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緒論
第二節 研究回顧
第二節 研究回顧
關於蘭嶼、達悟族的研究，從日治時期起已有不少人類學、考古學、民族 學等研究，戰後的研究除了延續人類學為主流外，也因各階段國家政策與時代 氛圍對蘭嶼產生不同影響，開始出現檢討國家政策對達悟族造成政治、環境、
文化等影響的研究。至 1990 年代前後，關於達悟族作者以自身和族人的生活 經驗、從小熟稔的部落文化作為研究方向，這類以「內在研究者」為主、逐漸 模糊過去研究者與研究對象間的界線、以參與和觀察為主軸的著作也逐漸興盛。
而本研究將研究回顧分為：一、達悟族「土地觀」及蘭嶼土地問題相關研究；
二、原住民土地相關研究；三、日治時期的「理蕃」政策及「蕃地」相關研究 等三類。
（一）達悟族「土地觀」及蘭嶼土地問題相關研究
從日治時期起，蘭嶼、達悟族已是人類學家、考古學家、民族學家等研究 重點之一，至戰後關於蘭嶼、達悟族的研究更是日益增加。蘭嶼進入日治時期 或戰後，在住居與土地使用上有何變遷，或達悟族面對國家、現代化與傳統互 相衝突時如何肆應，至今皆有探討。不過大部分的研究出自於人類學、考古學、
地質學、語言學、生物學、政治學等領域，雖然這些領域的著作幾乎都會注意 到蘭嶼的歷史或列出大事年表，但基於研究主題並非聚焦於土地問題，因此對 於蘭嶼的土地問題多限於簡介性質，或針對事件做短程的歷史論述，至於歷史 學的研究則相對缺乏。
以達悟族史為主軸的著作，如《臺東縣史：雅美族篇》、17 《臺灣原住民 史：雅美族史篇》，18 兩者皆以通史呈現蘭嶼自古至今的歷史進程，不過兩者 敘述的角度與各時期的比重有著鮮明差異。前者從神話傳說到戰後皆有著墨，
特別是達悟族的神話與傳說、社會與文化的著墨尤為豐富，亦運用許多日籍人 類學家的研究，詳盡呈現達悟族的歲時祭儀與社會組織，但歷史書寫較少，「文 獻歷史資料上的蘭嶼」從荷蘭時期、清代到日治時期僅有十頁篇幅，而戰後的 歷史多以年表呈現。後者則由當時漁人部落的董森永牧師主筆、中研院民族所 余光弘研究員修訂，不同於《臺東縣史：雅美族篇》的敘事角度，《臺灣原住 民史：雅美族史篇》以達悟族的視角來記錄蘭嶼的歷史，文中除了豐富的口傳
17 陳玉美纂修，《臺東縣史：雅美族篇》（臺東：臺東縣政府，2001）。
18 余光弘、董森永，《臺灣原住民史：雅美族史篇》（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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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知當時的紅頭嶼可能有八個部落，分別為 Imourod（紅頭社）、Ivarinu（野銀社）、Ivariminuk
（東清社）、Dimawawo（舊社）、Irarai（漁人社）、Yayu（椰油社）、Ivatashi（伊瓦塔司社）、
Iratai（漁人社）。至 1929 年（昭和四年）台北帝國大學土俗人種學研究室的移川子之藏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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惜的是當時調查團隊在時間有限的情況下，無法將訪談達悟族耆老得來的傳統 地名繪製成地圖。22 然而，時至今日許多達悟族的傳統地名早已被國民政府 易名並立碑宣揚，逐漸凋零的耆老、正在消失的地名都讓達悟族原有的「土地 觀」與對土地的觀念慢慢瓦解，使得這份調查報告更加珍貴。此調查報告是以 人類學、民族學的角度探究達悟族的社會組織，文中使用大量的日治時期人類 學、民族學與考古學等研究，在書寫上偏向於現象分析，較無法呈現貫時性的 達悟族社會組織變化。
由達悟族作者以自身生活經驗為主軸的相關研究，則有達悟族作者夏本奇 伯愛雅的兩本著作─《雅美族的社會與風俗》、23 《雅美族的古謠與文化》，24 兩 書皆討論達悟族「土地觀」的敘述完全一致，文中提到達悟族六部落的土地界 線是明確且獲各部落認同，而政府在規劃土地時卻不顧達悟族的傳統「土地觀」， 導致後續問題層出不窮，不過兩書的討論皆無貫時性的比對，只能得知政府規 劃蘭嶼的土地時，並未考量到達悟族的「土地觀」。達悟族作家夏曼‧藍波安在 清大人類學所的碩士論文〈原初豐腴的島嶼─達悟民族的海洋知識與文化〉，25 則是以研究者和參與者的角度切入達悟族的海洋文化，雖然前四章的重心都在 達悟族如何看待海洋，但第五章提到達悟族男人的山與海之於社會的關係，父 親傳承兒子山林與海洋的經驗，讓山、海認識男孩的靈魂，而母親則傳承女兒 水芋田的知識，讓水芋田認識少女的靈魂。因此作者也提到即便蘭嶼可耕作的 土地不多，但達悟族對於土地與其靈魂信仰仍緊緊相依。上述提到達悟族「土 地觀」的著作，雖皆以達悟族的角度闡述族人與土地的關係和意義，但也因這 幾本著作的焦點不在歷史，因此對於蘭嶼在各時期的歷史皆無太多著墨。
探討達悟族人與土地意義變遷的著作，以黃旭的碩論《雅美族之住居文化 及變遷》26 與本研究要探討的主題最為接近，作者以文化是一個動態的現象 作為前提，文化生態學為基礎，進而在批判和重建中建立架構，其中第三部分
「雅美族國家層次住居文化之探討」，將日治時期至戰後國民政府在蘭嶼所實 施的政策及影響一一列出，進而比較達悟族因政治力所導致的聚落變遷與空間 上的轉變。不過黃在第一章提到「由於日人認定無開發價值，為保存作為人類
22 衛惠林、劉斌雄，《蘭嶼雅美族的社會組織》，頁 131-134。
23 夏本奇伯愛雅，《雅美族的社會與風俗》（臺北：臺原出版社，1994）。
24 夏本奇伯愛雅，《雅美族的古謠與文化》（臺北：常民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96）。
25 夏曼‧藍波安，〈原初豐腴的島嶼─達悟民族的海洋知識與文化〉（新竹：國立清華大學人 類學系碩士論文，2003）。
26 此篇碩論已出版，參見黃旭，《雅美族之住居文化及變遷》（臺北：稻鄉出版社，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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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研究園區」，27 對此筆者贊同直到戰後國民政府來臺前，達悟族尚能維持對 環境的自主性及其社會文化，不過筆者認為日治時期官方在蘭嶼並未積極開發，
只限於剛接收蘭嶼並經調查無殖產之利而對其治理方針未定之際，而後日本政 府陸續針對達悟族的經濟、土地、教育、衛生等層面進行規劃及研擬法規，亦 顯示日本政府對蘭嶼的企圖心。此外，官方雖然重視蘭嶼在人類學研究上的價 值，但並未正式將其設為人類學研究園區或保留而禁止開發，相反地，官方因 應不同時期的需求調整對蘭嶼的施政方針。
同樣以達悟族與居住空間及土地作為探討對象的研究，還有魏國金的碩論
〈人與居存土地關係的探究─以蘭嶼空間為例〉，28 雖然文章以人與居存土地 關係為題，但在作者進入討論時，可知有三條主軸在互動及對照，分別是國家 權力、達悟族與「蘭嶼」這個空間，作者以海德格的「現世存有」與傅柯的權 力理論做為展開討論的基礎，深入分析當國家權力進入蘭嶼，重新分配權力與 塑造蘭嶼不同於以往的形象和意義後，牽引出在蘭嶼空間受到國家權力的強制 改變下，各時期達悟族人與土地關係的變奏。林家賢的〈土地利用變遷分析初 探：以蘭嶼鄉椰油村 1981 年至 2004 年間為個案探討〉，29 則直接切入椰油村 在 1981 年到 2004 年的土地變遷，作者主要以航空照片、相片基本圖、地籍圖，
作為比對土地是否發生變遷、計算土地變遷面積量的基礎，探討如政經、技術、
文化等影響土地利用變遷的結構因子，如何影響土地利用變遷，如政經因素影 響建地最深、文化因素則影響水田與旱田的比例、技術因素則影響林地增加最 劇。黃郁茜的碩論〈「交換」與「個人主義」：蘭嶼野銀聚落的例子〉，30 重心 雖在討論達悟族的「交換」對應哪些社會範疇的建構、在交換中界定個體，但 第二章談論日治時期，也和以往蘭嶼相關研究相似，主要以官方的「封島」作 為基礎論述，而日治時期達悟族交換外來物品的情況，則以稻葉直通、瀨川孝 吉合著的《紅頭嶼》為主要材料；另第七章競爭性的交換中，則提到土地登記 制所帶來的改變，土地登記制改變了達悟族對於土地使用權的思維，貨幣漸漸 成為誰擁有土地的先決條件，也進入傳統的交換體制裡。以上著作雖然都聚焦 於戰後國民政府處理蘭嶼的土地，仍提供筆者對於書寫達悟族土地史的概念。
27 黃旭，《雅美族之住居文化及變遷》，頁 121。
28 魏國金，〈人與居存土地關係的探究─以蘭嶼空間為例〉（桃園：國立中央大學哲學研究所 碩士論文，1994）。
29 林家賢，〈土地利用變遷分析初探：以蘭嶼鄉椰油村 1981 年至 2004 年間為個案探討》（花 蓮：國立東華大學自然資源管理研究所碩士論文，2005）。
30 黃郁茜，〈「交換」與「個人主義」：蘭嶼野銀聚落的例子〉（臺北：國立臺灣大學人類學研 究所碩士論文，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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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高德義主持的原民會計畫《原住民族習慣調查、整理及評估納入現行法 制研究：排灣族及雅美族》，31 則透過大量文獻與口述訪談作為基礎，探討原 住民傳統法與現行法制差異、矛盾及納入現有法制的可行性。其中第六章第三 節以訪談、實際案例做為主軸，對於達悟族面對不同土地類型時，如何決定土 地使用權的歸屬、族人對於土地利用的原則，皆有詳細的分類與敘述。同為計 劃參與者的楊鵑穎則依據上述計畫，完成碩論〈傳統習慣、國家法與土地權：
以排灣及雅美族為例〉，32 以原住民傳統法作為討論基礎，探討原住民傳統法 與現有法制有何差異與矛盾，並提出應將原住民傳統法納入現有法制的構想，
以排灣及雅美族為例〉，32 以原住民傳統法作為討論基礎，探討原住民傳統法 與現有法制有何差異與矛盾，並提出應將原住民傳統法納入現有法制的構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