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急遽轉型社會中的多元文化
80 年代末 90 年代初，中國社會發生了急遽的轉型，國家經濟領域的改革開 放步伐不斷加快，商品經濟意識不斷滲透到各個社會文化領域，社會經濟體制隨 之轉軌，計劃經濟體制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轉型。在此背景下，傳統意識形 態也相應發生了調整，90 年代的文化特徵是：五四傳統中的知識份子啓蒙話語 遭到質疑，個人性的多元文化格局開始形成以及出現知識份子在精神上的自我反 省。對傳統道德理想的懷疑，轉向對個人生存空間的真正關懷，由此走向了對民 間理想的重新發現與主動認同。
在中國當代文學史上，文學藝術往往是作爲國家政治權力的宣傳工具，毛澤 東時期，長達四十年的文學創作與評論活動，大抵傾向國家意志的體現，作家可 能在具體的創作過程中滲透了有限的主體意識，也許並未將真正的個人立場放入
74 張振軍 ：《傳統小說與中國文化》（桂林 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 1996 1 第一版 ）頁 133－198
文學創作與評論中。隨著市場經濟的迅猛發展，來自群衆性的審美要求呈現出多 樣化的趨勢，文學第一次出現了無主流、無定向、無共名的現象，表達出了多元 的價值取向。如宣傳主旋律的文藝作品，通常是政府部門的經濟資助和國家評獎 鼓勵確認其價值，消費傾向的文學作品則以獲得大衆文化市場的促銷成功爲目 的，純文學的創作則以圈子內行家認可和某類讀者群的歡迎爲標誌等。
但在這種看似多元的文化格局下，市場經濟下的文化建設仍然是不平衡的，
現代傳播媒體和大衆文化市場在現代城市文化發展中影響越來越深，其背後仍然 受到國家意志和商業利潤的雙重制約，知識份子堅持的特立獨行、社會批判立場 與純文學的審美理想，在日益邊緣化的處境中艱難而行。
市場對文學的影響首先表現在大量現代文學讀物的興起，在精英文化向市場 文化轉型的社會裡，現代讀物包含了各種文化類別，其中的文學性讀物最接近審 美的意義。但由於市場運作方式進入文學生産領域，同時形成了創作明顯限制作 用的讀者消費市場，所以相應産生了適應於這種運作方式及消費市場的文學作 品，其中主體性或精神性成分大大受到壓抑，強化了物化的因素，使寫作含有較 爲直接的追逐商業利潤的目的。
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下，1994年大陸拍攝的電視連續劇《三國演義》的熱播，
在全國範圍內掀起了出版《三國演義》的熱潮，先後有近百家出版社出版了各種 形式的《三國演義》，繡像本、插圖本、評點本、校注本、白話本、縮寫本、豪 華本、改寫本、兒童本等等，不一而足，各種大小書店都可以同時見到幾種不同 版本的《三國演義》，家家戶戶也幾乎都有一部甚至多部《三國演義》。但與此 同時，電視劇對《三國演義》文本的傳播也有著負面的影響，首先出現了以看「三 國戲」取代閱讀原著的問題。從本質上說《三國演義》和「三國戲」都是對三國
故事的傳播，只不過傳播的媒介有所不同而已。但實際上兩者還是有很大的區 別，文本的文學描寫可以給接受者留下極大的想象空間，調動讀者的再創造能 力。但是讀原著需要一定的文化程度和閱讀能力，這就使不具備這些條件的接受 者受到了限制。而觀看「三國戲」則比閱讀原著更爲輕鬆便利，因此許多能夠閱 讀原著的讀者也放棄了對原著的閱讀，而僅僅以看「三國戲」爲唯一的接受途徑。
更爲嚴峻的是戲劇舞臺上的傳統「三國戲」也日見衰微，電視連續劇幾乎成爲許 多接受者尤其是年輕人的唯一接受方式。
而電視連續劇無論多麽忠實於原著，也與小說文本存在著一定的差距。可以 說，在某種程度上，《三國演義》的電視劇已經幾乎取代了《三國演義》的閱讀。
現代社會，消費文化的大肆擴張導致各種歷史劇持續熱播，《三國演義》作爲文 學經典也同樣不可避免被大衆解讀和消費的命運，這種社會和文化潮流一方面表 現了現代社會大衆歷史感的集體失落；另一方面則將大衆在世紀末對於歷史的一 種蒼涼情懷展現無遺，使得大衆化成爲歷史集體意識的新趨向。
在《三國演義》的研究方面，文獻、文本、文化三個層面齊頭並進。文獻研 究主要包括作者、版本、源流等方面。文本分析研究更加深入，使得《三國演義》
的內豐富內涵得到多角度的展示，在題旨研究方面，仍然以黃鈞的「民族歷史悲 劇說」、沈伯鈞的「向往國家統一，歌頌忠義英雄說」、秦玉明的「天道迴圈說」、
潘承玉的「反映天命觀」說爲主，大都沒有突破傳統「反映論」的思維模式，但 更多的融入了新的理論方法和時代意識，超越了純文學的範疇，拓展到心理學、
文化學、人類學、歷史哲學等領域，呈現出多元交彙的新氣象。從文學研究拓展
到文化研究是這一時期《三國演義》研究的重要突破，主要包括文化精神研究、
應用價值研究、三國文化範疇研究等。
貳、1990－2000《三國演義》悲劇觀之研究
這一時期有關《三國演義》悲劇觀的研究，首先要介紹的是張振軍的幾篇相 關論文，如〈懲勸與教化：儒教對傳統小說之影響〉75，把忠義等儒教內容加入 小說，認爲違背了本來歷史的面目，如三國中「忠」的強化；發表于《中國人民 大學學報》的〈史稗血緣說略——兼論中國古典小說的史傳特徵〉76，認爲中國 古典小說最早從正史演變而來，同時從野史中汲取了大量的營養成分，使得中國 小說最主要的民族特徵就是史傳性；發表於《陰山學刊》的〈悲劇的觀念：一個 古老命題的再闡釋——兼談中國古典文學中的悲劇意識〉77，沒有對三國悲劇的 直接和深入闡釋，都只是從文化源流對悲劇和悲劇意識作一探究，分析產生衆多 悲劇的原因。
張振軍的《傳統小說與中國文化》，是《三國演義》悲劇觀研究較爲深入和 集中的評論文字，在此書中，張振軍認爲，有關《三國演義》歷史真實與藝術真 實的關係，至今處於一種混亂的狀態，問題的癥結在於對《三國演義》的藝術特 質認識模糊不清，因而導致研究方法的失當。《三國演義》的創作以歷史爲骨架，
故事的基本構架和發展線索、主要人物及活動都有史可據，但作品豐富的情節與 人物性格則爲作者所創作，「采小說、據正史」，以史爲據而又不生硬地排比正
75 張振軍：〈懲勸與教化：儒教對傳統小說之影響〉《齊魯學刊》1995 年 4 月 頁 23
76 張振軍：〈史稗血緣說略——兼論中國古典小說的史傳特徵〉《中國人民大學學報》1995 年 6 月 頁 12
77 張振軍：〈悲劇的觀念：一個古老命題的再闡釋——兼談中國古典文學中的悲劇意識〉《陰山 學刊》1995 年 4 月 頁 41
史。對這一點，歷來有所謂「七實三虛」的說法，即針對小說中歷史事實與作家 虛構成份分別所占比例而提出的一種看法。例如《三國志》中關於「三顧茅廬」
的記載是「先主遂詣亮，凡三往，乃見」，而小說據此經過虛構渲染，使得簡單 的故事有了曲折生動的描寫。作者充分發揮了個人的想象與獨創，作品中大量 的、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和生動曲折的情節無不顯示出作者這種想象與獨創，如 曹操不是歷史上的曹操，赤壁大戰也不是史書中所記載的赤壁大戰，它們都比歷 史上的人物和事件更典型，更具有豐富的歷史內容。但作家的虛構並非如天馬脫 羈般自由隨意地發揮，大的事件與重要的人物行爲都有歷史事實的依據，儘管作 家有著濃厚的正統意識，有意替蜀漢政權張本，但三分天下及後來歸於晉，這種 歷史原貌是作家的主觀願望不能超越的。
小說中的曹操形象，以歷史事實爲根據而加以誇張，不能說它是曹操的「謗 書」，實際是歷史真實和藝術真實的基本統一，據史書載，曹操少年時即「遊蕩 無度」，青年時期，曾被人當面稱其可能成爲「治世之能臣、亂世之奸雄」。《三 國演義》以史書爲依據，對他進行了典型化的處理，使其「奸」與「雄」在小說 中得到了淋漓盡致的體現，當他刺董卓失敗而逃走時，發生了殺呂伯奢全家的事 件。《三國志》裴松之注引《世語》說曹操逃亡途中，過故人呂伯奢家，伯奢外 出，五個兒子招待他，盡了賓主之禮，留他住宿，因疑心主人意在圖己，「夜殺 八人而去」，又引孫盛《雜記》補充說，曹操聞呂家準備飲食的食器聲，「以爲 圖己，遂夜殺之，既而悽愴曰：寧我負人，毋人負我！」記載中並無殺呂伯奢的 事，只是殺了呂伯奢的兒子及家人，性質上屬於誤殺。《三國演義》抓住曹操誤 殺後所說的「寧我負人，毋人負我」以安慰自己的八個字，虛構出了呂伯奢安排
兒子殺豬，自己外出買酒，曹操因誤會而殺了呂氏一家，在發現誤殺後，途遇呂 伯奢本人，又明知而故殺，陳宮問其緣故，他便以「寧使我負天下人，休教天下 人負我」來解釋。這一小小改動，就使原來多少帶點內疚而強作解釋的「寧我負 人，毋人負我」八字被誇張了。其極端自私冷酷的面目暴露無遺，《三國演義》
作者是借歷史故事來表現理想，塑造人物，而無意寫成一部通俗的歷史書，所以 我們不能用「再現」歷史、「歷史真實與藝術真實相結合」來研究、評價《三國 演義》。他斷然指出：不能正確認識《三國演義》的藝術實質，其必然結果就是
作者是借歷史故事來表現理想，塑造人物，而無意寫成一部通俗的歷史書，所以 我們不能用「再現」歷史、「歷史真實與藝術真實相結合」來研究、評價《三國 演義》。他斷然指出：不能正確認識《三國演義》的藝術實質，其必然結果就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