地方行政劃分。此時安平又併入臺南市，稱臺南州臺南市安平。
（山本壽賀子、曾培堂譯，1999：20-21；施雅軒，2003：94-121）
日本在臺灣殖民統治之一大特色，乃「典型的警察政治」。明治三十一年（1898 年），臺灣總督兒玉源太郎進行警察制度改革，在各地大量增設派出所，設置訓練機 關，儲備警察人才，將維持治安及輔助執行其他一般行政事務的任務完全委任警察，
並採用保甲制度作為警察的輔助機關。從此，警察成為臺灣殖民政策重心的所在（張 勝彥等，1997：214）。安平當時設有一派出所，編制一個主管、二個巡佐、一個取締 及保甲書記（就是戶籍員）。除了警察之外，安平港另有編制海上警察，屬安平派出 所管轄。海上警察船通常編列二位警察，平日出外港巡邏，安平人稱其為「水上警 察」。而在保甲制度方面，日本人以市仔街為中心，將安平六角頭分為五保，編制五 個保正。保正任期兩年，其任務為調查戶口、監視出入者、預防傳染病、修橋鋪路、
戒除不良風俗等，其亦享有可獲取日本官方許可的鴉片煙牌賣鴉片，及可以專賣煙 草等特權。當時保正是日本政府市役所委派，並非民選（林朝成、鄭水萍，1998：149）。 然而亦有提拔當地有志之士擔任的情形，例如日據時代安平保正陳織雲和何有慶。
當時安平住民有句諺語說：「安平保正，陳先生、何阿慶」，指的就是這兩位受人敬 之際港經由地。（臺南市文獻委員會，1979：115）然而明治三十六年（1903 年）的 一場暴風雨，造成鹽水溪再度氾濫成災，安平大港為之淤塞，經疏浚得通小船，但
港口終究被堵塞，至此安平大港之價值盡失。為謀求改善，臺灣總督府道路港灣課 乃於昭和六年（1931 年）派員勘察現場潮流、漂砂、河川等有關海象地理條件結果，
定於昔日安平大港南方一公里處，切開鯤鯓半島與新運河相連通，開闢新港口，稱 安平港，由高雄港出張所主辦，於昭和十三年（1938 年）竣工，規模雖不大，但港 口水深已較過去安平大港為深，從此正式取代安平大港，暫時恢復往昔盛勢。但好 景不常，位於港口北緣之鹽水溪每年挾帶之大量河砂，成為安平港淤積之致命禍源，
每當雨季，洪水氾濫，大量河砂堵塞河口。但此時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如火如荼展開，
忙於戰爭的日人已無力顧及安平港之整治，因此直到日治時期結束前，此情形並未 有顯著改善。（高雄港務局，1980：18-19）因安平港早在明治三十六年（1903 年）之 後即已無法滿足航運需求，總督府乃於明治三十七年（1904 年）起，積極展開高雄 港（原打狗港）三期築港工程，使高雄港成為具完善設備的現代化港口，反觀日益 淤積、衰退的安平港，快速發展中的高雄港使其南部第一大港的地位備受挑戰。
日治時期臺灣經濟殖民地化的過程，係在通過推進基礎整備、製糖業的現代化、
生產蓬萊米、軍需「工業化」各階段整體的步伐中體現的。（涂照彥，1993：55）因 此在日治初期，總督府即進行臺灣地區人口、土地、物產等方面的調查，並統一貨 幣、度量衡，使經濟方面隸屬於中國的臺灣，改由日本殖民當局所支配。此外，為 了貨物的流通、訊息的傳遞，總督府展開鐵路、公路、港口、電報、電話等交通設 施的建設，以上種種措施與建設皆為日本在臺的殖民式經濟發展奠下基礎。
日治之初，總督府確立了「農業臺灣、工業日本」的經濟政策，製糖業為臺灣 南部自古以來主要的產業，清朝時期蔗糖為安平和打狗兩港的出口大宗，故以南臺 灣作為蔗糖生產基地。明治三十三年（1900 年），在橋仔頭（今高雄縣橋頭鄉）設立 臺灣第一座新式糖廠，引進現代化製糖機械取代傳統依賴畜力的糖廍。明治四十四 年（1911 年），臺灣的新式糖廠已有二十七家，至昭和二年（1927 年）增為四十五家，
這些新式糖廠的產量佔全臺蔗糖總產量的 98%，昭和十四年（1939 年）產量達到高 峰，其產值約佔當時工業總產值的 60%，糖業成為當時臺灣最具代表性的產業。（張 勝彥等，1997：232-233）大多數的蔗糖透過糖業小火車運到高雄，由高雄港輸出。
由於蔗糖出口量大增，高雄港逐漸崛起，取代日漸淤淺的安平港，成為南部最繁榮 的港口。由表 2-3 可看出日本統治十年後，高雄平均每年的貿易額已超越安平，且差 距日益擴大。
表 2-3 日治時期高雄與安平兩港貿易之消長 業，使許多傳統產業受到致命打擊。（林朝成、鄭水萍，1998：744）
水萍，1998：135、765-780）在新式產業的衝擊下，掌握優勢的高雄港市躍升為臺灣 南部的經貿中心，臺南和安平則退居次要地位。
圖 2-7 日治時期安平煎熬鹽工廠
資料來源：鍾淑敏等《殖產方略：臺灣產業開發
（1895-1945）》，1997：99。
圖 2-8 日治時期煎熬鹽出場準備運送的景 象，廠房外一包包的堆積物為煎熬鹽。
資料來源：鍾淑敏等《殖產方略：臺灣產業開發
（1895-1945）》，1997：95。
然在總督府比照新糖業發展新鹽業，以外銷日本後，安平的產業有了新的契機。
安平的製鹽業自明鄭時期即已存在，到了日治時期更是蓬勃發展。明治四十四年
（1911 年）日人豐田清一郎出資、辜顯榮出名，在安平稅關的對岸設再製鹽廠24（如 圖 2-7、2-8），以安平鹽田 25所產的鹽為原料再製之。大正八年（1919 年）又設煎熬 鹽工廠，翌年由臺灣製鹽株式會併購。（許淑娟等，1999：50）許多安平人放棄已衰 退的傳統產業，轉而為有固定僱傭制度下的鹽工、日傭。
除了製鹽廠，安平在日治時期亦出現了幾座現代化工廠，包括蓖麻殖產公司的 製油廠 26、南日本化學廠、造船廠（位於今聯勤四○三廠）。這些現代產業的廠房與 地點，經常成為另一股權力的象徵地，甚至在昭和時期（1930 年代後期）成為日本 南進的工業基地之一。此外，各種現代化設施，也在日治時期一一在安平呈現，包 括小砲臺上可預報天氣的的暴風信號標、臺南郵便電信安平支局的設立、裝置白色 閃光之電石器燈的安平燈塔（劉縉紳，1991：60）、電力與自來水的使用等等，以及 教育設施，如安平公學校、安平尋常小學校和安平水產專修學校等，使安平逐漸與 現代文明接軌，成為現代化的地區之一。
24 所謂再製鹽，乃以日曬鹽中的次等鹽，再加滷水溶成飽和狀態的濃滷，經沈澱、過濾後，再以機器
（平底鍋）煎熬而成。（鍾淑敏等，1997：99）
25 位於安平北方，即今臺南市安南區鹽田里，日治時期屬臺南州新豐郡安順庄，所以又稱安順鹽田。
鹽田內設有輕便道路，其旁又築有可通達安平港的運河，方便運輸及外銷。（鍾淑敏等，1997：96）
26 位於今安平漁市場湖內附近，屬軍需工廠，為屏東空軍廠所管理，因汽油短缺，日人於是在此提煉
日治時期的安平，除了港口、經濟的重要性衰退，傳統的軍事地位也幾乎完全 喪失。因為日本近代殖民統治策略，對於海防所採取的是「要塞化」的概念與建設。
十七世紀以來的安平，因世界局勢及地理形勢使它肩負了三百年重要軍事基地角 色。然在日本割據臺灣之後，安平卻也正因這兩大因素而不構成要塞基地的條件，
退出軍事中心位置。日本殖民臺灣所採取的軍事策略較之清朝，是越加精密與現代 化的，臺灣島嶼的防衛不再以單一海防面為防守重點，其所部署的是嚴密的近代式 陸海空軍。就外在防衛輪廓而論，已經沒有任何一個地方可以成為中心的防守點，
臺灣全島及其附屬島嶼具體變成單一防衛體，只是攻守面向不同罷了。（林朝成、鄭 水萍，1998：210-211）尤其是在安平優越的地理形勢隨臺江的陸化而喪失，以及臺 南在全臺灣及南部地區的地位被高雄取代後，昔日臺灣中心－府城的要塞已淪為臺 灣眾多防守點之一。此時期安平較具規模的軍事機構為陸軍八四部隊及海軍療養 所，兩者位置相鄰，皆位於舊港北岸。
圖 2-9 日治時期安平文化景觀概況圖
資料來源：明治四十年（1909 年）安平市街全圖（周菊香，1992：62）；安平會《望鄉安平》，2002：
86-87；《安平文教基金會創會會刊》，1999：18-19；本研究實地考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