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arles Taylor 認為任何有意識的行為，必然源於一種「詮釋的基準」
(horizon of interpretation)，否則必將流於「恣意妄為」(蕭高彥 1998﹕491)。這 種「詮釋基準」最終乃根源於行為主體的「認同」，也就是自己對於「己身究 何所屬」問題的定位。因此，對 Taylor 而言，「認同」乃是行為主體進行判斷 時「無可逃避的框架」(Taylor 1989/2001﹕3-33)。
如果從同一角度出發來說明個人或是集體的「政治行為」，則如江宜樺所 言﹕「國家認同問題的重要性在於它牽涉到一個政治共同體成員『自我命名』
及『自我瞭解』的過程。由於『自我』如何界定，常常是主體產生行動的『先 決條件』或『預設條件』，因此許多人認為『國家認同』問題，是政治共同體 最『根本』的問題」(江宜樺 1998﹕3，括號由申請人所加註以強調其內容)。同 樣地，吳乃德亦有類似看法，他認為「民族認同是當代台灣政治最重要，最顯 著的議題。不論是現在或未來，民眾的民族認同之態度和內涵都是兩岸關係中 最重要的變數。」 (2005：6) 因此，對台灣民眾而言，台灣認同當然是一個政 治行動的重要參考與詮釋基準。而其分佈的變化趨勢，更與台灣的選舉政治以 及兩岸的互動，有重要的政治意義。
本研究以「台灣認同」為研究主題，自當從國家認同與族群關係的相關文 獻探討入手。以下，將先檢閱國內外相關文獻。
壹、國外相關研究
國外與認同相關的文獻頗多，究其根源，應始自民族主義的研究傳統以及 民族主義起源的爭論兩個主題。而對於國家認同與族群認同之間關聯的幾種解 釋途徑、族群接觸與族群競爭的討論以及族群態度對於民眾政治態度與政治行 為的影響，國外的文獻相當豐富。以下，就依序加以介紹。
一、「民族主義」領域的研究傳統﹕「集體連綴」與「文化慣性」
國外有關「國家/族群認同」(national/ethnic identity) 之討論，基本是依循
「民族/國族主義」之研究傳統 (參考如 Geoff and Suny 1996; Hutchinson and Smith 1994; Hutchinson and Smith 1996﹔石之瑜 1999、2001﹔江宜樺 1998﹔汪 宏倫 2001)，追本溯源，如 Benedict Anderson 所言，西方有關「民族/國族主 義 」 的 研 究 ， 在 過 去 20 多 年 中 ， 無 論 於 方 法 於 理 論 ， 均 取 得 長 足 進 展 (Anderson 1991/1999﹕第二版序，頁 1)。
上述「當代理論」 (如 Gellner､Anderson､Hobsbawm 等) 之主要特徵在於 (可參考 Carulo 1997﹔江宜樺 2000﹕36﹔汪宏倫 2001﹔徐迅 1998)：(1) 多集中 探討有關「民族主義/民族國家的起源」問題 (如前述著作)，(2) 多將「民族/國 族主義」的起源﹐歸因於其「現代化」社會背景 (如工業主義，資本主義、社會 動員、現代戰爭、大眾傳播、現代官僚-國家機器等之興起) (Smith 1995/2002﹕
34)，(3) 多將此「民族/國族主義」式的集體認同，理解為「共享的文化」
(shared culture) (Gellner 1997/2001: 4)，或如 Geertz 所言，「作為『文化體系』
的意識形態」 (1973/1999﹕221-66)，(4) 故此類文獻亦多強調「民族/國族主 義」中之建構成份，如Anderson 便將其定義為「文化的建構」(cultural artifacts) (Anderson 同前書﹕9)，而以「主觀面」為其核心特質所在。
不過，上述理論傳統存在兩項限制，一則乃其「方法論上的集體主義」
(methodological holism)，理論建構於「集體層次」，因而若論及理論之「微觀 基礎」(micro-foundation)，則完全須仰仗連結「個體」、形成「集體」的機制 (李廣均 1996﹔陳朝政 2002)。其次則為其高度側重「結構的型塑力量」
(structural force)，往往隱含「過度社會化的個體」(over-socialized concept of man) 預設，以致高度凸出此「共享文化」的「慣性」，無力解釋較為劇烈的「認同 變遷」(李廣均 1996﹔陳朝政 2002)。就前述表一所見，台灣民主化的過程當 中，許多重要認同皆呈現重要的消長趨勢，因此，就本研究而言，「認同變 遷」應是一個觀察重點。
二、「民族認同」的爭論：「原生說」對「工具說」、「消亡觀」對「崛起 觀」
目前之「民族/國族認同」領域，存在有「原生說」(primodialism 或稱「本 質 說 」 essentialism) ， 與 「 工 具 說 」 (instrumentalism 或 稱 「 建 構 說 」 constructivism) 之爭辯 (如 Smith 1995/2002﹕33-58)。「原生說」強調「族群認 同」之本質遺緒，而「工具說」則側重「族群認同」之當下建構，兩造之爭 論，仍時見於相關文獻之中。
另一方面，目前有關「民族/國族認同」的研究領域，在「全球文化」強烈 衝擊各個國家的當下，亦有民族/國族認同「消亡觀」與「崛起觀」的爭議。前 者如 G. Pascal Zachary 所稱﹕「[處於全球時代中] ，國家和族群不再能給所有 人共同的認同。…[全球時代的人們] 將由重疊的忠誠和與眾不同的自我定義來 界定」(1999/2002: 24-26)。甚至如「民族主義」的重量級學者 Hobsbawm 亦作 如是觀，他認為﹕「未來的世界歷史，絕不可能是『民族』和『民族國家』的 歷史… [未來]我們將看到民族國家和族群語言團體，如何在新興的超民族主義
重建全球的過程中，被淘汰或整合到跨國的世界體系中」(1990/1996﹕252)。但 另方面，Smith 卻強烈批評此「經濟化約」傾向，並指出﹕面對「全球/普遍文 化」之襲捲，人們對自身「文化/民族認同」的依戀，必將更加熾烈，證之以
「族群衝突」的強度與數量，仍係與日俱增，甚至高度工業化國家亦然。Smith 因而認為﹕「我們看不出有形成『全球認同』的趨勢，也見不到有這樣的呼 聲，更不確定有以世界主義『膚淺文化』，取代現存『深厚文化』之集體健忘 症發生的可能」(1995/2002: 14﹐譯文經申請人略加修改)。
而本研究的台灣認同在面對兩岸的經貿交流以及文化互動頻仍之際，本是 華人文化的共同性、政治制度的不同安排以及經濟利益上的彼此吸引，究竟會 激盪出何種結果，實值得觀察。
三、國家認同與族群認同之間關聯的幾種解釋途徑
對國家的認同或是歸屬（national identity/national attachment）以及對自己 所屬族群的認同或是歸屬(ethnic identity/ethnic attachment)之間，是一致的還是 有衝突的？這個問題，在任何多元族群的社會中，是特別重要的。Sidaniu 等人
（1997）整理學界對於此一問題所提出的至少三種解釋。第一種即所謂熔爐的 觀點（melting pot perspective），該論點強調個人不重視自己原屬的族群團體而 融入自身目前所處的國家中。因此，如果此一觀點成立，各族群團體對於國家 的認同應該不存在差異，而且對自身族群認同的強度與國家認同之間，應該不 存在關聯性甚至是負相關。第二種是族群的多元主義（ethnic pluralism），該論 點認為，各族群團體仍然維持其區別性，不過，族群間認為彼此是社會的平等 伙伴，而個人可以同時對所屬族群團體以及國家抱持正面的認同（de la Garza, Falcon, and Garcia, 1996）。至於團體支配（group dominance）的途徑（Sidanius 1993）則認為在多元族群的社會經常是一個族群支配其他族群。支配的族群認 為他對於國家的資源以及符號具備有所有權。因此，該途徑隱含一個以團體為 基礎、階層式建構的社會。而對於支配團體來說，其國家認同遠高於被支配的 團體。Sidaniu 等人（1997）運用針對以色列境內的猶太人與阿拉伯人以及美國 境內針對白人（即歐洲裔）、非洲裔、拉丁裔以及亞洲裔民眾進行跨國以及跨 族群的比較研究，雖然結論對於上述三個解釋都可以找出部分的支持，不過，
團體支配的解釋似乎更勝一籌。
四、族群接觸與族群競爭的討論
在多元族群的社會中，族群之間或許刻意隔離，或許有密切的接觸，彼此 對於各種資源之間，有時也存在著合作或是競爭的關係。因此，這些接觸與競 爭對於不同族群的政治態度或是族群態度是會激化對立？還是可以藉著增進瞭 解而促進和諧？學者們針對上述情況所做的研究，主要的理論包括了族群接觸 假說以及族群競爭模型。
族群接觸假說（contact hypothesis）認為當族群之間是在平等社會地位 下，為了共同或是互賴的目標而接觸，此種不同族群間的接觸有助於族群間的 容忍與和諧（Allport 1958, chap. 16; Pettigrew 1971: 274-78;轉引自 Belanger and Pinard, 1991: 450）。由於不同族群之間隔離所導致對於彼此的陌生，因此，不 同族群間的接觸對於化解過去的刻板印象（stereotype）以及敵意（hostility）有 其正面效果。Sigelman 與 Welch（1993）也發現：由於社會中族群分佈的比例 不均，因此，以白人為多數的美國，當黑人擁有白人朋友或是白人居住在與黑 人經常接觸的區域，彼此的族群敵意都會降低。
而族群競爭模型（ethnic competition model）則強調現代化帶來族群之間在 工作、住屋以及其他有價值資源的競爭。當族群間的競爭增加，以族群為界線 的族群衝突以及社會運動也隨之發生（Barth 1969; Hannan 1979; Olzak and Nagel 1986; 轉引自 Belanger and Pinard, 1991: 446）。
Hannan（1979: 272-273;轉引自 Belanger and Pinard 1991: 455）認為，當兩 個族群團體在職業分佈上愈相近，彼此之間的競爭愈激烈。不過，Belanger 與 Pinard（1991: 455-5）觀察多族群的瑞士之情況發現，瑞士境內法語以及德語居 民在職業上分佈相近，卻是一個異常和諧的社會。因此，Belanger 與 Pinard
（1991）指出，不同族群之間的工作競爭未必會導致族群之間的衝突。他們認 為，族群間的工作競爭會導致族群衝突，必須具備以下必要條件。該競爭必須 被視為不公平的、該競爭關係必須不具備競爭的族群間互賴的特性以及競爭的 標的物必須是集體的而非個人的財貨。Belanger 與 Pinard 進一步分析加拿大魁 北克省的獨立運動，他們發現，不同族群之間的工作競爭未必導致他們支持分 離運動，不過，當不同的族群認為工作競爭是不公平或是不同族群在工作上的 彼此依賴程度降低時，他們對於魁北克獨立運動的支持顯著提高。
五、族群態度對於民眾政治態度與政治行為的影響
有關族群態度對於民眾政治態度以及行為影響的相關討論，是美國政治學 界的一個研究重點。相關的文獻不勝枚舉，且偶見不同立場學者熱烈交鋒（如 Sears 等人 2000 所編一書，Kinder 與 Sniderman 的熱烈對話）。本研究選擇
「符號政治」（symbolic politics）與「自利」（self-interest）兩種解釋途徑來加 以說明。
「符號政治」一詞進行研究最知名的學者，首推 Murray Edelman (1964, 1971)之研究。他認為，一般大眾憂慮其所處環境充滿威脅且複雜卻無力改變，
因此，他們藉著依附一些由政治菁英所提出的政治迷思或是儀式等政治符號，
來簡化複雜的政治世界，並減緩其內在焦慮與不安。政治菁英藉著提供一些政 治敵人、團體認同或是對領袖的依附，減輕一般民眾的壓力，並將其精力，轉 而投注到群眾暴力或是政治順從。依據Sears (1993) 的整理，他認為 Edelman 的 符號政治學有六個主要命題：
1. 危機無所不在，所以民眾持續感受威脅並感到憂慮。也因此，造就
1. 危機無所不在，所以民眾持續感受威脅並感到憂慮。也因此，造就