獎勵人文與社會科學領域博士候選人撰寫博士論文
成果報告
八○年代兩岸女性寫實小說之比較
核 定 編 號 ： NSC 99-2420-H-004-028-DR
獎 勵 期 間 ： 99 年 08 月 01 日至 100 年 07 月 31 日
執 行 單 位 ： 國立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
指 導 教 授 ： 范銘如
博
士
生
： 裴海燕
公 開 資 訊 ： 本計畫可公開查詢
中 華 民 國 101 年 11 月 22 日
國立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系一
國立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系一
國立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系一
國立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系一○○
○○
○○學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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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年度
學年度
學年度
博士學位論文
博士學位論文
博士學位論文
博士學位論文
指導教授
指導教授
指導教授
指導教授 范銘如
范銘如
范銘如
范銘如 教授
教授
教授
教授
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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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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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代兩岸女性寫實小說之比較
年代兩岸女性寫實小說之比較
年代兩岸女性寫實小說之比較
年代兩岸女性寫實小說之比較
研究生
研究生
研究生
研究生 裴海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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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論文榮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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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科會九十九年度獎勵人文與社會領域
國科會九十九年度獎勵人文與社會領域
國科會九十九年度獎勵人文與社會領域
國科會九十九年度獎勵人文與社會領域
博士候選人撰寫博士論文
博士候選人撰寫博士論文
博士候選人撰寫博士論文
博士候選人撰寫博士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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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SC99-2420-H-004-028-D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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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灣文學館臺灣文學學位論文出版徵選
國立臺灣文學館臺灣文學學位論文出版徵選
國立臺灣文學館臺灣文學學位論文出版徵選
國立臺灣文學館臺灣文學學位論文出版徵選」
」
」入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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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選
入選
入選
特此致謝
謝辭
謝辭
謝辭
謝辭
在快要畢業的此刻，回想起七年前剛來台灣攻讀博士學位的興奮及茫然，當時 的感覺猶然深深地銘記在心。2005 年碩士畢業後，因獲得了台灣教育部的獎學金， 有機會回到師資豐沛、資料豐富、學術環境自由的台灣唸書，心裡自當充滿了歡喜 和期待。同時，對於僅讀了五年中文的我，因缺乏許多相關的專門知識及對於文學 作品的了解（我的碩士論文以王文興的《家變》為研究對象，原因無他，《家變》是 我當年唯一的台灣文學作品），當我突然遠離自己所熟悉的學習環境而要跟其他優秀 的台灣博士生競爭時，這種種因素難免造成我時常感到心虛而不知所措。在這裡除 了與我一同來台求學的先生 Petr Šimon 的不斷鼓勵及支持，同時也要感謝在郭玉雯 老師的張愛玲研究專題所認識的楊佳嫻。佳嫻不僅把我帶到政治大學跟鄭文惠老師 及她的研究群認識，且也在申請博士班時，曾幫我修改當初所提出的博士研究計畫。 同時，沒有鄭文惠老師、佳嫻、碩文、小龜、健富、津羽等他們的協助及鼓勵，我 或許不會考上政大而遇到成為我台灣文學啟蒙師的陳芳明及范銘如老師。 回溯過去幾年的生活與求學經驗，特別是當初因為缺乏對於台灣學術環境的了 解，不得不承認，我很多的選擇確實充滿了巧合及幸運。而這裡頭，我最幸運的事 當推我進入政大剛好遇到了范老師也開始在政大台文所任教的時刻。於是，在范老 師的帶領之下，我漸漸地從一個只知道對於台灣女性文學深感興趣的初學者成為竟 敢以八○年代兩岸的女性小說為博士論文研究對象而逐漸對自己能力及研究成果擁 有信心的博士生。從一篇學術論文撰寫須知到治學態度、辯證思維的培育，可說我 今天之所以能夠寫出這樣的一篇論文都是我跟范老師長期學習的結果。撰寫論文期 間，范老師不僅在架構、研究範圍、觀點及邏輯上都給予不少指導，更讓我難忘且 感動的是，老師連在自己與病魔搏鬥時仍始終關心我的論文進度及我跟先生在台的 生活。如今老師已經復原而回到學校教授下一代的學弟妹們，這一點遠比自己所完 成的論文而更令人感到歡喜無比。除了指導教授之外，承蒙論文口試委員呂正惠老 師、彭小妍老師、許琇禎老師、陳芳明老師仔細審閱我的論文，並惠賜我極多詳實 的建議，謹此一併致謝。 其次，同窗兼好友芷凡及毓如也是我必須特別感謝的人。從博一一起上陳芳明 老師的課起，芷凡一直不厭其煩且非常熱心地幫助我解決在求學過程中所遇到的各 種問題，甚至於有一次因為我的翻譯計畫還為我查辭典蒐集相關的資料。有了芷凡 的關心、協助及友誼我在台的學生生涯成為更加順利且愈快。台文所的毓如也是我 的「大恩人」。毓如不僅跟我上了所有范老師的課，成為我此段生活回憶中的重要標 記，同時，特別在我的博士論文快要完成時也因為我的論文及考試的相關手續而時 常奔波。論文定稿也是毓如在百忙之中撥空幫我修改的。最後要感謝我在捷克的所有老師及我的家人，父母 Dáša Benešová 女士與 Milan
Beneš 先生以及再次感謝我的先生同時也是我的知音 Petr Šimon，沒有父母及先生的
摘要
摘要
摘要
摘要
兩岸的女性小說在八○年代呈現出若干相似性，而這裡頭除了主題性傾向之外， 主要包括了作品形式；換言之，別於同代的男作家對於後現代、後設小說（台灣） 或先鋒尋根小說（中國大陸）的著迷，兩岸的女作家在此時段中基本上都守住了寫 實手法，而並沒有像其男性同仁那麼大量的投入實驗性寫作。同時，這一點（兩岸 女作家對於寫實手法的偏愛），加上就作品內容而言，與日後的女性文學比較起來， 八○年代的女性小說的確表現出較為狹窄的格局，如上兩個因素恐怕逐漸造成此時 段的女性文學最近極少成為學者的研究對象。 因此，為了突破既有的研究成果且開闢一些新的研究面向，本論文則除了主題 性之外主要從寫實主義觀點切入，將小說形式結構與內容主題相結合進行探析；同 時，也注意當時女作家所表現出來的自主性及自覺性，將之視為八○年代兩岸女性 文學過去較未受到矚目的重要表現。此外，就「寫實主義」這個觀念而言，本文參 考了這一二十年來中、西方學者對於寫實主義的再發現、再詮釋的成果，將寫實主 義定義為一種不間斷的「過程」、一個需要不斷加以潤飾修正的文學形式，並且透過 這個較為彈性的觀念，選取兩岸代表性的女作家各五位，藉由她們的作品，對兩岸 女性文學在八○年代所經歷的從「現實」到「寫實」的過程進行了分析且比較。 首先，如果就台灣女性文學而言，從「現實」到「寫實」描述的是女作家與所 處的社會之間的互動，即女作家對於轉型時期女性社會「現實」的高度關懷促使她 們在不放棄各自藝術理想之同時有意地選擇「寫實」文學，成為作者與讀者之間主 要溝通管道及作家參與、影響社會的工具（甚且社會性愈發強烈的作家／文本，其 寫實成分也跟著提高而藝術性相對減少），那麼就對岸的女性文學來講，從「現實」 到「寫實」所描寫的則是當時大陸女作家，包括整個新時期文學，從「現實主義」 （即社會主義寫實主義）到一般觀念之下的「寫實主義」的轉變過程（把「寫實主 義」當作刻意的抉擇要到「新寫實」才出現）──無可諱言，相對於具備了穩固且 良好文學個性化與獨特化基礎的台灣（女性）文學，背負了長大幾十年「文學／家 為政治服務」的歷史及文化債務之中國新時期（女性）文學，則不得不先經歷一個 從「革命／現實主義」到作為創作論而允許作者發揮自己各自的藝術及創作理想的 「寫實主義」之演變過程，我們才在論文中被稱為代表了「個人化」寫作路線的王 安憶、池莉及方方的小說那裡看到像八○年代台灣女作家類似，大陸的女作家也開 始按照自己所設想的創作目的及創作／審美原則（而不是集體化理想衝動所使然） 來選取最為恰當的書寫模式及創作技巧。 本論文透過比較視野及文本語境化，分別探討了台、中兩岸女性文學在八○年 代所經歷的從「現實」到「寫實」的特定過程，以期勾勒當時女作家的自覺性面向 及兩岸女性文學的風貌，並且在彼此對照之下，重新評估八○年代女性寫實小說的 價值及其意義。 關鍵字 關鍵字 關鍵字 關鍵字：：：女性文學、寫實主義、八○年代、台灣文學、中國文學 ：Abstract
During the 1980s, women’s literature from both sides of the Taiwan Strait manifested certain number of similarities, that, apart from the subject matter, include also similarities in structure and form. In other words, in opposition to male writers’ enthusiasm for postmodern fiction and metafiction (Taiwan) or avantguarde and root-seeking literature (Mainland China), both Taiwanese and Chinese women writers favoured realist fiction throughout the whole decade. However, it is my belief, that it is precisely their preference for realist modes of writing (widely criticized since the heyday of poststructuralism) together with the allegedly rather limited scope as far as the subject matter of the 1980s women’s novels is concerned, that gradually caused its inevitable “downfall” – while previously hailed as the “Renaissance period of women’s fiction” in both Taiwan and Mainland China, the 1980s women’s literature from these two regions has in recent years become a topic shunned by both scholars and postgraduate students alike.
In order to challenge the existing studies and open up new vistas for future research, this thesis adopts realism as an important point of departure, combining subject matter analysis together with the formal and structural analysis of the texts while also paying close attention to the strong self-consciousness of most of the women authors that should, in view of this author, be reexamined as one of the previously overlooked aspects of the 1980s women’s fiction in both Taiwan and Mainland China. Moreover, following the renewed interest in realist literature within academia during the last ten to twenty years, this thesis adopts a rather “flexible” definition of realism as a continuous “process”, or, in other words, a literary form in a state of flux, that is in a constant need of polishing and amendment. This concept is then applied to a textual analysis of ten representative women authors from both sides of the Taiwan Strait (namely Li Ang, Xiao Sa, Liao Huiying, Su Weizhen, Yuan Qiongqiong; and Shen Rong, Zhang Jie, Wang Anyi, Chi Li, Fang Fang) in a further attempt to describe and evaluate the process from “reality/socialist realism” to “realism” that characterizes Taiwanese and Chinese women’s literature during this particular period.
Key Words: women’s literature, realism, 1980s, Taiwanese literature, Chinese
目次
目次
目次
目次
謝辭 ... 3 摘要 ... 4 Abstract ... 5第一章
第一章
第一章
第一章 緒論
緒論
緒論
緒論 ... 8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 8 第二節 文獻回顧 ... 14 一，寫實主義在西方 ... 14 二，寫實主義在中國 ... 21 第三節 研究範圍 ... 24 第四節 研究方法 ... 26 第五節 研究架構與章節說明 ... 30第二章
第二章
第二章
第二章 兩岸女性文化與女性文學的發展及其社會脈絡
兩岸女性文化與女性文學的發展及其社會脈絡
兩岸女性文化與女性文學的發展及其社會脈絡
兩岸女性文化與女性文學的發展及其社會脈絡 ... 32
第一節 新時期女性文學及其語境 ... 32 一，新時期女作家的身份及使命感 ... 38 二，新時期女性文學的傳承問題 ... 45 第二節 八○年代台灣女性文學及其語境 ... 53 一，七、八○年代台灣女性文學之傳承及相關評論 ... 59 二，女性的寫實文學：從七○年代到八○年代 ... 63 三，八○年代台灣女作家的自覺性和使命感 ... 71 第三節 小結 ... 78第三章
第三章
第三章
第三章 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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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代台灣女性文學中的
年代台灣女性文學中的「
年代台灣女性文學中的
年代台灣女性文學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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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寫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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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寫實
社會寫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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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昂
李昂
李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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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蕭颯
、
、
蕭颯
蕭颯、
蕭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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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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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輝
廖輝
廖輝
英的小說
英的小說
英的小說
英的小說 ... 82
第一節 李昂 ... 83 第二節 蕭颯 ... 96 第三節 廖輝英 ...106 第四節 小結 ...123第四章
第四章
第四章
第四章 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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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代台灣女性文學中的
年代台灣女性文學中的
年代台灣女性文學中的「
年代台灣女性文學中的
「主觀寫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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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觀寫實
主觀寫實」
主觀寫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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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偉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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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偉貞
蘇偉貞
蘇偉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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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瓊瓊的
袁瓊瓊的
袁瓊瓊的
袁瓊瓊的
小說
小說
小說
小說 ... 125
第一節 蘇偉貞 ...127 第二節 袁瓊瓊 ...140 第三節 小結 ...152第五章
第五章
第五章
第五章 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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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代中國大陸女性文學中的
年代中國大陸女性文學中的
年代中國大陸女性文學中的「
年代中國大陸女性文學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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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體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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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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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潔的小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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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潔的小說
張潔的小說 ... 154
張潔的小說
第一節 諶容 ...155 第二節 張潔 ...171 第三節 小結 ...187第六章
第六章
第六章
第六章 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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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代中國大陸女性文學中的
年代中國大陸女性文學中的
年代中國大陸女性文學中的「
年代中國大陸女性文學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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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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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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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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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憶
王安憶、
王安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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池莉
池莉
池莉
池莉、
、
、方方的小說
、
方方的小說
方方的小說
方方的小說 ... 189
第一節 王安憶 ...191 第二節 池莉 ...212 第三節 方方 ...236 第四節 小結 ...262第七章
第七章
第七章
第七章 結論
結論
結論
結論 ... 264
第一節 寫實主義作為一個過程 ...264 第二節 兩岸女性寫實小說題材之比較 ...265 第三節 兩岸女性寫實小說形式與技巧之比較 ...270 第四節 未來展望 ...276引證書目
引證書目
引證書目
引證書目 ... 279
一，作家文本 ...279 二，研究書目 ...283 三，英文研究書目 ...296第一章
第一章
第一章
第一章 緒
緒
緒
緒論
論
論
論
第一節
第一節
第一節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研究動機與目的
研究動機與目的
研究動機與目的
七、八○年代的兩岸文壇同時呈現了中國現代文學以來女作家大量崛起最燦 爛輝煌的局面。同時，翻閱當時兩岸女作家的創作便可發現，兩者之間存在著不 少同異之處：不僅文學題材時常有所重疊──其中最明顯的主題之一則非愛情莫 屬；而且，兩岸女作家所偏好的表現技巧和寫作手法亦頗為類似。一個相當耐人 尋味的事實則是，相較於台灣現代主義文學以及鄉土文學極少孕育了女作家，到 了七○年代末、八○年代初，女作家則如雨後春筍般湧現，她們便以寫實主義為 主流，探討女性社會角色、兩性關係、家庭婚姻等婦女問題。無獨有偶，在中國 大陸提倡尋根文學的主力多是男作家，而反對先鋒派的新寫實文學亦是以女作家 居多。 事實上，不僅新寫實派（池莉、方方、范小青等），被譽為「新時期重要的 文化景觀之一」而「迅速崛起並不斷更新的女作家群」(戴錦華 2007, 24)，除了 少數作者（殘雪、劉索拉等）之外，大多女作家皆以寫實主義為主流，包括戴厚 英、諶容、宗璞、王安憶、張潔、張辛欣、張抗抗等。Michael S. Duke 講到當代 中國（其中國實則包括了中、台、港兩岸三地）女作家之共同特色也認為：「她 們的寫作風格以傳統敘事結構（traditional narrative structures）和社會寫實主義 （social realism）為主要特色。最近一位學者（按：許子東）所講的『社會性文 學／具社會關懷之文學』（social literature）比『實驗性』（experimental）或『探 索性文學』（explorational literature）更足以代表其主流」(Duke 1989, xi) 1。上述情形則不禁令人追問，七○年代末、八○年代初為何是女作家大量湧現 的時期？且為何兩岸的她們幾乎都選擇透過寫實小說，從不同角度探討女性身份、 兩性關係、女性社會角色等婦女問題（台灣），以及成普遍性的歷史及社會問題 和動向，包括對於「大寫的人」的再肯定宏願（中國大陸）？兩者之間，即作品 1 筆者翻譯，接下來除非特別有所註解，所有英文引錄皆由筆者翻譯而成。此外，必須先加以說
明的是，這裡所講的「社會寫實」（social realism）或「社會文學」（social literature）有別於「社 會主義寫實主義」（socialist realism），後者一般譯為「現實主義」。據馬森所言：「英文的 realism 一字，本來早在五四時代就已譯作『寫實主義』，可十年以後大陸上捨『寫實主義』而通用『現 實主義』一詞，使其含義附上了另一層政治的及社會的意義，與大陸地區以外所說的『寫實主義』 有別」(馬森 1996, 144)。鄭樹森更指出，1932 年瞿秋白編的《現實──馬克思主義論文集》首 次將寫實主義改譯為現實主義，並賦予新的意義，「認為馬克斯和恩格斯在文學創作方法上，是 鼓勵『暴露資本主義發展的內部矛盾的現實主義』。二十年代流行的『寫實主義』一詞，不但沒 有任何『革命』意味，在一些名家筆下（如茅盾），甚至和自然主義混為一談。瞿秋白的新譯， 傾向鮮明，立場清楚，也標誌著從文學革命到革命文學的轉變」(鄭樹森 1989, 6)。本文因而繼 承了兩位學者的說法將 realism 譯為「寫實主義」，將 social realism 譯為「社會寫實主義」，並將 包含了強烈「革命性」及意識型態因素的 socialist realism 譯為「現實主義」或「社會主義寫實主 義」。回到前面，許子東和 Duke 所提及的「社會性文學／具社會關懷之文學」到底為何？Duke 說明：「其目的多半在於反映和評估某些重大且至關重要的當代社會問題，這中間當然包括但不 僅限於女性在中國社會當中所處的位置等女性主義議題，同時，也包含了其他當時重要政治和經 濟問題」(Duke 1989, xi)。
題材與作品形式之間，是否有某種關聯性2？其次，儘管創作上有頗多雷同之處， 然而，放置於整個文學乃至於文化場域加以審視，兩岸女作家的位置為何？譬如 說，一個非常有趣的對比則是，就女作家與官方論述、意識型態之間的關係而言， 台灣的女作家經常被指責與國民黨意識型態所支撐的主流文化合作或為之服務， 反之，在中國大陸女作家卻多半被視為與官方論述相互對峙──至少一旦其女性 的性別身份被凸現出來便會如此3。 除此之外，八○年代不僅是「女性文學文藝復興時期」，同時也是中、台兩 地女性主義、婦女運動再次興起的時代(連玲玲 2001, 275)4，且兩岸皆出現了一 批（女性）文學批評家，開始用女性主義文學批評的各種批評方法和閱讀對女性 ／文學提出新的詮釋，甚至於開始有意建構女性文學傳統5。同時，其他非女性 2
若的確一如 Marie-Laure Ryan 所言，我們透過「最小偏離原則」（principle of minimal departure）
來理解小說／虛構文本的話，換言之，對讀者而言，所謂「另類世界」（alternative world），也就
是小說／虛構文本（fiction）裡作者所建構出來的世界，「是對照最能夠接近他們所認知的『現 實』來加以重構（[is] reconstrue[d]…as being the closest possible to the reality [they] know）」(Ryan
1980, 403)──而這一點在寫實小說中則最為直接──再加上女性主義批評家對於寫實文學與性 別建構間關係的相關討論，那麼，兩岸女作家，尤其是台灣女作家，在八○年代所關心的作品題 材以及她們所採取的寫作手法（寫實主義）之間是否有某種的聯繫或瓜葛？ 3 戴錦華認為：「在新時期的歷史語境中，女作家可以稟『大寫的人』或『人民代言人』之名， 佔據重要的話語中心位置；一旦此中女性的性別與性別體驗顯露或遭指認，那麼隨之而來的便是 其寫作者的位置『滑向』（如果不是『逐往』）邊遠」(戴錦華 2007, 27)。 4 除了連玲玲(2001, 275)外，有關台灣婦女運動以及女性主義文學批評在台灣可參見《日據時期
台灣婦女解放運動：以<台灣民報>為分析場域(1920-1932)》(楊翠 1993)、Women in the New Taiwan:
Gender Roles and Gender Consciousness in a Changing Society (Farris, Lee, and Rubinstein 2004)、 Women's Movements in Twentieth-Century Taiwan (D. T. Chang 2009)、以及顧燕翎(Ku 1988; 顧燕翎
1996)、李元真(Lee 1999)、張小虹(張小虹 1996, 109–32)等人的論文。對中國大陸女性主義、婦
女運動的回顧與反省可見 Changing Identities of Chinese Women(Croll 1995)、The Question of
Women in Chinese Feminism (Barlow 2004)、Reconceiving Women's Equality in China: A Critical Examination of Models of Sex Equality(Yuan 2005) 、 Women in China's Long Twentieth Century(Hershatter 2007) 、 Once Iron Girls: Essays on Gender by Post-Mao Chinese Literary Women(Wu 2010)等專書及李小江(X. Li 1999)、Tani E. Barlow(Barlow 1994a; Barlow 1994b)、Farris
Catherine S.(Farris 2004)等人的論文。鮑家麟等人合著《近代中國婦女運動史》(陳三井 2000)則 更集合了海內外婦女史專家，針對晚清至當代中國及台灣婦女運動的發展，進行詳實的研究。此 外，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出版的《近代中國婦女史研究》年刊不僅刊登涉及到婦女與性別史 的學術論文，同時也時常對於此方面中西方學界近期的研究成果有所介紹及評述。對於 20 世紀 末葉中國女性（主義）文學批評反思及回顧請參閱任一鳴《解構與建構──中國女性文學與美學 衍論》(任一鳴 2004, 35–46)與《中國女性與文學：喬以鋼自選集》中的〈20 世紀中國女性文學 研究的回顧與思考〉(喬以鋼 2004, 362–385)、〈世紀之交中國女性文學研究的新進展〉(喬以鋼 2004, 386–410)。 5 這種風氣似乎在中國大陸更為顯著。在李小江的鼓勵之下，1989 年同時問世的《遲到的潮流》 (樂鑠 1989)以及孟悅與戴錦華合夥完成的《浮出歷史地表》(孟悦、戴錦華 2004)堪視為其一大 里程碑。就台灣而言，也陸續出現了李元貞、鐘玲（《現代中國繆司：台灣女詩人作品析論》(鍾 玲 1989)）等學者開始為台灣女性文學耙梳脈絡，但除了在詩歌方面之外，就小說而言，八○年 代並非看到一部完整的台灣女性小說史；一直到林芳枚《解讀瓊瑤愛情王國》（1994）、范銘如《眾 裡尋她》（2002）及呂明純的碩士論文〈徘徊於私語與秩序之間──日據時期台灣新文學女性創 作研究〉(呂明純 2002)問世後，才彌補了此一闕漏。當然，一個很重要的原因是資料匱乏，尤 其是日據時期女性文學的的創作寥寥可數，即使想要建構一部完整的台灣女性文學史便頗為困難。 然而，除此之外還有兩個考量也不許忽視。第一，台灣的學者似乎很早對於「建構傳統」此一工 程感到不安，開始反省其中所蘊藏的權力關係和意識型態糾葛(邱貴芬、劉亮雅、范銘如 2002)。
主義評論者也撰文試圖對女性文學的出現以及其大受歡迎的局面找到合理的解 釋和賦予評價（包括正面和負面）。 光從以上所提及者便不難發現，七、八○年代不僅是兩岸政治、社會、經濟、 以及歷史發展上的一大轉捩點，就兩岸女性文學以及性別論述而言，此時段的重 要性亦不容小覷6。然而，頗令人驚異的是，蒐集資料時，筆者竟然發現，相關 的論文卻寥寥可數，而且，至於兩岸女性文學的比較，據筆者目前所掌握的書目 資料，僅找到了兩篇實際討論當時兩岸女性文學中異同點的學術論文，即〈一九 八○年代兩岸女作家小說中女性意識研究〉(孟元 2006)及〈80 年代兩岸女性小 說之比較〉(陳碧月 2007, 264–301) 7。不過，話說回來，這當中卻更令人疑惑的 是，當時的台灣女性文學似乎已經成為台灣批評界所避開的晦暗地帶。 具體而言，相對於以九○年代台灣女性文學為分析對象的論文不斷且大量的 產生，七、八○年代的台灣女性小說創作似乎被文學／批評史以及自八○年代以 來席捲台灣學界各種各樣的文學「主義」之洶濤駭浪給沉默了。若九○年代仍有 相關論文出現8，到了二十一世紀則除了范銘如的〈由愛出走：八、九○年代女 其次，大約從八○年代以來，更多台灣學者感到最為迫切的以及他們所努力建構的便是整個「臺 灣文學傳統」──寫作年代於八○年代前、中葉《台灣文學史綱》、《台灣新文學運動四十年》分 別於 1987 與 1991 年問世。姑且撇開葉石濤、彭瑞金兩位的史觀不談，不可諱言的是，對這些學 者而言，與整個臺灣文學傳統相比，女性文學乃是其中一小環節而已，自當被「建構臺灣文學傳 統」此龐大工程所遮蔽了。連邱貴芬等人的「『台灣女性小說史』計畫不久即轉化成『台灣小說 史』撰述計畫」(陳建忠等 2007, 6)，似乎也印證了台灣文學史寫作的迫切性！ 6 請參見 Engendering China 一書中的序論說明：「對於在中國工作的中國學者，包括對於那些散 居在外地（in diaspora）且以中國讀者群為重要對象而寫作的學者，1980 年代的來臨帶動了關鍵 性的轉變：性別議題成為正在進行中的社會辯論（ongoing social debate）中的中心議題……在 1970 年 代 末 期 ， 伴 隨 著對 於毛 澤東 時代 階級 論 標 籤 的 廢 棄 ……人 們開 始使 用 階 級 之 外 的 範 疇 （categories），包括性別，來描寫自己的經驗。性別成為看得見的、聽得見的並充滿了爭議性 （visible, audible, and full of controversy）」(Gilmartin 1994, 9)。
7 孟元的碩士論文以八○年代兩岸女性小說中的女性意識為探討主題，主要研究對象卻僅限於廖 輝英、李昂、張潔、張辛欣、張抗抗且僅限於她們創作中足以彰顯自覺女性立場的文本，故不足 以充分突顯出兩岸女性文學的完整面貌以及兩者之間的重要區別。作品形式也並非孟氏論文所探 析的對象。至於陳碧月的〈80 年代兩岸女性小說之比較〉，儘管論文中對於八○年代兩岸女性小 說主題做了相當可觀的歸納，然而，作者的討論卻似乎到此為止，對於小說主題包裝下的較為深 層結構極少多加說明，導致其論點有時不免過於壟斷或缺少論證依據，例如：「大陸女知青作家， 曾遭受文化大革命的政治迫害，處理感情是『理性』重於『感性』……而台灣在 60、70 年代崛 起的作家，也許身處穩定發展的政治環境，不曾遭遇過大變革，所以寫出來的東西多數是『感性』 重於『理性』」(陳碧月 2007, 261)。至於小說形式則並非在陳氏論文討論範圍以內。另外，其他 涉及到兩岸女性文學（卻不完全涵蓋本文的研究範圍）並藉由比較視野進行分析的論文尚有〈兩 岸‧女性‧酒吧裡的願景〉(范銘如 2002f; 范銘如 2008a, 43–62)，以及《兩岸小說中的少年家 變》(石曉楓 2006)。呂正惠的〈海峽兩岸小說之比較──一個主觀印象的觀察〉乃採取更為宏 觀的角度，分別就語言、社會現實、（文學中的）鄉土、現代主義共四個面向，評估且比較兩岸 小說的優缺點(呂正惠 1992a)。其另一篇〈戰後海峽兩岸的中國文學發展〉（“Postwar Chinese
Literature from Both Sides of the Taiwan Strait”）則針對戰後兩岸文學中寫實主義觀念如何被扭曲
的現象進行了比較指出，在中國大陸寫實主義「被馴服」了且轉變為失去了其批判刀刃的社會主 義寫實主義；至於台灣，呂正惠認為，政治及現代主義影響使然，正統的寫實主義甚而從台灣文 學中消弭淨盡(Lü 1990, 140)。 8 除了數量不算多的單一作家論之學位論文外，將女性文學當做一文學現象分析之且發表於九○ 年代的論文當推〈八○年代台灣小說的主流〉（呂正惠 1992b）、〈台灣女性作家與現代女性問題〉 （呂正惠 1992c）、〈張愛玲作了祖師奶奶〉(王德威 1993)、〈直道相思了無益──當代台灣女性
性小說〉(范銘如 2002a)、郝譽翔的〈社會、家庭、鄉土──論八○年代台灣女 性小說中的三種『寫實』〉和〈沒有光的所在──論袁瓊瓊和蘇偉貞小說中的『張 腔』〉(郝譽翔 2002)之外，似乎看不到其他專論9。此外，陳述台灣女性文學演變 的論文中，亦極少多花篇幅討論七、八○年代的女性小說創作。 我們或許可以藉由梅家玲的〈性別論述與戰後台灣小說發展〉來說明上述所 謂七、八○年代的女性小說創作遭到緘默的現象。該論文中，梅家玲交代歷代台 灣男性作家筆下的女性形象以及其與主流性別論述的關係之後，論文後半部則開 始討論台灣女作家如何在男性文學主流之外另闢蹊徑的若干成就。梅家玲首先肯 定五、六○年代女作家創作，接著簡略提到了女性鄉土小說（《桂花巷》(蕭麗紅 1977)、《泥河》(陳燁 1989)和《鹽田兒女》(蔡素芬 1994)）便直接講到九○年 的《迷園》(李昂 1991)、《行道天涯》(平路 1995)、《百齡箋》(平路 1998)。而 論文中被譽為「原先或被視為『閨秀』文學代表的朱天文朱天心蘇偉貞袁瓊瓊等 女作家」，似乎必須等到《世紀末的華麗》(朱天文 1992)、《古都》(朱天心 1997)、 《離開同方》(蘇偉貞 1990a)、《今生緣》(袁瓊瓊 1988a)，「於八○年代以後，［ 她們］紛紛介入文化生產、都市論述與國族認同的再造工程」(梅家玲 2004, 23–6)， 方得以走上台灣女性文學史的舞台上。（底線為筆者所加） 此外，邱貴芬對於當時女性文學的評價也值得注意。在其較早的論文中，邱 貴芬仍認為八○年代之交的女性文學有其明顯的正面意義：「就女性小說與國家 主義的關係而言，一九八○年前後的『閨秀文學現象』（按：自 1976 年至一九八 ○年代中葉的女性文學現象的慣稱）似乎有相當不穩定的意義。一方面呼應主流 （中國）國家想像，但另一方面卻也隱涵顛覆國族主義的顛覆性」，「解放了台灣 文學對大敘述的執著，使得有關女性問題的論述不再臣服於政治之下，頭一次打 破了男性論述中心觀點主控的台灣文學生態」，並促進了後來的女性文學對國族 主義隱藏的父權思考的省思（李昂），以及女性與國族敘述建構的關係的關照（朱 天心）(邱貴芬 1997, 48–9)10。然而，到了其為《日據以來台灣女作家小說選讀》 所寫的導論，邱貴芬卻反駁之前的說法，認為從女性主義的角度，亦即就「以小 小說的覺醒與徬徨〉(張惠娟 1993)、〈從「海派」到「張派」──張愛玲小說的淵源與傳承〉、〈落 地的麥子不死──張愛玲的文學影響力與「張派」作家的超越之路〉(王德威 1996a; 王德威 2003a, 248–55)、〈袁瓊瓊與八○年代台灣女性作家的「張愛玲」熱〉(張誦聖 1995; 張誦聖 2001)、〈族 國建構與當代台灣女性小說的認同政治〉(邱貴芬 1997)。個別論文從反映論批評、文學影響論、 性別角色／女性形象批評、場域理論及女性文學與國族認同之間的關係切入分析，然則對於作品 形式卻較少多加著墨。 9 最近方有劉乃慈〈佔位與區隔──八○年代李昂的作家形象與文學表現〉(劉乃慈 2011)的論文 問世。論文中藉由布迪厄（Pierre Bourdieu）的場域理論，對於李昂自美國留學返台後與當時文 學場域的互動，包括相對於其他文學主動者（literary agents）李昂如何凸顯出自己的獨特性、累 積資本和建構自己的場域位置等議題進行了探討。作者雖然分析了李昂作品在主題性及美學方面 的演變，然則對於作品形式似乎並未多加注意，故筆者認為仍可由此面向切入，進行更加細緻的 探析。此外，江寶釵主編的《不凋的花季：李昂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江寶釵 2012)也值得 注意。本論文集所收入的單篇論文亦多半以李昂九○年代以來的作品為分析對象，較少學者論及 其更為早期的文學創作，為本文所說的八○台灣女性文學似乎已經成為台灣批評界所避開的晦暗 地帶提供另一個佐證。 10 類似的看法也見於邱貴芬(1999, 202)。
搏大」、「以情慾顛覆國族」等觀點來評估當時的女性文學則「失之浮面」：「『閨 秀文學』常被人稱道的對性別議題的關注，我們在前面兩個時期女性作家作品當 中都看得到，而且，無論就情慾深度的探索或是創作技巧的繁複，『閨秀文學』 作品都未見較之前女作家創作更上一層樓」。後面，邱貴芬甚而宣稱：「放在歷史 脈絡來看，可能『閨秀文學』最大的意義在於象徵中產階級、都會品味的抬頭」 (邱貴芬 2001, 35)。姑且不談「閨秀文學」此名稱是否妥當，看在邱貴芬一直竭 力提倡的「打破線性時間的壟斷」(陳建忠等 2007, 4)、「捨棄『傳承』、『進化』、 『完整性』」(邱貴芬 2001, 3–10)傳統史觀的發言位置，以上引文是否違背了邱 貴芬所想要建構的研究策略？ 然則，筆者在這裡更想要探究的問題則是：為何七、八○年代似乎逐漸被視 為台灣女性文學史上最為尷尬的時域而沒能夠吸引評論界的注目？除了邱貴芬 上述提到的理由之外，其中原因之一，恐怕在於可討論的議題乍看之下則極有限， 自九○年代以降廣為「流行」的國族認同、同志酷兒、都市消費等議題確實頗難 在當時女性小說文本中找到論述依據11。而更有甚者，就「創作技巧的繁複，『閨 秀文學』作品都未見較之前女作家創作更上一層樓」，換言之，當時女作家沒有 繼承被視為「更為優質的」且前輩女作家已經成功掌握的現代主義技巧，又不像 一部份同輩的男作家（黃凡、林燿德、張大春）熱衷於玩耍若干後現代及後設技 巧，且反而以寫實為主流，等於連可供學者發揮論述的最後一點優點／顛覆性， 亦因而消失無遺。不過，這些作品中難道沒有任何建設性的轉變或突破？個別作 家的寫作策略是否皆相同？而且，若要將之視為是「退步」，我們是否要追問此 「退步」的原因何在？有沒有什麼特殊的意義12 ？ 就當時的大陸女作家而言，她們似乎比台灣的姐妹較為「幸運」：經過束縛 了中國大陸文藝界長達三十年之久的現實主義（socialist realism）死板準繩被解 除之後，中國的女作家也終於得以脫離「政治之神」而較為自由的執筆寫作。她 們的創作儘管受到了不少批判，基本上卻被學界肯定的。除了推動女性文學的評 論家（戴錦華、李子雲、李小江等），西方的漢學家和從事比較文學研究者在此 「賦予肯定工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Chen and Dilley 2002, 204)。有的評論者 甚而指出，女性文學時常處在新時期文學潮流之前沿。譬如說戴錦華認為，拜時 代之賜，七八○年代之交的女作家經歷了「難於再度重現的歷史際遇」：「新時期 的最初十年中，有如此眾多的女作家及其作品，不僅不斷成為新的文學思潮、代 際更迭的標誌，而且由於七八十年代之交文學之於中國社會的空前重要的超載功 11 邱貴芬在〈族國建構與當代台灣女性小說的認同政治〉中詳細討論了女性文學與國家認同之 間的瓜葛，並有意刻畫八○年代女作家與國族認同的關係，最後卻一樣不免承認兩性關係、婦女 問題、女性角色扮演等等才是當時女性文學最大主流(邱貴芬 1997, 51)。 12 我們或許有必要重新思考范銘如在〈台灣現代主義女性小說〉所提出來的以下問題：討論到 受現代主義文學洗禮而崛起於當時文壇的五位本省籍女作家歐陽子、陳若曦、施叔青、李昂、及 季季為何不久後或停筆或走向寫實主義路線，范銘如指出：「現代主義將這五位女性小說家帶入 文壇，開啟了她們日後更輝煌的成績，卻沒能吸引她們繼續執著於現代主義技巧與理念，如白先 勇和王文興一般堅持，究竟是巧合還是另有原因」(范銘如 2002b, 80)？
能，而始終位居於 80 年代思想文化史的前沿」(戴錦華 2007, 24)。然則，就寫 實主義此一點，似乎也逐漸成為了她們創作的棘手面向。原因無它，在大陸寫實 主義亦是被貶的，且其所扮演的角色和名譽比台灣的情況更為錯綜複雜。
金介甫（Jeffrey C. Kinkley）在他的最新專著《貪污、寫實主義以及政治小 說》（Corruption, Realism, and the Political Novel）強調：「很多中國的文藝團體／ 文藝界（artistic circles）不僅將寫實主義視為是過時的，而且將之看作是隱藏著 社會主義/是個偽裝的社會主義（crypto-socialist）」(Kinkley 2007, 166)。金介甫進 一步地指出，尤其是到了八○年代末以降，在中國大陸的批評界中寫實主義和現 代主義逐漸被視為兩股相互對立的潮流。相對於中國的大眾和讀者群明顯偏愛寫 實主義，現代主義以及其他前衛文學思潮則成為了文學批評家所表彰的對象 (Kinkley 2007, 160)。而這難免對於以寫實為主流的女性文學有極大的殺傷力。 的確，王寧下面一段話似乎已經印證了此點：「八○年代中葉出現了一批開始操 練敘事話語和寫作技巧之革新實驗的年輕作家，而他們中間自當以男作家居多。 因此，批評家──包括我在內──大致上忽略了當時女作家的文學成就以及她們 對於文學界的實際影響」；同時，此女作家被忽略之現象又導致「與針對重量級 男作家的評論相比，有關她們［按：七、八○年代的女作家如茹志鵑、戴厚英、 張潔］的批評論著遠不及足以滿足最低需求的數量」(Chen and Dilley 2002, 204)。 弔詭的是，後面王寧開始陳列應當受到批評界矚目的女作家，其名單卻僅包括： 殘雪、劉索拉、陳染、林白、（「三戀」13後的）王安憶、（《玫瑰門》後的）鐵凝，
以及被其說成「從事哈山所講的訴諸『經驗的即時性』之後現代主題（Hassanian
postmodern theme of appealing to the ‘immediacy of experience’）、費德勒所講的後 現代共通性感觸（Fiedlerian postmodern sense of commonality）、以及利奧塔所講 的大敘事日益消弭不再和小敘事（les petites histoires）興起之後現代主題」等新 寫實派的代表：池莉、方方、范小青。上面王寧所提到的長期被批評界忽略的茹 志鵑、戴厚英、張潔，只有戴厚英具備了資格列入名單。原因無它，王寧認為， 其作品中（《詩人之死》(戴厚英 1986)、《人啊人》(戴厚英 1987)）可看到沙特 式的存在主義影響(Chen and Dilley 2002, 204–8)。換言之，循著王寧的邏輯推論： 必須是堪視為前衛女作家／先鋒女作家，方得以受到批評界的青睞！然而，其他 無法得以貼上「前衛」標籤的女作家和作品呢？ 時至今日，筆者認為我們有必要以後見之明重新審視七八○年代女性文學的 出現以及其意義何在。而這當然也包括了其寫實主義傾向在內。當時女作家的作 品不見得在藝術情境上非常完美，但她們所揭示的許多問題（包括此論文將要探 討的女作家對於人際關係的關注及關懷等）到了今天反而更值得我們加以注意。 而且，女作家過去已經被排除在中國寫實主義傳統之外（詳見下一節的分析）， 我們不要因為對於寫實主義的「恐懼症」而重蹈舊轍，將之再次排外。基於此認 知，且為了找到突破，不同於過往對於八○年代女性文學的研究多半聚焦於作品 13 王安憶八○年代後半葉所完成的三個中篇〈荒山之戀〉、〈小城之戀〉、〈錦綉谷之戀〉，先後發 表於 1986 到 1987 年。收入《三戀》（王安憶 2001）。
內容的分析，本研究將另把作品形式（包括敘事模式、語言和美學特徵等等）以 及當時女作家所普遍表現出來的「自覺性」意識一併納入討論，探析當時女性文 學以強調內容層解讀的寫實主義為主流究竟是巧合還是另有其特殊意義？文學 形式與作品題材之間是否有某種必然的關聯？此乃本論文目的之一。 其次，討論寫實主義自當無法避免對小說文本的實際內容、主題加以分析。 閱讀八○兩岸女性文學作品時，筆者發現，除了過去已經受到了學界矚目的愛情 話語外，女性與事業、女性的角色扮演以及於當時正在迅速蛻變中的人際關係和 寫作者與所處社會的互動、作者／文學的社會功能及效應等議題分別在當時兩岸 的女性小說中形成了另一個顯著的主題。準此，為了體現當時的時代精神以及當 時女性文學的文化社會意義，本研究亦將由此切入，並在此基礎上進一步探討台、 中兩岸女性文學在八○年代所經歷的從「現實」到「寫實」的特定過程，以期勾 勒當時女作家的自覺性面向及兩岸女性文學的風貌。筆者冀望透過這兩個路線不 僅能夠對於上述一系列問題找到合理的詮釋，耙梳當時兩岸女性文學的異同點， 同時，亦對當時的女性文學重新賦予較為公正的評價。
第二節
第二節
第二節
第二節 文獻回顧
文獻回顧
文獻回顧
文獻回顧
以上已經對於部份文獻（主要以七八○年代兩岸女性文學的相關研究）加以 回顧與評述，因此，下面則就本論文所涉及的寫實主義研究主題為主，分寫實主 義在西方、寫實主義在中國（包括台灣）二小節，對各領域中較為重要的文獻簡 略加以回顧與評述，進一步地說明研究寫實主義，包括從寫實主義觀點切入研究 女性文學的必要性和其意義。 一 一 一 一，，，，寫實主義在西方寫實主義在西方寫實主義在西方 寫實主義在西方 「可憐陳舊的寫實主義。過時、次等的。被壓縮在浪漫主義的新鮮感以及現 代主義的嶄新感之間，它的確是文學文化史三明治當中那一層枯燥無味的時段」(Bowlby 2007, xi)。Rachel Bowlby 此一段充滿了自省嘲諷和挑撥性韻味的話的確
頗耐人尋味。眾所周知，近幾十年來，在西方的評論界寫實主義一直被視為是個 負面象徵14。以寫實主義為研究對象的專著寥寥無幾之餘，文學批評概述、文學
批評史諸如此類之著作中，寫實主義甚至極少被提及，且即使它被提及則往往只 是一筆帶過，含有視之為某種早已被淘汰、不証自明是個無趣腐朽的天真美學 （naïve aesthetics）之感。總之，寫實主義在當今的西方學術界具有雙重負面身 份：缺少相關研究和被賦予下等的評價（understudied and undergraded）(Beaum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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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上，維列克（Rene Wellek）早在六○年代於〈文學研究中的寫實主義概念〉（The Concept
of Realism in Literary Scholarship）一文中已經嚴厲地批判了寫實文藝的侷限性。儘管論文開頭維
列克承認「就整個文學藝術和歷史而言，［寫實主義］乃是造型藝術和文學之批評和創造傳統的 主流 (mainstream of the critical and creative tradition of both the plastic arts and literature)」(Wellek
1963, 223)，然而，詳細討論了寫實主義的不同脈絡和其發展之後，到了文末維列克卻斷然宣稱：
「寫實主義的理論歸根結底乃是個不好的美學（bad aesthetics），因為所有文藝是『創作／虛構』
2007a, 3–10)。 若自十九世紀末以來各種前衛藝術潮流（包括現代主義）已給寫實主義以沉 重的打擊，六、七○年代之交以降，隨著後結構主義風潮席捲新、舊大陸，寫實 主義便再次成為文學批評界普遍詬病的對象。相較於被視為洋溢著自省顛覆潛力 的現代和後現代主義文藝，寫實主義的線性故事情節、全知敘事者、以及其對於 語言透明性（linguistic transparency）之堅信皆被視為其過時落伍的癥結所在。李 奧塔（Jean-Francois Lyotard）對大敘述的嚴厲批判、巴特（Roland Barthes）對於 可讀性和可寫性文本的論述（以及對後者的推重）、德希達（Jacque Derrida）對 於理體中心主義的批判，加上否認語言指示性（referentiality of language）的認識 論論點、盛行於文學批評界的文本之無以決定性（indeterminacy of texts）、以及 主張在任意符碼（arbitrary code）當中每個符號所指向的並非一個具體的「物」 或固定意義而僅是其他符號之記號學理論，諸如此類的論述與思潮似乎進一步地 宣告了寫實主義的死亡。誠如 George Levine 所言：「作為文學形式，寫實主義乃 特別依賴我們對於『物』和『詞』之間必然存在著直接聯繫這個常識性認知。因 此之故，就所有文藝運動／文藝思潮而言，寫實主義在當下學界普遍將所指對象 和文本截然割斷的風氣之下遭到了最大威脅」(Levine 1981, 9)。 然則，一個非常值得注意的現象則是，打從八、九○年代以來，寫實主義在 西方的文學批評界似乎慢慢開始走向復位、恢復名譽的復甦路途。自從 George Levine 對英國十九世紀寫實主義的專著《寫實的創作力：自法蘭肯斯坦到查泰萊
夫人英國小說》（The Realist Imagination: English fiction from Frankenstein to Lady
Chatterley）(Levine 1981)15問世以及後現代主義地位動搖以降，更多不同領域的 學者開始重新注意寫實主義；除了文學之外，也包括了繪畫、電影，乃至於哲學、 思想等範疇16 。甚且，到了 2007 年，Blackwell 出版社更出版了由 Matthew 15 使人莞爾的是，一開始 Levine 的研究動機事實上是想要對於十九世紀的寫實主義加以批判！ 在《寫實的創作力》的第一章，Levine 便有如下表白：「弔詭的是，當我開始從事這個研究，我 的目的實際上是對於維多利亞時代的寫實主義提出挑戰。然則，隨著研究的進展，我發現那些維 多利亞時代寫實主義大家非常一致。他們的藝術以及堅持促使我將維多利亞時代的寫實主義視為 充滿了倫理精神及藝術性價值的驚人努力／事業，［而且，我也開始相信］這個努力不能因為當 代批判方法論的歷史性扭曲（historical distortions of contemporary critical method）或（我曾經也 擁抱的）維新黨 (式) 的史觀（Whiggish view of history）而遭到貶低。我們今天的思路應該更加 清晰」(Levine 1981, 4)。而且值得注意的是，在 1998 年著名的美國女性主義文學批評家蕭瓦爾 特（Elaine Showalter）在〈二十年後：《她們的文學》重談〉（Twenty Years on: "A Literature of Their
Own: Revisited）論文中，回顧當時寫《她們的文學》（A Literature of Their Own）(Showalter 1977)
時的種種考量以及如果她今天來寫會有什麼不同也特別提到了 Levine 的研究成果且明言：「我也
會針對『寫實主義』作為文學常規（“realism” as a literary convention）加以更加說服力的理論性 辯證。誠如 George Levine 在 The Realistic Imagination 所證明，維多利亞敘述性寫實主義（Victorian
narrative realism）決非簡略反映男性或女性「經驗」的手法。反之，它是極為精緻且具備了其自
身理論性基礎的再現技巧」(Showalter 1998)。Levine 對於寫實主義的研究成果之影響由此可見其 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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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此一點又可參見 Realism and Representation: Essays on the Problem of Realism in Relation to
Science, Literature, and Culture (Levine 1993)；Realism, Photography, and Nineteenth-Century Fiction
(Novak 2008)；Realism and the Audiovisual Media (Nagib and Mello 2009)；Time and Realism:
Beaumont 主編的《寫實主義中的探險》（Adventures in Realism）17，該書中收錄
了 George Levine、紀傑克（Slavoj Žižek）、諾瑞斯（Christopher Norris）、詹明信 （Fredric Jameson）等學者的論文，堪視為此種「復興運動」的一大里程碑。《寫 實主義中的探險》裡上述大師合夥為寫實主義重新把脈，不僅從不同的角度對於 十九世紀歐美寫實主義傳統提出新的詮釋和評價，同時亦指出在當今社會、文化 （包括文學、繪畫、電影等藝術）中，寫實主義仍舊至關重要，並且呼籲它重新 回到涉及歷史、美學以及政治等領域的學術討論中。一言而蔽之，個別論文最大 特色之一，乃是對於「寫實主義」加以「問題化」（problematize），也就是挑戰 我們對於「寫實主義」這個詞的各種一成不變的、常識性的刻板印象和看法。 想要恢復寫實主義的名譽，首先必須加以釐清的恐怕是「寫實主義」這個詞 本身。寫實主義為何？如何定義？此問題乃是每個研究寫實主義的人早晚必須要 面對的難題。連寫實主義專家學者經常指出想要定義寫實主義特別困難，以致於 有人主張原本就是個注定會失敗的徒勞。例如，Michael Löwy 在他為《寫實主義 中的探險》所寫的論文中強調：「令人回味的是，研究寫實主義流變史的最重要 學者，奧爾巴哈（Erich Auerbach），在他的經典著作《模擬》（Mimesis）（1946） 並沒有試圖對該詞（按：寫實主義）提出定義：在本書結語中他解釋他刻意避免 試圖給『寫實主義』該術語以任何系統性描繪或理論層次上的發揮。事實上，奧 爾巴哈提到了現代／摩登寫實主義（modern realism）的某些特色──譬如說將 日常生活還原到其歷史脈絡加以處理，並將之當作嚴肅、充滿了疑問甚而是個悲 劇性主題加以呈現（the subject of serious, problematic, and even tragic presentation） ──然而，這並不足以稱得上是個本質性的或重要的定義（substantive definition）」
(Löwy 2007, 194)。 而且，到了詹明信便斬釘截鐵地斷言：「想要對寫實主義加
以理論化（theorization of realism）是個充滿了矛盾的工程，若不是注定會失敗， 至少是個不斷向外拓展而產生無數死路［的工程］……之所以會如此，我相信， 是因為寫實主義基本上是個經由美學詞彙加以外框進而被提出的認識論範疇 （epistemological category framed and staged in aesthetic terms）」。然而，值得注意 的是，詹明信同時又認為，若換個角度來看，此矛盾卻可以成為一個具有建設性 的新詮釋。也就是說，他建議將之視為是個「在一系列令人面目一新的革新當中， 一再反覆地等待被解決、再解決的張力」(Jameson 2007, 261)。
而且，不僅詹明信，George Levine 和 Simon Dentith 在他們的論文中也持有 相同的看法。前者將寫實主義視為一種不斷變更的文學形式（form in the state of
flux），一種不間斷的過程（ongoing process）且指出，無論如何，寫實主義總是
意味著作者試圖超越語言而達到某種非語言真理（non-verbal truth）之決心。而
(Shafer-Landau an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3)等。 17
2010 年 Blackwell 出版社又推出了該書的新增版，並改名為《寫實主義簡明手冊》（A Concise
Companion to Realism）(Beaumont 2010)。其他最近問世的、且旨在為寫實主義辯護的學術專著
包括：Beginning Realism (Earnshaw 2010)、Realism (Morris 2003)、Realism, Ethics and Secularism:
Essays on Victorian Literature and Science (Levine 2008)、Alternative Paradigms of Literary Realism
正因為對此真理的認知不斷改變更替，且對於現實的認識因時代、社會、文化等 而各異，造成了寫實主義亦隨著不斷更新調整。對 Levine 而言，寫實主義並非 靜態的，而是動態的，甚且可說是具有辯証性的（dialectical）特質：經由對於不 足信而被推翻的文學成規的否認──經常是以模倣來嘲弄──（正題─反題）， 進而達到對於現實的新想像（new imagination of the real），也就是新的合題。不 過，久而久之，此合題亦難免成為文學成規而變成新的嘲諷對象(Levine 1981,
331)。因此，Levine 主張將寫實主義視為是「在對於難以得到的未經仲介的現實
追求中，［作者針對］迴避必然會遇到的語言常規性所下的努力和掙扎」(Levine
1981, 8)。
無獨有偶，Simon Dentith 也拒絕藉由狹隘的認識論來解釋寫實主義，並且挪 用盧卡奇（György Lukács）、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以及 Franco Moretti 的論述將十九世紀寫實主義視為是一種帶有明顯時代背景特色，同時卻又令人信 服的（plausible）綜合（synthesis）──在此綜合體當中人生的百態、廣大歷史 縮影、民族地理學、以及人們物質和感情生活最精微的細節經由作者安排而組合 成一。準此，寫實小說的範圍（scope）以及其「貌似合理」的特質（plausibility） 自當也必須不斷調整商榷；同理，寫實主義／作者的任務之一因而是不斷迫使讀 者擴大其視野，使得他「更願意將過去尚未被當作嚴肅寫作題材的生活方式和人 物視為是合乎道理、似真實的」。最後，Dentith 呼籲對於寫實主義的思考必須從 傳統的認識論轉換成為「對於作者和讀者所共處共享的社會空間之承認」(Dentith 2007)。 此外，另一個值得注意的現象便是，最近幾年不少學者也注意到女性文學與 寫實主義／小說的關係，且此方面的研究可說方興未艾。相關的書目如：《女性 小說家之崛起：自貝恩至奧斯汀》（The Rise of the Woman Novelist : from Aphra
Behn to Jane Austen）(Spencer 1986)、《超越女性主義美學》（Beyond Feminist
Aesthetics）(Felski 1989)、《欺瞞的優越性：浪漫小說、寫實主義、以及女性對於
小說的貢獻》（The Excellence of Falsehood: Romance, Realism, and Women’s
Contribution to the Novel）(Ross 1991)、《女性和小說之崛起：1405-1726》（Women
and the Rise of the Novel: 1405-1726）(Donovan 2000)等。相較於西方的寫實主義
傳統最普遍看到的系譜乃是以十九世紀的男作家，如巴爾札克（Honore de
Balzac）、左拉（Emile Zola）、福樓拜（Gustave Flaubert）、狄更斯（Charles Dickens）、
哈代（Thomas Hardy）等為主，被提及的女作家甚少（喬治‧艾略特(George Eliot) 屬例外），上述女性主義學者與文學批評家逐漸指出，女作家事實上對於寫實主 義以及小說作為一個獨立文類的興起，有著若干不可小覷的貢獻，甚且經常引發 敘事形式及內容的變革。 譬如說，Jane Spencer 在《女性小說家之崛起：自貝恩至奧斯汀》指出，十 九世紀小說最重要特色之一，即心理寫實主義（psychological realism），大致上 是一代代的女性小說家傳統所共同完成的成就。據 Spencer 的看法，此傳統到了 奧斯汀的小說創作則達到了高峰。不過，若 Spencer 仍繼承了吳爾芙（Virginia
Woolf）的提法，將中產階級女性作者的出現視為是十八世紀的現象，Josephine Donovan 在其《女性和小說之崛起：1405-1726》甚而將西方女性文學的淵源追
溯到十二世紀，並且主張不僅是《傲慢與偏見》或《米德爾馬契》（Middlemarch）， 即一般被視為具有代表性的女性文學作品，其他諸如 Marguerite de Navarre 的
Heptámeron、Margaret Cavendish 的 Sociable Letters、María de Zayas 的 Novelas Amorosas、Mary Davys 的 The Fugitive、以及 Jane Barker 的 A Patch-Work Screen for the Ladies 也屬於西方女性文學傳統的經典著作(Donovan 2000, 145)。
更重要的是，相對於一般學者將女作家對於小說的貢獻認為是女性偏向感情 ／感性的特質放置於小說中便得到了空前的發揮契機，Donovan 的研究卻另出蹊 徑而指出，女作家在早期的現代時期（early modern period）對於文學創作的貢獻 不僅限於「感性」（sensibility），更重要的是，她們也將「理性」（sense），即「一 種表現為 feminist prosaics 的不恭不敬的寫實主義之態度（an attitude of irreverent
realism that manifested in itself as a feminist prosaics）」，注入了文學作品中 (Donovan 2000, ix)。藉由巴赫汀（Mikhail Bakhtin）對於小說崛起的相關理論， Donovan 成功的論證了屬於寫實主義傳統的女作家（women writers of the realist tradition）在 querelles des femmes──即持續了幾百年之久的有關女性在社會上的 位置／角色的辯論──當中呈顯了極其鮮明女性主義的立場（standpoint）。據
Donovan 所言，此立場的建立對於巴赫汀認為的小說興起之前提──對話精神
（dialogic mentality）──的形成有非常重要的貢獻(Donovan 2000, ix–xi)。而且， 值得注意的是，女作家與寫實主義之間的緊密聯繫不僅發生在過去的歷史裡，而 今更對現下的女性（主義）文學持續發揮深切的影響。
費斯奇（Rita Felski）在《超越女性主義美學》中指出，雖然某些批評家， 以法國女性主義流派為主，標榜前衛藝術以及其對於陽具理體中心之顛覆性，然 而迄今西方的女性主義文學仍舊以寫實主義作品居多18，而且這其中又以敘事自
我發現／自我追求之小說與懺悔體（the novel of self-discovery and the confession） 為主流(Felski 1989, 15–7)。此外，費氏特別強調，當今女作家的寫實主義的女性 主義文學顯然有別於傳統「客觀」寫實主義文學傳統──在此新的「主觀的自傳 寫實」（“subjective” autobiographical realism），全知敘事者被一個個人化的敘事者 （personalized narrator）所代替，且其視角要麼與主人公完全同一，抑或至少對 於女主角有所贊同、同情。由於此緣故，該文體不再聚焦於對廣大社會的觀察， 而是把重點放諸處於經歷過程中主體（experiencing subject）的情緒和反應」。即 使是對時代背景或外在環境有所著墨，此類文學總以身份認同（identity）和自我 價值之追求為最顯著的主題，有助於喚起女性對自己具體的需求和慾望──尤其 是對那些反父權，或與父權所肯定標準不符的需求和慾望──加以正視和追尋 18 而且，就（女性主義）文學批評及理論而言，更耐人尋味的是，過去以「法國女性主義」理 論提倡者著稱的莫怡（Toril Moi）在 2008 年所發表的論文中亦竟然指出，正是後結構主義自「作
者之死」說以來對於作者的否定以及巴特勒（Judith Butler）性別表演理論對於「女性」（woman）
該範疇（category）的全盤摧毀，導致今日女性主義文學批評對於「女性與寫作」及「女性文學 的美學特徵」的理論性／理論層次的討論仍停留在二十年前發展階段(Moi 2009)！
(Felski 1989, 80–2)。 諸如以上所述則不禁令人追問，為何女作家似乎特別傾向於寫實？除了題材 之外，女作家是否／如何挪用改寫傳統的寫實敘事模式、結構？甚且，放到中國 現代文學脈絡加以審視，筆者認為，我們還必須要進一步地追問，如果寫實主義 乃是中國現代文學的主流，而我們也承認大多女作家的作品脫不了寫實的範疇， 為何討論中國文學寫實傳統卻極少論及女作家，一般只講到丁玲三、四○年代的 作品19，頂多偶爾提及蕭紅則罷了20？其次，誠如林芳玫所言，為何討論女性文 學與寫實、真實、人生（其文學是否反映人生？）的關係，批評家不像論及男作 家作品時，經常先提出寫實主義為何並從理論概念上加以釐清再進一步地進行分 析，反之，討論女作家的作品卻往往「以理所當然的方式使用『人生』、『真實』 這類詞彙」而並不先從文學理論的層次上對上述概念提出任何定義或界定(林芳 玫 2006, 154)？當然，我們可以說這些問題或許很簡單，不少人早就提出了合理 的詮釋，故不需要今天再重新被提出來。然而，筆者卻覺得不然。讓我們先看過 去學者的某些看法。 例如說，討論到女作家為何在傳統的台灣文學研究當中缺席的現象，邱貴芬 曾寫道： 傳統台灣文學研究的對象通常以男性作家作品為主。不過，這並不取決 於作家的性別；真正的決定性因素乃在於作品題材。換言之，女作家作品往 往被傳統台灣文學研究者所輕忽，並非因為作者是女性，而是因為女作家創 作的體裁大多不符合傳統文學研究者心目中所設定的「重要」文學的定義。 台灣文學由於長期來與台灣政治運動有密切的關係，研究台灣文學的學者通 常強調台灣文學的傳統或基本精神乃是「反殖民」、「反封建」、「反壓迫」。但 是，這三個「反」對精神其實主要以「反殖民」──亦即反政治壓迫為主。 與此基調有關的作品往往受到重視，而無關的便往往被輕忽……女作家作品 因大多不直接涉及政治，不直接介入台灣殖民政治辯論之爭，即使處理的是 「反封建」、「反壓迫」的題材，也難被男性學者為主流的台灣文學研究者視 為「重量級」的作品。(邱貴芬 1999, 198–9) 林芳玫也有類似的看法，她認為台灣女性創作未被納入文學史當中，或與自 19 一個有趣的現象則是，到了八、九○年代，中國大陸批評家開始重新討論女性文學傳統時， 她／他們多半以早期（也就是沒被納入中國寫實主義傳統）的丁玲創作，如〈沙菲女性的日記〉 為其淵源，而丁玲三、四○年代之後的創作則在這些批評家的討論中反而經常被批判和遭到否定 (Barlow 1993, 56)。 20 西方漢學界最著名的探析中國現代文學的寫實主義之專著，安敏成（Marston Anderson）的《寫
實主義的限制》（The Limits of Realism）亦不例外。本書中僅提到丁玲的《水》，認為此文本乃引
發了三○年代「文學的大眾化」（literary massification），也就是當時幾位作家的文學運動──他 們試圖「將聲音還原給真正的人群，即中國大眾」(Anderson 1990, 184)。另外，論及地方主義作 家（regionalists）──著墨於不同中國地區農民和鄉村生活之獨有文化與語言特質──安敏成也 列舉了蕭紅，但並沒有對其作品加以進一步地分析(Anderson 1990, 190–1)。
從五四時期以來，中國現代文學所強調的「感時憂國」精神有關：「女作家未能 進入正典，因為她們不像鄉土派或現代派那樣成為文化運動者，既無感時憂國或 批判抗議的民族主義情懷，也沒有引領文學風潮去從事文學語言的實驗與創新。 女性平時已被從公共領域中排除，更談不上積極參與社會運動或文化運動，因此 她們雖然活躍於文壇，創作是不少，卻往往與『偉大文學傳統』無緣」(林芳玫 2006, 55–6)。「感時憂國」精神之餘，筆者認為林芳玫此看法其實揭穿了一個很重要的 現象，值得我們再三思索。 憑心而論，許多文學批評不就是從作者或某個文學團體所公開發表的創作宣 言給他們以特殊標籤或賦予明顯的屬性出發，繼而循著此屬性的脈絡來發揮論述 （即使是對之提出質疑、反駁或修正）？只要我們對哪些作家傳統上（當下亦然） 受到較多的注目有所省察，則不難發現往往是那些與形成了具體的文學潮流或與 已經被學界所定義的時期有關的作家／群。問題是，女作家卻極少組織起來並提 出些具體的創作口號或創作宣言，更遑論有意「引領文學風潮去從事文學語言的 實驗與創新」21。而且，誠如 George Levine 所言，此「標籤批評」的另一個問題 乃在於很容易形成一種排他性的惡性循環，也就是說，一旦一個標籤被定義之後 ──例如說怎麼樣才叫做「寫實小說」──便很容易成為衡量其他作品的唯一標 準：凡事符合其背後的原則便可以被納入此屬性，而其他與之不符的則被淘汰 (Levine 1981, 10–1)。我們可以藉由五四時期女性文學的創作來觀察其殺傷力。 五四時期的女作家雖然也寫了不少寫實小說，但因為她們並沒有像魯迅、茅 盾等人發表相關的批評文章，以便從理論層次去釐清她們的寫實主義為何，同時， 她們的創作又不符合由男性作家所提倡，繼而被批評界（多半也還是以這些男作 家為主）接受且採納為衡量標準的「批判寫實主義」（critical realism）之主流， 故整體而論，我們說她們的作品也因而更無法成為現代中國寫實傳統的代表，此 提法應不算過分。事實上，王德威在〈中國寫實小說的四個時期──一個比較文 學觀點的試探〉一文中也曾經指出：「五四以來的作家提倡寫實主義往往以關懷 全面人生、客觀批判是尚，但事實上就當時的文學批評及作品而言，所謂的『寫 實』，其選擇性及排他性是極其明顯的」(王德威 1986, 20)。更有趣的是，到了 文末王德威也呼籲評估寫實小說時，我們務必放棄傳統的批評標準，並採用較為 彈性的詮釋： 以往我們採用「寫實」主義來衡量古今小說特色時，往往以其模擬現 實人生表現成功與否為前提。殊不知這種寫實的觀念本身即為十九世紀的 產物，也必然有其歷史文化信念的約束。如果我們在注意寫實作品模擬層 次之餘，細加考慮文化文學成規乃至政治宗教信仰對作家寫實觀念的影響， 則可獲致一較有彈性的定義……如此，「寫實」二字本身即不再是一成不 21 這當然不表示女作家一向僅是跟男作家的創作依樣畫葫蘆，從來沒有「從事文學語言的實驗 與創新」，反之，比魯迅早一年「以具體的行動嘗試白話文作為新的書寫方式」(范銘如 2008a, 291) 的陳衡哲，則是一個很好的例子。只是，不可諱言，女作家的實驗和創新則往往私底下進行，不 太急著公開「引領文學風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