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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使人覺得枯燥乏味，研究者如果貿然將「雅樂」與「俗樂」截然二分，可能無法 看清中國古代官方音樂娛樂的樣貌。22
因此，綜合歸納這些研究方向，可看到現今研究方向仍受材料局限。由於考古 成果多出於墓葬，學者對鐘的研究依舊很難跳脫關於禮儀葬俗的討論，就算利用圖 像材料研究樂舞百戲，學者仍須搭配傳世文獻的內容，但無論是記載官方制度或闡 發哲學思想的傳世文獻，其記錄重點仍著重在闡發禮樂制度及思想。而當傳世文獻 或考古成果較少出現與鐘相關的材料，學者往往將此現象解釋為時人對音樂興趣的 改變，或認為是因為「雅樂」及製作技術因戰亂失傳、漢人無力再現先秦古樂。但 從近年漢諸侯王墓葬出土樂器的考古成果來看，至少西漢時仍然有使用鐘，難道這 些墓葬出土的鐘只是用於禮儀的擺設？若不只是喪葬禮儀擺設，又該怎麼理解漢人 無法再現先秦古樂？又或許應該嘗試修改鐘的「衰落」時間與「衰落」的理由。
第三節 研究取徑
在選擇研究材料方面，礙於現今可見的材料有限，主要的研究材料仍仰仗傳世 文獻、考古出土的實物資料及畫像石等圖像資料。只是在使用這些材料時，還須留 意傳世文獻的作者及其時代，作者及其所處的時代亦可能影響他對所記載事物的看 法；使用考古出土的實物資料時，因本文所關心的重點仍放在「活人的世界」，故將 延續過去學者的做法，假設時人抱持「事死如事生」的態度，並以能發出聲響的實 用器為主，將不能發出聲響的明器作為對照組，同時也留意同身份但沒有出土實用 編鐘的諸侯王墓葬，無論該墓葬是否曾遭盜擾，並考量該沒有編鐘陪葬的諸侯王墓 葬是否因墓葬遭盜擾；圖像資料方面則考量漢墓畫像石有其格套，容易發現許多相 似的圖像，若遇到所見圖像多處相似，將只取其中一兩例圖像為代表。23
除了使用兩漢傳世文獻與考古出土的材料，音樂史學者的研究成果及觀點亦是 重要的養分，若這些研究成果因領域不同而被文史研究者忽略，十分可惜。透過音
22黃翔鵬，〈雅樂不是中國音樂傳統的主流〉，《人民音樂》1982年12期，頁11-12。
23參考：邢義田，〈漢代壁畫的發展和壁畫墓〉，收於：《畫為心聲：畫像石、畫像磚與 壁畫》(北京：中華書局，2011)，頁36-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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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的特性如何塑造或突顯該社會文化的特性。28Arjun Appadurai 曾指出：政治力量、審美品味、製造技術的知識等，皆會影響物品與社會文化之間的關係。29值得留意
24王子初，〈洛庄漢墓出土樂器述略〉，《中國歷史文物》2004年第4期，頁4-15；王子初，
〈西漢三王墓編鐘音律分析（下）〉，中國音樂（季刊）2017年第2期，頁58。
25黃翔鵬，〈雅樂不是中國音樂傳統的主流〉，《人民音樂》1982年12期，頁11-12。
26李純一，《中國上古出土樂器綜論》，頁145-298。
27李建民，《中國古代游藝史——樂舞百戲與社會生活之研究》，頁80-87。
28黃應貴，〈導論：物與物質文化〉，收於：黃應貴主編，《物與物質文化》(台北：中央 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2004)，頁4-5。
29Arjun Appadurai, “Introduction: commodities and the politics of value.” In Arjun Appadurai edited, The Social life of things: Commodities in cultural perspective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6), pp.3-59.
30湖北省博物館編，《曾侯乙墓》(北京：文物出版社，1989)，頁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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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參考IgorKopytoff 的觀點，他將物品分為商品及非商品，其中所謂的非商品 便是指物品被壟斷、限制擁有者身分等方式，脫離交易市場，而最常見的情況便是 統治者透過壟斷該物品、使該物品變得稀有珍貴，進而用來凸顯擁有者的身分地位，
且由於物品變成非商品，一旦它的珍貴稀有價值不再受重視，昔日的「無價之寶」
亦可能成為「沒有價值的物品」。31從目前歷史研究成果可知，秦漢統治者皆透過許 多方式建立皇帝權威，如：宗廟、宮室、禮儀制度。32而從官方宗廟儀式的記載裡，
也常可看到鐘的身影，顯然Kopytoff 所提出的想法，可能有機會用來解釋鐘在兩漢 的發展情況，甚至有機會用來解釋鐘的「衰落」原因。
綜上所述，本研究將盡可能收羅整理文史學者、音樂史學者對兩漢音樂及鐘的 研究，讓未來文史領域的研究者亦能留意音樂史學者的研究成果，同時也選擇先跳 脫「雅樂」與「俗樂」之分，將史料所見的音樂活動皆納入考量。而考量兩漢考古 成果所見的鐘本來就偏少，加上傳世文獻若提及鐘，並不會刻意記載是紐鐘或甬鐘，
各家學者對於鐘的分類也有所不同，故在爬梳材料時，選擇將所有類型的鐘納入考 量，著眼於鐘的使用情況。
在時代斷限方面，由於本研究欲探討鐘於先秦以後「衰落」的時間及原因，以 及鐘在兩漢人生活裡所扮演的角色，考量傳世文獻作者生活的時代，若使用記載東 漢歷史的傳世文獻，其作者所生活的時代多可能在三國魏晉之後，故本研究雖著眼 於兩漢，偶爾亦可能提及三國、魏晉時的史料。
31Igor Kopytoff, The cultural biography of things: commoditization as process. In Arjun Appadurai edited, The Social life of things: Commodities in cultural perspective, pp.64-91.
32邢義田，〈中國皇帝制度的建立與發展〉，收於：《天下一家：皇帝、官僚與社會》(北 京：中華書局，2011)，頁9-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