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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明末清初文人傳奇作家所處的時代考察
明末清初是複雜多元的動盪時代，除了明朝自身既有的弊端之外，因為朝政 紛擾而延伸的黨爭問題，繼以外來勢力的問鼎中原，使得明朝處於腹背受敵的窘 境。自萬曆末期之後一蹶不振，將明朝推向毀滅之路，讓清朝取而代之，在這樣 毀滅與新生共存的紛擾時代，會為此時期的文人傳奇作家提供怎樣的時代思維？
因此本章節將探討文人所面臨的世變環境如何影響著文人的思維，進而展現在文 學創作方面。外在的動盪造成文人階級在社會結構中的流動，使得文人接觸最平 凡卻也最廣大的庶民階層。在心學思想的影響下，文人從六經皆我註腳的理學 觀，演變為我註六經的個體意識115，情真論內涵的興起與質變左右著文人外在禮 教觀與內在自我意識的抗衡。上章的文本分析已呈現出劇中青樓女子對於情感的 執著與追求，而這樣的特殊寫作題材正是文人所處環境的時代所致，文人在世變 的時代中追求個體的意識與情感，將情真論實踐在文學的創作。
第一節：文人面臨的世變環境
明末清初是變動的時代，造成變動的因素並不單純，在政治方面，在上位者 自身的壅蔽衍生出政治事件，進而覬覦權勢者與文人互相黨爭、傾軋，在不斷地 鬥爭與殘殺下，使得明朝的人才不斷流失，文人面臨抉擇自身與國家的兩難。在 思想方面，理學在明朝初期發揮穩定了社會結構的作用，然而隨著心學的萌芽，
有人開始反思既有制度的合宜性，使得社會結構開始動搖，這樣的改變對於文人 也產生了傳統思想方面的反撲。在文學方面，獨抒性靈的主張為文人開拓了新的 領域，書寫了以往文人視為雕蟲小技的小說與戲曲，透過此種前人不屑一觀的文 學體裁，文人不再以文以載道為創作的宗旨，而是將自我的主體意識揮灑得更淋 漓盡致。以下，我們先觀看文人所處時代變動的因素。
一、政治腐敗與社會結構鬆動
明神宗掌政的後期是明朝步入滅亡的濫觴，許多荒唐的事蹟在萬曆後期逐漸
115 陸象山主張道德本心的自覺，強調性善、心即理，「苟為知本，六經皆我註腳」。而明代的王 學重視「致良知」，學習自我反省和頓悟，因此有「我註六經」的主張，強調主體的意識與實踐。
可參見：林安梧，〈關於中國哲學解釋學的一些基礎性理解〉，《安徽師範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 學版，第三十一卷第一期，2003 年 1 月，頁 3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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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學作品中，戲曲借古諷今的筆法，提供了文人抒發的管道。觀眾取向的戲劇家 李漁在其作品《凰求鳳》中，即以明代的土木堡之變121作為時代背景，當時瓦剌 南侵，而朝中掌權的竟是太監王振，凡有機密重情都要向他稟報。劇中王振自言：
【步蟾宮】遺君自把威權掌，任獨斷綸言私降，故生端啟釁擾邊疆，要把 漁人利享。咱家非別，大明正統朝中一個總理朝政的太監，姓王名振的是 也。氣焰薰天，威權震世，太阿旁落，僅存共主之名。……從來篡位之事，
畢竟要立些軍功，使海內的人知道他兵力有餘，方才不敢違抗，被咱家生 個計較，弄出邊釁出來，眼下就有軍功可立。122
儘管戲曲的部分情節是虛構，但是卻點出宦官氣焰囂張的現象，明朝君王給予宦 官不少攬權的機會，明神宗派遣宦官充任礦監和稅使，讓宦官從中剝削利益；明 熹宗時，太監魏忠賢獨攬大權，自稱「九千歲」，實行血腥鎮壓，控制衛廠特務 機構，爪牙遍及各地，隨意殺人，施行刑罰。東林黨就是在此政治情況下產生的 志士團體，他們擁有身分地位之外，更擁有社會輿論的力量，當他們遭到官府或 是宦官的迫害和掠奪時，集團就產生了抵制的抗爭。「明後期士大夫階層擴大，
經濟力量增強，集團的形成，大大提高了士大夫社會地位和組織力量。」123閹黨 與東林黨互相傾軋。魏忠賢拆毀全國書院，許多東林人物被迫害致死，朝野忠良 盡去，還殃及邊防將帥，如熊廷弼、袁崇煥等。明思宗繼位後，對東林黨的迫害 才告停止，但東林黨與閹黨之爭，一直延續到南明時期，宮廷成為集團權力鬥爭 的場合，君王的威勢蕩然無存，在這樣互相摧殘之下，整個明朝的衰頹已經眾所 週知。
在鬥爭的過程中，閹黨與主政者站在同一線，剝削人民的財貨；東林黨代表 著廣大工商業者的利益，反對增加稅收，主張惠商便民，因此工商業者自然站在 東林黨一方，支持東林黨的政治主張。「明王朝對工商業者的巧取豪奪，激化了 封建統治者與商人市民的階級矛盾，引起了明末大規模的市民運動。」124在反抗
121正統十四年(1449 年)瓦剌分兵數路南侵。大同等地告警頻頻傳至京師，宦官王振慫恿英宗御 駕親征。明軍到了大同，懾於瓦剌軍的聲勢，未及交鋒就慌忙撤回，行至宣府，已被瓦剌軍追上。
明軍駐紮於懷來(今北京西北)附近的土木堡，遭瓦剌軍隊包圍襲擊。英宗與親軍突圍不得出，被 瓦剌軍所俘，王振被亂軍所殺，官軍死傷者數十萬。
122李漁，〈第十三齣‧報警〉，《凰求鳳》，收於《全明傳奇》，天一出版社，1983 年。
123劉志琴，《晚明史論－重新認識世末衰變》，江西高校出版社，2004 年，頁 141。
124馬美信，《晚明文學新探》，聖環圖書有限公司，1994 年，頁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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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運動中，文人階層扮演著領導的角色，在傳統觀念中擁戴執政者的文人反而成 為抗爭的份子，此現象反映出封建社會結構已經開始變化，文人不再是以往衛道 的知識份子，文人在社會結構的功能改變，游離到社會底層與庶民文學相互結 合，開啟社會民眾不同的思想。隨著政治鬥爭逐漸瓦解了長久以來不易撼動的社 會階層，文人已經不再像以往高高在上，而是逐漸地走入普通百姓的社會生活，
再加上經濟的發展促使社會風氣轉變，文人開始不同的娛樂型態。
二、社會風尚之變遷
外在的政治迫害使得文人回歸追求自我，及時行樂成了文人奉行的圭臬，聲 色的娛樂成為他們追求的目標，促進了明末清初青樓等相關尋歡作樂的場所蓬勃 發展，明代在上位者貪婪於物質的享樂，在上行下效的風氣下，士大夫也染上聚 斂錢財，追求物質生活享受的習性，試觀以下所言：
前代士大夫居官數十年，蕭然猶寒士，草屋布衣，步行里閈。今則通藉釋 褐，甫沾一命，轉盼之間已田連阡陌，家累千萬；夤緣賄賂，仍都貴顯；
花台月榭，歌妓舞女，甲於郡邑，擬於侯王；交結有司，把持官府，僮奴 豪橫，車騎光赫，親朋趨之，市井豔之，此大丈夫得意之秋。125
言論中對比出士大夫觀念的轉變，爭相追逐於物質的享受，並且透過官職不斷地 謀取個人利益，攢累私財，結交達官貴人彰顯自己的身分，沉浸在聲色的享受當 中，而這樣過度追求個人物慾的風氣，是明朝萬曆之後，商人、市民揮金如土，
文人爭相追求物質享樂的時代，帶動了江南秦淮河畔的歌舞樓台興盛，促使了青 樓名妓的崛起。徐繗「挾篋游建業，遍攬形勝，召秦淮歌妓，命酒劇飲，酒酣以 往，援筆賦詩，感嘆六代興亡之際，高歌長嘯，引聲出蕭漻間，視舉世無如也。」
126 文人既然從政治得不到應有的舞台，在青樓場所中，名妓傾慕文士是不變的 傳統，而文人樂意在迥異人塵的環境中，尋找自己的另一個新天地。「不管是生 理或心理的因素，明代後期士人出入妓院已是一種普遍的社會現象，更重要的 是，這種行為在文化中得到一種詮釋的脈絡，成為士人文化的模式之一。」127文
125轉引自馬美信，《晚明文學新探》，聖環圖書有限公司，1994 年，頁 22。
126錢謙益，〈徐處士繗〉，《列朝詩集小傳》，明文書局，1991 年，頁 456、457。
127王鴻泰，〈青樓名妓與文藝生活：明清間的妓女與文人〉，收入熊秉真、呂妙芬主編《禮教與 情慾：前近代中國文化中的後現代性》，1996 年，頁 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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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雅士喜好走向青樓，在當中進行自己的社交活動，無論是娛樂性質的宴飲，抑 或是風雅性質的詩文聚會，文人喜好此種自由且有隱密性的空間，追求自我心性 的抒發。
正是此種外在社會風氣的轉變，使得晚明文人不再像以往傳統文人抱持著明 道濟世的理念，改以竭情、率性的生活態度過日，又因重視自然情欲的展現，晚 明文人對於世俗的娛樂紛紛抱以肯定的態度，袁宏道主張「人情必有所寄，然後 能樂。故有以弈為寄、有以色為寄、有以技為寄、有以文為寄。」128他將情寄託 於實際的物質，肯定現實生活中情欲的展露，並且發展出一種享樂觀，他揭舉出 人生的五種真樂：
目極世間之色、耳極世間之聲、身極世間之鮮、口極世間之譚，一快活也。
堂前列鼎、堂後度曲，賓客滿席，男女交舄，燭氣薰天，珠翠委地，金錢 不足，繼以田土，二快活也。篋中藏萬卷書，書皆珍異；宅畔置一館，館 中約真正同心友十餘人，人中立一識見極高如司馬遷、羅貫中、關漢卿者 為主，分曹部署，各成一書，遠文唐宋酸儒之陋，近完一代未竟之篇，三 快活也。千金買一舟，舟中置鼓吹一部、妓妾數人、遊閑數人，浮家泛宅，
不知老之將至，四快活也。然人生受用至此不及十年，家資田地蕩盡矣，
然後一身狼狽，朝不謀夕，扥缽歌妓之院、分餐孤老之盤，往來鄉親，恬 不知恥，五快活也。士有此一者，生可無愧，死可不朽矣。129
袁宏道認為面對俗世聲色娛樂，是情欲的自然流露，他所指出的五樂，與以往士
袁宏道認為面對俗世聲色娛樂，是情欲的自然流露，他所指出的五樂，與以往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