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動機

並非每個病人在家屬同意後都能如願地進行器官捐贈，器官捐贈工作像是跟 時間賽跑，講求時效，但家屬卻需要經歷悲痛、掙扎與時間的沉澱，才能回過神去 思考這樣意義重大的一件事。在家屬幾經掙扎的決定後，未完成器官捐贈，不只是 醫療團隊覺得惋惜，對於好不容易做出決定的家屬而言，心中的遺憾及錯愕更是需 要被持續地關懷。

以上案例都是研究者實際接觸的個案，透過實務經驗的器官捐贈案例整理分 享中可看見，當面對病人生命的不確定性或是即將消逝，家屬內心的預期性悲傷、

焦慮、慌恐、不知所措等複雜情緒是可想而知的。目前屍體器官捐贈的主要來源為 腦死病人，大多因車禍、高處跌落、溺水等意外而造成無法回復之頭部外傷、中風、

顱內出血、腦部病變、腦缺氧症等（中華民國器官捐贈協會，2010；李宥儒，2016；

柯 文 哲 ， 2003 ） 。 而 從 Holmes 與 Rahe (1967) 的 社 會 再 適 應 量 表 （ Social Readjustment Rating Scale，SRRS）¹中可見，當親人遭逢意外或面臨死亡等重大變 故，個人是處於最高層次的危機當中。在這一個突發的危機事件，醫務社工與家屬 的工作就更顯重要且有其絕對的必要性。另外，Berntzen 與 Bjørk (2014) 提及在 器官捐贈期間，照顧家屬被當作是最具有挑戰性的。因此，醫務社工如何引導家屬 適時地表達抒發情緒，並協助發展應對方式是非常值得進一步探討。

在台灣，醫務社工於器官勸募過程中扮演重要角色（王思涵，2012），然在研 究者的實務工作經驗中，也經常背負著醫療團隊的期待，擔負起器官勸募的重大責 任，而產生了不少勸募數量的壓力。除此之外，當背負著醫療團隊的期待去面對充 滿哀傷情緒的家屬時，內心容易產生拉扯的衝突，不知如何向家屬開口勸募，因此

1 1967 年由二位精神科醫師 Thomas Holmes 和 R. H. Rahe 發展出社會再適應量表（Social Readjustment Rating Scale，SRRS），其列舉每個人可能經歷的生活變動事件，並計算個人於某時期 所承受壓力的程度。

引發了研究者想要探討醫務社工與家屬工作中所遭遇的困境挑戰，以及因應的策 略方法。再者，了解醫務社工本身對於器官捐贈的看法，對與家屬工作態度及成效 的影響為何。

在器官捐贈實務工作經驗中，經常遇到病人生前未表明意願，以至於必須交由 家屬做決定，研究者以臨床經驗歸類，發現家屬考量同意或拒絕器官捐贈的原因有 許多，例如：家屬以想保留全屍、不捨病人再次開刀、本身反對器捐等理由拒絕；

即使病人曾口頭表明器官捐贈，且大多數家屬也認同，但由於家中具有權威的人物 反對而拒絕。然而，仍有家屬認同器官捐贈理念，以替病人積功德、希望對社會有 貢獻、幫助更多的人、病人生前善解人意、孝順、有愛心、熱心助人等特質，來揣 測其會贊同器捐等原因，而主動提出器官捐贈；此外，縱使家屬本身不認同器官捐 贈，但為了完成病人器官捐贈之心願而答應器官捐贈；以及，癌末病人在接近生命 末了時，想要對社會有所貢獻，和家屬溝通討論後，自行簽下器官捐贈同意書而捐 贈眼角膜等。然而，上述第二個案例的媽媽因無法得知器官捐贈是否為病人所願 意，而心裡感到忐忑不安及猶豫不決，由此可見，病人若曾主動表明器官捐贈意願，

家屬做決策時也會更加肯定及有力量，然在華人社會中，談論死亡是一大禁忌，較 少在家人間討論，因此引發研究者想了解醫務社工在民眾未習慣表達個人意願、保 有全屍等風俗觀念的挑戰情境中，如何進行器官勸募工作？

於急迫且短暫的時間內，讓家屬做出器官捐贈的決定，有賴於社工與醫療團隊 間的積極合作。器官捐贈採取醫療團隊合作的工作模式，而在整個器官勸募及捐贈 過程中，醫務社工扮演著一個非常重要且不可或缺的角色，除了要面對本身的價值 觀及內心衝突外，也必須學習如何與醫療專業團隊人員進行溝通協調；再者，擔任 主要與家屬工作的專業人員，過程中必須面對病人即將死亡的事實、家屬悲傷且不

知所措的情緒，如何給予家屬情緒支持、心理輔導等關懷服務，以及在適當時機進 行器官勸募實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此，研究者針對從事器官捐贈工作的醫務社 工，與捐贈者家屬的服務經驗做一深入的探討，透過此研究了解不同醫院的社工與 家屬工作的獨特經驗及做法，並尋找對器官捐贈未知的答案，以增進實務工作能力 及技巧，並提供有心從事器官捐贈之醫務社工明確的指導及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