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節 第一節 王安憶 王安憶 王安憶 王安憶
在當代中國文壇，王安憶素以主題多元、技巧變化多端著稱，且不論是側重 創作的質或量，王安憶無疑是新時期作家群中的佼佼者：她不僅差不多每一年度 都能夠推出有「轟動效應」的作品，並且經常處在文藝浪潮的前端──從知青到 反思、從尋根到情慾書寫、從人道理想到解構神話，幾乎所有新時期重要文藝運 動或思潮都在王安憶的作品中留下了或重或輕的痕跡，進一步地印證了王安憶在 當時文壇上的特殊位置：「一次次的躋身於主流與菁英文化的行列中，但又令人 難於界說」的主流文化之重要參與者與改寫者(戴錦華 2007, 181)。不過，作為 知青作者的她，其創作仍然與屬於新中國培養起來的大學生行列的諶容與張潔有 著鮮明的差別。
首先，與以上兩位作家比較起來，王安憶作品的社會包袱與時代使命感則顯 得清淡多了。早期的她，甚而對於自己的寫作目的並不十分清楚。在發表於 1982 年的〈感受‧理解‧表達〉一文中，王安憶表示：「我寫東西的動機不是那麼明 白，似乎很難說清楚自己為什麼要寫作，寫這篇東西想達到一個什麼目的」(王 安憶 2006c, 3)。王安憶雖然後來將其此時的創作動機歸諸「尋找出路」的精神 與生存需求（所謂「或是衣食溫飽，或是精神心情，終是出路」(王安憶 2006a, 67)）， 然則，無論如何，像這種「消極」的表白顯然與諶容以及張潔當時的創作立場
──「鼓舞群眾推動歷史前進」（諶容），「對種種尚未實現的理想的渴求」（張潔）
──形成了相當強烈的對比。但話又說回來，若從具體的創作表現來看，尤其在 剛踏入文壇時一樣以主觀激情取勝的她，還是與早期的張潔較為接近。
上文已經講到了王安憶對於張潔抒情／純情文本的推崇以及這些著重私人 情感的小說及散文對王安憶成為創作者的重要性及決定性因素。事實上，由〈感 受‧理解‧表達〉一文觀察，正是對於良好的人際關係、人跟人之間互相尊敬尊 重、以及對於過去歷史經驗在人們靈魂上所造成的創傷得以癒合之嚮往和追求乃 代表了王安憶早期作品中的重要目的與寄託：「雖說我們這代人經歷了很多磨難，
失望很多，在人與人之間的關係上造成了很重的創傷，可總還不應該放棄這種美 好的追求，否則，就太慘了」，「人和人的信任畢竟是應該恢復的」(王安憶 2006c, 3–4)。這不僅是撰寫〈雨，沙沙沙〉的重要寫作動機，同時也是了解當時王安憶 絕大多作品創作宗旨的鑰匙。
簡言之，早期的王安憶，保持著對美和善的略帶天真和浪漫的信賴和追尋，
其當時的作品（包括兒童少年文學259與她早期的「成人小說」，即後來被評論家 命名為「雯雯系列」──描寫名叫雯雯、桑桑或小方的年輕女孩子且帶有一定程 度的自傳性色彩的成長故事260，如〈雨，沙沙沙〉（1980）、〈廣闊天地的一角〉
（1980）、〈從疾駛的車窗前掠過的〉（1980）、〈當長笛 solo 的時候〉（1980）、〈命 運〉（1980）、〈幻影〉（1981）261）以上所列舉的文本基本上是從一個天真、純潔 的少女眼光寫出來的（兒童少年文本有幾篇乃以老師為敘述者或聚焦者，卻依然 保留了「雯雯系列」特有的激情與單純），故將之視為一種誠誠懇懇的心靈傾訴 應不為過。藉句作者自己的話便是：「我很天真或很幼稚地將我的一些經驗寫下，
沒有運用技巧，也不會鍛練文字，甚至不會運用我的觀念以作透視，豈不知這反 倒誠實地表達了我的觀念」（〈烏托邦詩篇〉）(王安憶 2006b, 181)。
雖然王安憶當時的創作也難免受到了時代的影響，故不乏醜惡與苦難的陰影，
然則整體來講，與其他絕大多數同代人的作品相比，其意識型態折射和政治批判 意識相當清淡（這種趨勢在作者的中篇小說愈加突出），更多是充滿了對於人民 的溫煦、生活的美好、青春的光采、高潔的情操的嚮往與讚揚，文本往往籠罩在 一種濃郁的抒情氣氛中，洋溢著追求純潔、美滿愛情的心願。或許正是年輕的王 安憶對於真善美的嚮往與追求預先決定她不走知青反思文學的控訴、埋怨之寫作 路線，而更多的著墨於足夠呈現出人性善、心靈美的人物與場景(盛英 1984)。
王安憶不寫社會上重大矛盾，也沒有曲折離奇的故事情節，而是將注意力轉向普 通人日常碰到的社會問題，如工作、愛情、友誼等等，且往往是從精神層面去呈 現這些問題，故其人物無論多麼平庸，多半皆特別擅長自我分析，作品中時常以 人物的內心活動為側重點。事實上，正是她作品中幾乎從一開始對於平庸的人生 以及日常題材的偏好與逼視，代表了王安憶與張潔之間最顯著的差別之一──相 對於張潔作品中對於光明未來或曰「理想的彼岸」那種充滿了痛苦之憧憬與絕望，
「王安憶則為我們展露了一處人生的此岸，一群『單純』而『不潔』的人們，一 分瑣屑而欲念浮動的日子。王安憶質詢，卻不吶喊，不否定，不抱怨；她只是描 摹、記錄、發掘並揭示」(戴錦華 2007, 178)。
此外，值得注意的是，憑著其相當強烈的道德意識與敏銳的感受力，王安憶 其實頗早就已觀察到社會上日益顯明的物質化趨勢，包括它對於既有藝術界生存 規則的威脅與挑戰262，以及對於人際關係的破壞性，故從某角度來看，王安憶早
259 如〈誰是未來的中隊長〉（1979）、〈黑黑白白〉（1980）、〈花園坊的規矩變了〉（1980）、〈小蓓 與小其〉（1980）、〈信任〉（1980）、〈苦果〉（1980）等。以上所列的小說皆收入《牆基：王安憶 短篇小說編年：1978-1981》(王安憶 2008b)。
260 被問到「雯雯系列」與自己「個人的生活經驗、感受，有些對應關係嗎？」王安憶的回答如 下：「〈雨，沙沙沙〉可說是我第一篇寫成人的小說，它意味著我正式涉入小說寫作，不只是因為 寫了這一篇，還因為自寫了這一篇以後，就打開了一個渠道，源源不斷地寫下去了。所以能夠一 下子順暢起來，則是因為『雯雯』這個人物是與我個人的經驗有關，這是一個幸運的開頭，給感 性以空間」(王安憶、張新穎 2008a, 262)。也見〈感受‧理解‧表達〉、〈挖掘生活中的新意〉、〈生 活與小說〉，三篇皆收入《王安憶研究資料》(吳義勤 2006)。
261 以上所列的小說皆收入《牆基：王安憶短篇小說編年：1978-1981》(王安憶 2008b)。
262 早在發表於 1981 年〈尾聲〉，王安憶就已經透過面臨自己所率領的文工團即將解散的老魏之 口寫道：「藝術成為商品，成了櫃檯裡的貨」(王安憶 1983b, 171)！並且詳細描寫了在走向四化
期作品中對於人際關係以及人與人之間關懷的重視與張潔的小說創作呈現出一 定程度的差別。在張潔那裡它顯然是其「愛情烏托邦」的主要組成部分，是對於 十年浩劫的反抗與達到光明未來的唯一渠道，而在王安憶的作品中，它除了代表 對於歷史創傷的某種治療手段之外，與當時台灣女性小說中類似，似乎愈來愈明 顯的亦添加了成為抵抗社會物質化與商業化以及它對於人際關係惡化之力量／
救藥的意義層面，即使在王安憶這裡它固然充滿了更加濃厚的激情及對於理想的 憧憬──所謂「現在的人都愛錢。錢能買吃的，買穿的，多美啊！這燈光，摸不 到，撈不著。可我就老是想，要是沒有它，這馬路會是什麼樣兒的呢？」「假如 沒有那些對事業的追求，對愛情的夢想，對人與人友愛相幫的嚮往，生活又會成 什麼樣？」（〈雨，沙沙沙〉）(王安憶 1988, 9; 17)；是所謂「我們的海，真美，
有藍色的波濤，有金色的太陽，有五顏六色的貝殼，有沙灘，有海鷗。站在海邊，
你會感到你擁有多麼廣闊的天地，擁有多麼美好的生活，還有多麼深厚的愛情。
其實我們並不窮」，「就是沒有錢」（〈小院瑣記〉）(王安憶 2008b, 105)。而正因 為如此，「有錢可以買很多東西，可畢竟也有些東西，是錢買不來的」(王安憶 2008b, 106)乃是八○年代初王安憶筆下主人公的共同發現：如〈冷土〉的劉以萍 儘管最終透過與小谷的婚姻爭取離開物質匱乏的鄉村留在小城的資格／保障，然 則，城裡的生活以及並不真正愛她的丈夫，卻並沒給她帶來幸福，反而是她在鄉 下所拋棄的青梅竹馬的未婚夫，生活得圓滿舒適263。而同理，〈歸去來兮〉中過 去「不看重感情，認為那是虛無的」阿桑(王安憶 2003a, 79)，只有在領悟到並非 財富與「海外關係」而是真真與父母的愛情才最值得珍惜的，「學會了用一種新 的，更準確的標準進行人和人的比較，幸福和幸福的比較了」(王安憶 2003a, 86)，
他才算瞭解了生活的真諦。
確切地說，如果張潔筆下的主人公們以無法與既有的社會現實妥協，故只有 在「嚮往著未來」的「等待」中尋找寄託之「痛苦的理想主義者」居多，那麼王 安憶的（小）人物則顯得卑微而世故多了。他／她們不是沒有理想，然則，與其 說那是憂國憂民的宏大使命，不如說是對於愛情、家庭、個人尊嚴等庸常人生基 本條件之嚮往與追求；偉大的理想在他／她們的平凡乏味的日常生活中，同時也 是在王安憶的筆下實在難以插得上腳。而這一點又不得不說是與王安憶自己的、
且也是她作品中一而再，再而三所描寫的「69 屆初中生」的身份（她的小說主 角們不乏「69 屆初中生」的例子，如〈命運交響曲〉(王安憶 1982)中的「我」
的改革開放中國時自文革時期所遺留下來的文工團所面對的危機與挑戰。類似的題材也出現在 1985 年問世的〈少年之家〉，文本中甚而宣佈「眼下最當緊的是，『少年之家』必須要有錢，如 今物價飛漲，生產單位有獎金，『少年之家』的人也是吃油鹽米麵喘氣的，不提高一些收入，是 怎麼也說不過去的」，「是個錢最當緊的時代」(王安憶 2008c, 211)。不過，耐人尋味的是，王安 憶儘管對於社會上物質主義與消費主義表現出極大的反感與失望，然則，另一方面她卻又認為，
的改革開放中國時自文革時期所遺留下來的文工團所面對的危機與挑戰。類似的題材也出現在 1985 年問世的〈少年之家〉，文本中甚而宣佈「眼下最當緊的是，『少年之家』必須要有錢，如 今物價飛漲，生產單位有獎金，『少年之家』的人也是吃油鹽米麵喘氣的，不提高一些收入，是 怎麼也說不過去的」，「是個錢最當緊的時代」(王安憶 2008c, 211)。不過，耐人尋味的是，王安 憶儘管對於社會上物質主義與消費主義表現出極大的反感與失望，然則，另一方面她卻又認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