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十九世纪的欧洲，维系家庭的情感纽带一直不断 地得到加强，以致到十九世纪末，父母和子女都开始寻 求如何摆脱这种压倒一切的强大的家庭联结力。有关父 母一子女关系的医学文献认为，受孕前父母的全部情感 史会以某种方式向孩子转移。受孕时最为重要的是人的 精神和健康状态，受孕后孕妇即使遭受最轻微的打击和 稍怀不悦之念，都会影响到未来的孩子。孕妇被告诫不能 有性行为，过度的性生活会导致孩子的性反常；孕妇嗜酒 会使孩子成为酒鬼；孕妇如果经历过任何情绪上的紧张，
孩子有可能出现精神障碍。一般认为，母亲一方对孩子 的身心健康负有较大的责任。然而，父亲一方的哪怕是婚 前的坏习性、年轻时的“无节制行为”、礼仪道德上最细小 的失误等等，都会在孩子身上留下不可磨灭的痕迹。这些 观念支配着维多利亚家庭，它的情绪基调表现为易爆型 亲密，家中每个成员被强有力的社会、经济和心理纽带紧 紧地捆扎在一起。在本文中，笔者的论述将聚焦于维多 利亚型家庭运行的心理动力。
十九世纪下半叶，知识阶层开始点点滴滴地吸收医 学和心理学领域相继涌现的一系列令人印象至深的新发 现。然而，当这些科学新发现经过过滤，出现在为青年人 所写的婚姻指导书中时，则比没有更糟。它在家庭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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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特曼认为，妊娠期间，父亲的血液和 冯
间强大的心理束缚之上，又增添了对孩子在文化、疾病、
遗传等方面承袭父母这一概念的混乱认识。于是人们相 信，父母任何一方患有精神病、肺结核或梅毒，孩子就必 然遗传到这些疾患。即使在医学界的高层圈子里，对于 父母究竟如何将病菌、基因和理念传递给下一代的，也还 只是一知半解，更多的平民百姓则被一大堆纷繁缠绕的 混杂观念搞得晕头转向。这种混乱在家庭问题上催生出 这样一个概念：家庭是一个生物单元，父母的道德价值 观、生殖细胞和病菌渗入并作用于子女的心身，使他们几 乎没有发展自我的余地。孩子们逐渐觉得自己身陷家庭 的泥淖难以自拔，一股神秘的暗流在他们体内流动，决定 他们必然会重现父母的道德恶习、身心病疾以及一切先 天的缺陷。
十九世纪行将告终之际，威斯曼的生殖细胞不变性 理论才公诸于世。在此之前，人们只知道拉马克的后天 性格遗传说。许多人在精心论述他的遗传观点时，常常 夸大了父母对子女的遗传责任意识。美国随笔作家乔齐 娜 柯尔比说，母亲受孕时和妊娠期的身心经历决定了 孩子的性格，而最为重要的是受孕时机的选择。“千万不 能在生病、过度疲劳或不愉快时冒险受孕。……这一伟 大时刻的各种条件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孩子的身体素 质、精力和品质特点。”怀孕期间不愉快的经历和思绪也 同样会传递给胎儿。
爱德华
着他本人的品性永久地和母亲的血液交融，母亲再与胎 第 ３３ 页
斯沃博达认
康贝雷认为，病态现象尤其从属于 一书 了“父母和子女之间的人格一致性”，对父母与子女间的 亲密并未表示过任何反感；而在《众生之路》
中，他向自己与父亲之间的那种威胁性地强加于人的 一致性发起了猛烈的攻击。巴特勒的后一观点，即亲密 型家庭在其成员身上过度地施加了影响，得到了许多人 的附和。
变异和退化，或者说将有害的身心缺陷遗传给下一 代，是遗传问题范围内一个引起广泛讨论的课题。对有 性繁殖缺乏全面精确的阐述导致了这样的理论：病菌和 恶习将会永远滞留在个体的生发细胞内，并一代代积存 下去。
莫尔的《退化论》 集中了许多当时流 行的退化理论，他在书中排列了以消亡而告终的四代人 的遗传顺序：
第一代：神经质，道德败坏。
第二代：易患中风、精神病和酒精中毒。
第三代：精神错乱，自杀，低能。
第四代：先天性痴呆或低能，身体畸形或患不育症。
人们设想过许多种变异退化程序，代际发展说也得到很 多人的青睐。左拉就是根据家族退化程序来构思他小说 中的鲁贡一玛卡尔家族的。病菌、恶习以及“内心的隐私”
主宰着家族，不可思议地损害着家族成员的健康和道德。
法国教育家加布列尔
遗传规律。因此，“坏的东西要比好的东西更倾向于遗 传”。家族的生物体代代相承，传递着前辈的恶习和“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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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仅一次性交
纵行为”的恶果。“整个家族的命运铸成于某一特定时间，
或许是某一天，或许是某一小时。于是，共同的道德责 任把父母与子女紧紧地拴在了一起。”
家庭生活中最大的焦虑莫过于对梅毒的恐惧。它是 那样的神秘和危险，同时又和人类所有的生物功能中最
性交 悬而未决的问题
年，人 密切相关。没有任何疾病 能比它更清楚地说明父母对孩子的责任。迟至
年，医治梅 们才刚开始用显微镜观察梅毒螺旋体；
毒的可靠特效药洒尔佛散才取代了危险而又无效的汞疗 法，但即使是洒尔佛散，也是高含砷毒的制剂。禁止公开 讨论梅毒问题酿成了无数的家庭悲剧。夫妻婚后不久，丈 夫便把梅毒传染给妻子的情况时有发生。妻子出现梅毒 下疳，带来性生活的许多不便和造成多次流产。而做妻 子的却还一味相信这是自己的过错，并把这种痛苦理解 为妇女对婚姻生活的无法解释的独特反应。梅毒无处不 有，得不到控制，它危及父母和后代的生殖器官和身心健 康。这就是为什么男子只能和他相信是处女的一个女子 发生性关系的理由，维多利亚时代的性道德观自有其按 理立论的依据。
梅毒恰如人意地为热忱的基督徒劝世提供了绝好的 素材，基督徒坚持认为梅毒是天意对罪恶的报应，它既是 新教徒也是维多利亚时代的典型疾患 。一次罪孽行为 便可能导致终生痛苦。无法确诊 自己是否染上了梅毒，这正应验了基督徒的一个观点：一 个人永远无法知道自己是否能得到拯救；没人确知梅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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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等方面认识的进步，使 能否治愈，当然也没人值得治愈。对梅毒无能为力、缺 乏有效的预防措施，这又应验了基督徒的另一个观点：人 类无论怎样努力都不可能左右救世主。梅毒患者必然无 可挽回地走上“病魔一死神”之路。更有甚者，它还会 通过遗传株连后代。梅毒体现了基督教的罪恶观，使一 些人成为牺牲品，却宽恕了另一些人。梅毒被认为是偶 然染上的，最为放荡的纨绔子弟往往与它无缘，而偶然 一次寻花问柳者反倒染上严重的痼疾。因此人们无从解 释为什么一些人命中注定要受折磨，而另一些人却逍遥 自在。梅毒似乎和上帝一样超越了人的认知能力，它只 受着命运的安排。梅毒还有一个令人难以把握的折磨人 的时间过程。初与带菌者接触后，表皮出现轻微症状，
随后便自行消失。约两个月后，患者再度出现症状，持 续九个月之久。接着转为潜伏期。三至十五年后，它猛 烈发作，来势汹汹地侵袭要害部位，尤其是心脏和神经 系统。十九世纪后期，医生们终于成功地搞清了这些晚 期症状是梅毒螺旋体作用的直接后果，而不是象早先人 们普遍相信的那样，是对放荡淫逸生活的总算帐。也正 是这些有关性病传染和遗传
人们对梅毒的恐惧更是雪上加霜。这是科学进步加剧了 人们对性行为和人体生理过程恐惧的一例实证，这种恐 惧至少要持续到科学的进步足以彻底永久地根治梅毒之 日为止，可是维多利亚时代的人却永远不可能盼到这一 天 。
中，没有明指地描写了梅毒 易卜生在《群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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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来的恐惧。剧中人奥斯瓦尔德 阿尔文起初以为自己 的虚弱和消沉是放荡纵欲所致，可不久他便得知，自己 继承了父亲轻率放荡行为的恶果。他对不明真相的母亲 说“父亲的罪孽会在孩子身上得到报应。”母亲却相信过 去的“鬼魂”神秘地存活在子女身上，使孩子们无止境地 重复父母的生活模式。她把生理遗传和精神遗传相提并 论，向儿子解释道：“我们不但继承和我们生活在一起的 父亲和母亲的一切，我们还继承了过去的一切陈腐、废弃 的信条和死亡了的观念。”
勃利厄的剧本《残物》发表，它直言不 年尤金
讳地点了梅毒的名。启幕前舞台监督预先告诉观众，他们 即将欣赏的是一出围绕梅毒展开的戏。剧中，医生告诉乔 治，他的梅毒必须马上接受治疗，必须四年以后才能结 婚。碍于自尊心和社会压力，乔治未能接受医生的劝告。
他过早成婚，生下一个带梅毒菌的孩子。第二幕，医生 看到奶妈的健康正在受到病孩的威胁，执意要乔治辞退 奶妈，为此他和乔治全家争论不休。勃利厄借此提醒人 们，造成危及奶妈生命和那些她今后哺乳的婴儿健康的，
不仅仅是梅毒本身的危害，而且还有那迫使乔治讳疾忌 医、过早结婚的虚伪。
梅毒的传播被普遍认为是导致人类和社会退化的诸 多原因之一。社会和经济的变革、疾病和恶习的破坏力，
正共同阻碍着家族的延续和入口的增长，人们担忧家庭 在一步步走向消亡。
正共同阻碍着家族的延续和入口的增长，人们担忧家庭 在一步步走向消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