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室信一表示：「當日本認為自己處於優越地位時就會表現出 對中國的蔑視，反之一旦自己停滯時，不僅出現中國威脅論，在他 者認識中甚至還隱藏著期待中國崩潰的曲折心理。」66回顧日本思 想界在明治維新之後，自詡為東亞的領導者，因此要推翻中國所建 立的華夷秩序，謀求建立以強大日本帝國為盟主的亞洲新秩序，但 如何對待中國，卻產生「保全論」和「瓜分論」的辯論，67當日本 國力弱小時，會凸顯中國瓜分論，並與對歐美外交協調政策緊緊結 合；而當日本日益強大後，中國保全論就表現地更加明顯，更有侵 略性，對歐美則採取了極其排斥的對策。68而這些辯論其實都隱藏 了「中國威脅論」的前身。
山室信一認為即使是主張脫亞論的福澤諭吉，其實是故意採取 蔑視或貶抑中國的態度來避免心理上的矛盾，因為他的思想本質就 隱含著「中國威脅論」的概念，所謂的「脫亞」與「惡鄰」只是要
65. 對日本近代化提出批判和反省的思想家有許多人，如竹內好、丸山真男、溝口雄 三、加藤周一、子安宣邦等人。
66. 山室信一，「面向未來的回憶——他者認識和價值創建的視角」，頁16。
67. 中國保全論即所謂的「興亞論」，主張被保存或改造後的中國必須符合日本利益，
以建立以日本為首的大東亞、對抗西方。中國瓜分論即所謂的「脫亞論」，要擴 張日本國權，佔領中國。可參見高蘭，雙面影人：日本對中國外交的思想與實踐
（1895~1918），頁57~66。
68. 參見高蘭，雙面影人：日本對中國外交的思想與實踐（1895~1918），頁65。
緩和威脅感。69而福澤擔憂的「威脅論」是從出於對日本國權喪失 的不安，因為一旦日本無法脫離西方眼中的東亞，70就會淪落到與 中國相同的命運。這種壓力不僅僅由福澤承擔，也壓迫著其他思想 家，所以即便「保全論」與「瓜分論」看起來差異極大，卻師出同 源，即他們的認識都是從西方的角度出發，來決定如何面對中國，
因此，日本的知識份子選擇如何處理與中國的關係，都出自於「西 方文明的價值體系」之中。71由此，或許我們可以進行更大膽地推 演：即福澤等人心底的「中國威脅論」是臨摹西方標準的結果；換 言之，因為西方的價值判斷與標準，讓中國威脅論在日本當時的知 識界中漸漸成形，而威脅論的根本內涵在於擔憂日本國家的未來。
必須注意的是，這種威脅論之所以出現，是根植於對西方的恐 懼：中國無力對抗西方，則日本是否會成為下一個中國？或者是說 日本是否會因為被中國牽連，而受到西方列強的侵略？這種「恐懼 西方」的心理便反射到「中國威脅論」的話語中。山室信一認為福 澤隱含的和當前所論述的「中國威脅論」，其實都存有對「中國崩 潰論」的期待，但矛盾的是，福澤同樣也擔心中國遭受歐美瓜分。
72這種期待和擔憂的交錯情緒，同時反映了日本知識界對日本未來 發展的不安。雖然經過明治維新，日本比中國強盛，但知識界仍對 中國懷有戒心和疑慮，擔心中國國力恢復之後會剝奪日本在亞洲的 地位，所以期待中國崩潰，這種心理對照現在日本各界擔心中國崛 起，其實有異曲同工之妙。但中國崩潰其實也並非知識界對華政策 69. 參見山室信一，「面向未來的回憶——他者認識和價值創建的視角」，頁20。
70. 此處的「東亞」也可說是西方眼中的中國、朝鮮等國，這也是福澤提出「惡鄰說」、
「脫亞論」的原因之一。
71. 上述觀點可參見山室信一，「面向未來的回憶——他者認識和價值創建的視角」， 頁22~23。
72. 山室信一，「面向未來的回憶——他者認識和價值創建的視角」，頁20。「中國崩 潰論」亦為「威脅論」的形式之一，所以日本會擔心中國太過弱小或出現重大變 動，美國也擔心中國動盪不安，如果中國崩潰了，所造成的影響，反而會嚴重傷 害美日等國的利益。
的選項。因為從十九世紀的歷史來看，一旦中國崩潰或為列強所瓜 分，控制中國的將是西方而非日本，使得後者無法透過掌握中國來 領導亞洲，也就無法確保自己國家的獨立。這也是為什麼當時日本 許多思想家希望幫助中國發展、建立民族國家，並以「興亞」為主 要訴求的原因。所以福澤所透露的「中國威脅論」，其實是為國權 籌謀。
船橋洋一表示，在明治維新之後，日本成為西方俱樂部的一 員，他自認為可以成為東西方間的橋樑，也從而凸顯他的獨特性，
此為其身份認同的基礎，這樣的獨特性使日本成為亞洲近代化的典 範，並具備領導亞洲的正當性。當日本戰敗後，美國堂而皇之地進 入東亞，建立由其所規範的亞洲秩序。對於日本而言，他的戰敗是
「被美國打敗」，因而無損於在亞洲稱雄的地位，再加上戰後期所 帶動的雁行發展模式，以及「日本可以說『不』」，使得日本儼然成 為亞洲唯一強權，其獨特性因而仍然具有存在意義。可是隨著中國 改革開放，日本在亞洲的地位開始受到動搖，深受金融風暴打擊的 疲弱經濟，使其競爭領導角色的本錢漸漸流失，由崛起中國所帶動 的國際環境變化，也削弱了日本在國際間與地區間的地位，西方國 家不再需要日本扮演東西方之間的中介者。原本仰賴美國於亞洲稱 雄的戰後日本，也面臨了雙面刃的矛盾。美國固然有助於日本的發 展，卻也使其無法擺脫「歐洲現代文化的世界史」，依循美國價值 的結果弱化了日本在東亞的領導地位，尷尬的是，美國對日本的諸 多控制，也掣肘日本成為亞洲盟主的願望，更遑論對抗西方。更有 甚者，面對中國崛起挑戰的日本，被迫強化與美國的關係，使其與 亞洲國家處於不同的位置上。後者不想被納入美國之下，因而不願 意選擇日本的道路，反轉向以中國為學習的典範，這正反映在日本 與東協國家關係變化上。為了拉攏與東協國家的關係，並確立自己 在東亞的領導地位，日本積極推動APEC的發展，並對這些國家進
行外援與投資，但後者卻因為二戰時的歷史記憶，以及APEC過於 凸顯以美國為首的「亞太主義」色彩，而對APEC興趣缺缺，連帶 著，也不願認同深受美國制約的日本。73希望擺脫西方勢力來發展
「東亞主義」的東協國家，在遭逢亞洲金融風暴之後，初期原是希 望與日本合作來強化區域經濟的發展。日本卻因為美、澳牽制，再 加上衰落的經濟，而無法回應東協國家的要求，後者因而轉向與中 國合作，結果使得東亞經濟主導權逐漸旁落於中國之手，74導致日 本在亞洲的存在感愈來愈薄弱。75
矛盾的歐亞身份，使日本難以用亞洲領導者的角色在世界舞台 現身，再加上西方國家漸漸不再需要日本溝通東西方文明，後者賴 以建立自我認同的獨特性因而漸漸失去價值。此外，當一直認為自 己是亞洲領導者的日本，忽然成為不被信任、不被追隨的「盟主」
時，亞洲秩序便出現了變化，中國的崛起深化了這種變化所帶來的 影響，甚至讓部分日本人認為自己過去領導者的角色是歷史上的反 常現象，即亞洲終歸以「中國」為首，日本自明治之後的優勢地位，
只是歷史發展中的偏差與巧合，並非常態。76就日本知識界而言，
中國的崛起彷彿才是歷史上的必然，日本只是暫時搶了中國的位 置，終歸要還給中國，如此的質疑造成日本在敘述和解釋自己的歷 73. 吳玲君，「日本與亞太經濟合作會議」，問題與研究，第41卷第1期（2002年），頁
73~88。
74. 蔡增家，「一九九七年亞洲金融風暴後日本、東協與中國大陸互動關係的轉變」， 中國大陸研究，第45卷第4期（2002年），頁75~99。
75. “The Presence of Japan is Diminishing in APEC,” Asahi News Service (Nov, 2000).
<http://www.abaconline.org/v4/download.php?ContentID=83>
76. 以上，可參見Yoichi Funabashi, “Tokyo’s Depression Diplomacy”; 橋爪大三郎也認 為只要中國經濟持續成長，自然成為另一個世界中心，日本之所以能在短期內取 得對中國的優勢，是因為社會結構較具柔軟性，但只要中國開始進行真正的近代 化，主要角色的位置自然會被中國取代，因為對中國來說，在歷史上他多處於大 國的地位，因此，現在中國的崛起只不過是回到自己原來的地位罷了。可參見橋 爪大三郎，「日、中、美的社會文明及其比較」，中國社會科學研究會編，中國與 日本的他者認識：中日學者的共同探討（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4），
頁80。
史時產生困難，也讓他從明治以降的認同建構與定位選擇更為混淆 不清。知識界因而希望加快調整國家定位的腳步，77讓日本成為正 常國家，卻也陷入了到底要以何種面貌面對西方與亞洲的漩渦。
無法擺脫美國的日本，也無法加入亞洲，因此，無法脫歐亦無 法入亞／興亞。職是之故，相較於為了維持自己的霸權地位的美 國，中國威脅論對日本來說，具有更多的意涵，其中包括對自己在 亞洲身份上的定位、區域領導權的維護，更包括如何維持與美國的 關係。中國的崛起不論成功與否，至少到目前為止對其他國家揭示 了一個意義：即沒有唯一的一條近代化道路，任何國家都可以根據 自己的需要，在保有主體性的同時，進行各式各樣的近代化。可是 選擇完全西化的日本，卻失去了「獨立之心」，也失去了主體性，
近代化的發展，使他到現在反而還脫離不了「殖民」78的陰影。定 位無法確定，認同沒有歸屬，使日本在制訂政策上也產生困難，亦
近代化的發展，使他到現在反而還脫離不了「殖民」78的陰影。定 位無法確定，認同沒有歸屬，使日本在制訂政策上也產生困難，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