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就是丁玲在上海大学时对我们的“傲气”的来历。可能她在一九二 八——一九三一年间，还有这种“傲气”，不过当时我们已彼此过从较密，
她也有点收敛或隐匿吧。
一九八八年七月
滇云浦雨话从文
五月十六日，在《新民晚报》上看到沈从文逝世的消息，极为惊讶。
前不久，我还收到从文夫人张兆和的信，说从文的病已大有好转，能在屋子 里走几步，手也灵活了些，可望再执笔了。岂知好转现象，却是凶兆。
当晚，我拟了一副挽联，翌晨，托老友包谦六写好，寄去北京，以申 远地友朋哀悼之情。联语云：“沅芷湘兰，一代风骚传说部；滇云浦雨，平 生交谊仰文华。”上联说从文的作品是现代的楚风、楚辞，不过不表现为辞 赋，而表现为小说。下联说我和从文的交谊，虽然有五六十年之久，但经常 会面的机会，只有在上海的三四年和在昆明的三年。彼此离居的时候，也不 常有书信来往。因此，我和从文的交情，形迹是可谓疏远的，但由于彼此相
知较深，在出处之间，以及一些社会关系，有共同之处，在一个时代的文人 之间，也有理由可以彼此都认为至友。
一九二七年四月以后，蒋介石在南方大举迫害革命青年，张作霖在北 方大举迫害革命青年。这里所谓革命青年，在南方，是指国民党左派党员，
共产党、团员；在北方，是指一切国民党、共产党分子，和从事新文学创作，
要求民主、自由的进步青年。张作霖把这些人一律都称为“赤匪”，都在搜 捕之列。一九二七年五、六、七月，武汉、上海、南京、广州的革命青年，
纷纷走散。一九二七年下半年至一九二八年上半年，北平、天津的革命青年 纷纷南下。许钦文、王鲁彦、魏金枝、冯雪峰、丁玲、胡也频、姚蓬子、沈 从文，都是在这一段时期中先后来到上海，我认识他们，也在这一段时期，
而且大半是冯雪峰介绍的。
一九二八——一九二九年，丁玲、胡也频、沈从文在法租界萨坡赛路
（今淡水路）租住了两间房子，记得仿佛在一家牛肉店楼上。他们在计划办 一个文艺刊物《红与黑》。
我和刘呐鸥、戴望舒住在北四川路，办第一线书店，后改名水沫书店。
彼此相去很远，虽然认识了，却很少见面的机会。丁玲和胡也频比较多的到 虹口来，因为也频有一部稿子交水沫书店出版。他们俩来的时候，从文都在 屋里写文章，编刊物，管家。他们三人中，丁玲最善交际，有说有笑的，也 频只是偶然说几句，帮衬丁玲。从文是一个温文尔雅到有些羞怯的青年，只 是眯着眼对你笑，不多说话，也不喜欢一个人，或和朋友一起，出去逛马路 散步。
一九二九年十月，我在松江结婚。冯雪峰、姚蓬子、丁玲、胡也频、
沈从文、徐霞村、刘呐鸥、戴望舒等许多文艺界朋友都从上海来参观婚礼。
从文带来了一幅裱好的贺词。这是一个鹅黄洒金笺的横幅，文云：“多福多 寿多男女”，分四行写，每行二大字，下署“丁玲、胡也频、沈从文贺”。这 是我第一次见到从文的毛笔书法，已是很有功夫的章草了。贺词原是一个成 语，称为“华封三祝”，原句应当是“多男子”，从文改为“多男女”，表示 反对封建家庭只重生男的陋俗。可是，尽管从文这样善颂善祷，我结婚后生 了一个女孩，不到二岁就夭殇了。以后接连生了四个男孩子，竟没有一个女 儿，未免辜负了从文的反封建祝愿。
十月是松江名产四腮鲈鱼上市的时候。我为了招待上海朋友，特地先 期通知办喜筵的菜馆为这一桌上海客人加一个四腮鲈火锅。这一席酒，他们 都吃得谈笑风生，诵苏东坡《赤壁赋》“巨口细鳞，状如松江之鲈”的名句，
看到了直观教材，添了不少酒兴。
饮至九时，才分乘人力车到火车站，搭十点钟的杭沪夜车回到上海。
这是这一群文学青年最为意气风发，各自努力于创作的时候，也是彼 此之间感情最融洽的时候。谁想象得到，一二年之后，也频为革命而牺牲，
丁玲态度大变，雪峰参加了革命的实际工作，行踪秘密，蓬子被捕，囚在南 京，徐霞村回归北平，沈从文有一个时期不知下落，后来听说在中国公学，
淞沪抗日战争以后，也回到北平去了。
从文在上海最多三年，我和他见面不到十次。直到我编《现代》杂志，
写信去向他索稿，才从往来书信中继续了友谊。在这一时期，我知道他很受 胡适器重。他在中国公学任教，为《新月》和《现代评论》写小说，都是胡 适的关系。随后，胡适又把从文介绍给杨振声。当时教育部成立一个教材编
审委员会，杨振声负责编审各级学校语文教材，就延聘从文在那里工作。由 此，从文有了一个固定的职业，有月薪可以应付生活。但这样一来，写作却 成为他的业余事务，在他的精神生活上，有些主客颠倒。于是他不得不挤出 时间来从事写作，常常在信里说，他寄我的稿子是流着鼻血写的。
一九三七年九月下旬，我应国立云南大学校长熊庆来先生之聘，来到 昆明。和我同时来到的有李长之、吴晗、林同济、严楚江等人。这是抗战爆 发后第一批到达昆明的外省人，不过二三十人。他们都是在卢沟桥事变以前 决定应聘的，所以他们的来到昆明，不是由于战事影响。但两三个月之后，
昆明市上出现了大批外省人。第二批到达的是中央银行职员。第三批到达的 是杭州笕桥空军，他们把基地转移到昆明。第四批到达的是清华、北大师生 和中央研究院人员。清华、北大两校合并为西南联合大学，因为昆明还没有 校舍，暂时在蒙自上课。沈从文和杨振声，属于中央研究院，他们先到昆明，
在云南大学附近租了民房作办公室和住宅。从文只身一人，未带家眷，住在 一座临街房屋的楼上一间。那钟楼房很低矮，光线也很差，本地人作堆贮杂 物用，不住人。从文就在这一间楼房里安放了一只桌子、一张床、一只椅子，
都是买来的旧木器。另外又买了几个稻草墩，供客人坐。
从此，我和从文见面的机会多了。我下午无课，常去找他聊天。渐渐 地，这间矮楼房成为一个小小的文艺中心。杨振声和他的女儿杨蔚，还有林 徽音，都是我在从文屋里认识的。杨振声是位忠厚长者，写过一本小说《玉 君》之后，就放弃了文学创作，很可惜。林徽音很健谈，坐在稻草墩上，她 会海阔天空的谈文学，谈人生，谈时事，谈昆明印象。从文还是眯着眼，笑 着听，难得插一二句话，转换话题。
昆明有一条福照街，每晚有夜市，摆了五六十个地摊。摊主都是拾荒 收旧者流，每一个地摊点一盏电石灯，绿色的火焰照着地面一二尺，远看好 像在开盂兰盆会，点地藏香。我初到昆明，就有人介绍我去“觅宝”，开头 是和李长之、吴晗一起去，后来长之被云南人驱逐出境，吴晗结识了教育厅 长龚自知，几乎每晚都到龚家去打牌。于是，沈从文遂成为我逛夜市的伴侣。
这些地摊上的货物，大多是家用器物。电料、五金零件、衣服之类，
我们都没有兴趣，看一眼就走过。但也会有意外的收获。有一次，从文在一 堆盆子碗盏中发现一个小小的瓷碟，瓷质洁白，很薄，画着一匹青花奔马。
从文说，这是康熙青花瓷，一定有八个一套，名为“八骏图”。他很高兴的 化一元中央币买了下来。当时的中央币一元，值旧滇币十元，新滇币二元，
民间卖买，还在使用滇币，因此，使用中央币的外省人，都觉得云南物价廉 平。
这个康熙八骏图瓷碟，引起了从文很大的兴趣。他告诉我，他专收古 瓷，古瓷之中，又专收盆子碟子。在北平家里，已有了几十个明清两代的瓷 盆。这回到昆明，却想不到也有一个大有希望的拓荒地。
有一天晚上，我们在一堆旧衣服中发现两方绣件，好像是从朝衣补褂 上拆下来的。
从文劝我买下。他说：“值得买。外国妇女最喜欢中国绣件，拿回去做 壁挂，你买下这两块，将来回上海去准可以销洋庄。”我听他的话，化四元 中央币买下了。后来送给林同济夫人，她用来做茶几垫子。当时的林同济夫 人，是一位美国人。
在福照街夜市上，我们所注意的是几个古董摊子，或说文物摊子。这
些地摊上，常有古书、旧书、文房用品、玉器、漆器，有时还可以发现琥珀、
玛瑙，或大理石的雕件。
外省人都拥挤在这些摊子上，使摊主索价愈高。我开始搜寻缅刀和缅 盒。因为我早就在清人的诗集和笔记中见到：云南人在走缅甸经商时，一般 都带回缅刀，送男子；缅盒，送妇女。缅刀异常锋利，钢质柔软，缅盒是漆 器，妇女用的奁具，大的可以贮藏杂物。
从文未来之前，我已买到一个小缅盒，朱漆细花，共三格，和江南古 墓中出土的六朝奁具一样。这个东西引起了从文的兴趣，他见到就买。一九 四二年，我在福建的时候，他来信说，已经买到大大小小十多个了。瓷器也 收了不少，八骏图又收到二只。一九四二年以后，大后方物价高涨，公教人 员月薪所得，维持不了原有生活水平。昆明屡经敌机轰炸，大学师生都疏散 到乡下。大约从文也没有兴趣去逛夜市，说不定夜市也从此消失了。
从文对文物的兴趣，早就有了。从练字开始，首先就会注意到碑帖。
在上海的时候，走在马路上，他总是注意店家的招牌。当时上海的招牌，多 数是天台山农写的北魏字，和唐驼写的正楷，从文似乎都不很许可。回北平 后，琉璃厂、东安市场、隆福寺，肯定是他常到的地方，收集和鉴赏文物，
在上海的时候，走在马路上，他总是注意店家的招牌。当时上海的招牌，多 数是天台山农写的北魏字，和唐驼写的正楷，从文似乎都不很许可。回北平 后，琉璃厂、东安市场、隆福寺，肯定是他常到的地方，收集和鉴赏文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