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９８２ 年 ５ 月份，张艺谋即将毕业，他来信叫我去北京结婚。我按他的 吩咐做了细致的准备，并给学校领导打了招呼。学校领导挺照顾我的，批准 我教的英语课提前考试。
到北京的时间是我事先在信中和张艺谋约好的。买好火车票我又给他 拍了电报。上火车，我心里就描绘着他接我的情景。火车进了北京站，我伸 着头往车外看，寻找他的身影，可是没有。我非常失望，也非常扫兴。
北京站的广场上，人来人往，热闹非凡。我又不由自主地停下来，在 人群中搜寻他的身影，还是没有。我感到特别委屈，就跳上公共汽车，去了 姐姐家。
见到姐姐，我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温暖、亲热之情，但对张艺谋的气 还没有消，坐下来就愤愤地说：“ 说好的他来接我，结果连个鬼影都没见到。”
姐姐见我不高兴，连忙说：“ 张艺谋来过了．专门来打了招呼。你看，
给你的东西都放任那里。” 我这才发现，张艺谋那个大提包就放在旁边，心 里倒也泛起一阵暖意。
晚上张艺谋才从学校赶来，进门就忙不迭声地给我解释：“ 我是早上八 九点才看到电报，时间已误，赶到火车站也来不及，知道你一定会先到姐姐 家来的，所以就把手头的事办完才赶来。”
看着他那副忙乎乎的样子，还一个劲地向我道歉，我还能说什么呢？
反倒觉得像欠了他什么似的，直劝他别把这事放在心上。
吃完晚饭，大家聊了一会儿后，姐姐突然站起来说：“ 对了，我得给你 们去搭床。” 一下子，张艺谋和我都显得不好意思。我不由地产生了一种崭 新的生活将要开始的那种庄严与迷茫的特殊感觉… …
张艺谋给我讲了他们毕业分配的大致情况。他们摄影系共有二十六名 同学，其中就有十四五个是北京人，而留在北京的名额只有十个，这就是说，
家在北京的同学都得有几个去外地，家在外地的学生想留北京根本就没有什 么可能。张艺谋本来想留北京工作，因为他认为，搞电影处在全国的文化中 心好处很多，信息交流快，容易干成事。可是面对这种局面，留北京显然没 有希望，这使他非常难过。我建议他回西安，这样我们就可以在一起。他向 我解释说，西安只有一个名额，而从西安来的则有六个人，先不说争取会有 多大困难，就是争取到了，他在西影也不一定会被重用。而且他比别人大近 十岁，需要马上投入工作，如果再耽误时间，就没有出头之日了。时间不等 人，岁月不留情。再者，他是他们家中的长子，如果回到西安，家中的大小 事毫无疑问地会先找他。他不想陷入家庭琐事中去，只渴望一心一意地工作。
最后这一条理由，除了反映出张艺谋的工作热情很高外，不难看出，张艺谋 已经具有了不愿承担家庭责任的倾向，只是我当时并没有能感到其中的严重 性。这段时间，张艺谋的情绪似乎特别不好。有一天晚上，我一觉醒来，
发现偌大的床上只有我一个人，不觉吃了一惊。四下里一张望，黑暗中看到 沙发那边有个红点一闪一闪的，是他坐在那里抽烟。我心头一紧，意识到他 心里一定有什么巨大的痛苦，这痛苦会是什么呢？是不愿和我结婚吗？是分 配工作不理想吗？我跳下床，蹲下身子，抱着他的腿，轻声问他：“ 你怎么 了？为什么事心里烦？是为了分配的事，还是… … ”
后来我才知道，那时候，学校已经风传让张艺谋他们去广西厂。由于 广西比较偏远，同学们都视若畏途，认为就像发配去西伯利亚一样。张艺谋 曾经联络了几个同学争取去潇湘厂，他们认为潇湘厂虽是新建，但毕竟在内 地，实力也比广西厂强些，加上分配到那里的名额多，同学们在一起容易形 成一股力量，容易干成事。谁知这一努力也失败了，这使张艺谋十分痛苦。
他对我说：“ 只有去广西厂了，这可能还是入学时和学校的不愉快，使他们 始终对我抱有成见。去广西厂后，我一定要奋发努力，干出样子来，让学校 请我回来，证明他们错了。”
除了广西厂别无选择，张艺谋也就死了心，准备提前往广西托运行李。
我也天天跟他上街，筹办这一切。张艺谋其实没有多少东西，除了一套铺盖，
一箱衣物外，最值钱的就算那一大纸箱子书！这是他上学四年一本一本积攒 起来的。他特别重视这只箱子的包装。除把书用细绳捆扎之外，还在纸箱上 捆了好几根铁丝，为的是即使遇上野蛮装卸，纸箱破了书也不至于散失。
就这样忙乱了近一个月时间，事情才稍稍有了头绪：毕业证已发，行
李书箱已托运，学校也正式放假了。姐姐一家三口要到西安探亲度假，他们 便把房子留给我俩使用。
直到这个时候，张艺谋的心、才算安静下来，才有了心思陪我玩。这 是我们在一起很少有的时间，我觉得只有在这种气氛中，我才能找回我自己，
才能感受到夫妻恩爱的真正乐趣。我们去了圆明园、八达岭、颐和园、北海，
照了一大批照片，这是我们在一起拍照最多、最集中的一次。此后再也没遇 上这样的机会。
到了后来一段时间，我明显地开始挑剔饭食，特别想吃酸东西，每次 去饭馆吃饭，总要一盘酸黄瓜，还没等饭菜上来，酸黄瓜早就一扫而光。开 始还不介意，后来细细一想，不由得脸红心跳，莫非是有了？我把这话告诉 张艺谋，他高兴得像个大孩子：“ 酸儿辣女，一定是个儿子！”“ 这几天要好 好看球赛，培养儿子的兴趣，长大了让小子踢足球！” 当时正是世界杯足球 赛期间，我被他的热情打动了，我们沉浸在对未来家庭生活无限美好的憧憬 之中。幸福的时光总是短暂的。在北京住了近两个月后，张艺谋的学校生活 和我们的蜜月同时结束了。
回西安途中，张艺谋谈了他以后的打算，他动情地对我说：“ 学校生活 的结束，就意味着拼搏开始了。我知道自己有许多闲难和局限，但就是要闯 一闯。我对自己有信心，不信干不出个名堂。在学校我一点儿也不比那些小 我七八岁甚至十岁的同学精力差，在许多方面我还优于他们。现在把我分到 广西厂，看起来不太理想，但什么都是有利和弊的。厂子不好，缺人，反而 会提供机会使我早日出头。” 说到这里，他停了停，深情地望着我，说：“ 说 实在的，我只是放心不下你，你现在怀了孕，最需要照顾，而我却远在广西，
无能为力… … ” 他的话使我感动得说不出话来，只是拉着他的手摇了摇，表 示我会自己照顾自己，不用担心。也许是为了排解忧虑，他笑了笑，继续说：
“ 我这个人，你也知道，事业心强。想干什么，一门心思都用上了，就是在 身边也不一定能照顾好你。” 我问他：“ 你有没有想过，找一个同行作妻子，
这样她就能和你一块干，对事业有好处！” 他说，“ 从表面道理上似乎是这样，
但我不愿意。首先，现在的女孩子我不了解她们，就拿我们班上那三个女同 学来说，我和她们没有多少共同的东西，生活、环境、经历都不一样，思想 感觉也不一样，这个差距很难弥补。而咱们相处了十几年，我极了解你，你 虽在事业上直接帮不了忙，但你在其它方面给了我很多很多，这就够了。再 说夫妻之间怎能整天谈什么艺术、事业，在外面谈已经够累了，在家里我需 要的是温顺的妻子，安逸的家庭。”
“智者千虑，必有一失”
１９８３ 年过了元旦不久，学校就放了寒假。这时我已有了七个月的身孕，
行动很不方便，我没有自己的家，回西安只好住在妈妈那里。那时在家里爸 爸妈妈什么也不让我干，我唯一的乐趣就是给张艺谋写信，盼他的回信。我 不好意思对父母直说心曲，只是每天催着父亲去收发室拿报纸，因为取报纸 的同时就能看到来信。有一次，我很长时间没接到张艺谋的信，心里直发毛，
整天掐着指头算日子，越猜想，越不安，怀疑他病了，出事了，最后实在忍 不住了，就借口户外活动对胎儿有好处，把父亲取报纸的钥匙要过来，每天 几趟跑去开报箱，但每次都很失望。我几乎支撑不住了，不想吃饭，不想睡 觉，父母也陪着我着急。有一天收发室分信件的人问我父亲：“ 肖老师，您 知道不知道肖华是谁？” 原来张艺谋把寄到我父亲单位的信，在封面上写了 我的名字，收发室的同志不知道是谁差点要退回去。这真是人们常说的“ 智 者千虑，必有一失。” 再精细的人也有疏忽的时候。
张艺谋在广西厂也很忙，厂里当时有个《凝视》摄制组（这部电影后 来改了名），张艺谋为了早点工作，积极要求参加这个组，做摄影助理。这 个组的导演是广西厂从北影借来的。张艺谋说那导演已快五十岁了，还没有 独立拍过片子，北影僧多粥少总轮不到他，像他这样被窝了一辈子的人不在 少数。据说，那个导演由于长时间不能发挥自己的才能，精神上的创伤极深，
越急越办不好事，说要在白桦树上找一个像眼睛一样的树疤，全组人一齐出 动，折腾了一个下午，也没找到满意的。还有许多相类似的情况，造成了时 间、财力上的浪费。广西厂领导痛心地说：“ 我们再不能花钱让别人练手，
一定要培养自己的导演。”
张艺谋对此非常感慨，生怕自己也这样被耽误了。他说要被这样窝了 十年八年，他也就完蛋了，他时时刻刻准备投入到工作中去。
没过多久，他毅然退出了这个摄制组，回到厂里和同学张军钊、肖风、
没过多久，他毅然退出了这个摄制组，回到厂里和同学张军钊、肖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