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節
第四節 第四節 研究方法 研究方法 研究方法 研究方法
本論文名稱「從『現實』到『寫實』──八○年代兩岸女性寫實小說之比較」
已經明確的標誌了，將藉由比較視野對兩岸女作家的創作加以分析，然而，在進 行比較時，我們卻必須注意兩個地區不同的歷史和文化語境，方能夠對中、台兩 地的女性文學以及其成就得到較為客觀且公正的認識和評價。同時，本文既然以
「女性文學」為研究對象且站在關心女性／主義議題和女性文學的位置上發言，
那麼面對兩岸女作家以寫實主義為主流的小說創作以及她們的文本中對於性別 反省所表現出來的程度不等的差異之現象（包括七、八○年代中國大陸女性文學 中對於人道主義價值的呼喚及再肯定宏願），我們則不得不思考如下問題──如 何／可否藉由女性主義的觀點解釋之，且找出當時女性文學的政治性意義，而同 時又兼顧到這些作品的文學性特質（literariness）？是否有一個較為彈性的女性 主義理論允許我們在確保了文本形式方面的複雜而多元性（formal complexity）
之同時，亦兼顧到每個文本的生產以及該文本所引起的反應，均不免受限於當時 社會與歷史特定語境的影響？本節先對於既有的女性主義理論及其可能的侷限 加以討論，並且說明筆者所選取的方法論──即費斯奇在其《超越女性主義美學》
一書中所提出的理論框架，將如何有助於解決上述的各種困境及其啟發性意義。
自從六○年代，由於西方第二波女性主義以及法國女權主義者的若干成就與 貢獻，女性主義文學批評逐漸以獨立文學批評流派之身份出現，且時至今日，它 毫無疑問早已變成最具突破性並最為豐富了文學作品研究的文學批評流派之一。
29 同時，選擇作家時，盡量選取於八○年代就已經寫出了具有代表性的寫實小說（愈多愈好）
而能展現該歷史時期創作光譜的作家及作品。這也是為什麼本研究無法選取如台灣的蔡素芬或大 陸的虹影，兩者的作品雖然非常「寫實」（蔡素芬尤然），然則兩位女作家皆在九○年代才發表了 其成名作，如蔡素芬的《鹽田兒女》乃是 1993 年出版而虹影的《飢餓的女兒》則要到 1997 年才 問世。
事實上，更正確的來說，在這期間女性主義內部又發展了各種各樣的論述以及批 評方向，導致很難就一個綜括性的名稱來涵蓋其中的諸多系脈和路線。具體言之，
由於女性主義論述本身持續進展、理論化加上其他外在的因素如晚期資本主義社 會的到來和全球化日益席捲世界各國的情形，故早在九○年代，便已有不少女性 主義者（包括第三世界女性主義的代表），針對這些轉變所帶來的種種問題，並 循著特定團體或特定地區女性的需求（包括各種弱勢團體、族群如男／女同志、
黑人女性、第三世界女性等）而修正已過時的論述或提出新的理論，逐漸形成了 各種形式的女性主義流派30。然而，雖然我們今天已經無法將女性主義文學批評 簡單地分為英美與法國女性主義兩個派別，不過，此兩個路線以及它們的批評宗 旨，卻仍然可視為當下多數女性主義流派的主要論述模範(patterns)，略述如下。
首先，以英美女性主義文學批評理論而言，它們多半強調文學作品應講究實 效的政治使用價值。因此，好的文藝乃應以贊同的口吻描寫女性經驗或女性主義 意識型態。顯而易見，此種以反映論（reflectionist theory）為基礎的女性主義美 學最適合於探討寫實主義文學，因為這些作品最易於用以正面或負面女性形象為 主的主題分析來研究，但是，面對較具前衛性風格的作品或其他非寫實的媒體，
此論述卻不太有用。其次，以反映論為基礎的女性主義美學又無法論證文學如何 可以成為改造或修正，而不僅是複製現有的意識型態位置的媒介，就像其無法解 釋，除了與意識型態緊密勾合之外，文學和藝術給一個具女性主義者身份的讀者 所帶來的喜悅與享受(Felski 1989, 3–4)。
如果說英美女性文學批評家將文學與意識型態之間畫上了等號，深受後結 構主義論述之影響的法國女性主義文學批評流派則把文學作品與意識型態決然 分開了。在強調每個作品，或更總的來說，每個文本，都是文學建構過程的產 物之同時，她們亦堅信其政治有效性在於它具有顛覆性和革命性潛力。對這些 理論家而言，著重於突顯出創造過程而不僅是直接溝通一個明確內容的前衛藝 術和實驗性風格的作品以及其「文學結構與文學語言的複雜而多元性足以逐漸破 壞、脫離、或在其他方面對由意識型態所保障的固定意義發出質疑」(Felski 1989, 4)。而且，作為女性主義者，她們又將她們認為能夠削弱乃至於消弭陽具 中心象徵秩序之語言邏輯的多義性文本(polysemic text)與具有顛覆力的女性特 質相互結合。問題是，她們卻未能提出任何具有說服力的證據，來證明實驗性 文本在本質上跟女性特質有任何緊密的關係。其次，若將女性／特質定義為置 於象徵秩序之外，這一點又對女性在特定歷史背景下的文化與社會位置之理論 化不太有用，遑論此似乎亦暗示了，一切反對文化實踐僅限於少數知識菁英的 閱讀與寫作，而完全脫離了實際社會運動與社會改造過程和努力(Felski 1989,
30 事實上，早在八○年代後半葉已經有論者指出：「當代女性主義的粉碎化（fragmentation）充 分印證了，目前無法建構一個單一的現代女性主義（modern feminism as a simple unity）或達到 一個大家所公認的對於女性主義的女性主義定義（shared feminist definition of feminism）。如此不 同的詮釋、實際運動中各種各樣的側重點（variety of emphases in practical campaigns），加上對於 其成果如此充滿差異性解讀之並存，導致與其說只有一個，我們今天更應該說有各種各樣的女性 主義／理論（plurality of feminisms）」(Delmar 1986, 9)。
4–6)。
因此，費斯奇的一個基本前提便認為，一個有用的女性主義文學批評理論 應將政治與美學作均勻的結合，而不應僅關注或過於偏向其中一個31。鑒於此基 本認知，費斯奇又認為，儘管現階段的女性主義文學批評流派已經累積了可觀 的成果，然而，大致上卻無法達到上述的理想狀態，且其分別基於「男性的」和
「 女 性 的 」 (“masculine”and “feminine”) 以 及具 有 「 顛 覆 性」 和 「 革 命 性 」 (“subversive”and “reactionary”)文體的抽象文學批評理論，一律脫離了文學作品 的生產與接受之實際社會條件（背景）。
不同於上述兩個派別，費斯奇認為，從女性主義的立場，一個文本的政治 性價值只有從研究其給予處於特定歷史語境下的女性所帶來的實際社會功能以 及效應才能決定。換句話說，費氏認為，「女性主義文學批評不得從文本直接跳 到世界，而更必須能夠對文學與社會領域之間的諸多「調解／仲介」(mediation) 層面有所交代，尤其是對影響著文學生產與接受過程的多種且經常相互矛盾的 意識型態與文化力量／勢力提出合理的詮釋」(Felski 1989, 8)。因此，費斯奇旨 在聯繫文學以及更廣大的社會實踐(social practices)，同時卻避免了落入反映論 式美學的窠臼；在她的詮釋模式裡，女性主義文學可視為一種「意義生產」(form of meaning production)，或曰「性別化認同建構」（construction of gendered identity
），而這種建構過程更訴諸「相互主體性(intersubjective)文化與意識型態的原則
，而不是依賴於或多或少和現存女性真實世界(female reality)相符合的再現」
(Felski 1989, 9)；更何況亦有論者(主要是第三世界女性主義與同志研究理論家) 指出，以反映論為基礎的女性主義美學定義下的「女性世界」或「女性經驗」多 半以白種、中產階級、異性戀女性為主，而完全忽略了身份認同除了性別之外
，其實還包含諸如階級、種族、族群、性傾向、年齡等因素。
簡而言之，費氏主張，除了確保了文本形式方面的複雜多元性外，女性主 義文學批評必須依賴於女性主義社會理論，因為只有後者才能夠將文本與處於 質變過程的意識型態體系，以及這些質變如何影響著女性作為社會份子相互結 合。其次，女性主義文學理論又必須對文學實踐如何回頭影響著女性主義意識 型態以及更廣大的社會與文化範疇加以闡述(Felski 1989, 8; 10–1)。總之，費斯 奇所主張的以社會為基礎的(socially based)方法論，使得我們能夠較詳細且全 面探討某時期的女性文學以及其在反駁／抵抗父權體制方面所具有的潛在勢力 和所起的作用。此論述同時又避免了對如何才叫做正確的女性主義文學過早下 定義和判斷(Felski 1989, 50)。
事實上，Ravni Thakur 在她的《重寫性別：閱讀當代中國婦女》（Rewriting Gender: Reading Contemporary Chinese Women）也呼籲，對於女性主義書寫／文 學之界定應基於特定社會、文化脈絡，研究者應儘量避免普遍性的觀念或女性主 義範疇（categories of feminism）的套用。Thakur 提到：
31 有關此一點，亦可參見(Felski 2003, 1–22)。
我們對於女性主義書寫的判斷與定義應基植於其特定文化語境，而不應 訴諸普遍性的女性主義範疇。譬如說，某些在中國可能被認為具有女性主義
［行為或表現］，在西方也許反而會顯得不大重要。同樣的，我們對於抵抗
（resistance）的認知乃由於不同的文化［背景／脈絡］而各異。如果某種行 為對他者文化的人而言幾乎不具任何意義，一旦將之放回到其在地文化語境 當中，此行為卻可以成為抵抗某些社會價值和規範的典型。(Thakur 1997, 188–9)32
此外，一個頗值得注意的現象是，不僅女性主義文學批評家如此，比較文學、
比較文化研究學者近幾年來也普遍強調「語境化」的重要性。其中代表之一當推
比較文化研究學者近幾年來也普遍強調「語境化」的重要性。其中代表之一當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