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識份子的使命與宿命

為了強化殖民臺灣的基礎，日本當局在1896年就成立國語傳習所與國 語學校，前者是為了「向土人傳習現行國語，作為地方行政設施的準備，

以奠定教育的基礎」；後者分為師範部、國語部和實業部，師範部旨在培 養日本人與臺灣人為公學校教員，國語部則是授與臺灣以國語為主的中等 普通教育，實業部則對臺灣人授與農業、電信及鐵路有關中等程度的技術 教育。⁸⁵而在台日本人的教育則是另成一系統，程度也較臺灣人高。雖然 在1919年頒佈的臺灣教育令，都對臺灣的教育體制做了修正，但兩者間受 的教育內容及資源分配仍存在著明顯的差異，臺灣人還是處於日本人附庸 的地位。及至1922年新教育令頒佈後，中等學校以上實施「內台共學制度」， 採日本教育制度，取消日本人與臺灣人的差別教育。然而，共學卻只是殖 民者粉飾教育均等的伎倆而已，只不過用表面上的平等，掩蓋事實上的不 平等。

雖然日本對臺灣住民的教育以考慮殖民者利益為優先的前提下，培養 出一批能為殖民者創造財富即便於推動殖民政策的順民，因此以強制性及 差別性的教育移植進行達到對臺灣人教化的目的。但持平而論，在日本的 殖民教育體制下，對提升臺灣人整體的教育水平及引進西方新知識啟發島 內住民仍有某種程度上的助益。在日本殖民之初推動日語教育的同時，對 大多數的臺灣人仍接受私塾的漢文教育並未採取強制的取締措施，因此，

當代大部分的知識份子仍懷有強烈的祖國意識，他們不斷號召群眾，透過 武力的抗爭，爭取回歸祖國的可能。但在日本當局長期強制性的教育移植 下，知識份子對漢文化的執著仍抵不過接社會現實下的壓力，雖然在長輩

85 矢內原忠雄：《日本帝國主義下之臺灣》，台北：吳三連臺灣史料基金會，2004，頁 183。

的口述中，延續其抗爭的精神，但在接收外來思想與西方文化的刺激下，

對祖國意識也產生某種程度的變化。

因此，不管出於自願或被迫，經過二十多年的殖民教育，造就了一批 臺灣本地的新知識份子，這些接受了世界新思潮、新文化洗禮的知識份 子，從武力抗爭的過程中，意識到敵我間的實力差距與成為日本殖民地不 可改變的事實，對政治的敏感性變得也較強。在日本殖民中期，轉以非武 力抗爭及合法的政治活動對抗日本的殖民體制與總督府的統治，謀取自治 的可能，並等待恢復與祖國關係有利的時機到來。從臺灣議會設置運動，

到臺灣文化協會的創立，知識份子積極的透過文化啟蒙或政治活動的方 式，挑戰殖民統治的權力機構。這些具有先進思想的知識份子，面對異族 的差別統治，與祖國的隔離，在日本殖民政府刻意區別「內地人」（日本 人）與「本島人」的反抗心理下，以及對自己居住土地的認同感，除了祖 國意識外，也漸漸刺激了臺灣意識的成長。

進入皇民化運動後，日本殖民當局對臺灣人更是強力地防範與壓制，

同時也對臺灣菁英份子展開籠絡人心的收編工作。一方面將曾領導民族運 動的主要人士編入皇民奉公會，強迫其為殖民統治及戰時體制服務；一方 面則以改善政治待遇作為籠絡手段。在殖民後期，日本當局以強制的手段 強迫臺灣人放棄原有的民族觀、文化觀，並無條件地接受殖民者的語言、

文字、思想。在民族及社會運動幾近停擺的情況下，背負著時代重任的知 識份子只能以抵制皇民化運動、堅守漢民族的傳統文化來與日本殖民當局 對抗。

在《臺灣人三部曲》、《怒濤》這兩部小說中，陸家代表的是臺灣人 抗爭精神的靈魂所在，所有的故事也圍繞著這個家族發展，在「晴耕雨讀」

的家訓下，陸家的後代子孫除了以農耕為生外，也都是受過教育的，鍾肇 政對這些主要角色的設定，也都符合那個時代中有知識份子的背景與特 質。截至目前為止，有關知識份子的研究與定義多得不勝枚舉，但對他們 的形象特質、實際表現的論述卻未必完整。後殖民批評家薩依德（Edward W.

Said）的說法是目前為止較被普遍採用的，他於《知識份子的再現》

（Representations of The Intellectual）中對知識份子的看法如下：

我堅持主張知識份子是社會中具有特定公共角色的個人，不能只化約 為面孔模糊的專業人士，只從事自己那一行的能幹成員。……知識份 子是有能力「向」公眾以及「為」公眾來再現、具現、表達訊息和觀 點、態度、哲學或意見的個人，而這個角色也有尖銳的一面，在扮演 這個角色時，必須意識到其處境就是公開令人尷尬的問題，對抗（to confront）(而非產生［to produce］)正統與教條，不能輕易被政府 或集團所收編，其存在的理由就是去再現所有那些慣常被遺忘或棄之 不顧的人們和議題。⁸⁶

以此評論《沉淪》的綱崑、綱崙、綱嵩等角色、《滄溟行》裡的維樑、《插 天山之歌》中的志驤、《怒濤》中的志鈞、志駺所呈現的形象，皆符合此 定義，他們秉持一定的原則與堅持，對國家與社會局勢有超越一般人的認 知與使命感，生活在外來政權與動盪局勢下，知識份子面對的主要選擇是

「要和勝利者與統治者的穩定結合在一起，還是選擇更艱難的途徑？」⁸⁷而 顯然地，他們選擇了後者，對主政者的不義採取排拒抵抗的態度。

鍾肇政透過書中所安排的知識份子對時代的使命，把心中的反抗思想 化為具體行動。從故事一開始，割台的消息傳出，陸家年輕一輩即綱崑、

綱崙、綱嵩等，他們在面對往後將在異族統治下生存的想像，他們毅然決

86 轉引自宋國誠：《後殖民論述—從法農到薩依德》，台北：擎松，2003，頁 508。

87 艾德華‧薩依德（Edward W. Said）著，單德興譯《知識份子論》，台北：麥田，1997，頁 72。

然地投入抗日義勇軍的行列，這一批完全沒有戰爭經驗的知識份子，在面 對異族的威脅時，他們表現卻比一般人更急進、更顯出捨我其誰的氣概。

《滄溟行》裡的維樑，在母親堅決地反對下，無法進國語學校就讀情況下，

與哥哥維棟走向不同的道路。較之維棟對命運所表現的屈從與無可奈何，

即使意識自己在生活、學校工作受到的壓迫與不公平的待遇，但面對強勢 的統治者，維棟只能顯出「一個被征服的民族，還能奢求什麼？」的卑微 姿態。對煽動農民的維樑的心態，活在屈從於殖民統治的維棟是不可理解 的，因此他曾試圖勸服維樑：

你這麼做，到底可以得到什麼好處呢？你說正義，我很明白，我們 是受著人家的榨取剝削，甚至也受著宰割。可是，我們是被征服的，

我們抗不過他們，那就祇有尋求自存的路子。我們要生存啊！維樑，

我們總不能拿生命去跟人家拼啊！⁸⁸

在維棟與弟弟的爭辯後，維樑的想法，對他來說是可怕且匪夷所思的。維 棟曾在維樑心中的崇高影像，也在維棟昧於時勢的轉變，身為一個知識份 子卻跳脫不出求自我生存的框架中，甘於忍受殖民者的迫害，缺少抵抗的 意志的認知下，產生動搖。

而維樑的轉變，起於上臺北進入書局工作後，書店的工作讓他有機會 接觸各類的書以及從報章雜誌得到更多的訊息與世界動態，維樑開展了與 以往不同的視界。而與日本頭家女兒松崎文子的感情受到阻礙，讓他體認 到日本人友善的假面下，對臺灣人不變的歧視本質。因此回到故鄉後，重 新面對殖民統治下原以為是生活常態的現象，便產生不同想法轉而投入農 民運動的行列，鼓吹農民勇於爭取自己的權益。轉變後的他，雖仍過著不 務正業的生活，卻因其對日本的抗爭行為，得到母親的認同。

88 鍾肇政：《滄溟行》，台北：遠景，2005，頁 24。

《插天山之歌》中的志驤，一個胸懷大志、意志堅強、且不畏困難的 留日學生，在日本參與抗日秘密組織，回鄉打算組織民眾，給予日方打擊，

但也因此被日本當局視為「要注意的人物」。回台後，即被迫展開一連串 的逃亡行動，在受到嚴密的監控與追蹤下，仍堅持與日本特務對抗意志。

從一介書生，經過山林生活的磨練，轉變成一個實質的男子漢。從《沉淪》

到《插天山之歌》裡的知識份子代表人物，雖然都沒有直接接觸祖國的經 驗，但經歷與殖民者的不同型態的抗爭過程中，除了刺激其對祖國情懷的 幻想與期待，也醞釀出臺灣意識的形成，也在時代變局下，維持了一個知 識份子應有的風骨。

相較於《臺灣人三部曲》中從抵抗殖民者所產生的祖國意識及認同本 土的臺灣灣意識，《怒濤》裡安排的志駺，則以一個完全受日本教育成長 的背景，在實質接觸祖國的經驗後，產生的認同掙扎後，透過自我心理反 省的歷程、認同意識的覺醒，最後選擇抵抗國民政府暴力鎮壓同胞的行 為，也延續了陸家一脈相承面對壓迫的抗爭精神。從回歸祖國之初的熱切 期待，到認清祖國的真實樣貌與對待同胞不下於日本這個外來的殖民者的 殘暴行徑，期待的落差，對當代的知識份子而言心裡的感受是煎熬、痛苦 與掙扎的。

鍾肇政筆下的主人翁大都是受過教育的知識份子，儘管從小接受日本 教育，但他們從長輩的口中得以瞭解臺灣被殖民的真相，也透過生活中日 台不平等的情形，逐漸摸索、進而明白臺灣人民被殖民的悲哀，產生反抗

鍾肇政筆下的主人翁大都是受過教育的知識份子，儘管從小接受日本 教育，但他們從長輩的口中得以瞭解臺灣被殖民的真相，也透過生活中日 台不平等的情形，逐漸摸索、進而明白臺灣人民被殖民的悲哀，產生反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