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美國威脅論下的中國威脅
對美國知識界而言，其承續了歐洲自啟蒙以降的進步史觀與客 2006年9月27日。<http://www.rti.org.tw/News/NewsContentHome.aspx?NewsID=46570>
引起軒然大波之後，又立即改口為僅是「關注」中國擴軍，見「日防衛廳長官否 認 中 國 威 脅 」， 明 報 ，2006 年 9 月 29 日 。 <http://www.mpinews.com/htm/INews/
20060929/ca51149w.htm>；另可參見「分析：日澳協議因應中國軍力增長」，美 國之音中文網，2007年3月13日。<http://www.voafanti.com/gate/big5/www.voanews.
com/chinese/archive/2007-03/w2007-03-13-voa30.cfm>
81. 川島弘三，激動する鄧小平後の中国（東京：第一企画出版，1990）。
82. Hiroyasu Akutsu, “China Would Continue to be Anti-Japanese Even After Democratization,” Global Platform, Japanese Institute of Global Communication (Apr, 2005). <http://www.glocom.org/debates/20050428_akutsu_china/>
83. Hisahiko Okazaki (岡崎久彥), “The Strategic Value of Taiwan,” the Okazaki Institute (岡崎研究所).<http://www.okazaki-inst.jp/stratvaluetaiwan-eng.html>
84. 「日議員稱日本面臨被中國併吞威脅」，美國之音中文網，2007年2月27日。
<http://www.voafanti.com/gate/big5/www.voanews.com/chinese/archive/2007-02/w2 007-02-27-voa35.cfm>
85. 趙建民、何思慎，「日本外交中有關中國或美國優先之爭論—兼論日、中、台新 安全架構」，問題與研究，第43卷第1期（2004年），頁83~104。
86. 山室信一，「面向未來的回憶——他者認識和價值創建的視角」，頁22~23。橋爪 大三郎也指出日本在近代化的過程中，雖然與亞洲絕緣，但其社會結構與美國格 格不入，因此無法完全吸收美國的價值觀，但他一方面對美國有著憧憬和反感，
另一方面又對中國懷有敬意跟恐懼，因此，不論中美關係如何發展，日本都會感 到困惑。可參見橋爪大三郎，「日、中、美的社會文明及其比較」，頁68~82。
觀理性，標示普世理性的西方文明，必須透過他者的存在，才能體 現其普遍性的進步信念與自由精神，亦即形塑二元對立的自我與他 者關係，來確認自我的位置和認同，並定位西方文化的歸屬。這種 二元對立反射出了普世與特殊的對立觀念，最終成為一種世界秩 序，在此秩序中，確立了以西方為中心的世界歷史，當這種以進步 為依歸、以停滯與否作為衡量尺度的歷史發展成為強勢的知識主流 時，歐洲便取得了霸權地位。承繼歐洲文明的美國知識界，亦複製 了這個他者認識的過程，並取代歐洲成為西方普世文明的維護者，
且在對抗可能傷害所謂普世文明的威脅者、定義「誰」是威脅的過 程中，確立「文明」領導者的正當性。
複製他者認識的過程，造成美國自建國之後，便不斷地尋找反 對對象以及敵人，87正如杭亭頓（Huntington）所說：「唯有我們知 道自己不是什麼，甚至往往在知道我們反對什麼之後，才知道自己 是什麼。」88亦即美國知識界不斷地透過尋找敵人來識別自己，89而 永遠懷疑敵人會隨時出現，或說永遠不相信敵人會放棄挑戰自己，
使得美國知識界無須擔心會因失去抗衡對象而無法自處。這種文化 策略成為美國知識界威脅論述的基礎，而中國威脅論正是此文化策 略的具體表現。
美國知識界的中國威脅論述以主權為基礎，任何外於主權的較 大力量都是威脅，崛起的中國因而進入美國知識界的威脅論之中，
而對中國威脅的深層擔憂，其實在於中國示意了與西方文明相對的 異文明崛起。美國知識界視自己為世界的中心，為所有國家的榜 樣，因此他們所實踐的典則理當是絕對的真理，而所謂的「真理」
87. 可參見Samuel P. Huntington, “The Erosion of American National Interest,” Foreign
Affairs (New York), Vol. 76, No. 5 (1997), pp. 30~31.
88. Samuel P. Huntington著，黃裕美譯，文明衝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頁6。
89. 可參見David Campbell, Writing Security: United States Foreign Policy and the
Politics of Identity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98).
卻可能是以「極度不寬容的排他作風」的基督上帝精神和實證的現 代科學來傳播。90在西方文化中，耶和華和實證科學幾乎是被奉為 唯一的「上帝」，這個上帝的本質是「非達到『全面』勝利，絕對 不會甘休，事實上，對上帝而言，若不能達到『全面』勝利，即無 異於否定了上帝的本質。」91隨著歷史發展，這裡的「上帝」已不 僅僅只具宗教上的意涵，亦可適用於西方啟蒙運動後的進步史觀。
由於在西方各界看來，西方文明為真正的「文明」，且為各國可以 遵循的唯一發展途徑，美國知識界正是這種觀念的強力擁護者，為 了證明自己的優越，其「全面勝利」的心態更是強烈，唯有獲得全 面的勝利，美國才能成其為世界領導者。因此，美國在國際政治中 扮演了「上帝」的角色，如果無法維護美國的霸權地位，便「否定 了美國的本質」。但既然中國能崛起，就代表了即使是與美國全然 相異的文明，亦能有發揮的空間，則美國的價值觀與文化精神就不 是在各地皆可戰無不勝的了。
因此，中國逐漸強大的力量撼動了美國的地位，損害美國的利 益與安全，更深層質疑、挑戰了美國價值的權威性與絕對性，如果 不將中國的崛起視之為異端，將其歸類為「威脅」，則中國的逐漸 壯大便提供其他文明或國家不同路徑的發展選擇，並賦予中國挑戰 美國價值的正當性，則美國以「先進文明」與「絕對典範」所建立 的權力基礎亦會隨之崩潰，以主權為內涵的身份認同無法建立，「上 帝」福音更將被否定，美國也就不成其為美國。
90. 參見湯恩比著，陳曉琳譯，歷史研究（下）（台北：遠流，1996），頁902。
91. 湯恩比，陳曉琳譯，歷史研究（下），頁902。湯恩比在書中是解釋在羅馬帝國時 期的「諸神之鬥」，他認為基督教會的上帝：耶和華，不同於當時其他地區的寬 容宗教具有妥協的精神，而是要求絕對的勝利，如此才能成其為「上帝」。但筆 者認為這種「全面勝利」的思想，不只是羅馬帝國時期的宗教爭鬥，亦可適用於 西方啟蒙運動之後的普遍看法。
二、日本威脅論下的中國威脅
日本知識界的文化策略，著重透過確立與集團的關係來定位國 家認同與建立身份。由於日本是個「非常強調同質者趨同的社會，
每個人都很害怕被視為異端」，92因此尋求加入集團，並透過與他人 的關係來定義自我。93南博因而表示日本人個愛好自我定義的民 族，94這種一再追問自己身份的焦慮正源自於其脫離中心的島國性 格。由於日本是個遠離中心的島國，咸信使得「歷史上，日本的精 英與作為學習對象的『中心』文明相比，把自己定位在『周邊』位 置。」95由於屬於周邊，常常有論者會擔心自外於世界，因此急於 尋找他國的肯定和認同，從中發展出穿梭於優越與落後之間的特 質，並透過驚人的模仿力來依附強者、學習先進文明，讓自己也成 為所謂的強權，從而產生自己屬於優勢集團中的一份子的滿足感與 安全感，並以集團一員的身份，在集團之外現身，向外於集團的世 界展現自己的優越與進步，並強化內部的認同。由於日本屬於哪個 集團不是由集團所承認，而是自己在認定。日本各界因而常需要來 回於強者與劣等之間，既經由學習強者和進入強者範疇以維持自己 屬於集團的身份論述，亦有透過向外於集團的國家展示自己事大成 功以獲得自我認同。
矛盾的是，不論日本各界如何努力學習，日本都不會真正屬於 集團的一團，反而好像永遠屬於「周邊」。因此知識界強化對自己
「周邊特質」的強調，並有論者以此取得日本在世界史上某種獨特 地位，但周邊身份並非表示可以完全走自己的路。相反的，反而代 表更需要透過某個巨大的他者來自我定義。準此，日本獨特文化的 92. 南博著，邱琡雯譯，日本人論：從明治維新到現代（台北：立緒文化，2003），
頁287。
93. 南博著，邱琡雯譯，日本人論：從明治維新到現代，頁240~277。
94. 南博著，邱琡雯譯，日本人論：從明治維新到現代，頁21。
95. 吉野作造著，劉克申譯，文化民族主義的社會學：現代日本自我認同意識的走向
（北京：商務印書館，2004），頁89。
發展不是走全然相異於他國的路現來獲得認同，而是一方面表現獨 特文化，一方面展示與觀看者相同的特質。即在凸顯「異」的同時，
也呈現出「相同」的質地，異同並存的國家定位便透過「關係」來 確立。
因此，不同於美國知識界，日本知識界是從「關係」出發。對 於關係的重視在於要確立自己的身份、建立自己的認同。並試圖回 答「我是誰」，而為了避免自外於世界，因此需要不斷地向先進文 明靠攏，並成為先進文明的一員，造成「日本一直透過他族來對照 自己、找尋自己」，96明治維新之後，使日本人不斷徘徊在劣等亞洲 與優越遠西之間，並需要不停地進行自我定義，以撫平對自己身份 疑惑的不安。因此，日本知識界是以「關係」來決定國家身份，其 中尤其重視與中國的關係，先確定中日之間和國家／文明之間的關 係後，才能決定日本自己在關係中的位置和角色，並從中建立自我 意識和身份認同；但中國的崛起卻破壞了這種對原有關係的安排和 認知，也使得日本知識界的威脅論述習以「關係」為基礎。
對日本知識界而言，原為亞洲領導者的日本，可以高高在上，
對落後的亞洲國家進行指導，但崛起的中國卻使日本失去指導對 象，中國不再落後，亞洲也不再落後，因而不再需要日本的領導，
也使日本失去可以在東西方之間遊走的本錢。由於日本各界沒辦法 判斷崛起的中國和霸權美國之間的優勝劣敗，也就無法決定自己究 竟是要繼續隱藏在西方世界之中抑或是要重返亞洲？如果要回到 亞洲，則日本的角色是什麼？如果不回到亞洲，是否真的能獲得歐 美世界的認同？更深層的問題在於，日本的知識份子擔心自己根本 沒有做以上選擇的權力，因為逐漸強大的中國對亞洲秩序進行重
也使日本失去可以在東西方之間遊走的本錢。由於日本各界沒辦法 判斷崛起的中國和霸權美國之間的優勝劣敗，也就無法決定自己究 竟是要繼續隱藏在西方世界之中抑或是要重返亞洲？如果要回到 亞洲，則日本的角色是什麼？如果不回到亞洲，是否真的能獲得歐 美世界的認同？更深層的問題在於，日本的知識份子擔心自己根本 沒有做以上選擇的權力，因為逐漸強大的中國對亞洲秩序進行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