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方法與研究資料 - 台灣認同的起源與政治效果之研究(I)

本研究將運用兩年的時間，預定在第一年進行第一次全國性電話訪問，以及焦點團體研究法，探討台灣民眾的台灣認同之起源以及測量方式，並運用所的成果，建構測量工具，進行大規模的抽樣調查。第二年則運用前一年所蒐集資料，分析台灣人認同對於民眾政治態度以及政治行為的可能影響，並進一步研擬測量工具，進行第二次的全國性電話訪問。由於焦點團體研究法在國內政治學界的運用並不多見，因此，以下將詳述這種研究方法的特性以及本研究採用的原因。

壹、研究方法：電訪與焦點團體

一、電話訪問

本研究採用「電腦輔助電話訪問系統」（CATI）進行全省電話訪問來蒐集資料。訪問對象是以設籍於台灣、年滿二十歲、具有投票權以及居住於住宅或住商混合區之電話用戶為訪問母群。以下針對本次調查訪問之調查訪問範圍、

母群定義、資料蒐集方式及抽樣方法，茲分述如下。

（一）調查訪問範圍

訪問範圍為台灣地區（不含金門、馬祖）年滿二十歲以上的成年人為本次調查的訪問對象，對於台灣民眾的族群認同、兩岸關係、和黨派立場等政治態度，以及相關的政治行為，做系統的資料蒐集。

（二）抽樣方法

本研究的抽樣方法為電話簿抽樣法。分別以「中華電信住宅部 94 年版電話號碼簿」、「中華電信住宅部 95 年版電話號碼簿」為兩次全國性電訪之母體清冊，依據各縣市電話簿所刊電話數佔台灣地區所刊電話總數比例，決定各縣市抽出之電話個數。先以系統抽樣法抽出各縣市電話樣本後，為求完整的涵蓋性，再隨機修正最後二碼及四碼，以求接觸到未登錄電話的住宅戶。電話接通後再由訪員按照戶中抽樣的原則，抽出應受訪的對象進行訪問。本研究為獨立樣本電話訪問。

二、焦點訪談法

本研究另將採用焦點團體發的研究方法，探探索上述問題。有關焦點團體法在國內政治學界的應用並不多，其中，系統性地對焦點團體介紹以及應用者

以游清鑫（2002）以及鄭夙芬（2004、2005）為代表。此處，僅簡單介紹焦點團體法的歷史沿革、其優缺點以及分析策略。

（一）焦點團體的定義與應用

焦點團體研究法較為通用的定義是：一群具有某些特定特質（例如人口學特徵、性格特徵、經驗、態度、信仰或行為）的人們（通常是 6～8 人），於一個舒適輕鬆的環境裡，在主持人(moderator)引導之下，透過團體討論的方式，

提供與研究主題相關之質化資料的一種研究方法。其目的是去探索人們對某個特定主題的態度及感覺，從而瞭解隱藏在其行為背後的原因。這個定義指出焦點團體是一種有具有特定目的、大小、組成份子及程序的特殊型態團體

（Krueger and Casey, 2000:4）。換言之，焦點團體研究法的精神在於：(1)參與者必須有相同的特質，以營造心理上可以分享經驗及意見的舒適環境；(2)主持人不是參與者，其工作是依照設定的討論主題，提出問題讓參與者討論；(3)必須是一種團體討論的形式，研究者方能觀察意見的形成過程及擷取團體互動的效果；(4)產生的資料是質化資料，必須經過仔細謹慎且系統化的分析，團體討論的資料才能提供一個意見、態度、產品或服務如何形塑的過程及發現探究其內在的解釋因素。

在過去的廿年中，焦點團體研究法受到學術界的廣泛注意與應用，許多關於焦點團體研究法的書籍與文章都指出，焦點團體是學術界最經常用來蒐集質化資料的研究方法之一（Barbour and Kitzinger, 1999、Bloor et al., 2001、Byers and Wilcox, 1991、Greenbaum,1998、Krueger and Casey, 2000、Morgan, 1996、

Vaughn et al.,1996）。焦點團體研究法之所以成為一種廣泛應用的研究方法，

與其蒐集質化資料的能力、所蒐集之資料的性質、以及與應用上的多元性有關。就蒐集質化資料的能力而言，焦點團體研究法強調塑造一個讓參與者願意及可以談話的環境，以鼓勵參與者針對研究者有興趣的主題互相對談、問彼此問題、對彼此的經驗或觀點做出評論，此一研究方法的精神即在於透過討論的集體行為，來蒐集與人們意見及行為有關的資訊。而在資料的蒐集過程中，誠如 Byers 與 Wilcox (1991:64)所言：「焦點團體提供研究者看到過程進行的機會，研究者得以觀察變遷如何在參與者之間及討論之中發生、參與者如何回應問題，以及他們彼此間的互動情況。」因此，不論就資料提供者的提供方式或研究者的觀察角度而言，焦點團體研究法都是一種相當有效的研究工具。

就焦點團體所蒐集之資料的性質而言，Kitzinger 與 Barbour (1995:5)也認為：「焦點團體非常適合用探索人們的經驗、意見、期望及關心的事，尤其有利於讓參與者自發性的塑造自己的問題、構想及概念，並以自己的言語來說明自己的重點。」因此，以焦點團體研究法所蒐集的資料，相當符合質化資料在

發現探索新事物（exploration and discovery）、瞭解意見態度的背景脈胳及深度 (context and depth)以及提供詮釋事件之資訊(interpretation)等三方面的優點。

Morgan(1997:2-3)認為焦點團體研究法在應用上有三種不同的層次：(1)可以是一個獨立（self-contained）的資料蒐集方式：即研究的資料蒐集完全藉由焦點團體的訪問取得，而成為一個完整的研究之基礎，研究成果則完全基於焦點團體的資料；(2)可以是一個補助性（supplementary）的資料蒐集方法：焦點團體方法經常在以量化方法為主的研究中，做為一種提供輔助性資料的來源，

例如提供調查研究問卷設計所需的資料，或為發展應用計畫及發明提供所需之具體內容；也可以做為一種為主要研究方法提供後續資料的來源，例如可以在對調查結果瞭解甚少時，做為繼續追查的方法，或以之評估一個計畫或發明的成果；(3)可以是一個採用多重研究法（multimethod）的研究中的資料蒐集方法之一：採用多重研究法的目的，在於擷取各種研究法對於幫助研究者瞭解研究中各種現象，所能提供的個別貢獻，而焦點團體在此一混合性方法的研究中之相對地位，取決於研究者對資料的需要、田野環境的情況與限制等因素。就焦點團體的三種應用方式，可以組成幾乎可謂無限制的研究方法組合。本研究即利用焦點研究法的上述特性，蒐集有關民眾台灣人認同形成、持續與變遷的相關資料，據以建構新的測量工具，並結合量化的抽樣調查，讓質性資料提供量化結果的深度，也讓量化資料得以驗證質性資料的廣度。

（二）焦點團體研究法的優缺點

對於焦點團體研究法優缺點的討論，通常都與此一研究法的本質與執行過程相關。綜合而言焦點團體研究法大致有下列六種優點：(1)參與者不受限制地發表意見：通常一個執行正確的焦點團體鼓勵參與者公開及自由地發表其觀點、經驗及態度；(2)主持人有較大的彈性：相較於個別訪問，焦點團的主持人可以就列舉的主題去傾聽、思考、探索、發掘及形塑參與者的直覺及意見；(3) 易於控制情況：焦點團體在探索調查研究所無法觸及的關聯性問題上有其可檢驗性；此外，主持人也可以視團體討論現場之情況，若有問卷上所列之外的重要問題出現時，可以試圖另闢途徑來探索之；(4)節省時間：同時找來多位參與者在一至兩個小時的時間內進行訪問，比起個別訪問同樣數目的受訪者，在時間上有效率得多；(5)資料的可詮譯性：雖然焦點團體資料通常包含相當廣泛的回答，但在仔細的分析之下，參與者對事件的看法及採取何種立場的原因，通常是相當清楚的，亦即透過團體成員的互動，提供研究者理解參與者立場，以及解釋一致性及差異性的寶貴資料；(6)提供基本的探索性資訊：當對於所要調查的目標所知甚少時，焦點團體可以提供建構研究問題及假設的基礎（Byers and Wilcox 1991；Holly Edmunds 1999；Morgan 1996）。

至於對焦點團體研究法的批評，集中在：(1) 成本問題：進行焦點團體的支出，除了參與者的出席費、提供的餐飲費用及錄音錄影耗材之外，還可能會包括主持人的費用、場地的租用費、錄音資料轉換成書面資料的費用、資料處理及分析費等等，因此研究之經費可能不會低於調查研究的支出；(2)主持人對團體討論的影響：在焦點團體的討論中，主導討論的議程及主題的是主持人而不是團體本身，而且主持人對於焦點團討論的控制，可能會打斷團體的互動；

再者，焦點團體參與者的談話情境是製造出來的，結果可能流於僅是成為一種

「會議」的形式。然而 Morgan(1996:139, 145-46)認為在社會科學的研究中，主持人應採用對團體的動態控制較少的方式，允許參與者依其意願多談或少談，

而且在清楚地界定研究目的的原則之下主持團體的討論，則主持人的效應很少像在調查訪問及個人訪談中的訪員效應一樣，對焦點團體的工作產生限制

（Morgan 1996:139, 145-46）。(3)團體效應的產生：參與者可能因為團體的規範而比較傾向符合社會道德的回應，或者因為團體中多數人持同一意見，即使自己有不同的看法，也轉而附合多數人的意見；此外，參與者的態度也有可能會因團體的討論而改變、強化或兩極化；(4)分析結果不適合用於推論：焦點團體的參與者是自願性的，有可能比一般以抽樣而來的受訪者具有較為外向、直率、好交際的特質，若以焦點團資料的分析結果來行推論，會有偏差的結果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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